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GPS数据的北京市郊区巨型社区居民日常活动空间

在城市快速郊区化的过程中,北京市兴建了大规模的郊区经济适用房居住区和郊区新城,形成了特有的郊区居住和日常生活空间。由于这些郊区巨型社区周边配套设施和就业岗位的不足,造成了社区居民的长距离通勤,激化了北京市交通拥堵、职住空间错位等城市问题,也降低了居民的生活质量。伴随着人文地理学中的行为转向,时空间行为已成为透视城市空间的重要视角,行为论方法中的活动空间作为城市社会空间研究的重要测度,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而国内已有的活动空间研究往往基于传统问卷调查数据利用密度插值法从汇总的角度进行分析,忽略了居民的个体差异性。本研究利用2010 年基于GPS的北京市活动与出行调查数据,以天通苑和亦庄两个郊区巨型社区为例,采用GIS 空间分析和标准置信椭圆法,从非汇总角度对郊区居民的整日活动空间进行测度,并在居民活动空间叠加分析的基础上,研究北京市郊区巨型社区居民工作日和休息日的日常活动空间及其对城区空间和案例社区附近空间的利用情况,挖掘工作日居民对城区空间利用的影响因素,从而透视中国大城市郊区化存在的问题。     

基于通勤时间细分的通勤满意度影响路径研究——以昆明市为例

以昆明市为案例,将通勤个体的实际通勤时间与理想通勤时间、通勤时间容忍阈值比较后,细分出3类通勤时间异质群体,揭示人们对通勤时间的实际感知与理想偏好、容忍阈值的匹配程度对通勤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实际通勤时间在理想通勤时间之内的样本(群体1)的通勤满意度最高,而实际通勤时间超过容忍阈值的样本(群体3)的通勤满意度最低;采用不同出行方式去上班的通勤人群的通勤满意度差异明显,且他们的满意度在3类通勤时间细分群体下的分布特征不一致。构建路径分析模型,以实际通勤时间在理想值和容忍阈值之间的样本(群体2)为参照,群体1的通勤满意度更高的可能性更大,而群体3的通勤满意度更低的可能性更大;通勤方式对通勤满意度不仅存在直接效应,还通过通勤时间细分变量对通勤满意度有间接效应;工作位置越靠近主城区,通勤满意度越高。     

企业员工通勤活动的时间弹性和空间弹性对出发时间选择的影响——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弹性通勤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城市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弹性工作时间在政策文件和企业管理中被频繁提及。国内对企业员工通勤出发时间选择的研究较少考虑活动因素。立足于上海市交通拥挤与职住失衡的背景,以闵行区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借鉴多项logit模型分析通勤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弹性对企业员工出发时间选择的影响。结论如下:(1)员工早晚通勤出发时刻集中在高峰时段,与晚通勤相比,早通勤出发时间的选择更集中于高峰前和高峰中。(2)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城市建成环境特征、通勤时空特征对员工通勤的出发时间选择产生影响。(3)对于控制变量,年龄和收入因素制约了早通勤出发时间选择;工作地在郊区或商业可达性较差的员工,更不倾向于早高峰前出行;公交可达性较差的,则不倾向于晚高峰后出行。(4)工作地弹性、出发时间弹性、驻停时间及驻停地弹性等均对早通勤出发时间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仅出发时间弹性和到达时间弹性对晚通勤出发时间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基于决策树法的北京城市居民通勤距离模式挖掘

以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引进决策树分析方法,讨论了北京市城市居民通勤距离模式。研究发现:第一,在设定的修剪纯度下,北京城市居民通勤距离远近与出行工具、居住地变更、职业、居住地就业率、最小孩子求学状况、住房面积、家庭月收入、机动车利用状况密切相关;第二,在影响城市居民通勤距离的变量中,出行工具变量的重要性最大,其次是住房面积变量、最小孩子求学变量,再次为居住地变更变量、职业变量,家庭月收入变量为第四等级,机动车使用变量和本地就业率为第五等级。第三,因住房产权复杂性、迁居原因的多样性、被动郊区化以及生产、育儿福利及家庭内部事务分工等因素的影响,住房面积、迁居史、家庭生命周期、职业与通勤距离的关系与国内已有结论相悖,部分变量因子对短距离通勤具有决定性影响,部分变量对于长距离通勤有决定性影响。     

