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市所获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差异。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状况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     

基于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广州新移民居住分异研究

运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分析当前广州新移民的居住空间分异问题,探讨中国大城市新移民居住空间的整体格局、分异程度及其分异机制,并以此实证中国城市社会空间理论。研究表明：广州新移民的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近郊集中和远郊分散的特征,其中省内新移民较多集中在中心区外围,省外新移民集中分散在远郊。广州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差异指数为0.48,分异指数为0.46,隔离指数为0.56,超过美国亚裔移民分异的平均水平。此外,各区的分异度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机制分析表明,历经30多年的市场化进程,制度因素对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单位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无明显影响,市场因素的作用增强。与西方情况类似,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因素和婚姻状况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总体上,市场化下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隔离正不断转化为明显的空间分异问题。为推进社会融合,应尽快采取社会空间重构措施(如社会规划和社区规划)予以应对。     

中国城市“新移民”社会网络与空间分异

伴随日益加速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进程,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备受关注。通过对广州8个城中村的问卷调查与实证研究,本文对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网络进行研究,分析移民聚居区与其社会网络的关系。研究表明,新移民的社会网络表现为成分多样化、关系现代化和空间分散化等3大特征;新移民积极利用聚居区外的社会关系寻求发展机会;移民聚居区的分异度正逐步降低,中国城市内部二元分异的空间格局正逐渐被打破。但是,移民与城市居民的社会隔阂并未完全扭转,新移民并没有融入到本地社区,基于地缘、血缘的"差序格局"仍是他们界定网络成员身份的重要准则。此外,迁移历史和社会经济地位是影响移民社会空间重构的主导因素。未来中国城市新移民的社会空间融合将表现为一个渐进而持续的历史过程。     

中国海外移民类型及移民族群特征探讨

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近百余年来规模最大,至今已超过3000万人。中国海外移民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概要回顾了近代中国各类型海外移民的历史,分析了海外移民的世界分布格局及其形成原因。在揭示海外移民为当地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独立作出重要贡献基础上,对华人族群民族意识、文化属性、传统华人社会结构、双重认同、不同地域华人族群特色以及海外移民不同程度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的类型等进行了研究。文章强调,当前对不同地域华人族群所居地位和作用,应加深理解,在振兴中华进程中,国家应高度重视这一族群能力的发挥。     

基于六普数据的中国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空间格局

住房是流动人口融入城市、实现市民化过程中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基于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采用住房拥有率、租住房率、住房面积指数、住房不受干扰指数、住房质量指数和住房费用指数6 个指标考察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并综合运用数理统计、空间自相关和系统聚类法揭示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属性特征、空间分布与集聚类型。研究发现,与城镇常住人口相比,流动人口的住房状况较差。从空间分布看,流动人口住房状况的各项指标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在空间分布上不仅存在集聚现象,而且有明显的集聚中心。研究结果还表明,流动人口住房条件综合状况可划分为较好、中等、中等偏下、较差4 级类型区,在全国尺度上的空间分布除个别类型外具有团块聚合的结构特征。在考虑社会公平的前提下,应分类解决不同类型区域流动人口的住房问题。     

中国海外移民类型及移民族群特征探讨*

中国人移民海外历史悠久,近百余年来规模最大,至今已超过3 000万人。中国海外移民对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文章概要回顾了近代中国各类型海外移民的历史,分析了海外移民的世界分布格局及其形成原因。在揭示海外移民为当地资源开发、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独立作出重要贡献基础上,对华人族群民族意识、文化属性、传统华人社会结构、双重认同、不同地域华人族群特色以及海外移民不同程度融入所在国主流社会的类型等进行了研究。文章强调,当前对不同地域华人族群所居地位和作用,应加深理解,在振兴中华进程中,国家应高度重视这一族群能力的发挥。     

深圳市新移民社会空间分异

基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査数据,通过计算分异指数、隔离指数和区位爛,分析了深圳这一典型移民城市的新移民社会空间格局及其分异状况,并采用线性回归模型深入探讨新移民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与广州市进行对比。研究表明:1)深圳的社会空间存在5类人口因子,出现精英阶层聚居区、工薪阶层聚居区、离退休人口聚居区、本地村镇人口聚居区和新移民聚居区5类社会阶层聚居区。2)新移民在空间分布总体上表现出“差序格局”:由关内(福田区、罗湖区、南山区和盐田区)到关外(宝安区、龙岗区、光明新区、龙华新区、坪山新区和大鹏新区),“省内新移民”减少而“省外新移民”增加。3)深圳新移民与本地常住人口的分异指数为0.47,隔离指数为0.64,与广州新移民的指数相比,深圳新移民的隔离程度较高。4)制度因素(户口属性)对深圳新移民聚居区的影响减弱,市场因素的作用正不断增强,符合“市场转型论”的假设。同时人口和家庭因素对新移民聚居有一定影响,其中年龄结构和教育水平是影响新移民聚居的重要因素。5)对比广州市,广州新移民聚居同时受到制度因素和市场因素的双重影响,户籍制度影响依然具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同时年龄结构与婚姻状况也具有显著影响。由此可见,新移民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机制具有异质性,深圳市作为改革开放的窗口,体现T中国社会主义市场转型对社会空间的影响效应。     

