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业发展、信息化水平与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基于门限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各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增长率,并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方法,探讨在服务业发展与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中信息化水平的作用。结果表明：① 中国多数省份实现了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多数省份的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进。② 服务业发展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受到信息化水平的制约。当地区信息化水平低于一定门限值时,服务业发展对于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较为有限;而当地区信息化水平超过一定门限值时,服务业发展将对当地全要素碳生产率发挥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新疆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

 新疆作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人力资源和资金缺乏严重,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对新疆经济发展意义更为重大。依据2005-2009年新疆地州级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新疆经济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状况,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结果表明：2005-2009年新疆绝大多数地州和新疆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小于1,主要受到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综合影响。尽管技术进步水平不断提高,但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下降产生的负面影响起到了较大的抵消作用。技术效率的下降阻碍了技术进步速度,新技术引进后利用效率不高。尤其是各地区出现规模效率下降的情况,说明技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规模不经济,用大量资源投入换取经济增长,造成资源浪费。不同地州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科技发展的重视不同,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变动的状况还不完全相同,按照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否大于1将新疆各地州可分为4种类型。因此在进行区域规划时,既要考虑新疆整体变化情况,还应当根据各区域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策略。     

中国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机制研究

城乡要素流动贯穿城乡发展全过程,是构建城乡能否实现融合发展的核心,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作用机制,能够为城乡融合发展破局提供科学指导。论文基于TOPSIS模型对全国292个城市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地理加权回归(GWR)模型探究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城市层面的城乡融合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空间分异特征,达到深度融合水平的多为经济发达城市。相较而言,东部地区的城乡融合发展最为平衡。(2)全局上看,土地要素与人才要素的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最为显著,且两者驱动作用为负;局部上看,各城乡实体要素流动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3)土地要素流失使乡村失去了生产要素和发展空间,而人才要素无有效路径回流至乡村,使其限制了城乡融合;政府投资促进实体要素集聚并降低要素流动成本,城乡产业实现分工协作、功能互补,信息要素有效流动降低其他实体要素配置成本并提高配置效率,这益于城乡融合。     

碳排放约束下中国玉米全要素生产率测度及其时空分异 ——基于全国20个玉米主产区的实证

运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法测度并分解碳排放约束下2001—2017年中国玉米主产区20个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结果表明:碳排放约束下中国玉米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技术效率改善拉动,前沿技术进步提升作用不明显,年均增长0. 36%;从时序演变看,不同阶段特征明显,从地区分布看,西南山地玉米区域生产率增长最快,东北春播玉米区域增长最慢;中国玉米主产区缺乏“低碳技术创新者”。加大玉米科研投入力度、提高玉米投入要素利用效率和推动区域间玉米种植业均衡发展是提升中国玉米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途径。     

海洋资源约束与中国海洋经济增长——基于海洋资源“尾效”的计量检验

通过构建海洋资源“尾效”模型,运用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对中国沿海11省份（不含港澳台）海洋资源“尾效”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海洋资源“尾效”的平均水平为0.032 2,海洋资源对海洋经济增长的约束程度较高,资源利用方式整体呈粗放型。② 沿海各省份海洋资源“尾效”差异显著,其中广东、上海为海洋资源低约束型,海洋资源“尾效”值分别为0.009 4、0.009 8;山东、浙江、江苏、福建、天津、辽宁、河北为海洋资源高约束型,海洋资源“尾效”值介于0.010 0~0.050 0之间;广西、海南为海洋资源强约束型,海洋资源“尾效”值均大于0.050 0。③ 海洋资源“尾效”与涉海从业人员增长率、海洋资源消耗增长率、海洋资源弹性系数、资本弹性系数呈正相关关系,海洋资源消耗速度越快,对海洋经济增长的阻力越大,而劳动力、资本的过度供给会加大海洋资源消耗对海洋经济增长的阻碍力度。因此合理利用海洋资源、优化资源利用方式,合理分配区域人力资源、提高涉海从业人员的科技素质,并推动海洋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是降低海洋资源“尾效”的关键。     