大城市郊区居民通勤模式对健康的影响研究——以北京天通苑为例

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加剧了居民的职住分离与长距离通勤,进而影响其健康状况。本文以北京典型近郊巨型居住区天通苑为案例,研究城市郊区居民通勤模式对健康的影响。天通苑全职就业者通勤空间总体上呈现以天通苑为中心不均匀的放射状格局;根据通勤距离、时间与方式,将天通苑全职就业者的通勤模式划分为短距离-积极-公交通勤、中长距离-公交-小汽车通勤、超长距离-公交-小汽车通勤3种模式。本文借助二项Logistic回归模型,在控制其他社会经济属性的前提下验证不同通勤模式对生理健康和心理健康2个维度6个指标的影响。研究发现,整体上通勤模式对睡眠质量差、经常请病假、疲惫不堪、压力大等健康风险的影响均呈现出倒“U”形的趋势,表明适度通勤可能有利于健康,而过长通勤却不利于健康,尤其是超长距离-公交-小汽车通勤模式显著地增加了睡眠质量差、经常请病假、压力大等的健康风险。最后,本文指出改善大城市郊区职住关系不仅意味着城市运行效率的提升,更意味着居民健康状况及生活质量的提升。     

基于手机信令数据的城市居民非通勤出行群体画像—以苏州市为例

构建考虑多维特征的城市居民非通勤出行群体画像概念模型,提出一种按序结合相关系数矩阵与二阶聚类的方法,以进行非通勤出行群体画像。利用苏州市手机信令数据,基于非通勤出行时空规律和社会属性将城市居民出行者进行群体划分,并结合城市居民非通勤出行群体画像概念模型对不同类型非通勤出行群体进行多维度解析。结果显示：① 城市居民出行者可划分为：活跃?波动?工作日主导型群体、非活跃?稳定?均衡型群体。② 不同类型非通勤出行群体画像在多维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③ 根据群体画像标签关联分析,除显性关联外,群体画像不同标签间存在隐性关联。     

城市居民通勤行为与感知的空间特征研究——以福州市主城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通勤是城市道路的主要功能之一,然而过于集中的通勤造成各种交通问题。现阶段,我国二线城市的高峰期拥堵问题也愈发严峻。以我国沿海城市福州市为例,对城区居民的通勤行为及通勤感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福州市城区居民通勤特征。研究表明:从通勤行为来看,居民通勤时间和距离以中等水平为主,随着通勤时间和距离的增加,通勤方式逐渐从步行向助力车再向公交车、私家车过渡,职住分布的空间失配进一步带来通勤流的空间集聚,是高峰期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从通勤感知来看,交通意象中标志物和区域的可意象性很小,节点的可意象性最大,满意度呈现由外围向中心递减的空间结构,并深受样本属性影响。     

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

基于问卷调查的非汇总数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测度了北京城市124 个街道的就业可达性,并作为职住空间错位的标度指标,讨论了职住空间错位与居民通勤时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可达性高于郊区,高就业可达性的街道主要集中在二环以内及东二环至东四环的东北一隅。② 全体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社会经济属性与住房状况等条件下,街道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就业可达性平方与居民通勤时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③ 分收入组来看,中高收入组两变量影响均不显著,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显著,表现为通勤时间与就业可达性为正向相关,与就业可达性平方为负向相关,说明一定的阈值范围内居住街道就业可达性的提高鼓励居民延长通勤时间,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则限制居民长时间通勤。该结果与西方城市研究的研究结论不同,反映出中国城市处于空间重构和转型期的独特性。但二者的共同点是低收入居民等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城市职住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制约,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应更加重视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消减低收入居民面临的空间障碍。     

中美城市居民出行行为的比较——以北京市与芝加哥市为例

中外城市比较研究是城市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不同社会文化背景、城市规划理念下城市居民日常行为的比较,对中国城市未来发展借鉴国际经验具有重要意义。当前,围绕中美城市空间发展及居民日常行为的研究多局限在经验性的理论讨论,鲜有基于一手数据的比较分析。开展基于活动—出行日志的中国北京与美国芝加哥城市中心区居民出行行为的对比,由此透视不同的城市空间结构对居民行为的时空制约差异。结果显示:北京居民的通勤距离较短,且表现出市中心指向性;而芝加哥居民的通勤距离较长,具有向城市远郊区扩散的趋势。居民日常出行中,工作目的出行距离最长,北京居民事务目的出行居次,而芝加哥休闲目的出行居次。北京居民倾向于慢行交通出行,而芝加哥居民依赖于小汽车出行。最后讨论了美国经验对中国城市空间健康发展的建议,以及中美城市比较研究的未来。     

