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生活圈公共服务设施配置的空间分异分析——以大连市沙河口区为例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的配置水平直接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品质。论文基于高德地图获取的地图数据,使用城市网络分析工具(Urban Network Analysis Toolbox, UNA)对大连市沙河口区内的6类公共服务设施分布进行空间分异分析,并对区内90个社区的居民出行可达设施的数量及类别进行测度,最后对各个社区进行总体评价。结果表明：① 大连市沙河口区公共服务设施空间分布不均,北多南少,呈现出“一主多次”的“廾”字形的结构,主要分布在西安路商业区周边和各个街道的次级商业区;② 居民可达设施数量空间差异大,北多南少,各街道均有1或2个区域可达设施数量较多;③ 居民可达设施类型数量存在一定差异,70%以上的住宅楼中的居民可以获得全部6类公共服务设施;④ 各社区居民可达设施总体处于差异较小的均衡状态,但仍有个别社区存在内部差异较大的现象。设施的分布、地物的阻隔和社区的封闭程度对居民获取各类公共服务设施影响较大,建议构建“设施完善、便捷可达”的15 min社区生活圈。     

大连城市社区宜居性分异特征

当前人居环境宜居性研究主要集中于城市层次,城市社区的宜居性研究较少,研究社区的宜居,是对城市 宜居性评价的深入,可为城市社区规划提供建议和指导。通过调查问卷的形式,对大连市的社区进行调查,充分考 虑评价因子的代表性和多层次性的特点,选取6 项二级指标和24 项单项指标建立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 法获得社区宜居度偏好图,采用层次分析法与地理信息系统软件Surfer 8.0 相结合的方法, 对大连市社区的宜居度 进行初步评价,借用比奇的分异度指数的概念,参考其对社会阶层的分异研究,最后得到社区宜居性分异度指数为 27.6。研究结果表明:大连市社区的宜居度整体评价较好, 市内四区存在较大差异;宜居度的高值区主要分布于风景 优美的地区,以及商业活动的中心和行政中心所在地等地区。     

社区人居环境吸引力研究——以大连市为例

城市人居环境研究中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就是人居环境吸引力。本文提出人居环境吸引力和引力场的概念,构建了社区人居环境满意度指标体系,运用引力势能模型计算出184个社区的人居环境引力势能,借助MapInfo软件中的Vertical Mapper工具得到大连市人居环境引力势能等值线图和空间分布图,研究表明:(1)运用引力场理论对人居环境评价研究,是一种有效的评价方法;(2)大连市社区人居环境供求关系在空间上形成了"两心一带"分布格局;(3)大连市社区人居环境引力势能空间分异明显,大致呈东北西南向"带状"分布,在中心广场、西安路锦辉商场等值线由同心圆状向外逐渐递减;(4)社区人居环境供求关系与引力势能成正比,与社区与引力势能中心的距离呈反比,城市空间发展结构、海岸带是大连人居环境引力势能空间分布的驱动机制。     

基于DPSIRM模型的社区人居环境安全空间分异——以大连市为例

以DPSIRM因果关系模型拟定指标体系,运用模糊层次分析法和综合比较法赋权并量化计算,基于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分析方法,对大连社区人居环境状况和全空间分异格局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大连市社区人居环境安全单元分为五个类别,即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很差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较差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过渡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较好单元、社区人居环境安全评价优良单元;大连市人居环境安全的空间分布中各分区所占的比例为:人居环境安全区30.598%,人居环境较安全区30.232%,人居环境安全过渡区9.678%,人居环境较不安全区12.299%,人居环境不安全区17.193%;南部滨海区人居环境安全好,北部城乡结合部人居环境安全差,呈现由南向北递减趋势;中部是国家森林公园等植被覆盖好的区域,人居环境安全好。研究表明本文所建评价模型具有普遍性,可用于不同社区人居环境因子的评价与比较。     

基于商品住宅价格的大连市居住空间分异研究

通过分析大连市商品住宅售价的分布情况,发现大连市居住空间分异现象已初见端倪,城市社会极化、空间隔离明显,居住空间混合居住依然存在,但尚未出现明显集聚的“富人区”和“穷人区”,居住空间分异较合理.就此对其特征及产生原因进行了综合研究,探讨居住空间分异的形成机制,认为多层次居住区分化、住宅商品化和自主性择居是大连市居住空间分异形成原因,针对大连市居住空间分异的现状特征的形成机制,采取以下调控策略：加强城郊结合部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居住区的文化建设,创造多样化交往空间;采用混合居住的布局模式.     

