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因子分析

随着我国住房制度的改革 ,城市居民个人消费成为我国房地产市场的消费主体 ,居民对住宅区位选择行为由过去的被动接受转变为主动选择。本文主要研究在这种新的住房制度下 ,影响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因子。作者认为 ,房价的高低、住宅区位的交通通达性、环境条件是决定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的客观条件 ,居民自身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特征、以及对不同住宅区位和环境的偏好也左右着住宅区位选择过程和结果。     

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来源构成与省际差异——基于“五普”与“六普”数据的分析

2000年到2010年十年间,随着中国城市住房改革的深入和住房市场的快速发展,城市居民住房来源结构也发生了较大变化。本文综合不同视角对当前中国城市居民住房来源体系进行了梳理,选取购买商品房、购买经济适用房、租赁住房和自建住房4种类型,以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为基础,分析了中国31个省(市、区)城市居民住房来源的构成、变化和省际差异特征,并通过构建神经网络对省际差异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最后得出结论并对未来城市居民住房结构的变化进行展望。     

基于居民属性视角的转型期中国城市居民住宅区位选择研究——以成都市为例

转型期,中国城市住宅供给日益多元化,城市居民的个体需求因素对住房市场的影响不断加深。从居民自然属性、经济属性、社会属性等层面提出对住宅区位选择影响的理论假设。以成都市为例,通过深度访谈方法获取原始资料,并提取居民住区选择的影响因子,完成定量调查表,对所提出的相关假设和模型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转型期居民属性因素通过通勤、生活条件、社会关系及物质环境、人文环境等区位取向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城市居民的住宅区位选择,并呈现出城市社会各阶层住宅区位选择的趋同化趋势。     

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住房改革的推进,城市居民通过居住迁移进行住房调整的行为日趋频繁。居住迁移作为城市空间分异和重构的微观机制在城市地理学、住房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主要考察居住迁移的发生概率和驱动因素,较少论及居住迁移中的区位选择。论文基于2018年“上海市居民住房和生活空间调查”问卷,采用生命历程和时间地理学视角,刻画居民居住迁移的时空轨迹,并使用多项逻辑斯蒂回归模型探究居住迁移前后居住区位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上海市居民居住迁移的主要区位选择为跨环线向外迁移,但不同世代、不同户口、不同住房产权的居民的居住区位选择有较大差异。生命历程中的年龄、可达性中的工作单位区位以及住房属性中的产权性质都是影响居住迁移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转型时期广州居民职住流动及其空间结构变化——基于3个年份的调查分析

中国城市处于由国家/集体分配体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向以市场调控为基础的市场经济转型的特殊时期,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大规模重构。本文基于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家庭调查问卷,分析城市居民职住流动及其空间变化,总结城市居民职住流动对广州市社会空间重构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流动率大规模增加,且圈层差异明显,越往外围,职住流动率越高。城市居民的职住就近流动的特征明显,偏好于工作地附近就近选择居住地或在居住地附近就近选择工作地。地方政府应通过城市规划、就业制度改革和住房制度改革等手段来加强宏观调控,合理引导不同社会群体的职住区位选择,以减少居住空间分异和职住空间的过度分离。     

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与通勤行为研究

以广州市2001年、2005年和2010年大型家庭社会调查为基础,研究了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和通勤行为的演化,从微观层面分析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和城市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广州市城市居民职住空间分离趋势较为明显,但通勤成本仍然是城市居民居住区位或工作地选择过程的重要考虑因素;通过使用职住空间平衡测量指标来测度城市职住空间平衡的空间差异,研究结果显示：内圈层存在最为严重的职住空间失衡,而随着近年来广州市产业和居住郊区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城市郊区的职住空间失衡状况有明显改善,职住空间平衡率大幅度提升。从通勤行为来看,广州市城市居民使用传统的通勤方式比重最高,家庭收入、文化程度、住房产权和性质状况、工作单位性质等城市居民通勤行为显著影响通勤方式。     

中国城市居民的家庭代际分/合居行为及其影响要素——以成都市为例

1978年以来,中国家庭小型化趋向非常显著,尤以代际分居为核心诱因,代际分居对转型期中国的社会稳定、家庭和睦乃至住房市场都构成了很大的影响。而且,中国的代际分居现象及其机制和西方社会存在根本的不同,此文讨论了转型期基于代际分居率和家庭生命周期的中国城市居民分/合居行为的概念模型,随后选择成都市主城区进行了实证,因为该地区不但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快,户籍居民的老龄化趋向明显,而且兼受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耦合影响。与西方发达社会基于家庭生命周期先合居、后分居的规律不同,中国城市居民家庭居住行为呈现出合居—（小）分居—合居—分居—（小）合居—（小）分居—（小）合居的变化过程。采用2012-2013年的实地调研数据,采用Pearson相关性分析法提取主要影响因素,后采用二元logistic 回归方法研究了主要因素对居民分/合居行为的显著性和正负影响,并对不同年龄段的城市居民家庭代际分/合居行为的代际分/合居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论如下：① 文化程度、配偶健在、家庭人均收入、父母应帮子女成家、父母应帮子女买房、与子女/父母代际分居意愿、作息习惯、饮食习惯、安静/热闹偏好、卫生习惯、居家习惯和私密空间习惯与家庭代际分居率正向显著;② 年龄、家庭居住面积、父母应帮忙抚养孙辈、（子女）应该养老、父母/子女应临近居住、养儿防老、养育习惯等变量与家庭代际分居率负向显著;③ 不同年龄段居民的代际分/合居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显著度有所差异。     