黄河流域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与空间溢出

生产性服务业作为服务制造业发展的配套行业,逐渐发展成为推动产业升级、减少能源消耗、提升经济效率的重要因素。研究基于2004—2019年黄河流域地级市的相关数据,采用超效率SBM模型测度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并构建SDM模型实证分析了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对GTFP的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得出以下结论：(1)黄河流域GTFP区域差异显著,“两极分化”特征明显,黄河流域中部地区的GTFP显著低于其他区域;(2)黄河流域GTFP具有空间相关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不同的空间权重矩阵下能够对GTFP产生正向影响;(3)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均存在正向溢出效应,多样化集聚的空间溢出边界较专业化集聚范围更远;(4)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表现出显著的行业异质性特征,相比于低端生产性服务业,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效应更为明显。研究从推动产业转型,分区分类实施相关产业政策,优化资源要素的流动机制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对于黄河流域依托生产性服务业优化产业格局、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借鉴。     

国际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对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

以54个国家为研究对象,测算1992—2017年各国环境效率及差异,探究劳动力、资金、人力资本等要素流动和商品贸易对环境效率的影响,探寻各个影响因素对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及要素流入国和流出国影响的差异性。结果表明:(1)各国环境效率均值呈现波动式增长,高、中、低收入国家存在显著差异。(2)环境效率的总体差异在波动中下降,不同收入水平国家间差异较小,高收入国家的组内差距是造成总体差异的主要原因。(3)高收入国家的资金流动是影响环境效率的主要因素,中收入国家中商品贸易的影响显著,低收入国家的劳动力流动、人力资本流动、商品贸易影响较为明显。(4)在流入国和流出国中,劳动力、资金、人力资本流动和商品贸易对环境效率产生不同的影响。     

贸易距离与“出口企业生产率之谜”——基于贸易方式和所有权的分析

在中国的出口部门中,低生产率企业的自发出口行为与异质企业贸易理论不符。以贸易距离作为企业出口成本的代理变量,将所有权结构和贸易方式引入标准的异质企业贸易模型研究该"悖论"。大量"纯出口企业"是造成该悖论的主要原因,该类企业贸易距离低于一般出口企业,且大量存在于加工贸易部门和外资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通常只负责产品的生产、加工或组装,存在事前的销售渠道,而外资企业同样存在事前的销售经历,即这2类企业的出口贸易距离均由于自身的异质性特征而被缩短,在此条件下,出口成为低生产率企业的自发选择。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加大研发投入是中国加工贸易企业转型的必然途径。     

劳动力区际流动及其人力资本再分配效应——基于技能互补性假说的理论与实证分析

由于劳动力的异质性,不同技能劳动力之间的合作和互补可以获得递增收益。客观存在的技能互补性导致技能劳动力迁入与迁入地技能劳动力需求之间的正反馈关系,从而引发了劳动力区际流动与人力资本地区集中之间的累积循环。该文基于Giannetti提出的技能互补性假说,从一个新的角度对劳动力区际流动的动因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并揭示该假说的区域经济学含义。     

金融机构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来自广东省县域的实证检验

基于对国内外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的详细梳理,运用广东县域的数据进行研究,为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重要性及金融机构空间集聚促进经济增长提供论证。研究表明：金融机构的空间集聚与广东县域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机构集聚初期与经济增长呈正向关系,随着机构集聚的增强,这一相关性逐渐减弱。金融机构集聚能部分解释广东省县域经济增长的差异;同时,广州作为金融机构空间集聚的区域中心,影响着广东县域的金融机构空间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影响机理——基于要素转移与共享的视角

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空间结构造成了复杂的影响。一方面,高铁的开通带来的时空压缩效应降低了区域要素流动的成本,带来区域整体经济效率的提高;另一方面,高铁的网络效应会强化中心城镇的区位优势,形成对周边中小城市的“虹吸效应”,扩大城镇发展的不均衡。传统基于地点可达性测度的“土地利用-交通交互作用”理论难以解释高铁网络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复杂网络效应。本文从要素流动的视角,基于“转移型”（具备时空排他性,例如资本与劳动力）与“共享型”（无时空排他性,例如信息与技术）两类要素流,解析“高铁网络–要素转移与共享–城市群空间结构”级联作用路径;以武汉城市群为研究案例区,利用互联网位置服务平台提供的人口迁徙等大数据资源识别并测度城镇间要素转移与共享空间特征,综合应用空间交互模型、空间面板回归等方法实证高铁网络对要素转移与共享,以及对城市群空间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高速铁路的发展对武汉城市群经济发展具有异质性影响,高铁的发展促进了劳动力从周边中小城镇向中心城市转移,从而对武汉市经济具有明显的极化作用,对武汉周边城市的经济发展造成了挑战;同时,高铁也促进了信息与技术从中心城市向周边扩散,给地区经济转型带来了...     