社区网络的使用及其对社区参与的影响——以南京市为例

20世纪70年代,美国在社区信息化建设中开展始了社区内部信息平台“社区网络(community network)”的大量实践和研究。近年来随着信息通讯技术的快速发展,中国城市社区基于实体社区的虚拟网络平台也大量兴起,为改善城市社区参与不足的现状提供了契机。目前国内学者对社区网络的关注不足,相关定量研究更少。本文结合中国社区网络实践,以南京市为例,综合考虑区位、交通等因素,选取主城区35个社区进行问卷调研,根据调研结果对城市社区居民社区网络的使用情况及社区参与的线上线下特征进行分析,并从“媒介类型”和“用途类型”2个维度就社区网络对社区参与的影响进行回归分析。研究表明：南京市城市居民社区网络使用总体呈现“高普及、低强度、新社区”的特征,社区网络的普及度较高,然而平均使用强度并不高;在社区网络类型的使用方面呈现“以移动互联为主”的特征,居民使用度最高的是社区QQ群/微信群,其次为社区公众号/APP,使用度最低的为社区网站/社区论坛;在社区“O2O”方面,城市居民社区网络的使用对线下社区参与也有显著促进作用,且社区网络的使用有助于社区参与深度的提升,促进非事务型社区参与向事务型社区参与的演进。未来智慧社区建设应弥补对社区网络及社区参与关注的不足,积极引导居民通过线上重新回到线下,通过社区活动的参与融入社区公共生活,从而激发社区活力。     

大连滨海高尔夫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理念大连滨海高尔夫管理有限公司秉承“宣扬精品高尔夫文化,展现时尚高尔夫大众化,推动高尔夫运动在大连以及东北地区的发展,开创特色鲜明的高尔夫产业”的经营宗旨。坚持以“服务为本、顾客为根”的经营理念,竭诚为客户提供高效率、高质量、高素质的服务。球场简介大连滨海高尔夫练习场位于风景秀美的大连棒棰岛风景区内,占地面积20000余平方米,拥有世界一流的高尔夫运动练习设施,是大连市区惟一拥有贵宾房和上千平米推杆练习场地的高尔夫练习场,并以高尔夫运动为中心,建立了豪华舒适的配套设施,包括星级贵宾房、名品高尔夫用品专卖店…     

大连开展有偿竞价命路名

日前,大连市的金州区和西岗区开展有偿命名路名活动。现已有偿以企业名称命名道路7条,收到较好的效果。 这次有偿命名首先以金州区为先导。金州区的主管领导在听取了全国地名工作的有偿命名形势后果断决策的。1995年大连市主管地名的各级领导先后到湖南、湖北、上海、浙江、江苏等地取经,看到地名工作有偿服务大有作为,遂萌发了本地也要开展有偿命名的念头并付诸实施。 大连市企业与地名“联姻”有其客观的可     

邻避或迎臂效应：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的互动关系

“酒店—社区”是一个不同行动者进行角力的场所。本文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援引邻避效应与迎臂效应的相关理论,试图探究东莞豪华酒店与社区的景观模式及其互动关系。研究发现：① 权力与资本逻辑推动着“酒店—社区”景观的建构。东莞豪华酒店特有的迎臂因子形成了酒店与社区互动的四种景观类型：“酒店+房地产”型、“酒店+村庄”型、“酒店+镇中心”型、“酒店+政府”型。② 酒店黄色产业的存在是“迎臂”或“邻避”矛盾的焦点。豪华酒店所衍生的“精神垃圾——黄色文化”成为邻避的主要因子,促使社区居民进行非暴力反抗,然而,地方情感与现代性促使社区居民在反抗与选择性消费中和“精神垃圾”共存,豪华酒店成为社区居民的一种日常生活方式。③ 居民的生活实践、记忆与想象共同强化了社区的豪华酒店情结。迎臂效应最终战胜邻避效应,形成“请到我家后院来”的社区与酒店共存画面。研究丰富了邻避与迎臂效应的理论,在社会、生态和心理维度上补充了邻避效应的文化维度——“精神垃圾”,同时提出迎臂效应的物质维度——“酒店房地产”和心理维度——“地方情感和主体想象”,并且指出邻避与迎臂效应并非矛盾对立的存在,其影响因素的抗衡会促使“邻避效应”与“迎臂效应”在特定的时空相互转化。     

基于地方依恋与社区感的边疆民族旅游社区研究构想

将人本主义地理学概念“地方依恋”和社区心理学概念“社区感”相结合把握居民心理变迁有利于社区参与旅游发展和社区能力建设.阐述了从二者结合角度对边疆民族旅游社区心理层面进行探讨的实践意义与理论价值,并针对中国实际提出了“地方依恋”与“社区感”相结合进行能力社区建设的新的研究路径,构建了二者结合探索边疆民族旅游社区心理变迁和调节机制的EDCEE-M研究框架.这一探索性研究为民族旅游社区居民心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也为制定以人为本的边疆旅游管理政策、切实提高民族社区的发展能力提供了科学途径.     

