领域化理论视角下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

乡村地区的旅游发展带来乡村社会空间的快速变迁与重构。对此,现有研究主要侧重空间生产过程的分析,而空间生产与权力关系之间的联系尚未充分理论化。论文以丹霞山青湖塘村为例,借助领域化理论,分析了多元主体的领域化行为所引发的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总结了其中交织的权力—空间关系及社会空间变迁机制。结果发现：乡村旅游社区社会空间变迁是一个持续的领域化过程,是由“领域的社会组织”与“社会的领域组织”之间的交互作用所引致的,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自上而下的管控权力还是自下而上的抵制权力,只有通过领域建构实现空间化才能实现真正的控制,权力关系正是在空间化中实现了生产与再生产。基于此,论文对旅游地社会空间变迁中的“权力—空间关系”进行了初步理论化,并讨论了领域化分析对于旅游社区产权制度实践、旅游地空间治理等问题所具有的启示意义。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概念性认知及其研究框架

中国乡村发展正步入转型的新阶段,乡村生产空间正经历以家庭为单元的土地细碎化经营向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化经营转变,呈现出乡村多元主体利益竞合的空间博弈及乡村生产空间资源配置不匹配等新型矛盾。本文将系统论思想引入乡村生产空间,提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理念,并从地理学与空间、行为空间和空间行为、“空间的生产”理论和人地关系地域系统学术思想出发厘清了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思想缘起,凝练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核心内涵;并对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学理辨析、演化机制、形成机理、优化调控等基本问题域进行讨论,初步构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研究框架;进而提出未来研究需重点关注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要素构成及其关系界定、“人”与“地”之间的相互作用机理及人地关系行为机制、探讨多学科融合多方法集成、辅以长时序数据支持的方法体系,旨在为乡村生产空间可持续发展由基础研究走向实践应用提供理论基石。     

权力-空间视角下城市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与演化——以上海田子坊为例

近年来,旧城更新形成的文化创意产业园向旅游目的地转型已成为普遍趋势。既有研究对文创园区和旅游地形成的空间生产机制有所挖掘,但对文创产业园旅游转向的内生性动力的认识有待深入。本文结合列斐伏尔的三元空间理论和福柯的权力空间思想,采用实地调研、深度访谈与半沉浸式观察相结合的综合方法,从宏观-微观互动的角度对田子坊文创旅游空间的生产和演化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各行动主体基于社会关系和空间主权形成权力-空间关系;② 为实现增长的集体目标,城市政府引导了具有生产性逻辑的空间制度设计,并与微观行动者进行权力的分配与互动,形成空间规训和生产机制;③ 在表征的空间中,商户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多样化的服从与抵抗的能动性策略,形成差异化的微观空间生产,推动文创旅游的空间实践与演化。研究还针对文创园区旅游化进程中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治理启示。     

基于社区理论大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区的城镇化问题分析——以长春市兴华园社区为例

基于长春市兴华园社区典型案例,利用社区理论揭示了大城市郊区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区的城镇化机制与影响。结果表明土地征用体制下以农村社区为载体实现了快速城镇化,实现了乡村社会和经济空间重构,乡村生产空间和生活空间的优化和重组,地域空间并入城市发展范畴,城镇化进程加快,主要表现为城市景观和设施的推进,农民市民化进程加快,包括就业非农化与生活方式市民化等,但存在社会保障和补偿机制不健全,失地农民生活满意度低,社会认同感缺失等问题。     

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空间演化过程与机理研究——以贵州西江苗寨为例

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空间结构急剧变迁。研究基于社会空间“物质性与精神性” 的统一,以贵州西江苗寨为例,综合遥感解译分析、GIS空间分析及定性分析等方法,揭示了旅游影响下民族村寨社会空间演化过程与机理。研究发现：①西江苗寨空间形态和功能演化规律与旅游发展线性相关,整体呈现抱团集聚、垂直分异与旅游异质性的特征;村寨从生活自居空间转化为多元势力协商的空间,并逐步演化为以旅游为主导的混合型空间,内部差异显著。②村寨社会空间演化动力源于利益主体对空间资源的占据和生产的“推力”以及游客对异质文化的诉求的“拉力”叠加。③“空间实践、空间再现以及再现的空间”的生产逻辑成为村寨社会空间演化机理。④旅游影响下村寨社会空间演化呈现非均衡性实践特征,权利-资本空间“簇”和“柱”形成,但村寨精神文化空间仍就稳固。该研究为后续社会空间物质性与精神性转换关系、路径以及机制提供一定指引。     