水库移民中安置性移民与开发性移民的比较研究

建国以来, 中国水库移民安置经历了一个从安置性移民向开发性移民转变的过程。分析比较研究两类移民的本质差别, 有助于认识和掌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发性移民的基本规律性。遵循规律, 探讨问题, 促进开发性移民健康发展。     

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加快培育和发展住房租赁市场,是新时代中国住房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基于2000年和2010年全国分县人口普查数据,运用GIS空间统计方法和空间计量模型,实证分析了中国337个地级以上城市的租赁住房发展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2000—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经历了"空间分散化"向"空间集聚"的发展态势,租赁住房发展高值区向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西部地区的部分区域中心城市以及北京、厦门等经济发达城市更加靠拢;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和变化存在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集聚趋势越来越强,而不同时期的中国租赁住房发展热点区分布有所变迁;空间计量模型表明,二三产业从业人员比例、住宅价格、租售比、外来人口比例、常住人口、65岁以上人口比例、家庭户规模和平均受教育年限等因素是影响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区域差异的显著因素;而2000—2010年中国租赁住房发展变化主要与常住人口、外来人口比例、人均住房面积、65岁以上人口比例、平均受教育年限和少数民族比例等因素有关。     

城市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城市的实证

基于北京、深圳、成都和中山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抽样调查监测数据,采用计量模型探讨了新生代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与区位选择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生代流动人口具有较强的回流意愿,且不同类型（智力型、投资型和劳力型）在回流意愿和区位选择上存在显著差异。2）其回流意愿受个体“客观属性”（人口学因素、经济因素）与“主观感知”（经济地位感知、社会心理感知）双重影响,特别是人口学因素和社会心理感知。3）就回流区位选择而言,人力资本是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省会城市最显著的因素;主观感知中的城市社会适应、家庭“心理成本”和家乡生活方式认同与其选择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地级市显著相关;客观属性中的人口学因素（性别和年龄）、在外务工时间主要影响其回流至户籍地所在的县（市、区）或乡镇;经济因素中的个人收入对各类回流地的选择均有显著的影响。不同回流区位的选择是综合“生存”与“发展”两方面需求的结果。建议未来精准施策,尤其要注意地级市的人口回流;在重视吸引人才的同时,要进一步关注流动人口的社会适应问题,完善公共服务设施尤其是医疗、养老、子女入学等,推进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     

转型期中国大城市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特征与机制

采用2014年国家卫生计生委"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及心理健康调查"专题数据,基于流动人口对城市和家乡的身份认同情况,结合多项分类Logistic模型等计量分析,探讨了流动人口身份认同的模式、特征及其主要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流动人口身份认同分为融合型、同化型、分离型和边缘型,总体上流动人口对流入地的城市身份认同较低;②除了个人因素以外,流动人口的身份认同还受到城市和家乡的双重影响,例如城市住房、社区类型、城市歧视感知、城市行为观念适应、乡愁情感以及家乡土地等因素;③存在从分离型到融合型、再到同化型的衍化路径,但部分流动人口会从分离型转化为边缘型;④同化型流动人口的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满意度高于其他类型流动人口。基于实证结果提出,在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制度设计中,需从城乡两个方面同时着手,并积极推进其实现身份认同上的同化。     

京津冀地区次中心城市高技术产业动力缺陷——以石家庄市为例

以河北石家庄市为例,运用企业问卷调查和重点企业访谈等方法,探讨京津冀地区次中心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动力缺陷.研究发现,资本、人才和技术等资源缺乏直接导致次中心城市难以依靠内力实现自主发展.由于不具备集群优势和要素价格优势,次中心城市成为中心城市产业扩散的"真空地带",因而缺乏足够的外力驱动.然而,次中心城市还要受到中心城市极化效应的影响,有限的高级要素资源大量外流.这种内外乏力的状况具有深厚的文化制度背景,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地方制度安排不仅降低资源配置与利用的效率,还阻碍外部资源便捷通畅地进入.定向引进资本、推进制度创新、培养企业家精神以及扶持焦点企业等是未来改进的关键.     

