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中国民用汽车拥有量变化的时空特征

基于统计数据,采用Theil指数、线性倾向率、Mann-Kendall（M-K）检验、面板数据模型,从中国、八大经济区域、各省3个尺度分析中国民用汽车拥有量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地区生产总值、居民消费水平、公路里程的关系。结果表明：① 中国民用汽车拥有量的增长分两个阶段： 1996~2005年为缓慢增长期,2005~2015年为快速增长期;② 2000~2015年中国民用汽车拥有量地区分布差异显著下降,2000~2005年区域内总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成分,北部沿海地区区域内差异是区域内总差异的主要原因,2006~2015年区域间差异是总差异的主要成分;③ 在不同的时间阶段及空间尺度各因素对民用汽车拥有量发展的作用方向和作用强度呈现一定的差异性。     

中国城市绿色技术创新的时空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

借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绿色专利识别方法,本文建构了2007—2017年中国城市尺度的绿色专利申请量时空数据库,从而揭示了2007—2017年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时空分布特征,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时序发展上,无论是在专利申请量上还是城市参与度上,绿色建筑技术一直主导中国绿色技术创新发展,11年间绿色建筑技术领域专利申请量占整体的比例一直维持在30%以上;② 创新主体上,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由企业主导的特征愈发显著,企业申请的绿色专利占整体的比例由2007年的39.7%增长至2017年的62.6%;③ 空间演化上,中国绿色技术创新空间分布呈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特征,以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地区为主导的三极格局日益凸显。个体城市上,11年间北京、深圳相继超越上海,成为中国绿色技术创新最为集聚的两大核心城市;④ 影响因素上,中国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和路径依赖性特征,城市环境规制强度、城市经济规模、城市市场规模、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城市吸引的FDI以及城市空气质量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积极影响,而以第二产业为主的产业结构对城市绿色技术创新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     

乡村土地利用结构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探讨乡村土地利用结构效率地区差异对于引导乡村土地高效利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科学合理评估乡村土地时空配置情况,可以为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国土资源保障。论文以2009—2016年中国大陆3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采用Super-SBM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乡村土地利用结构效率时空分异与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① 2009—2016年中国乡村土地利用结构效率整体处于中等水平,且呈现逐年上升态势;② 全国乡村土地利用投入产出效率的空间差异显著,中国乡村土地利用投入产出效率表现为东高西低、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③ 各因素对中国乡村土地利用结构效率的影响力存在时间上的波动性和空间上的异质性,乡村条件的影响力显著高于城乡关系作用;④ 中国乡村土地利用过程中各类型用地均表现为投入冗余,各地区之间可节约用地比例差异明显,需要依据地区发展实际情况进行结构优化。     

中国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本文利用Python程序抓取了中国土地市场网上的2010-2015年土地供应结果公告,采用空间分布重心、区位基尼系数、热点分析等方法探究了中国县域国有建设用地供应规模时空特征,并用面板数据模型解析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该期间供地规模总体经历了先增后减,县域供地规模空间集聚度、热点区和次热点区总体在扩散;② 受“西部大开发战略”“援疆”和“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县域供地规模空间分布重心向西移动明显;③ 土地供应集中在城市群范围内,县域所在的城市行政等级与供地规模密切关联;④ 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总规模变化和平均供地结构存在差异,高等级发展阶段的区域平均供地规模较大;⑤ 公共财政支出、固定资产投资、第二产业增长率、第三产业增长率、人口规模增长率和人均GDP对不同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影响差异明显,投资建设对各个发展阶段的区域供地规模均有较强推动作用。     

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

基于“天眼查”网络大数据,采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分析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经历了孕育、成长、兴起、繁荣四个阶段。2000—2020年,家政服务业发展区域差异不断缩小,区域内差异始终大于区域间差异,东部地区内差异最大。2）中国家政服务业发展空间分异明显,较低、中等、较高水平区变化较大,但东-中-西阶梯式递减态势始终未变,高水平区位于广东、江苏、山东等地,低水平区包括西藏、青海、宁夏、海南等地,家政服务业发展空间分布日趋集聚。3）影响家政服务业发展的核心因素由经济、空间因素为主,人口因素为辅转变为经济、人口、信息因素为主,空间、企业自身因素为辅。影响不同地区家政服务业发展的主导因素不尽相同。     

