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海通道空间效益模型——以珠江口跨海通道为例

跨海通道建设可缩短海湾两岸城市间交通时间,提升城市间经济联系。提出跨海通道空间效益理论模型,并采用城市相互作用强度引力模型,基于GIS计算珠江口港珠澳大桥和深中通道开通前后两岸城市最短时间矩阵,定量分析两岸城市可达性、经济联系强度和空间格局,验证理论模型的科学性。基本验证了跨海通道效益理论模型,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加权可达性水平较高地区主要集中在核心地区,跨海通道对可达性影响较大地区主要分布在南部,从南向北逐渐减小。② 跨海通道显著提升区域经济联系总量,深圳与香港、中山与澳门分别成为珠江口两岸提升最高的城市。跨海通道改变城市经济联系空间格局,促进区域经济联系分布更加均衡。③ 大陆与港澳间的通关时间是区域城市经济联系的重要影响因素,通关时间对区域经济联系总量的影响约占四分之一,未来需建立更加便捷的通关程序。     

港珠澳大桥驱动下珠江两岸经济关联格局演变

港珠澳大桥可有效弥补珠江两岸陆运交通可达性短板,推动两岸地区经济协同发展。考虑跨海大桥的通行费用准则和粤港澳海关查验延迟时间,通过修正引力模型和Tableau地图可视化功能测算和对比跨海大桥建成通车前后两岸地区经济关联强度和格局的演变,结果显示,港珠澳大桥的建成通车会大幅提升珠江两岸地区经济关联强度,并有助于间接改善珠江两岸地区经济格局。聚类分析得出珠江两岸城市群可划分为三个群集,香港和珠海位于群集1,江门和深圳组成群集2,中山经济关联强度比澳门对通行费用更为敏感,而东莞和惠州属于群集3。进一步提出西岸地区应把握港珠澳大桥历史发展机遇,东岸地区要逐步实现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以及珠江两岸地区政府应高度重视地区间经济协同发展等建议。     

港珠澳大桥对粤港澳大湾区区域旅游一体化发展影响的计量研究

立足于旅游供需空间系统视角，运用旅游流引力模型及GIS集成方法分析港珠澳大桥建成前后粤港澳大湾区城市旅游竞争力和居民出游力的格局，探讨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域旅游一体化趋势。研究表明：1）港珠澳大桥的开通使得珠江口东西两岸的旅游流潜力分布更加均衡，有利于珠江口两岸地区的均衡发展，推动港珠澳大桥绿色政策通道建设，打破行政壁垒以实现旅游要素的自由流通，是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旅游从均衡发展走向区域协同一体化发展的关键。2）大湾区11个城市旅游竞争力和居民出行力的变化幅度与大桥开通后交通可达性的提升幅度显著相关，并呈现明显的空间距离衰减特征；大桥的开通降低了两岸之间的旅游抗阻力，显著加强了珠江口两岸城市的旅游合作关系，尤其是东西岸城市群（香港、深圳、澳门和珠海）之间的资源优势互补。3）港珠澳大桥影响下，粤港澳大湾区旅游竞争力和居民出游力的变化在空间分布上呈现显著的聚集特征，高值集聚区主要分布在大桥直接连接的香港、澳门和珠海；中山及珠海的部分区域被高值邻居包围，受扩散的机会较大；而广佛和深莞的部分区域为低值聚集区，呈现一定的边缘化趋势。大桥对港澳核心城市群优势的加强作用明显，广州及附近区域的相对地位被削弱...     