论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

构建现代乡村治理体系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重要内容。破解乡村空间利用过程中出现的发展空间受限、权属关系不明和组织体系不畅等系统性问题,成为乡村空间治理的首要任务。本文从乡村空间“物质—权属—组织”综合治理的视角出发,尝试解析乡村空间治理在推动乡村空间重构、权属关系重塑和组织体系重建中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探讨乡村空间治理优化城乡格局、改善城乡互动关系、推动城乡融合发展的可行路径。结论如下:物质空间治理可作为乡村空间结构和功能优化的重要手段,空间权属治理有助于保障乡村空间不同参与主体的发展权利,空间组织治理可提升乡村空间的组织效率;乡村空间治理导向的“人口—土地—产业”转型过程为“深化空间治理—活化乡村空间—优化人地关系—改善城乡格局”的分析思路创造条件;乡村空间治理推动城乡发展格局不断演化,城乡互动关系改善成为推动城乡融合发展和破解乡村发展困境的重要依据。最后,本文构建了乡村空间治理与城乡融合发展互动分析框架,并探讨了乡村空间治理与国土空间规划的内在关系及研究趋势。     

资本循环视角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研究——以秦始皇陵为例

中国大遗址名录中80%以上的大遗址位于城郊或郊野地区,遗址文物保护与旅游开发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析大遗址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是实现大遗址区乡村振兴的关键。论文以秦始皇陵大遗址区为案例地,探寻资本逻辑下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机制。研究发现：① 资本对最优区位的选择产生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由于各村庄的自然环境、交通条件、保护区划的限制条件及其与已开发遗存点距离等因素存在差异,资本的选择性投入产生了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分异。② 村庄生产方式调整是大遗址区社会空间演变的内在动力。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是在文物保护的框架下,由于旅游开发的正外部性促进资本流动影响到村庄生产方式调整,进而影响社会关系转变的过程。③ 政府政策措施对大遗址区资本的引导控制是外部影响因素。大遗址的文物脆弱性决定了展示利用过程中必须保证政府的强干预性,村庄生产方式转变可能产生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因此需要政府权力的介入,进一步导致了村庄生产方式调整。大遗址区乡村社会空间生产是一个动态演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政府有效管理、市场与村庄社区合理介入才能保障大遗址区乡村合理发展与转型。     

旅游开发背景下传统村落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以黄山市西溪南村为例

以黄山市传统村落西溪南村为例,通过对多元利益主体进行深度访谈,运用扎根理论方法从微观视角探索乡村功能演变的过程与机制。研究发现,西溪南村发展规划明晰,乡村旅游业形态丰富,乡村多元功能价值体系日益凸显。西溪南村乡村功能演变是地方政府、外来旅游企业、外来民宿投资者、本地居民与游客等多方利益主体协作共生的必然结果。政府政策引导是促进由内而外要素流动、乡村多功能转型的基础保障,外来旅游企业是推动西溪南村旅游开发经营的主导力量,外来民宿投资者是建构乡村民宿与生态空间、引领乡风文明实践的关键先驱,本地居民是填补细分市场、实现居业协同的重要践行者,各利益主体间的协作共生推动西溪南村乡村功能发展演变。     

千岛湖旅游地聚居空间特征及其社会效应

作为新兴的重要发展力量,旅游正在不可逆转地改变着聚居空间演变进程。旅游地聚居空间特征及其社会效应是透视旅游地社会转型的重要维度之一,旅游地聚居现象已构成旅游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命题。以千岛湖为案例,立足社区尺度,应用实地观察法、访谈法、问卷调查方法、GIS空间技术、统计分析法,探究千岛湖旅游地聚居空间发展过程;识别和划分居住社区类型,测算居住社区空间分异度,揭示旅游影响下典型聚居区分布格局;从居住满意度、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合三个方面,构建聚居空间社会效应指标体系。研究发现：① 伴随着社会经济转型、旅游产业发展与城市更新的不断推进,千岛湖镇聚居空间发展经历了5个发展阶段。② 识别了76个基本空间单元,将76个居住小区划分为乡村社区、商住混合社区、老旧住房社区、一般商品房社区、高档商品房社区、高档别墅区、旅游度假社区7种类型。③ 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存在于旅游地聚居空间。社会阶层越低的社区居住分异度越大,社会阶层较高的社区居住分异度越小。千岛湖镇聚居空间呈现圈层结构分布模式,从湖岸到中心城区,居住等级逐渐降低,乡村社区呈扇型镶嵌于主城区居住空间结构上,老旧住房社区和旅游度假社区分布于千岛湖镇外围。④ 旅游发展导致了聚居空间社会分异,引致旅游地传统社会关系的裂变分化,进一步影响聚居满意度、社会交往和社会融合。千岛湖镇旅游地社区居住总体处于较满意状态,且千岛湖镇社区居住满意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不同社区个体交友意愿存在差异,大部分居民能较好地适应本地生活。     