中国民宿网络关注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网络搜索体现了人们对某种事物或现象的现实关注与潜在需求情况,是游客潜在出游行为的一种前兆。对民宿网络关注时空分布特征的研究,可以明确我国民宿需求的时空分布规律,为优化我国民宿行业发展空间布局提供理论参考。基于2015—2019年中国大陆31个省域空间单元的民宿网络搜索数据,使用赫芬达尔指数、季节性集中指数、周内分布偏度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变差系数、首位度等指标,对中国民宿网络关注度的时空分布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中国民宿网络关注度在2015—2019年呈现明显的波动趋势,季节性分布差异明显,网络关注度在假日前期会出现显“前兆”效应;（2）中国民宿网络关注度存在地域不均衡性,空间分布上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依次递减的整体趋势,2015—2019年民宿网络关注度的区域集聚程度在降低,区域间差异在缩小;（3）气候的舒适性和闲暇时间是影响民宿网络关注度时间分布的主要因素,客源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购买力、人口规模、互联网发达程度、受教育程度和民宿业发展水平均会对民宿网络关注度的空间分布产生影响。     

中国手足口病时空分异特征及影响因素

健康中国战略是中国新时期的重大战略之一,手足口病作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已成为中国影响范围较为广泛和普遍的典型传染性疾病,尤其对婴幼儿健康造成巨大威胁。本文构建健康地理学视角下的传染病研究理论框架,采用集中度和空间分析方法解析中国2008—2017年手足口病发病时空分异特征和变化规律,对18个影响其发病的风险因子进行空间相关和地理探测,揭示手足口病地理分异的主要影响因素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 健康地理学视角下的传染病研究理论框架由传染病发病的基本环节、影响因素和分布扩散状态3个子系统构成,各子系统之间及子系统内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② 2008—2017年中国手足口病发病率呈现波动上升、两年为一周期且偶数年份高于奇数年份的发病规律,春末夏初及秋末冬初为发病高峰。③ 2008—2010年手足口病发病率未体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2011—2017年发病率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热点地区主要集中在广东、广西、海南等地区,且呈现自北向南、自小而分散向大而集中的演变趋势;发病典型地区可以总结为气候湿热区、经济落后且医疗水平低的地区和易集聚感染的人口密集区3种。④ 有12项因素通过了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的显著性检验,与手足口病发病率体现正向作用的因素解释力从大到小依次为“气温>年降水量>湿度>气压>人口密度>路网密度>人均GDP”,负向相关关系作用大小依次为“日照时数>风速>AQI指数>海拔>千人床位数”,气温和降水量与其他因子的交互作用最为明显。本文为健康地理学、手足口病病理学、流行病学的相关研究提供实证检验基础,为服务健康中国战略和流行病预防与控制提供重要科学支撑和政策参考。     

西北地区沙尘天气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1960—2005年西北地区135个台站的沙尘日数、月降水和气温资料,以及500 hPa高度场和太平洋海表温度资料,通过常规统计和诊断方法,分析了沙尘天气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除北疆北部外,西北地区大部分地方年平均沙尘日数在5 d以上,沙尘日数25 d以上的地方主要在南疆、青海西部、甘肃河西及中部地区以及宁夏、内蒙古中西部和陕北一带,而50 d以上沙尘高频区主要集中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地区以及巴丹吉林沙漠、腾格里沙漠和毛乌素沙地一带。沙尘天气在春季发生最频繁,而很少发生在秋季。近46 a年沙尘日数总体上呈显著下降趋势,在沙尘天气高发区的下降趋势更为明显。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沙尘天气发生频数由较多期跃变为一个相对较少期。当北太平洋地区位势高度偏低,青藏高原至新疆500 hPa高压脊异常偏强,亚洲大陆中高纬高度场较常年偏高时,西北地区沙尘日数偏少,反之亦然。当春季太平洋海温表现为厄尔尼诺(拉尼娜)典型态时,同期沙尘日数偏少（多）。     

