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经济适用房布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20 世纪90 年代,中国开始实施经济适用住房政策。然而,在政策的实施过程中,由于不合理的布局,经济适用住房并没有切实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学者们通过研究发现,大多数经济适用住房被安排在城市边缘地区,缺乏配套公共设施。目前,相关研究较多关注经济适用住房的空间布局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少有学者关注影响经济适用住房布局的因素。因此,本文试图从地方政府的视角解答影响经济适用住房布局的因素。研究提出假设,地方政府受到土地财政收入的驱动,将经济适用住房项目布置在对土地收益损失最小的地方,同时兼顾政策实施过程中的拆迁压力、住房市场结构以及公共交通便利性等。在假设基础上,对北京经济适用住房空间布局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并构建经济适用住房布局的影响因素模型。结果发现：1999-2009 年间北京经济适用住房建设速度放慢,同时呈现向五环以外扩散及向某些点集聚的趋势;模型结果证实土地价格是政府在落实经济适用住房项目时考虑的重要因素。     

经济适用住房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基于DEM的武汉市实例分析

经济适用住房作为具有保障性质的政策性住房,其在城市中的空间分布决定了居住其中的中低收入家庭在城市中的空间位置和聚散程度,这不仅是一个建设选址问题,也关系城市经济社会的发展。基于经济适用住房的特点,分析了经济适用住房在城市中空间分布的“两阶段性”,分布过程中面临的问题,并提出经济适用住房“空间福利”概念和计算方法;选取武汉市作为分析实例,基于GIS 平台和构建DEM的方法对武汉市经济适用住房的空间分布概况、空间福利比较以及微观面上的建设选址和空间质量分配问题进行了分析和探讨。     

信息博览

2008年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将采取财政补助、划拨建设用地、税费减免、落实土地等政策扶持措施,加大廉租房和经济适用住房建设力度,进一步改善城镇低收入困难家庭居住条件,实现居者有其屋。一是各级政府通     

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GSS (2005) 的分析

转型时期我国城镇居民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科层分配体制来获取个人住房,获取稀缺的住房资源的途径和机会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住房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处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城镇,制度、市场和家庭因素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选择。以覆盖全国88 个城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 年城镇部分) 调查资料为基础,本文分析了转型背景下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改革 开放30 多年以来,中国城镇的住房自有率大幅度提高,其主要原因从1998 年前的公房房改政策向1998 年后住房市场化政策转变。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收入、户籍、单位性质、职业等变 量显著影响住房选择,体现市场与制度对住房资源分配的双重影响。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住房资源紧缺、住房价格高,居民住房承受能力差异较大,工作单位性质、户籍和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对住房选择的影响更显著。随着住房市场化进一步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地方政府应逐步放宽社会住房的享受标准,尤其是户籍限制条件;开发商应更关注社会经济快 速转型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变化及其对居住偏好的影响。     

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来源构成与省际差异——基于“五普”与“六普”数据的分析

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随着中国城市住房改革的深入和住房市场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住房来源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综合不同视角对当前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来源体系进行了梳理,选取购买商品房、购买经济适用房、租赁住房和自建住房4种类型,以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中国31个省(市、区)城市居民住房来源的构成、变化和省际差异特征,并通过构建神经网络对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并对未来城市居民住房结构的变化进行展望。     

广州市家庭收入与住房特征对应关系的区位差异性

以广州市中心区(天河区)和郊区(南沙区)为研究案例,依托2010年中国(广东)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基于家庭户住房的邻里特征、建筑特征、区位特征、家庭收入等13个指标构建路径分析模型,研究广州市居民家庭收入与住房特征的映射关系和影响方向。在此基础上,采用多群组路径分析方法研究区位因素对“收入→住房特征”的影响程度及其差异性。最后利用方差方程和均值方程,分析不同区位条件下(中心区和郊区)的住房特征差异。结果表明：① 家庭收入更显著地决定住房特征,对邻里特征的影响并不显著;② 区位对“收入→住房邻里特征”的关系具有显著调节作用,而对“收入→住房建筑特征”的调节作用较弱;③ 在中心城区和郊区的内部,家庭收入更显著地影响住房建筑特征,而对邻里特征基本无显著影响;④ 郊区家庭收入对公共交通时间便利性、住房面积、厕所设施水平、拥有住房数量、住房综合条件等几个主要住房特征指标的影响程度大于中心城区;⑤ 中心城区住房的邻里特征明显优于郊区,但建筑特征明显差于郊区。显示出广州市住房邻里特征与建筑特征在不同区位条件下的“互换特征”。     