基于“污染天堂”假说检验的湖南经济增长与环境综合质量关系研究

选取湖南省1990-2010年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以及环境综合质量的时间序列数据,建立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的计量模型,检验湖南省环境综合质量的变动轨迹.结果表明:研究期内,湖南省环境污染的变动轨迹大致呈底部平滑的正“U”型曲线,由于湖南经济增长对环境始终存在负的规模效应与正的技术效应,环境曲线的变动轨迹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的结构效应,因此,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合理配制轻重工业的比重,在经济增长与环境效益中寻求平衡,是湖南改善环境质量与经济发展关系的关键;此外,无论从FDI还是出口贸易的角度来看,“污染天堂”假说在湖南均不成立.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失衡水平评价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构建包括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失衡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和ArcGIS 空间分析法对2003~2015年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失衡水平、空间格局及集聚模式进行探究,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普遍处于失衡状态,但失衡水平在不断降低。② 经济结构失衡水平高值区被低值区包围,在空间上形成典型中心-外围分布模式。③ 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失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阶段性,2003~2008年,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并表现出负空间溢出效应,而2009~2015年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出现“失衡并增长”。     

产业集聚、市场结构与生产率——基于中国省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利用1987~2003年中国制造业8个产业分省份面板数据对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与否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在制造业8个产业中,大部分产业存在地方化经济效应和城市化经济效应,即产业自身规模以及其他产业规模对该产业的劳动生产率具有正向影响,从而验证了集聚经济效应的存在性。研究同样对市场结构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并没有支持"竞争性的市场结构更能促进创新"这一理论预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企业的内部规模经济效应要强于市场竞争对创新的促进作用。     

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京津冀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的比较研究

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界较为关注的问题,尤其是中国的银行业结构与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之间的微妙关系更为国内经济学家所关注。选取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京津冀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作为研究样本,把银行业结构变量引入通常的经济增长模型,采用1987—2007年的面板数据对我国京津冀经济圈和长三角经济圈的银行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对比分析。结果表明,与长三角经济圈相比,京津冀经济圈银行业集中度的降低将对经济增长更为有利,降低京津冀经济圈银行集中度将会给该地区的经济增长带来新的动力。最后,提出优化京津冀经济圈银行业结构的建议。     

基础设施的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河南数据分析

采用河南省经济增长与私人投资的数据建立计量经济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运用协整理论探讨基础设施的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统计结果表明,私人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二者互为因果关系,私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效率高于国有投资的效率.对国有投资、私人投资弹性偏小的原因进行分析;加大投资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形成以政府宏观政策为引导的多元投资体系.     

山东省的FDI、进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基于协整检验和VEC模型的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88年到2008年山东省6DP、FDI和进出口的统计数据,基于VAR模型,建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VEC）,运用Johansen检验以及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以及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分析结果表明,山东省的外商直接投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并且FDI、进出口均是山东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FDI也与进出口形成长期的单向因果关系。     

全球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模式与空间机理——基于商品贸易规模的实证研究

运用1996—2016年全球各国商品贸易规模的面板数据,借助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揭示全球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模式,构建空间误差混合回归模型进一步解释全球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机理,得出如下结论：① 全球地缘经济合作存在空间正相关,呈现出“核心-边缘”的空间模式,表现为板块化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② 全球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依赖性受到生产要素流动与国际分工的传导与驱动,国家规模是地缘经济合作的基础因素,生产要素禀赋是地缘经济合作的内生动力,创新是地缘经济合作的引擎,政治脆弱性是地缘经济合作的壁垒,地缘经济合作的空间依赖性在创新要素跨国流动影响下趋于弱化;③ 中国需在空间上遵循“邻近国家-欧亚区域-全球范围”的三环递进原则,有层次地布局地缘经济资源,在内容上发挥规模优势和要素禀赋优势,强化科技创新国际竞争力,有差异地制定地缘经济政策,在策略上激发地缘经济对地缘政治的渗透效应,最大化地缘经济杠杆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