基于应对公共健康危害的广州社区恢复力评价及空间分异

公共健康危害形势日趋严峻,综合测度社区恢复力并探寻空间分异格局,有利于摸清城市公共健康水平及社区应对健康危害的能力,对推动社区健康治理、促进健康公平具有现实意义,同时对社会—生态系统恢复力研究向公共健康领域拓展及中国化探索具有理论创新意义。以广州市社区为基本单元,从自然环境、建成环境、社会资本、经济资本和政府制度5个子维度选取23个指标、32个表征要素建立应对公共健康危害的社区恢复力评价模型,运用灰色关联TOPSIS法对其进行测度,将社区恢复力划分为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和差5个等级,结果显示：恢复力中等水平社区居多,优秀级和差级社区均较少,整体呈“橄榄型”结构,且城市社区恢复力优于乡村社区;社区恢复力空间上由中部向四周,东北部向西部,南部向北部梯度递减,各子系统空间格局差异显著;不同等级恢复力的社区呈“集群化”空间分布,优秀级呈“双中心”格局、良好级呈“核心—边缘”格局、中等和较差级均呈“大分散—小集中”格局、差级呈“边缘延伸”格局;中部、南部公共健康安全,西部相对较危险因而是城市公共健康安全重点防御区域。     

“东北老工业基地环境污染形成机理与控制途径”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市召开

“东北老工业基地环境污染形成机理与控制途径”学术研讨会于2006年4月22-23日在大连市召开.本次学术会议是参与国家“973”项目“东北老工业基地环境污染形成机理与控制途径”相关专家、学者的学术交流活动.     

基于活力特征分析的城市安置社区公共空间研究——以苏州城区6个安置社区为例

由“散居”到“集居”,安置社区面临社会关系重建的巨大压力。基于公共空间活力内涵,采用AHP-模糊综合评价法,构建了城市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评价模型,以苏州市6个安置社区为例,对3种安置模式的社区公共空间活力特征进行定量评价和比较。发现：① 不同安置模式的社区公共空间活力存在明显差异。尽管异地安置社区的公共空间的设施完备、类型多样,但是其公共空间的社会活力度最低。对于公共空间活力提升,社区公共空间背后的社会属性比其物质属性更为重要。②公共空间因子活力度与关注度存在不匹配现象。基于“社会-空间”辩证互动逻辑,提出安置社区公共空间活力营造策略： 对于今后安置社区,适宜“村内小集居+跨村大聚居”的安置模式,通过最大程度维系原有“熟人社区”群体的社会边界,提升公共空间活力,减轻社区社会关系重建的压力;对于现有安置社区,可根据公共空间因子活力度和关注度的匹配关系,划分公共空间改造的优先级,采用差别化的改造策略,提升公共空间活力及其改造资金的使用效率。     

大连金石滩以海之韵成雅丽地名

金石滩国家旅游度假区为大连市四个对外开放先导区之一,由东部半岛、西部半岛及两个半岛之间的开阔腹地和海水浴场组成。诞生于6亿年前震旦纪的岩石散落在绵延13华里的海岸线上,形态各异,巧夺天工,被世界地质学界称为“天然地质博物馆”、“神力雕塑公园”。     

社区增权视角下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优化

以湖南省龙山县惹巴拉村寨为例,采用文本分析法与深度访谈法,基于社区增权视角,优化文化遗产地治理路径。结果发现：1）文化遗产地社区失权体现在经济失权、心理失权、社会失权及政治失权4个方面。2）文化遗产地通过权力合作、权力共有及权力激励等社区赋权方式再分配资源、权益及资本。3）权力共有路径下,强化政策透明度和社区话语权,有助于社区主体参与治理;权力合作路径下,扩充资源分配渠道、强化主体合作关系,有助于社区治理渠道扩展;权力激励路径下,规范治理主体、治理对象及监管方式,有助于社区治理政策细化。文章借助“社区增权”理论,将旅游引发的“社区失权”改进为“社区增权”,补充完善文化遗产地治理研究,可为其他少数民族文化遗产地的治理提供参考。     

大连市文化企业的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

基于大连市2000年、2008年和2016年文化企业数据,以街道为空间尺度,运用全局自相关、热点区分析、负二项回归模型等方法探究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分布变化与区位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大连市文化企业空间布局整体呈现明显的“市中心”偏好,2000-2016年文化企业空间扩散现象明显,但核心城区的集聚程度却不断提高,最终呈现出“两心一带”的分布格局。② 大连市的南部地区一直是全市文化企业的热点地区,表现出明显的圈层特性。在研究时段内热点区域面积减少,但是热点集聚中心的位置没有发生变化。③ 生产型文化企业仍高度集聚于传统中心城区,消费型文化企业则向城区边缘和新区扩散,形成多中心集聚的分布格局。④ 在街道空间尺度下,区位要素和集聚要素对文化企业的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政策要素的影响不显著。与消费型文化企业相比,生产型文化企业对集聚效益、文化资源和商务环境等因素更敏感。     

