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来产业区位的研究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知识技术发展、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产业空间分布也出现崭新的格局,不仅区位因子发生了变化,而且以最小成本、最大利润为目标的传统区位理论和集中、大型产业布局模式也被新的区位理论和复杂的产业布局类型所取代.为此,学者们掀起了新一轮对产业区位的思考和探索.本文从区位因子、区位理论以及实证研究方面,综述了1980年以来产业区位研究的新进展,重点回顾了新经济地理理论、新产业区理论、新产业空间理论对产业区位的阐述,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近20年来产业区位的研究进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面对知识技术发展、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产业空间分布也出现崭新的格局,不仅区位因子发生了变化,而且以最小成本、最大利润为目标的传统区位理论和集中、大型产业布局模式也被新的区位理论和复杂的产业布局类型所取代.为此,学者们掀起了新一轮对产业区位的思考和探索.本文从区位因子、区位理论以及实证研究方面,综述了1980年以来产业区位研究的新进展,重点回顾了新经济地理理论、新产业区理论、新产业空间理论对产业区位的阐述,并对其进行比较分析.     

顾及企业注册地址的区位理论研究

区位理论研究长期忽视作为企业基本属性的注册地址并将其与企业实体位置混淆的做法给区位理论带来挑战和发展机遇。本文回顾地理学、经济学、管理学和法学的有限研究,阐述注册地址作为新区位主体、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分离现象以及该现象背景下区位分析的新逻辑等内容。研究表明：注册地址是企业法律关系缔结和实现的基点,具有虚拟性和唯一性的特征,其区位主要受税收政策等制度因素的影响,在不同地区注册的企业面临不同的发展前景,并影响地区的财政收入、形象等。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的分离现象已较为普遍,注册地址分布在自贸区、开发区等具有政策优势的各类经济区以及欠发达地区的比例高于企业实体。该现象尽管使企业可以兼顾区位优势和政策优势,促进市场活力,但对地区发展、政府部门监管以及企业自身也造成了广泛的负面影响。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存在分离现象促使传统“企业”的一元区位体系调整为“企业实体-注册地址”的二元区位体系,而企业实体与注册地址之间的“黏力”使得未来区位理论研究不仅要辨析区位主体是企业实体还是注册地址,而且在分析区位影响、区位因子、区位迁移等内容时要区分两者的位置关系（重合或分离）,意识到不同关系下彼此间的相互影响。     

地理区位因子对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分析——以珠江三角洲为例

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研究对象,利用1988,1998,2006年3个时相的建设用地解译数据,运用GIS空间分析手段,定量分析了地理区位因子对建设用地扩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地理区位因子,包括离城市中心距离、离干线公路距离、离海岸线距离以及地形等因素会对建设用地扩展的方向、规模、强度等产生重要影响.地理区位因子对建设用地扩展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作用,受中心城市集聚与扩散作用以及交通可达性的影响,建设用地扩展围绕城市中心呈现距离递变规律,并向郊区、临路、临海以及平原区等优势区位集聚,从而使建设用地扩展表现出明显的空间指向性,即郊区指向、道路指向、海洋指向和平原区指向.     

世界信息化发展空间格局及对中国的启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蓬勃发展对全球的社会经济活动及其空间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中,尤其值得地理学家关注的是,各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尤其是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空间不均衡分布(即所谓的"数字鸿沟"),这将影响社会经济活动的区位选择。信息时代,良好的区位意味着可接近、快速沟通与高收益的网络,即高信息化发展水平。在这种背景下,本文通过模糊层次分析法建立信息化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全球154个国家和地区的信息化发展水平,并计算洲际层面和国家层面的变差系数CV,系统研究世界信息化发展进程、空间格局及存在的数字鸿沟。另外,还分析并揭示了我国信息化发展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以期对中国信息化发展提出政策和建议。     