家庭式迁移的流动人口住房状况

近年来"家庭式迁移"日益成为流动人口迁移的主要趋势,并对城市居住的独立性、权属和质量提出了现实需求。运用2009年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四区域12市的2394份抽样调查问卷,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探究家庭式迁移的流动人口住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独住型""夫妻同住型""两代同住型"和"三代同住型"的流动家庭住房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其购房比例和住房质量依次提高。流动家庭的住房权属和质量受到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家庭类型、地理因素以及流动家庭与老家联系和在流入地融入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纳入城市归属感、留城意愿及与老家的联系等变量,将会显著弱化户口对住房的作用。由于不同类型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应对策略不同,住房特征产生了家庭分异。因此,政府应当制定梯度化的住房管理政策,以此推动流动家庭逐步实现"固化"到城市。     

家庭式迁移的流动人口住房状况北大核心CSCDCSSCI

近年来"家庭式迁移"日益成为流动人口迁移的主要趋势,并对城市居住的独立性、权属和质量提出了现实需求。运用2009年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成渝四区域12市的2394份抽样调查问卷,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探究家庭式迁移的流动人口住房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独住型""夫妻同住型""两代同住型"和"三代同住型"的流动家庭住房特征存在显著差异,其购房比例和住房质量依次提高。流动家庭的住房权属和质量受到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家庭类型、地理因素以及流动家庭与老家联系和在流入地融入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如果纳入城市归属感、留城意愿及与老家的联系等变量,将会显著弱化户口对住房的作用。由于不同类型家庭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和应对策略不同,住房特征产生了家庭分异。因此,政府应当制定梯度化的住房管理政策,以此推动流动家庭逐步实现"固化"到城市。     

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住房产权分异研究

利用社会-人口统计学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结果为基础,从自置房和租赁房、资助房和商品房两个层面,分析住房产权分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经济特征变量与组织变量对住房产权分异都有显著影响,尤其是组织变量对资助房与商品房产权分异的影响更显著.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如户主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和家庭收入对产权分异的影响基本与西方类似.国有单位和工龄长的职工,享受资助房的机会相对较多.目前的住房制度改革集中在住房的私有化和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建设上,应更加关注新形势下住房分配的不平等.     

基于住房需求意愿的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以2014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24个街道、50个社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数据源,从住房需求意愿与区位选择方面分析了广州中产阶层住房选择,并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向中心城区”性;2）现居住现状（人均住房面积、现小区区位、现小区建成年代、现居住时间）、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和经济水平（家庭年总收入、个人年总收入、私家车拥有量）等因素对中产阶层住房需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3）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个体因素（教育程度、户籍地）等要素对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4）制度因素、区位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着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耦合协调研究——以中国35个大中城市为例

城镇化推进过程中,人口流入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而高房价使住房租赁需求日益增加。人口、经济与住房租赁市场相互影响,三系统的协调发展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构建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耦合协调及空间误差模型,探讨2018—2019年中国35个大中城市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三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1）人口、经济和住房租赁市场作为3个社会系统,彼此相互影响。在城市可持续发展视角下,三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应是人口合理流动、经济运行良好与住房租赁市场平稳运行,三系统共赢共荣。2）35个大中城市人口与经济综合水平整体有所上升,但住房租赁市场综合水平稍有下降。3）35个大中城市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但各城市间耦合协调水平差异变大,其中划入住房租赁试点城市的耦合协调度相对较高。同时,东部城市耦合协调度普遍较高,其中上海市和北京市已达到良好协调水平,其他城市基本为初级协调水平;中部和东北部城市大多为勉强协调水平;西部城市大多处于濒临失调水平。4）经济结构、人口规模、房地产市场发展水平与教育资源是提高人口-经济-住房租赁市场系统协调水平的重要因素。     