中国农民工“同乡村”研究:空间生产与社会融合——以深圳“四川村”为例

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视角,运用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以深圳“四川村”为例,对中国“同乡村” 的空间生产和社会融合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政府、当地村民、社区组织（流动党支部）和外来农民工共同作用于“四川村”的空间生产,政府和本地村民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成为“四川村”物质空间生产的主体,追求聚居区的经济效益和和谐优美的社区环境;社区组织依靠跨地域投资、就业机会的供给及纽带作用,成为聚居区和谐环境建设和乡土社会重构的重要辅助力量;外来农民工展现出“扩散-竞争模式”为主的空间聚集,是物质空间实践的驱动力,寻求着自身文化符号的乡土社区,以实现文化认同和传统社会网络的异地构建。“四川村”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职业培训和向上社会流动的路径,“四川村”农民工社会融合度相对较高,尤其体现在社区融合、社交融合和心理融合。     

基于公共空间价值建构的社区规划——以广州北京街3个传统社区为例

在公共空间价值研究中,社会行动理论提出基于“场域”空间结构化的社会行动研究框架,并为公共空间价值建构提供了实践论方法。在西方国家出现的公共空间价值危机背景下,社区逐渐成为构建公共空间价值的重要载体,社区规划因其社会行动本质,逐步成为重构社区公共空间价值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社区规划的实践作为城市规划制度体系框架之下的局部探索创新,很难适应公民社会背景下不断成长的社区行动需要。本文借鉴新制度主义理论,以广州市北京街盐运西、流水井、龙藏3个传统文化社区为实证研究对象,从“组织”和“场域”两个分析视角,探讨社区运行空间构建和社区振兴行动方法,试图搭建我国面向公共空间价值需求的社区规划体系。研究显示,上述社区在商业文化的冲击下,面临着社区异质性加深、社区资本降低、社区行动障碍等问题,建设更包容开放、更有活力的可持续社区则成为社区居民的普遍愿望和需求。     

“优质学区房”社区社会-空间异化的发生机理及效应——以南京为例

近年来,教育资源分化导致的居住空间分异不断加深,“学区房”社区尤其是老城区的优质“学区房”社区以其高房价与破旧物质景观、优质教育与低劣居住品质的显著对比,对个人、家庭、社群的价值取向和社会实践方式产生强烈的拉扯与撕裂作用,成为社会-空间矛盾凸显的典型空间之一。文章借用“异化”这一哲学术语,基于对南京的调查,对“优质学区房”社区社会空间特征、机理进行研究。结果显示：1）老旧“优质学区房”社区普遍存在外在空间环境与内在社会价值的强烈反差,社会空间关系发生扭曲进而表现出社会-空间异化的现象和特征;2）“优质学区房”社区社会-空间的异化是在住房市场化改革、学区制、东方文化等因素的叠加影响下,社区社会-空间辩证统一关系受到冲击激发学区房角色不断衍变,最终引致社会-空间分离对立与自我否定的结果;3）社会-空间异化会带来深刻的社会空间影响,不仅将进一步加剧居住空间分异的程度,而且将增加学区房社区的治理复杂性和更新难度。     

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模型与实证——以社区、政府和企业力量导向模式的比较研究

突破以往研究旅游地居民“感知—态度—行为”的传统思路,直接从关系、付出、回报、期望和公正知觉等满意度发生逻辑的核心要素角度并结合深度访谈内容,运用语义网络分析和结构方程构建形成过程的内在机理视角下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因素概念模型和结构模型,通过多（跨）样本可靠性和区别有效性检验,并以贵州上郎德苗寨、西江苗寨和天龙屯堡为不同力量导向模式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社区认知—发展期望—社区参与—增（去）权感知—满意态度—支持行为”是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的发生逻辑路径,之间的作用动力主要有“认知驱动”、“获益驱动”、“行为驱动”和“中介感知”。② 居民地方依恋、居民民族认同、居民发展期望、居民社区参与对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居民满意度产生直接或未直接影响效应;社区核心力量的居民社区增权感知对4个影响因素产生部分中介影响效应,而居民社区去权感知未对其产生中介影响效应;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均不同程度地受居民社区增权感知与居民社区去权感知的中介效应影响,其中前者的去权感知影响效应稍强于增权感知效应,后者则反之。③ 根据概念模型的逻辑路径,结合影响因素的关联效应及其程度性二维因素差异,综合分析社区、政府和企业核心力量导向模式的民族村寨旅游地居民满意度影响机理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