中国跨境进口电商企业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中国361个地级行政区为空间单元,运用核密度、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回归方法,研究中国跨境进口电商企业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2004—2018年间中国跨境进口电商企业从“萌芽期”“发展期”到“平缓期”呈阶段性发展;企业分布涉及城市不断增加,从东部向中部逐步扩散,多中心化更加明显,大城市带动周边城市发展范围扩大。②跨境进口电商企业在全国范围内呈现“东多西少,南多北少”的分布特征,城市层面具有较强的集聚特点,形成“两大两小”不同分布模式的跨境进口电商企业集聚区。③跨境进口电商企业的空间分布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集聚经济、交通运输水平、网络设施水平、物流发展水平对此影响较大。     

中国环境污染变动的时空特征及其经济驱动因素

基于2003-2013年经济与环境污染数据,运用EKC模型、Moran's I指数、LMDI指数,将污染排放的经济因素分解为规模效应、结构效应、能源消费效应、能源开发效应、技术污染效应,探讨中国环境污染变动的时空特征。结果表明,中国环境污染总量未到达EKC曲线拐点,处于EKC曲线左侧。在时间维度上,规模效应加剧了环境污染恶化,其他效应的变化间接改善了环境状况。在空间维度上,规模效应的高值聚集区是东部地区;结构效应、能源消费效应、技术污染效应的高值聚集区主要是中西部地区,低值聚集区多为东部和东北地区;能源开发效应是全国范围的整体偏低。中国污染重心在113°E~115°E,32°N~34.5°N的区域内移动,以北京—吉林—广东—浙江等省份所构成的区域,受不同经济效应影响,在向东、向西之间“抉择移动”。     

城市小汽车拥有及使用决策研究述评

城市小汽车拥有及使用决策研究作为城市交通规划、交通投资及政策制定的基础, 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本文以城市小汽车拥有及使用决策为主题, 从理论基础、实证研究和模型方法等方面解析了国外相关研究的发展脉络和主要论点, 总结现有研究的基本范畴和理论范式。在此基础上, 系统回顾国内研究的重点内容。国内外小汽车拥有及使用决策的研究都经历了由宏观到微观的转变;国外研究集中于基础理论、特征及影响因素、模型研究等方面;国内研究从早期单纯关注小汽车快速发展对城市带来的影响及对策研究到开始关注小汽车交通与城市环境的相互作用机制研究。最后, 在分析现有研究不足的基础上, 对研究趋向进行了展望, 以期为今后的小汽车拥有及使用决策研究提供分析架构。     

Spatio-tempor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border tourism efficiency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tourism has emerged as a significant driver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border regions.The study utilizes various methods,such as the su-per-efficiency SBM model,spatial variability,cold and hot spot analysis,and Geo-Detector approach,to measure and describe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evolution patterns of land border tourism efficiency and its influencing factors.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the Dai au-tonomous prefecture of Xishuangbanna has the highest border tourism efficiency of 1.6207,while Ngari prefecture has the lowest tourism efficiency with a value of only 0.0365 at the prefecture level during the period 2010-2019.The southwest and northwest regions of China are high-and low-level agglomeration areas respectively,indicating var-ying levels of border tourism development.Additionally,the study identifies an upward trend in China's border tourism efficiency from 2010-2019.The southwest region emerges as a hotspot and the most active region,while the northwest and northeast regions are considered cold spots with ample room for improvement.Furthermore,the density of transportation facilities,national vulnerability,cultural proximity,the number of border ports,and market opportunity are crucial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patial and temporal pattern of border tourism efficiency in China.     

中国城市地价水平及变化影响因素分析

城市地价的影响因素众多且复杂,地价水平和地价变化趋势受到社会、经济、政策等多方面因素的共同影响。论文从城市土地供需和宏观政策角度选取房地产投资额、市辖区建设用地面积、耕地占用税等10 项影响因素,采用2008-2010 年全国105 个土地市场较发育城市分季度地价数据,建立地价水平值与地价增长率影响因素的多层线性模型,定量分析了不同行政层次下,各影响因素对城市土地价格和地价增长率的影响程度。研究结论显示,地价水平值与地价增长率的影响因素不尽相同,且主导因素差异显著：在市级地价影响因素中,房地产投资增长是地价上升的直接动力,而地价增长率则主要受城市建设用地面积、房地产投资额的影响较;省级耕地保护政策对平抑地价、控制地价涨速作用显著,其中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耕地占用税是省级层次影响最显著的两项政策指标。     