北京城市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经济模型,运用GIS和计量统计等方法,梳理了家庭在城市内部进行住房消费决策过程中的空间权衡模式,并依据2009年调研问卷数据对北京市居民住宅消费决策的行为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着重分析了收入和住房产权对家庭住房消费行为的差异性及其暗含的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结论显示：在制度转型和职住空间重构背景下,高收入家庭在择居时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的住房成本高于中等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看重住房成本,择居受到通勤成本的影响较小。拥有经济适用房产权和单位房的家庭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而商品房家庭在择居时倾向于选择住房成本较低的住宅。在通勤时间和住房面积的权衡中,经济适用房居民对通勤时间的变化相比公房和商品房居民更为敏感。     

代际传递视角下中国城市家庭住房产权获得——基于上海的实证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住房价格大幅上涨,住房可支付性成为青年面临的严峻挑战。尽管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关注中国城市住房不平等问题,但大多侧重住房资源分配由国家向市场的转移,相对而言,家庭在住房资源获取中的作用被忽视。本文选取上海市作为研究区域,使用2013年长三角社会变迁调查数据,以上海“80后”青年家庭为研究对象,重点关注夫妻双方父母的住房状况和社会经济属性对青年家庭住房产权获得的影响及性别差异。研究发现,父母户口很大程度上影响着青年家庭的住房结果;不同户口状况的父母住房财富存在较大分化,其影响着年轻家庭可获得的家庭购房资助的数额。与妻子父母相比,丈夫父母的户口状况对青年家庭住房结果的影响更大;而妻子父母在本地且拥有住房产权的双重优势与青年家庭住房产权获得有更强的正向联系。家庭背景对子代住房的影响结合婚姻匹配机制使住房优势或劣势在青年家庭内部累积,或会加剧住房分化现象。     

北京市居民住房需求结构分析

住房需求结构分析是制定住房政策和相关技术标准的基础。根据家庭收入、当前居住条件等指标来界定具有不同需求的居民群体, 以及确定适合各个层次的合理的住宅供给目标, 是住房政策中的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课题。为此, 从住房消费行为的微观视角出发, 对城市住房需求层次的定量划分以及需求结构的定量模拟问题进行了研究。首先, 分析了家庭人口、收入、当前住房面积、职业、住房区位、投资倾向和家庭结构变更预期等住房需求的影响因子及其相互作用关系。在此基础上, 提出了由住房需求层次模型和住房面积需求模型 相互嵌套而构成的住房需求结构的空间相互作用模型。其次, 运用北京市家庭住房需求的调 查数据, 对模型进行了检验分析。分析结果较好地再现了居民的住房需求, 不仅定量地给出了划分住房需求层次的适当门槛, 还揭示了不同需求层次的家庭在期待住房面积方面的数值差异。由此证明了通过住房需求结构的微观分析来确定相关需求主体的划分标准和住房面积 标准的可行性, 为住房政策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     

住房制度改革背景下广州市居民居住偏好研究

住房制度改革以前,国家控制着住房的供应,人们没有选择住房的自由。改革后,家庭越来越依靠市场来满足其住房需求,个人购买商品房的比例得以提高。择居自由度的增加意味着住房消费个体差异的扩大,居民住房偏好成为住房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分析住房市场化下居民住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有重要意义。采取表述性偏好正交实验设计和联合统计分析方法,对处在改革前沿的广州市居民住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居民住房选择中,居住区位和小区特征比住房本身更重要;居住小区特征中,居民最关注住房所在区域,老城区越秀和东山和城市新中心天河区成为居民偏爱之地,但不同收入家庭区域偏好有所差异,高收入阶层明显偏好于新中心区天河区,而低收入阶层却更热衷于老城区;住房价格和居室朝向是重要影响因素,居民明显表现出对低价格住房和南向居室的偏好;除此之外,相对较重要的因素还有小区治安、交通和生活便利程度;而房屋类型、房屋布局和物业管理重要性相对较小,但高收入阶层明显比低收入阶层看重物业管理。     