深圳―中山跨珠江通道对珠江三角洲地区可达性的空间效应

借助可达性分析模型,以深圳―中山跨珠江通道（简称“深中通道”）为案例,采用加权平均旅行时间、覆盖度指数、经济潜能指数分析深中通道建设后对珠江两岸地区可达性的影响和空间分布,并采用可达性变化均衡指数分析深中通道建设对区域可达性公平性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深中通道建设将显著提升珠三角区域南部的可达性,珠江口西岸地区的可达性提升高于东岸地区。中山市、珠海市 1 h 等时圈内的人口增加最大。珠江口东岸的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西岸的中山市和江门市的经济潜能得到较大的增长。中山市、东莞市和佛山市内部可达性呈现均衡化趋势,可达性公平性得到提升。最后,提出了完善深中通道周边交通运输网络布局和推进珠江口两岸产城互动融合等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一国两制背景下跨境口岸与中国全球城市区域空间联系——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特色的跨境全球城市区域,但囿于数据获取局限,已有分析多集中于对珠三角9市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或仅注重港、澳与内陆城市的单向跨境经济联系,口岸研究多集中于口岸自身的时空分布格局与作用机理,较少涉及口岸对跨境区域全域的空间联系及影响分析。本文尝试从口岸视角理解中国跨境全球城市区域空间联系,以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为例,运用联系强度、网络密度及Python编程方法,以港口、陆路与航空跨境口岸为节点,以交通联系为纽带分析大湾区空间联系。结果表明：① 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全球城市区域内部空间联系的重要通道,依托各口岸,湾区已形成以香港为核心,以澳门、深圳、广州为重要节点的宏观联系格局。② 港口口岸联系表现为以香港为首,港、澳互动为主的联系格局,港、澳与湾区其它城市间的港口口岸联系呈现等级性差异。③ 陆路口岸联系表明,湾区形成以港、澳陆路口岸为原点的辐射状联系格局,并以珠江为界呈显著不平衡性特征。④ 航空口岸联系呈现以港、澳为核心,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线性放射状航空外联格局。本文揭示了口岸通道对跨境区域全域空间联系与要素流动的影响,为跨境区域联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港珠澳大桥的客流车流量预测与功能定位

概述了港珠澳大桥的7个主要方案及分歧,把产生分歧的原因归结为大桥功能定位的差异.通过对1999～2002年往返香港至珠三角的过境客流和车流数据作定量分析,获得未来往返两地的过境客流和车流趋势预测数据,再结合珠三角以及珠三角各部分的经济发展状况得出港珠澳大桥的客流量和车流量的预测数据.根据港珠澳大桥的客流量和车流量预测结果和区域基础设施协调和发展规划理论,认为大桥的功能定位应为客、货运兼备;宜建设铁路、公路两用桥.     

基于陆路交通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达性与城市空间联系

对丝绸之路经济带交通网络及城市空间联系进行分析是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和推进沿线区域合作共赢的基础工作。本文基于GIS空间分析技术,研究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栅格可达性空间格局,并依托陆路交通网络进行了城市空间联系状态模拟。结果显示:丝绸之路经济带内城市可达性空间分布呈现出集聚分布的特点,具有明显的"走廊"空间特征。城市节点平均可达性时间为16.25 h,可达性在2 h以内的区域仅占全区总面积的10.60%,可达性最差的区域大都为荒漠地区,最差可达性高达171 h;西安作为门户城市,承担了中国西北五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关国家、地区和城市之间的联系。中亚国家内部及其与外部国家城市之间的空间联系较为薄弱;丝绸之路经济带正在发育形成4条轴线,在未来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推进过程中,应实施"点—轴"带动,协同推进重点发展走廊和中心城市培育工作。     

高速铁路与出行成本影响下的全国陆路可达性分析

基于GIS技术与网络分析模型,应用可达性指数与标准交通经济成本参数(GTC),测度2020年规划高铁通车前后全国陆路可达性的空间格局与变化,探究高速铁路与出行成本影响下陆路可达性的特征。结果显示:从时间可达性看,高铁提高全国陆路可达性的整体水平与交通网络的客流运输效率,优化陆路交通网络,使跨区域中心城市之间联系日趋紧密,扩大中心城市的辐射范围,沿线重要城市人口覆盖范围急剧增长。高铁沿线站点、重要城市化地区与部分边远地区城市可达性获益最多,高铁对城市间中远距离关系影响突出,短距离影响主要局限于高铁沿线地区。此外,地区之间交通公平性差距结论并不统一。从经济可达性看,高铁对不同收入群体陆路可达性影响效果不同,对中低收入群体经济可达性影响有限,而对于高收入群体,随着旅行时间价值提高,经济可达性空间格局将不断接近时间可达性空间格局。     