时间成本是否成为电子商务区位的核心机制————基于成都市O2O电子商务的实证分析

空间距离是影响传统商业区位的关键因子.但随着信息通信技术(ICT)的迅速普及,空间距离对经济活动尤其是电子商务发展的限制越来越小,时间成本的影响地位日益凸显.然而,时间成本是否成为电子商务区位发展的核心机制,仍有待商榷.以成都市为例,通过建立O2O电子商务市场规模与时/空距离可达性和区位优势度的空间关系,尝试回答这一问题.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时间成本对成都市O2O电子商务空间发展的影响地位已经高于空间距离,成为了其区位核心机制的首要因素.② 基于空间距离的成都市O2O电子商务区位发展更自由,但对时间距离更敏感,市场规模更严格地按照时间距离区位优势度进行分布,这导致其与时间距离区位优势度的空间匹配性更好,依赖性更高.③ 随着城市"中心--边缘"的空间过渡,时间成本对O2O电子商务区位的影响基本不变,空间距离的影响逐渐减弱,时间成本的影响地位得到相对提升;空间距离和时间成本分别成为影响城市中心区和边缘区O2O电子商务区位发展的核心因子.④ 当前,受信息化,城市化,商业决策者和消费者等的影响,空间距离对O2O电子商务区位的影响仍不能忽视,其区位核心机制由时间和空间共同决定.⑤ 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利益诉求,以及ICT的便捷性,是时间成本对O2O电子商务区位发展影响地位整体上高于空间距离的主要原因.     

中国独角兽企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CSSCI

独角兽企业的出现是信息技术进步和创新全球化的产物。独角兽企业的空间分布高度集中,其富集程度已经成为衡量区域创新生态发育程度的重要表征。本文在考察2016年中国独角兽企业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选择独角兽企业选址的影响因素,构建指标体系,对35个样本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新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素质人口规模是独角兽企业的区位影响因子,能够将这两个因子有机结合的城市是孕育独角兽的最佳区位。杭州的个案则表明,平台型企业是产生独角兽的加速器。地方政府应从促进新经济发展与当地高等教育体系有机结合角度,培育有利于独角兽企业成长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     

中国独角兽企业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独角兽企业的出现是信息技术进步和创新全球化的产物。独角兽企业的空间分布高度集中,其富集程度已经成为衡量区域创新生态发育程度的重要表征。本文在考察2016年中国独角兽企业空间分布特征的基础上,选择独角兽企业选址的影响因素,构建指标体系,对35个样本城市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新经济发展水平和高素质人口规模是独角兽企业的区位影响因子,能够将这两个因子有机结合的城市是孕育独角兽的最佳区位。杭州的个案则表明,平台型企业是产生独角兽的加速器。地方政府应从促进新经济发展与当地高等教育体系有机结合角度,培育有利于独角兽企业成长的城市创新生态系统。     

城市区位条件与企业区位动态研究

随着新新经济地理理论的发展,企业异质性的研究逐渐受到重视,不同效率企业的区位选择被认为是造成城市生产效率差异的重要原因。验证企业区位选择对城市生产效率的影响,以及探讨企业区位选择的城市影响要素是研究的关键问题。沿用Baldwin和Melitz等学者的研究思路,从企业区位主动选择与被动选择的视角,理解中国城市生产效率的差异及其变化,分析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空间差异。在此基础上,采用2002-2007年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面板数据,通过建立基于企业进入、退出区位动态的回归模型,揭示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的作用机制和城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企业区位自选择效应确实存在,不同效率企业的主动选择和被动选择都会影响城市的生产效率。生产率较高的工业企业倾向于选择科技研发水平高、市场潜力大、产业相对集聚的城市,生产率较低的工业企业更容易因城市高昂的要素成本和激烈的行业竞争,尤其是同行企业竞争而被挤出。此外,政府的政策优惠可以吸引高效率企业进入,但这种政策倾斜也会加剧其他企业的退出。因此,提高科技水平、扩大市场规模、促进产业集聚、合理运用政策调控是提高城市竞争力的关键。     

德国在华知识密集制造业投资进入方式的时空特征及区位影响因素

外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制造业升级转型起着一定的作用。本文围绕区域制度环境和区域吸收能力,探讨影响知识密集型企业进入方式的区域环境,旨在揭示知识密集型产业的外商进入方式的地理驱动机制,有利于加深理解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区域与城市获得外生技术发展动力的机制。采用从1982-2014年德国在华投资企业数据库,结果发现,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在中国的投资呈现由沿海地区向内陆地区扩张、沿海中心城市向周边城市扩散的时空趋势,并且在1995年后,其进入方式从合资为主向独资为主转变。逻辑计量模型显示,德国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的进入方式受到多项区位因子的影响,其中地方人力资源水平和产业专业化水平是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选择以合资方式的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区位因素,表明区域知识吸收能力是形成全球—地方战略协同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实际使用外资存量和地方专利授权量这两个区位影响因素则会显著促成知识密集型制造企业采用独资的进入决策,反映了区域制度环境对吸引以知识产权保护为战略核心的知识密集型制造业的作用。     