北京市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分析

近年来北京市社会经济和城市建设取得了重大的成就,但是交通拥堵、居住地和工作地分离、过度通勤等问题也极大地影响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通勤行为研究对理解城市结构、合理规划城市空间布局具有重要作用。以北京市政策性住房、胡同社区、单位社区和商品房四类居住区居民为对象,通过2012年城市居民职住分离抽样调查问卷获取了不同社区居民的居住地和工作地、通勤行为及居住满意度等基本数据,运用统计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这些特征进行综合分析,试图理解社会极化加剧背景下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差异,丰富城市地理研究内容。结果发现:不同社区居民通勤行为存在着显著的差异;四类社区中政策性住房居民平均通勤时间最长为50.4 min(标准差24.7 min),单位社区居民平均通勤时间最短为33.6 min(标准差20.3 min);不同社区居民的通勤工具选择也明显不同,反映出居民社会经济属性差异是通勤行为差异的重要因素。     

利用公交刷卡数据分析北京职住关系和通勤出行

基于位置服务(Location Based Service, LBS) 技术为研究城市系统的时空动态规律提供了新的视角, 已往多基于移动通讯(GSM)、全球定位系统(GPS)、社会化网络(SNS) 和无线宽带热点(Wi-Fi) 数据开展研究, 但少有研究利用公交IC 卡刷卡数据进行城市系统分析。普遍存在的LBS数据虽然具有丰富的时间和空间信息, 但缺乏社会维度信息, 使其应用范围受到一定限制。本文基于2008 年北京市连续一周的公交IC 卡(Smart Card Data, SCD) 刷卡数据, 结合2005 年居民出行调查、地块级别的土地利用图, 识别公交持卡人的居住地、就业地和通勤出行, 并将识别结果在公交站点和交通分析小区(TAZ) 尺度上汇总:① 将识别的通勤出行分别从通勤时间和距离角度, 与居民出行调查数据和其他已有北京相关研究进行对比, 显示较好的吻合性;② 对来自3 大典型居住区和去往6 大典型办公区的通勤出行进行可视化并对比分析;③ 对全市基于公交的通勤出行进行可视化, 并识别主要交通流方向。本研究初步提出了从传统的居民出行调查和城市GIS 数据建立规则, 用于SCD数据挖掘的方法, 具有较好的可靠性。     

北京大型居住区居民通勤行为对比研究——以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为例

郊区化的过程中,居住-就业均衡性存在解体和重构的过程。以北京郊区两个大型居住区——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了居民居住、就业以及通勤等方面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较长是近郊大型居住区居民的共性,但由于大型居住区功能定位的差异以及所在区位和道路体系的差异,单一型居住区和混合型居住区也存在高峰通勤出行时间、通勤工具选择和通勤流向等通勤行为的差异。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加以合理规划,对解决郊区化过程造成的制住分离加剧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基于历史暴雨洪涝灾情数据的城市脆弱性定量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基于历史暴雨洪涝灾情数据构建脆弱性曲线,定量研究北京市在不同降雨量下的宏观脆弱性。分析显示,在现有的抗灾能力下,相同降雨量所导致的农作物受灾率值最高,死亡失踪率值最低;随着最大2 d降雨量增大,承灾体的损失率增加明显,当最大2 d降雨量重现周期达到百年一遇时,在现有的社会经济暴露状况下,受灾人口数将达到147.4万人,死亡失踪人数也将有可能达到50人左右,农作物受灾面积有可能达到7万hm²,倒塌和损坏房屋将可能达到60万间,直接经济损失可能超过400亿元。北京市的洪涝灾害风险管理力度还有待加强。     

基于居住区比较的北京城市通勤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城市土地与住房市场化改革逐渐推进、郊区化与城市空间扩张不断加快、单位制度及单位大院的解体等,北京城市内部居住与就业的空间组织正经历着显著变化,从而导致通勤问题的产生以及城市通勤格局的显著变化。本文基于对北京市内10个典型居住区中600个家庭、842位就业居民的日常通勤行为问卷调查数据,比较城市内部不同居住地域居民通勤格局的差异性,以期折射北京市居住与就业空间重构的微观过程。研究表明:(1)城市内部不同居住区居民的通勤行为存在显著差异性;(2)不同类型单位居住区通勤格局呈现出明显的分化;(3)老城区旧居住区中相当比例的长距离逆向通勤,以及郊区新建商品房以及政策性住房居住区中较高比例的长距离内向通勤,反映城市职住分离现象的出现。     