跨体制交通基础设施规划：港珠澳大桥规划困境与制度协调

融合交易费用理论和制度理论,提出了“政府–市场”共同作用下的粤港澳跨体制交通供给合作分析框架,并以大湾区实施的重大跨体制交通基础设施项目港珠澳大桥为例开展了案例研究。研究发现：(1)交通组织、可达性提升和空间发展是地方政府跨体制交通规划的主要考量要素;(2)高昂的交易费用和跨体制协调制度框架的缺失是合作困境的成因;(3)促成跨体制合作的关键是提供一个融合市场和行政2种机制的正式的协调制度框架;(4)只有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才有必要启动行政协调机制。在中国实施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建设交通强国战略背景下,跨体制协调机制对于相关政策制定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京沪高铁对区域中心城市陆路可达性影响

针对目前可达性研究技术的局限,设计网络分析与成本栅格加权集成法,并应用该方法生成高铁通车后城市等时圈图。利用日常可达性、潜力值与加权平均时间,比较有无京沪高铁两种情景下京沪地区中心城市可达性空间格局变化,探讨高铁对中心城市可达性的影响,并采用场强模型计算高铁通车前后中心城市腹地范围。结果显示：高铁将扩展等时圈范围,实现城市日常可达性整体大幅优化,形成非均衡的时间收敛空间。高铁站点沿线成为时间收敛的最大受益者,它们的加权平均时间与潜力值变率高。在不同地理尺度下,高铁降低加权平均时间均衡性,对潜力值均衡性影响不一致。高铁扩大北京与上海的腹地,增强其区域辐射力。针对区域可达性变化,可达性变率高的城市可适时调整产业类型,变率低的城市可通过加强快速交通网络与高铁的衔接来提高可达性。     

基于CiteSpace的粤港澳研究脉络可视化分析

利用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对1988—2020年粤港澳研究从科研机构、学者合作等横向特征以及文献数量演化、研究领域及研究热点迁移等纵向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科研机构类型多样,以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等高校为主导,且集中于广东省内;机构间初步形成合作关系网,但合作强度不高.2)个别学...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Pearl River Delta, south China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in south China has experienced dramatic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since the late 1970s. Foreign investment, especially the capital from Hong Kong, has been one of the major driving forces underlying the process. The spatial concentration/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a region also has important bearing on the balanced/unbalanced urba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This issue remains unexamined and critical analysis is needed to unveil the spatial impacts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activities in China.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Pearl River Delta region to examine the spatial diffusion and the determinants of foreign investment. The diffus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the provincial capital, Guangzhou and two special economic zones near Hong Kong to surrounding areas is clearly identified. The diffusion is the result of the widespread implementation of open-door policy in the region and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in infrastructure. Four models of foreign investment are developed to explain the spatial incidence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region. The findings of this paper can shed light on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process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oreign capital.     

珠港澳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从珠港澳3地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入手,分析3地经济合作的必要性、可能性和限制性因素,大胆设想了未来的珠港澳大经济区的发展模式,用"核心-边缘"理论说明3地经济发展的互补性,阐述了集聚经济及外在规模经济的效用,对珠港澳区域合作进行了功能分区和发展定位,并讨论了深化经济合作的诸多领域.     