中国数字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腾讯研究院公布的数字经济指数,运用插值模拟、Zipf位序-规模法则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的空间分异特征进行分析,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探测比较。结果表明：① 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空间分异明显,省域尺度呈现出自东向西梯度递减的特征,但川、渝成为创新发展新极点;城市尺度,城市群地区是数字经济发展高地。② 数字经济各分维度发展的协同性与差异性特征并存,但差异性更为显著。③ 国家层面,政府对科学技术方面的投入对数字经济的发展起重要作用;东部地区影响因素相对多样;信息化基础与潜力方面因素对中部地区起主导作用,且各因素交互后作用力显著加强;西部地区受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不存在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因素;东北地区的影响因素则相对单一。     

中国区域知识资本时空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以区域创新系统能力表征区域知识资本,对其不均衡地理演变及影响因素的分析表明：① 创新综合能力年际变异程度由东向西逐渐递减,东部与中西地区创新综合能力差异持续扩大。② 区域创新综合能力总体呈现东部沿海创新带、中部内陆创新片区及西部普遍低下的梯度式空间分布格局。③ 劳动力集中指数、人均资本形成额、经济民营化程度、基础设施水平及对外开放度是影响创新能力空间分异的主要驱动因素,而财政支出占比影响较小;各变量对创新综合能力影响的空间异质效应明显,对东中地区往往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对西部地区多呈负向影响,强化了创新综合能力“东高西低”的分异特征。     

中国建设用地规模变化及其影响因素

建设用地是经济社会活动的重要基础, 建设用地规模变化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深入分析中国建设用地规模及其变化的影响因素, 对于正确认识中国土地利用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未来改革创新方向具有深远意义。基于1996 年和2007 年的中国土地利用变更调查数据及经济社会统计数据, 采用逐步回归分析方法, 分别对1996 年和2007 年中国建设用地规模及其变化同经济社会因素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定量研究。结果发现, 1996 年和2007 年中国建设用地规模同经济社会因素的相关关系有所不同。1996 年中国建设用地规模与非农产业产值、总人口正相关, 与城镇居民人均收入负相关;2007 年建设用地规模仅与总人口呈正相关关系。1996-2007 年间中国建设用地规模变化仅与财政收入变化、城镇人口变化呈正相关, 与非农业产值变化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这一结果表明, 1996 年中国建设用地规模与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对比较协调, 2007 年则变得不够协调, 1996-2007 年间建设用地规模增加的主要动力源于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严重依赖性和中国的快速城镇化, 与产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协同性较弱。建设用地规模增加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调不利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从长远来看, 需要改革不合理的财政体制和土地征用制度。     

长沙城市土地扩张特征及影响因素

以不同时期长沙市城区土地利用现状图为基础,通过对城市用地结构比例、扩张强度指数、人口弹性指数、经济弹性指数、紧凑度变化指数等指标的具体研究,从时间序列、空间形态、结构演变等方面对长沙市城市土地扩张特征进行了系统分析,并结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情况从自然地理环境、人口与经济发展、交通设施建设、规划与区域发展战略引导、体制与制度创新等方面探讨了城市土地扩张的作用机制。研究表明：从1949年到2004年,长沙市城市土地扩张速度和强度逐步上升,整体上呈现出非理性向理性发展的趋势,扩张形态也经历了一个由单一的外部空间扩展向外部空间扩展与内部填充相结合转变,由以圈层状、轴线状为主的连续扩展形态向以斑块状与组团状为主的非连续扩展形态转变的过程,总体而言,长沙市城市土地扩张是一个具有阶段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的过程。无论是哪个阶段,城市土地的扩张均受到多重力量的影响,某一时期的城市土地扩张是多重速度、多重模式以及多重形态的有机叠合体,由于力与力之间的均衡与偏向性差异而导致了不同时期城市土地扩张主导特征的凸现,最后在各阶段性合力的共同作用下,形成了现有城市土地边界和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