长沙市城市居民宅基地转入意愿及影响因素

研究宅基地转入方的需求意愿及影响因素可为构建科学合理的宅基地流转制度提供参考。从需求的角度出发,构建城市居民宅基地转入意愿影响因素分析模型,以长沙市为例,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城市居民宅基地转入意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影响城市居民宅基地转入意愿的因素主要有宅基地形状、城市居民年龄、城市居民家庭住房使用年限、宅基地产权、宅基地与中心城区的距离和宅基地基础设施状况。宅基地流转应以城中村和城郊村为试点范围,加快宅基地确权颁证,完善宅基地基础设施。     

广州住房与保障房的建设与评价

以广州12个保障房社区的问卷抽样调查为基础,从住房建设与住房结构、保障房建设、保障性住房社区3个层面探究了城市住房与保障房的关系,对当前广州保障房社区现状进行定量分析,并从社区层面检验当前保障房建设模式下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总体上,20世纪90年代后广州住房质量提升明显,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但住房拥有率低,租赁住房是城市居民的重要选择;且住房市场的发展并未较好地解决居民的住房需求,保障性住房缺口较大,城市住房保障职能部分转嫁于城中村等“非正规”居住空间,住房保障体系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保障房社区层面,存在部分配套设施可达性低、居民社区参与程度低等问题,但居民的满意度较高,居住意愿达到了89.2%,这表明当前大规模保障房建设具有其合理性。但当前保障房建设模式忽视了保障房社区的后续发展,已出现社区居民社会融合度低、发展机会少等问题,并可能向新的贫困集聚区演化。     

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GSS (2005) 的分析

转型时期我国城镇居民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科层分配体制来获取个人住房,获取稀缺的住房资源的途径和机会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住房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处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城镇,制度、市场和家庭因素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选择。以覆盖全国88 个城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 年城镇部分) 调查资料为基础,本文分析了转型背景下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改革 开放30 多年以来,中国城镇的住房自有率大幅度提高,其主要原因从1998 年前的公房房改政策向1998 年后住房市场化政策转变。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收入、户籍、单位性质、职业等变 量显著影响住房选择,体现市场与制度对住房资源分配的双重影响。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住房资源紧缺、住房价格高,居民住房承受能力差异较大,工作单位性质、户籍和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对住房选择的影响更显著。随着住房市场化进一步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地方政府应逐步放宽社会住房的享受标准,尤其是户籍限制条件;开发商应更关注社会经济快 速转型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变化及其对居住偏好的影响。     

基于居民出行行为的北京市交通碳排放影响机理

近年来低碳城市逐渐成为众多学科关注的焦点所在,国内外学者从多个角度对其开展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但从微观层面深入探讨城市交通碳排放的影响机理的研究相对较为缺乏。利用北京市居民活动日志调查获取的第一手数据,基于居民日常出行行为计算微观层面的城市交通碳排放,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深入挖掘居住空间、个体行为以及交通碳排放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结果表明,出行距离、机动出行概率对交通碳排放产生显著的正效应,而出行频率的影响并不显著;同时,出行结构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出行总量的影响。另外,城市空间结构对城市交通碳排放产生显著影响,单位社区居民的出行行为整体具有“低碳”性质,应从低碳视角对单位社区进行重新审视。     

Overview and progress of Chinese geographical human settlement research

Increasing Chinese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has prompted greater attention to the study of human settlement and the human-land relationship in the fields of geography, architecture, and urban planning. We used bibliometric methods and statistical software to review 180 articles on human settlement in 16 Chinese geographical journals. We found that Chinese geographical human settlement research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following: (1) Most research focuses on human settlement extension, valuation indicators, models for urban and rural settlements,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the planning practices of single-factor, human settlement and complex, geographical livability in macro-scale, urban settlement differentiation and ideal patterns in medium scale,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the planning of community units in micro-scale, community settlements; socio-cultural investigation and warnings about advancing human settlement. (2) No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synthesizing and integrating method systems. PSR models and DPSIR models are used for targeting mechanisms, while the standard settlement evaluation system was composed of physical & economic indicators by questionnaire surveys. On the other hand, spatial clustering based on GIS has been a frequent focus in recent years. Pioneering research on human settlement and theoretical systems within the context of China’s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will provide guidance on the sustainability of Chinese cities and regions. The following five aspects require greater attention: (1) Natural suitability research on human settlement, and a survey of human settlement demands to reflect the range of different demands concerning ecologically suitable settlements in urban environments, the corresponding valuation indicators, systems, and evolution, and the impact of the residents’ socio-economic attributes. (2) Spatial-temporal evalu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research on urban and rural human settlement at various scales, focusing on evolution and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t various scales such as city clusters and comparisons between cities, within the cities and communities. (3) Development of theory and technology for human settlement evolution research, including detection technology and methods, data mining measures, and forecasting and emulation of regional and urban human settlement evolution processes, mechanisms and patterns. (4) Research on the control of human settlement that focuses on optimization, patterns, and policies for effective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 (5) Estimating the human settlement system service value and establishing suitable human settlement systems, including social, economic,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service values.     