城市住宅空间分布模拟研究

构建城市住宅开发模拟模型(FDM),并以北京市为案例,模拟城市住宅规模时空演化。FDM综合考虑了政策限制和市场规律模拟开发商决策行为,分4个步骤预测城市住宅面积的空间分布格局演变过程:①假设无政府限制条件、开发商追求最大利润的前提下,预测城市住宅开发总面积;②在政府限制条件下,对上述预测结果予以修正,预测实际住宅开发总面积;③根据各区块的利润以及政策许可对住宅开发面积进行空间配置;④确定各个区块的建筑规模总量。北京案例表明,延续近几年住宅开发模式,未来住宅规模的增长主要发生在五环外,尤其是五环到六环的区域,而中心城区的开发程度较弱。一方面是由于城市中心地带已经被高度开发,土地利用空间较小;另一方面与政府疏解中心人口、缓解交通阻塞的政策有关。FDM模型的开发为城市土地利用政策的制定提供了良好的模拟分析工具,为城市空间模拟分析研究提供方法上的参考。     

成长型资源城市产业转型能力评价与优化路径——以榆林市为例

成长型资源城市产业转型事关国家能源安全保障、国计民生和区域绿色发展,尤其在“双碳”目标下,亟需统筹推进产业转型升级、能源结构优化和接续产业发展。采用产业经济学和地理学相关方法,以陕西省榆林市县域为例,分析了其转型能力时空演变特征,确定了榆林市产业转型方向和具体优化路径。研究结果表明：① 2008—2018年榆林市县域产业转型能力呈北高南低的空间特征,要素投入的使用效率和技术利用程度是产业转型能力提升的关键。② 县域产业转型方向应依据产业转型能力和地域资源优势,合理选择主导产业,如北六县（市、区）为能源化工产业、装备制造业、新兴产业、物流业,南六县为特色农业及农副产品加工业、旅游业、盐化工产业。③ 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更适宜以绿色发展理念为指导,多种产业协调发展的复合路径。     

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的空间分异格局及影响因素

分别研究2009年中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住宅均价和房价收入比的空间分异格局、总体趋势、空间异质性和相关性;根据供需理论和城市特征价格理论建立了影响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初选因素,并根据半对数模型分析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住宅价格空间分异显著,呈现出空间集聚性分异（东南沿海三大城市群与内陆城市之间）和行政等级性分异（省会与地级市之间）的双重格局;② 房价收入比较高的城市数量更多,分布范围更广,购房难度较大的城市已超过一半;③ 住宅均价的总体分异趋势和空间异质性都强于房价收入比;④ 城市居民收入与财富水平和城市区位与行政等级特征是住宅价格空间分异的两大核心影响因素。     

Modeling Spatial Processes of Urban Growth in African Cities: A Case Study of Nairobi City

Africa's urban population growth has been especially rapid, averaging about 5% per year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s a result, many urban areas have experienced dramatic growth that is seriously outstripping the capacity of most cities to provide adequate services for their residents. Although population growth and urbanization rates in Africa have slowed recently due to a number of factors including HIV/AIDS, urban growth is still expected to double by 2030, leading to dramatic sprawl with serious environmental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Using Nairobi as an example of a rapidly urbanizing African city, we studied the dynamics of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using satellite data and addressed the need for models and urban management tools that can guide sustainable urban planning policies. Cellular Automata, which integrate biophysical factors with dynamic spatial modeling, are used in this study. The model was calibrated and tested using time series of urbanized areas derived from land use/cover maps, produced from remotely sensed imagery, with future urban growth projected to 2030. Model assessment results showed high levels of accuracy, indicating that simulation findings were realistic, thereby confirm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model. Results further showed that the model is a useful and effective tool to foresee the spatial consequences of planning policies in the context of many African cities. The forecast for Nairobi showed unsustainable sprawl.     

城市增长与收缩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

中国快速城镇化过程中已经出现了城市增长与收缩并存的现象,其中收缩型城市中又以资源型城市较为典型。研究城市增长与收缩过程及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优化资源型城市发展路径以及制定合理的规划策略。本研究以黑龙江省鸡西市、鹤岗市、双鸭山市、七台河市为研究案例,从城市比较研究的思路入手,利用均方差决策法、偏最小二乘法等方法定量化表征4市城市增长与收缩过程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4市并不是处于持续收缩的状态,而是增长与收缩交替进行。② 从城市增长与收缩过程的影响因素方面看,鸡西市主要受居民收入与消费情况影响,鹤岗市主要受产业及投资影响,双鸭山市主要受制造业和外部投资影响,七台河市主要受煤炭产量影响。③ 从差异性角度分析,城市增长与收缩过程以及影响因素的差异主要由替代产业选择差异、城市间竞争、外部性影响所决定。     

中国城市空间拓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261个地级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地普遍出现了以低价出让农业用地,盲目投资房地产及城市基础设施,大规模兴建新城区为主要特征的城市蔓延现象。造成这种城市建成区低密度无序扩张的原因,除了不规范的城市用地转化机制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当认识。以全国261个地级市为例,基于1990~2010年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客观分析了中国城市土地蔓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FDI）、房地产泡沫效应等因素后,城市现有建成区面积及其扩展幅度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单纯追求城市建成区规模扩张并不能直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