韧性理论视角下乡村聚落研究启示

伴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乡村发展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不断增强,在国家乡村振兴和城乡融合政策导向背景下,乡村聚落逐渐呈现出多元分化的转型态势。探索不同类型乡村聚落如何应对内外部环境的扰动,揭示其转型的多元路径是现代乡村地理学亟需关注的重要课题。韧性理论为乡村聚落地理学研究提供新视角,对于探究乡村地域系统如何抵御和化解内外部扰动,提升可持续性发展能力有着重要意义。在阐述韧性概念、理论基础上,提出从韧性理论视角探讨乡村聚落多功能转型,开展乡村聚落韧性的系统性研究,并从韧性的尺度关联以及相互作用机制分析乡村聚落韧性的测度,围绕韧性视角下乡村聚落的适应性转型及内在机制,为乡村发展寻求与扰动冲击相耦合的适应性转型路径,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和治理依据,丰富乡村地理学理论研究。     

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农村空间商品化——以北京市麻峪房村乡村旅游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农村空间商品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在增加农民收入、阻止农村衰退、振兴农村经济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此本文以北京市昌平区麻峪房村的乡村旅游为例,借助行动者网络理论分析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与演变,并讨论农户在此过程中的参与。麻峪房村在从农民生活空间转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的过程中,形成了以区旅游局、乡旅游公司为关键行动者,并吸纳了多个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所构成的行动者网络。在网络形成的过程中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程度逐渐提高,由此推动了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发展。麻峪房村演变为城市居民消费空间后,由于行动者网络发生变化使农村空间商品化发生变化,导致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程度降低。同时新的行动者网络中的各行动者的不对等性明显,各行动者之间存在很多异议,使该网络趋于僵化、丧失活力,不足以支撑麻峪房村乡村旅游继续发展。在麻峪房村农村空间商品化的形成过程中,农户的院落区位、年龄与原有工作等对农户参与乡村旅游的意愿产生不同的影响。当农村地区行动者网络中的关键行动者与行动者利益共通且紧密联系时,其空间商品化就得到强化,反之亦然。     

地方感的塑造与乡村治理：潮汕宗祠案例

采用网络资料收集、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情感互动和内生效用展开分析,探讨了潮汕宗祠对地方感的塑造作用及其与乡村治理的内在关联。研究发现,潮汕宗祠作为同姓宗亲地域联系和情感连结的物质空间载体,通过其蕴含的地方文化、宣传展演和节庆活动等构建乡村地域的情感依恋与价值认同,进而形成地方依恋和地方认同。此外,潮汕宗祠通过建筑的形式扎根于地方,并作为乡村地域的异质性空间重构着乡村的地方性,并赋予乡村空间更多的文化内涵,以塑造乡村主体的共同价值和情感认同。诚然,潮汕宗祠的地方意义是通过多主体的共同缔造来实现的,以历史文化、个体记忆和物质资本等塑造自身的地方、民族的地方和跨界的地方。研究基于地方感和乡村治理的视角,强调物质文化载体的社会建构作用,探索乡村文化空间与乡村治理的互动,在实证层面回应了文化治理的积极意义。就现实意义而言,文章通过对潮汕宗祠地方性和根植性的讨论,旨在为乡村文化空间的营造、文化自信的建立和乡村治理提供一定的参考价值。     

经济体制转轨下的无锡市城乡地域结构演变响应

城乡地域结构与经济体制响应关系研究,是从体制变革出发剖析中国城乡地域空间演变规律的重要视角。对比1978-2010年长三角地区无锡市城乡地域结构演变和中国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发现二者变化阶段具有一致性,城—郊—乡地域结构向城乡一体化地域结构演变,响应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通过选取经济体制核心要素(固定资产投资所有制结构)为体制变量、地域结构要素(城乡地域范围)为空间变量,建立基于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脉冲响应函数(IRF),刻画城乡地域空间对体制变量的响应状态,并利用方差分解函数(VD)进一步分析体制变量对城乡地域结构演变的贡献率。结果表明: ① 城乡地域结构中,城乡过渡地域对体制变量的响应强度最高;② 城乡地域各个空间对私有经济投资变化均表现出响应强度相对较大、持续时间长的特征,城市建成区扩展对国有经济投资变化响应迅速,并呈负响应关系,而乡村建设用地增加主要响应集体经济投资变化;③ 在体制影响下,城市建成区和乡村自身发展状态的惯性对其演变依然长期起着重要作用,而城乡过渡地域的自身发展状态惯性在经济体制转轨影响下很快失去主导作用。     