天津市构建低碳城市的策略研究——基于碳排放的情景分析

低碳城市是在改造和适应全球气候的基础上提出的未来城市发展模板。城市的碳排放值是衡量低碳城市的主要指标。从社会经济、能源和环境3个角度分析了天津市现状,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情景分析,估算不同情景下天津市2010—2050年的碳排放量。主要结论有:(1)天津市近10年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均呈现出持续上涨的趋势;(2)从产业结构来看,第二产业所产生的碳排放是天津市碳排放的主体,而一次能源中,煤炭所形成的碳排放占据了首位;(3)天津市在节能情景下即可完成我国2020年的减排承诺,在低碳情景下,天津市可以承担更多的减排责任;(4)按低碳模式发展,天津市将在2020—2035年间达到碳排放的高峰。基于这些结论,提出天津市构建低碳城市的策略,这些策略也同样适用于处于城市化后期的其他中国城市。     

住房产权与公共服务的“捆绑”——基于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视角

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卫生计生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补对数-对数模型、工具变量法与中介效应分析法,研究中国一线城市流动人口的住房产权与公共服务之间联系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住房产权对公共服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即拥有住房产权的流动人口取得相对完整的基本公共服务的概率将会更大。在住房产权与公共服务取得性之间,流入地户籍存在中介调节作用,即流动人口购买住房将有机会获得所在城市的城镇家庭户口,进而获得较为完整的公共服务。对于农业户口群体,是否拥有住房产权对他们能否享受流入地完整的基本公共服务影响更大,该现象符合我国城乡二元结构特征。     

转型期广州市居住迁移的分阶段比较

将住房制度改革划分为起步、房改售房和住房市场化3个阶段,利用大规模的入户调查资料,分析不同阶段城市居民的居住迁移影响因素差异.研究发现,住房制度改革以来广州市年均居住迁移率呈波动上升趋势,1998年货币分房政策的实施引发大规模的居住迁移,导致城市空间大规模重构;利用事件史分析方法分析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工作单位变动、住房产权和住房性质选择等都显著影响居住迁移,但不同阶段其作用机制和影响程度存在明显差异.起步阶段的居住迁移仍是制度安排下的被动迁移;市场化阶段的居住迁移自发性增强;房改售房阶段两种体制并存,居住迁移行为相对更复杂.随着住房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增强,家庭生命周期因素和社会经济地位的变化对居住迁移的影响将会增强.     

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微观机制——来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证据

从影响农户收入、就业、生存等方面的因素出发,以市场供给和需求为主线,构建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微观驱动机制分析框架,并在此框架下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中的24个省份的农户农地流转数据,选择合适的指标构建模型,采用Logistic模型从农地流入和农地转出两个层面进行案例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主要是通过农户自身特征、区位条件、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商业保险购买额度等方面的传导,对收入、就业和生存对农地流转供给和需求产生影响,进而影响到农地流转市场发育。(2)农户家庭特征(农户文化程度、健康水平和劳动力数量)、区位条件、对农业生产的依赖程度、商业保险购买额度对农地流转市场发育产生显著影响。家庭人口数、农户健康状况、农业依赖程度和区位条件对农户土地流出有负向影响,农户文化程度、商业保险、地貌类型对农户土地流出有正向影响;影响农户土地流入的因素只有家庭人口数、农户健康状况、地貌类型、农业依赖程度对之产生正向影响。     

中国大都市新移民的住房模式与影响机制

利用在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6 市进行配额抽样调查(2008-2009 年) 所获得的3168 份问卷,采用Logistic 回归分析等计量方法,研究快速城市化下中国大都市“新移民”的住房状况、模式与机制。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已经成为一个日趋分化的复合群体,可分为劳力型移民、智力型移民、投资型移民三类,三类新移民住房状况存在较大差异。总体上,新移民人均住房面积为20.69 m²,其中智力型新移民的人均住房面积最高(24.87 m²/人),劳力型新移民的最低(16.26 m²/人)。就住房设施条件而言,新移民的设施指数为0.35,水平较低;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设施条件最好,智力型新移民的设施条件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差。经过多年市场化和户籍制度改革,社会经济要素对于新移民住房模式(购房或租房)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当前各类新移民的住房模式主要由制度因素(户口) 所决定,职业因素对新移民住房模式的影响尚不显著。不过,职业对新移民租房的类型选择具有较大影响。此外,影响新移民住房设施水平的主要因素包括户口、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年龄和新移民类型等多个方面,其中户口仍是决定性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