中国沿海集装箱港口航运网络空间联系及区域差异

沿海港口是“一带一路”海陆双向通道的交汇点,航运网络则是港口融入海上丝绸之路的载体,其空间联系及一体化水平是港口整体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利用复杂网络模型对2005年与2015年航运网络联系进行定量刻画和空间分析,探讨近10年来中国集装箱港口航运网络的空间联系和区域差异,结果表明：① 中国集装箱港口航运网络具有较高的集聚系数与较小的平均路径长度,整体服从小世界模型。各港口间的网络可达性与中转衔接功能差异性较小,各地的区域性枢纽港较为稳定。②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UCINET)呈现的最强联系航运网络看,三个相对独立的区域性网络演变为全国性的轴—辐空间网络,航运网络的一体化程度显著提升。③ 从区域差异来看,四大区域港口间的联系强度增强,台湾地区各港口的最强联系区域由珠三角变为长三角,其网络可达性及中转衔接功能有所提升,并形成以高雄港为区域性枢纽的区域性网络。整个台湾地区港口与大陆其他区域的联系强度上升79.46%,而香港港虽保持了与深圳港的最强联系,但与大陆港口的整体联系强度却下降了22.99%,从全国性枢纽港弱化为珠三角区域性枢纽港。     

Cross‐border Urban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The Role of State in a Globalizing City‐Regi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in the Hong Kong‐Pearl River Delta (PRD) city‐region has taken place alongside complicated cross‐border governance. The framework of time‐space envelopes (TSEs) is adopted for a study of cross‐border governance in Hong Kong, especially in the role of the state, that is, the Hong Kong government, in cross‐border urban governance.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ension‐ free regional integration has never existed due to a complex governance network. The shift from “cross‐border protectionism” to “cross‐border free trade zone” in Hong Kong's cross‐border urban governance since 2001 is a result of the rearticulation of the state cutting through the geoeconomic and geopolitical TSEs.     

基于供给侧的区域交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以中国三大城市群为例

基于公路、铁路、水运、航空以及管道运输等多运输方式,考虑不同空间尺度交通需求的差异,从国内交通和国际交通两个层面构建了区域综合交通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并对比分析了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综合交通发展水平。结果表明三大城市群交通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梯度差异,长三角地区高于京津冀地区,珠三角地区发展水平最低。交通发展水平的差异在不同尺度及不同交通方式上表现不同,国内交通差异小于国际交通,交通总体发展水平差异介于国内和国际交通之间;公路交通在城市群间的差异较小,水运、铁路、航空以及管道运输在城市群间的差距均较大,但引致综合交通发展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在于铁路、航空和水运发展上的差距。各交通方式发展优势均不突出,且铁路发展明显滞后是引致珠三角交通发展总体水平较低的主要因素,据此提出了改善珠三角地区交通的建议。     

香港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及其效益探析

近年来，香港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极为迅速，在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遥居首位，在世界上也名列前茅。香港的对外直接投资呈现明显的地域集中性，主要投资地为中国大陆。本文在分析大量数据和资料的基础上，阐述了香港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变化、区域格局的特点，并分析其对大陆直接投资给香港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所带来的巨大效益。     

基于流空间视角的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随着现代交通、通信以及信息技术的发展,基于网络社会的“流空间”成为研究城市群空间结构的重要理论前沿。借助珠三角城市群9个城市的人流、物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空间结构的现状和发展趋势进行综合性判断。研究发现：① 珠三角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现状在“点-线-网-面域”4个层面均呈现出明显单极化态势,广州市是“流空间”视角下珠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区域网络结构呈现出“缺位型金字塔形结构”;② 珠三角城市群网络的未来发展中位于不同层级的城市将起着不同的作用,其中广州、深圳、东莞等城市对空间结构发展起着导向性作用,而佛山、中山等城市将承担着联系中转站功能;③ 珠三角各城市的流度辐射区一体化明显,各城市辐射影响区的空间形态也表明了各城市的功能圈和势力范围。未来随着全球化趋势和区域一体化政策的加强,珠三角城市群的集聚效应将不断转化为扩散效应,将极大提升珠三角城市群对全球范围内资源的吸聚和配置能力,助力珠三角城市群走向网络化的发展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