环境变化与城市化双重作用下近城乡村聚落演变 ——以武汉天兴乡为例

结合实地调查和观察标图、GIS空间分析及文本分析等研究方法,探讨解放初期至今环境变化、城市化与天兴乡聚落的演化关系,分析了其乡村聚落重构的动因。结果发现：1）天兴乡的发展演变先后历经初级发展、变革发展、转型重构发展等3个不同时期。2）天兴乡空间形态从单一性趋向复合化,由传统的生活、生产、生态等三元孤立的空间转向生产―生活、生产―生态等多元复合空间。3）天兴乡的聚落演替为环境变化及城市化进程交互作用的结果。首先,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确定了天兴乡空间形态的基本格局;其次,为治理频繁发生的自然灾害,“移民建镇”等政策及相关防范灾害工程的实施,为天兴乡转型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城市化对天兴乡聚落演变的影响也是双重的：一方面天兴乡人口被虹吸、资源向城市集聚,加速天兴乡衰落;另一方面促进天兴乡乡村旅游业发展,为聚落发展提供机遇。     

信息技术应用对农村居民行为空间的影响——以河北省无极县为例

地理学对信息技术空间作用的研究主要以城市地区为主而缺少对农村的关注,但从理论上分析信息技术应用在农村产生的影响似乎比城市更大。信息技术作为一种新的信息传输渠道、互动媒介与平台,正在改变着农村居民日常行为空间。利用中国东部典型农业大县的农村信息化发展为基础,通过问卷与访谈的方法对农村居民信息技术应用进行统计与分析,在此基础上,对农村居民社会交往空间的变化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不同时期信息基础设施的拥有情况是影响人际交往空间变化的根本;随着新的信息技术尤其是移动电话和互联网的发展,农村居民人际交往空间出现极大拓展,同时相同空间范围的人际交往频次增加;互联网的即时通信功能使农村居民社会交往空间类型增多。     

旅游孤岛效应演化机理研究——以云南普者黑旅游区为例

以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普者黑旅游区为案例地,基于旅游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博弈关系,构建了旅游孤岛效应演化模型,探讨旅游区与周边社区相互关系及其影响的演化机理,揭示旅游孤岛效应如何实现从弱到强的转变过渡.结论显示,按博弈关系、空间形态等可将普者黑旅游区发展划分为起步、成长、孤立、对立4个阶段,对应着旅游孤岛效应演...     

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理论解析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传统乡村聚落空间面临剧烈分化和重组。在阐释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概念内涵基础上,基于宏观和中微观层面、客体和主体系统探讨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的机理,并提出了乡村聚落空间重构过程中需关注的要点。结论如下:①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即为适应城乡发展要素的变化,行为主体采取经济、技术、政策等手段调整村镇空间等级体系及干预单体聚落内部土地资源配置,以协调乡村地域人地关系的过程,具有重构内容复合性、重构目标多元性和重构过程复杂性的特点。②乡村聚落空间重构折射着现代社会生产方式、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制度演化、技术发展等宏观环境的变迁,并根植于所在乡村地域自然-经济-社会等客体系统的约束框架之内,凝聚着利益行为主体间的博弈、对抗、竞争与合作关系。③乡村聚落空间重构应正确处理人口-土地-产业关系,充分重视聚落的文化和生态价值,有效发挥政策和制度的支撑作用,以促进新时期乡村地域系统的全面振兴。     

艺术参与下的乡村空间重构

21世纪以来,艺术参与乡村实践逐渐形成一股风潮,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乡村发展转型与重构。本文基于乡村三重空间模型,结合以行动实践捕捉权力形式的框架,通过综合比较艺术参与乡村的不同实践模式,分析艺术参与下的乡村空间重构表现,并进一步探讨其影响机制,以期为艺术助推乡村振兴提供审慎参考。首先,乡村空间重构表现如下：乡村地区的突变往往作为显著特征,包含物质空间的结构性改变;乡村表征由话语权力主体进行再定义,以艺术方、当地政府和社会资本为主导力量;乡村生活则因此充满混杂与不确定性,与村民的日常生活、传统观念产生碰撞;此外,其每一部分都与其他部分相互作用。再者,乡村空间重构受到内源性因素和外源性因素的共同影响,二者持续相互作用,在一定时间的积累后,促进民众参与和集体认同,从而推动乡村在新阶段的转型与发展。     

工业镇“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演化过程、动因与重构——以河南省曲沟镇为例

以曲沟镇多期高清遥感影像、问卷访谈及大量一手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及土地利用转型矩阵等方法,剖析了研究区1991-2017年"三生"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对引导其"三生"空间协调发展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结果显示:①研究期内,以工矿用地为主的建设用地增量显著,总体呈现高速扩展、局部集聚及多样化发展态势;②生产空间由农业为主转变为农业与工业两强并存,工业生产空间嵌入到农业生产空间中形成"马赛克"式格局;③生活空间演变呈现空间扩展与质量提升并存的趋势;④生态空间的变化则具备面积缩减与质量下降2个特征;⑤工业镇"三生"空间的演变过程,是乡村能人带动、产业结构演变、路径依赖累积、政府宏观调控及综合地理条件约束等内外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