利用排序多元Logit模型研究城市居民的 居住区位选择

本文将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重庆五城市的居住区位调查数据,利用排序多元Logit模型研究城市居民对居住区位的选择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影响区位选择的因素可归纳为家庭层面和城市层面两部分,前者包括收入、工作地点、对环境的偏好等,后者则包括住房价格、城市扩张程度、郊区市政设施便利程度等,实证结果表明这些因素的影响都是显著的,且符合理论预期。收入较高的群体仍喜好选择距离城市中心偏近的居住区位,郊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不完善是制约其向郊区转移的主要因素。这些实证结论能够对城市发展布局和居住用地的规划开发起到决策支持作用。     

芜湖市就业与居住空间匹配研究

借助偏离度指数分析法从宏观层面研究了芜湖市辖区的就业—居住空间匹配状况的变化特点,利用问卷调查数据,从微观角度分析了市区居民通勤的时间、距离、方式及费用。研究结果表明:芜湖市就业—居住空间匹配度趋于下降,核心区为服务业就业主导区,北部以制造业就业为主导功能,南部居住功能占主导,带来各区居住人口和就业人口的空间流动。居民通勤平均距离约为4km,平均时间约为25min,通勤方式以电动车、公交车为主。目前,居民对就业—居住地匹配状况的满意程度总体尚好,还需要采取措施以进一步提高满意度。     

北京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分析

传统经济学视角出发的个体生活满意度研究往往忽略了数据的嵌套性,多层级模型更适用于地理学中分析不同层级地理单元特征对个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采用多层级定序因变量模型,以北京为例,研究居民生活满意度在城市内部街道和居住小区尺度内的异质性,并研究了高层级地理空间单元的属性特征对居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表明,生活满意度在居住小区层级的异质性远高于街道层级,个体自身的社会经济属性对个体的生活满意度有显著影响,总的来说,高收入、老年人、北京户口居民的生活满意度更高。除个体属性特征以外,居住小区的类型是影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因素,商品房小区居民的满意度显著高于保障房和单位房小区居民。     

广州都市区租房户的空间分异与居住选择倾向

城市居民购房与租房的居住选择倾向及其机制存在差异,但当前对租房方面的研究仍显不足。鉴于此,本文构建城市租房户居住选择过程中“好房子、好位置、低租金”不可兼得的“不可能三角”理论框架及其基本理论模型,这为研究租房户居住选择倾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以广州都市区1328个社区为案例,得出广州都市区的租房户比例呈现核心区低,中心城区和近郊区较高的空间分异格局,并呈现显著的空间关联特征。构建广州都市区租房户居住选择倾向因素指标体系,该体系由租金水平、住房自身条件和区位条件三大类9个指标构成。通过空间误差模型分析表明,广州都市区租房户倾向于居住在低租金水平和房龄较新的社区,且被动选择租住在住房建筑面积较小、住房内部设施较差、日常生活便利性较差的社区中。该结论可丰富和完善中国特大城市居民租房选择理论,为特大城市租赁住房政策制定提供决策参考。     

消费端视角的中国大城市新建绅士化现象——以北京宣武门ZS小区为例

绅士化是一个基于社会阶层向上变化与演替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以城市拆除建新为主要形式的新建绅士化是中国各大城市最主要的绅士化模式。当前对新建绅士化的研究大多从政府主导的生产端进行解析,而基于居民行为动机的消费端解析则相对较少。因此,论文以北京市宣武门新建绅士化为例,从消费端出发,分析居民的住房选择和社会空间效应,以期更好地理解中国绅士化及城市更新的多元动力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新建绅士化在中西方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源于中国城市的发展背景、特殊的土地制度以及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在绅士化群体特征方面,中国新建绅士化在社会经济特征上虽然与西方基本趋同,但在年龄和家庭结构上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在住房选择上,中国绅士化群体的住房选择比较务实,都集中在追求生活便利、子女教育、改善居住环境等,这与西方追求文化要素的结果有很大不同。在社会空间效应方面,低收入阶层的原住居民在绅士化过程中被置换与动迁,虽然住房条件得到一定改善,但动迁使原住居民在日常生活和情感等方面都遭受了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呼吁,深入探讨和研究中国绅士化“本土”理论框架的建立是今后应该重点关注的主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