信息技术时代的企业区位研究(英文)

The wide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ICTs) has been argued to be critical to spatial transformation of firms.Recent advances in the studies along this line have challenged traditional location theory.The existing literature,however,focuses mainly on the impacts of ICTs on locational conditions and industrial spatial distribution.The dynamics behind such changes have not yet been given sufficient attention by geographers.Given this background,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act of new ICTs on traditional location theory and the dynamics of industrial re-location that are enabled by new ICTs,based on data collected from an investigation of 178 firms.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new ICTs has been a key location factor in the information age,and that the time-cost is becoming critical to the spatial organization of firms,particularly as a result of a shorter product life and mass customization,among other dynamics.     

信息技术对企业空间组织的影响——以诺基亚北京星网工业园为例

最近通信技术的进展引发了对经济活动集聚和扩散力量的争论。本文以坐落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星网工业园为例 ,探讨在新的信息技术下地方企业集群的动力机制。过去几十年中 ,新的信息技术在经济空间变化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它只是一种提供可能或促成发生的介质 ,并不是决定性的。新的信息技术的应用会导致企业的“虚拟集群” ,这是运用信息技术整合和缩短供应链的必然结果 ,但是零部件厂是否选择在地理空间上与整装厂集中在一起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在这个过程中 ,时间成本正成为企业空间组织的重要影响因素     

信息技术对中国服装企业空间组织的影响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对传统的企业组织模式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新的企业组织模式.信息技术导致的市场透明化和竞争激烈化正在促使企业进行不断的变革和发展,比如生产链的变革及其在不同环节上的体现.这些变化对企业空间组织产生着重要影响.信息技术的角色和作用、企业的变革方向以及可能产生的空间组织变化,都需要深入的研究.结合统计数据、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数据,回顾了中国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的概况和主要类型,并在此基础上以上虞市服装企业集群和PPG为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在地方层面上探讨信息技术对企业空间组织的影响.案例研究结果显示信息技术促进企业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以及企业销售活动的空间扩散,时间成本正成为信息时代企业空间组织的重要影响因素.     

中小企业集群信息技术应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以温岭市鞋业集群为例

近年来,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基于现 代信息技术所形成的网络联系逐渐成为产业集群关系网络的主要内容之一, 是深刻理解产业集 群演化和升级机制的重要方面。特别是, 信息技术可以使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空间联系的范围扩 大、时间成本下降, 为其走向全球市场提供便利的条件。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企业信息技术应用 的发展过程与具体形式, 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影响中小企业集群中信息技术应用的主要因素, 最 后以浙江省温岭市鞋业集群为案例分析了这些因素的具体作用。     

中小企业集群信息技术应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温岭市鞋业集群为例

近年来, 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正在对产业集群的形成和发展产生着深刻的影响。基于现 代信息技术所形成的网络联系逐渐成为产业集群关系网络的主要内容之一, 是深刻理解产业集 群演化和升级机制的重要方面。特别是, 信息技术可以使产业集群内中小企业空间联系的范围扩 大、时间成本下降, 为其走向全球市场提供便利的条件。本文首先回顾了我国企业信息技术应用 的发展过程与具体形式, 并在此基础上阐述了影响中小企业集群中信息技术应用的主要因素, 最 后以浙江省温岭市鞋业集群为案例分析了这些因素的具体作用。     

企业信息技术应用与产业链空间变化——以中国服装纺织企业为例

信息通信技术(ICTs)在经济活动空间重组过程中的作用逐渐被认同,然而不同的空间层级不同的部门其重组过程与特征表现各异,形成的观点和争论多样。企业作为最基本的经济单元在信息化浪潮中发生的变化成为一个重要研究议题。本文以服装纺织企业为研究案例,通过企业访谈获取资料,旨在探讨传统制造业在信息技术下的演变特征,尤其是在信息技术下基于时间成本的生产链空间组织的变化特征。本文主要对服装纺织企业具体的信息技术应用进行了剖析,分析了信息技术下不同发展程度企业生产链空间组织特征及其变化。结果发现服装纺织企业在信息技术下,其设计、生产、配送的周期快速缩减,证明了时间因素在信息技术导致生产链空间组织变革中的重要意义;同时发现信息技术对传统加工制造型纺织服装企业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生产链某个环节管理功能的加强;而对于产业升级后的企业来说,信息技术对整个生产链空间组织的影响明显。     