城市地铁对沿线居民通勤交通碳排放的影响 ——以郑州市为例

基于郑州市地铁1号线、2号线周边11个典型社区的居民调查数据,对地铁开通前后居民通勤交通碳排放进行了核算,从职业、收入和距离等方面分析了地铁沿线居民通勤交通碳排放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地铁1号线开通后人均通勤碳排放减少18%,地铁2号线开通后减少43%;(2)不同职业类型的居民在地铁开通后通勤碳减排比例由高到低依次为教师、公司职员、其他、工人、公务员;(3)居民收入与通勤交通碳排放量成正相关,与地铁开通后的碳减排比例呈负相关;(4)居民通勤碳减排率与居住地到最近地铁站的距离成负相关,地铁开通后距离地铁站为0~1,1~2,2~3 km的小区人均通勤碳排放减少率分别52.76%,41.12%,24.36%。     

北京郊区女性居民一周时空间行为的日间差异研究

伴随城市空间向郊区急剧扩张,郊区已成为快速城市化过程中疏解城市人口和功能的重要空间。作为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双重工作者,郊区女性居民的日常生活面临着新的挑战。基于2012年北京居民日常活动与交通出行调查的第一手资料,采用时间地理学研究框架,以一周的活动日志数据为基础,从时间节奏和时间分配的角度分析郊区女性的时间利用特征,并通过标准置信椭圆对GPS轨迹数据进行了活动空间刻画,探讨不同活动在城市不同空间中的发生日间差异。结果表明,在时间上,郊区女性的日常生活具有规律性、丰富性和细碎性的特点;工作日的时间分配以工作活动为中心,从周一到周四的差异性不显著;休息日的时间分配以家务和休闲活动为主,并且在休息日内部出现周日出行时间相对较少的差异。在空间上,大部分郊区女性居民选择在郊区附近就业,日常生活中的购物、休闲活动也主要在郊区空间发生;在休息日,购物活动向城区空间内延伸,休闲活动的空间范围虽然相比于工作日有所扩大但仍主要在郊区空间内部完成。     

基于遥感数据和POI数据的GDP空间化研究 ——以北京市为例

为了比较分析不同数据对格网化社会经济活动空间分布精度差异性的影响,以北京市为例,基于土地利用数据对第一产业空间建模,基于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和POI数据运用熵值赋权和代用数据空间展布的方法对第二、三产业空间建模,将第一产业和第二、三产业进行格网叠加,并与辖区GDP统计数据进行误差分析。结果表明:借助土地利用数据、NPP/VIIRS夜间灯光数据和POI数据的GDP空间模拟结果与真实分布格局较为一致,而使用土地利用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进行GDP空间化模拟的精度明显降低。因此,将反映细节信息的POI数据加入到GDP空间化研究后,能够进一步扩展GDP空间化的数据源,提高GDP空间化模拟精度。基于土地利用数据、NPP/VIIRS夜光数据和POI数据可以实现较高精度的GDP空间化模拟。     

北京市居住-就业空间结构及影响因素分析

在中国城市社会经济发展和住房市场化的进程中,居住-就业的空间格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居住-就业的空间分离引发了一系列交通和社会问题。本文通过对北京市不同区域的4个社区进行问卷发放和实地调查研究,考察了北京市居民的通勤特征和居住地、就业地的空间分布特征,测算了样本的居住-就业平衡度,进而比较了居住-就业平衡和不平衡的居民社会经济属性的差异。研究表明：北京市居民居住-就业不平衡现象十分普遍,居住-就业不平衡现象在大型就业中心和大规模居住区表现得愈突出。对居民社会经济属性与居住-就业空间平衡关系的研究发现,居住-就业平衡群体的最突出特征是年龄在50岁以上、职业为公务员、住房为单位集体宿舍或借住朋友／亲戚家。而相反,已婚居民、自有住房群体或从事农林渔牧水利生产等这部分人群往往最容易产生居住-就业不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