新产业区的形成机制及其与传统空间组织理论的关系

在新产业区概念和特征进行概括的基础上,归纳了产业区发展的一般过程,并重点对新产业区的形成机制及所具有的优势进行了探讨。地方化产业群及区域创新网络的形成是新产业区成熟的标志,知识外溢、经济外部性导致的收益递增,以及基于密切的内部联系引来交易成本的降低使新产业区获得了强大的经济竞争优势,新产业区的空间组织形式所具有的网络效应、创新效应和企业与地方文化的良好融合是经济竞争优势的根本。最后,对新产业区理论和传统的空间组织理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总结了二者的之间的异同。     

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基于中国汽车制造业的实证研究

新创企业区位选择不仅是企业重要的决策活动,也深刻影响中国制造业地理空间格局演变。在全球化、市场化、分权化背景下,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1998—2012）”和“中国城市统计年鉴（1999—2013）”中新创企业及城市属性数据,采用随机效应面板Tobit模型分析中国汽车制造业新创企业的时空分异与区位选择。研究发现：① 1998—2012年,中国汽车新创企业活跃地区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尤其是2010—2012年,新创企业呈现向中西部大规模扩散趋势,西部成渝地区逐渐成为新热点区域。② 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时空综合机制来看,全球化影响不显著,而市场化和分权化均存在显著影响,其中劳动力、集聚经济、市场潜力与区位商等因素能促使新创企业成立,而国有企业占比则会阻碍新创企业成立。③ 在时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表现不显著,分权化则始终保持对新创企业的显著影响。市场化的劳动力因素影响作用变化说明新创企业区位选择正逐渐从关注劳动力成本转向于关注劳动力质量,而集聚经济和市场潜力在多样化和城市化经济的冲击下作用减弱。④ 在空间特征差异上,全球化的出口因素在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在中西部地区表现不明显,市场化中劳动力因素和市场潜力在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而在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因素则显著为正,除此之外,外商直接投资、集聚经济、区位商和国有企业占比对不同区域新创企业区位选择影响大体相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情景下,揭示新创企业时空分异及区位选择机制,强调“区位机会窗口”对某些地区实现企业区位空间调整及其把握企业与政府关系的重要性,不仅能丰富演化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企业区位选择的研究,还能更好地理解中国典型区域正在发生的经济转型和空间重构。     

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业发展与空间格局研究

区域新兴产业的发展是经济地理学的关注重点。尤其在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背景下,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和区位特征备受关注。本文选取风电设备制造这一战略性新兴产业作为研究对象,根据2005-2012年《中国风电装机容量统计》整理了中国风电设备制造企业数据库,发现中国的内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大多由相关装备制造业企业投资设立,并位于投资企业所在城市;外资风电设备制造企业倾向于布局在装备制造业基础雄厚的城市。风电设备制造业企业的空间扩展即子公司主要集中在三北(东北、华北和西北)和东部沿海等风力资源丰富和风电场重点建设的地区。在实证部分,利用零膨胀负二项模型探讨中国风电设备企业及其子公司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风力资源禀赋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的区位选择,风力资源丰富的地区城市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个数较多;②产业基础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母公司区位选择;③地方政府支持主要影响风电设备企业子公司的区位选择;④风力资源禀赋、产业基础和地方政府支持同时作用时,产业基础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对风电设备企业的区位选择和地方政府有针对性的产业政策制定有指导意义。     

MANUFACTURING LOCATION IN A POLYCENTRIC URBAN AREA: A STUDY IN THE COMPOSITION AND ATTRACTIVENESS OF EMPLOYMENT SUBCENTERS

Attention has shifted to the role of subsidiary urban centers as the new “spatial nodes” within metropolitan areas a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has dispersed away from its traditional central city locations over the past decades. Understanding the character and evolving functions of these new “centers” is crucial to predicting (or influencing) future metropolitan spatial pattern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nature and role of the principal employment centers within the Dallas-Fort Worth reg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ocational choices by firms in three-digit SIC Manufacturing. First the centers are empirically identified via a methodology that “maps” employment land-use polygons onto a zip code-level geography. The industrial attributes of firms choosing such centers are then investigated using multinomial logit. The general attractiveness to firms in manufacturing of various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centers are next studied through a discrete choice framework. Finally, a “mixed” conditional logit model is specified and implemented to identify special affinities between a type of firm and a kind of location. Results of the exercise enable judgment on the utility of the employment center concept and on industrial location behavior in a modem urban contex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