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财政收入增长的面板格兰杰因果检验

土地开发已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焦点,但是对“土地财政”现象的研究仍集中在其形成机制方面,而很少证实土地是否及如何推动了地方财政收入的增长。为此,本文基于《城市统计年鉴》（1985-2011） 的面板数据,构建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运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探讨城市建设用地扩张与城市财政收入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对“土地财政”的影响机制、区域差异和开发效率进行初步探讨。结果显示,从1995 年开始,中国城市的土地开发是推动其地方财政收入增长的格兰杰原因。但是这种效应主要为即期的影响,而对房地产开发和工业增值税的长期推动效果不太显著,这暗示了土地财政在中国有过度的倾向。从区域差异来看,土地开发对地方财政收入的推动幅度在中西部地区或在100 万人口以上的超大城市更大,且随城市规模的增加其影响效果更为显著。     

区域政策的调控效应分析——以我国财政转移支付制度为例

论文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案例研究,分析了我国区域政策的调控效应。认为现行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虽存在不足,但对调控区域经济仍然发挥了积极作用。首先,财政转移支付很大程度上缓解了欠发达地区的财政困难。其次,财政转移支付与大多数地区经济增长的相关性较强。目前欠发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带动作用低于发达地区,与各区域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和资金投向有关。第三,财政转移支付对欠发达地区城镇居民收入的提高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中国区域开发模式的选择

本文通过资本流动对中国区域开发的作用研究,概括了中国传统区域发模式——“内陆均富”和“沿海先富”及其存在问题,运用西方现代区域发展理论构造了一个以城市为主体的新型区域开发模式.     

行政区划调整与管理体制改革对经济强县经济发展的影响——以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以顺德为案例,对基于区域一体化的“撤县（市）设区”以及基于地方积极性的“省直管县”2个阶段中行政区划体制和管理自主权变化、经济发展变化及其相互关系进行分析,探讨行政区划体制变化对顺德经济发展的影响,并结合DEA模型,从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水平2方面对其经济发展变化进行多阶段自身纵向和区域横向对比。结果表明：1）撤市设区,有限弱化了顺德规划管理等重要事权、财权财力和核心人事权,不利于顺德经济的长期增长,降低了经济效率;2）强县扩权、省直管,推动顺德财政独立,强化其一般事权和核心人事权,有利于顺德经济增长和经济效率的提高;3）撤市设区后,行政管理层级增加,县级政府对各部门有效制衡被弱化,县域发展意志被制约,更为重要的是,在“中心城市经济实力较弱,为撤并工作顺利,县级制度部分保留”的背景下,市县两级政府分歧下的区域分割等问题难以解决,区域一体化受限明显,这是顺德乃至佛山整体长期经济发展弱化的重要原因;4）强县扩权、省直管后,行政管理趋于扁平化,“大部制改革”“简政放权”权限与动力得到强化,县域发展意志得以实现,是顺德经济发展强化的主要因素。     

SALES TAX AS PROPERTY TAX RELIEF? THE SHIFTING ONUS OF LOCAL REVENUE GENERATION

Local governments are under pressure to develop alternative revenue sources to their already strapped property tax bases. Throughout the 1970s, municipal governments nationwide restructured their local taxes by substituing sales tax for property tax revenue. A tax accounting model identified two sources of sales-for-property tax substitution: changes in the tax rates and normal economic growth and decline. Most of the sales-for-property tax substitution experienced in Illinois city finance was attributable to economic change. The critical determinant of this substitution appreared to be the municipality's share of the regional retail market. Cities in higher density metropolitan areas were less likely to experience sales-for-property tax substitution through economic growth than those cities in lower density, less competitive environments.     

地方自治背景下印度尼西亚空间规划面临的挑战

空间规划通过协调区域活动,合理地利用空间,辅助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等事务的治理。印尼的空间规划由总统制定、落实,它体现着国家政治层面的发展愿景和任务。当国家治理结构改变时,各区域的空间规划及其具体的实施过程也随之改变。分权化和地方自治是2001年以来印尼政府体制的重大变革。通过相关规划法律条文和文献分析,发现空间规划开始面临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为资金和专业人员的缺乏、政策交叉现象和空间规划违规行为等。此外,印尼的地方自治制度对空间规划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首先,在地方自治的背景下,地方政府通过系统的管理增加了区域收入,以支持空间规划的实施;其次,地方政府开始优先聘用空间规划的专业人员,制定更加有效的空间规划政策;最后,各地区加强了对空间规划违规者的执法力度,增强了区域间团结意识,从而促进地区繁荣发展。目前中央与地方之间在权力和利益分配上仍存在着大量的博弈和冲突,应加强上下级政府之间的沟通与合作,保障地方对地方相关事务决策时的参与权,建立地方利益表达与平衡的机制,提高中央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水平。     

国外空间规划研究与实践的新动向及对我国的启示

空间规划是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公共管理工具。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们认识到空间规划应该具有协调和整合空间发展的功能,而不仅仅是部门性的土地利用管理体系;应该关注地域的可持续发展,而不是一味地追求增长;应该关注不同利益人之间共识的形成,而不是简单地分析一定地域空间开发的适宜性和先后顺序。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外空间规划实践的一些新动向： a) 重新分配空间规划的权利和职能; b)注重全纳性的参与; c) 重视空间规划的协调与整合; d)强化空间规划的环境维度; e)增强空间规划的灵活性。基于此对我国的空间规划实践得到几点启示： a)空间发展的战略框架和行动计划相结合; b)形成适合于我国的规划参与机制; c)在增强规划约束性的基础上增加灵活性; d)强化区域层次的空间规划; e)突出空间规划的公共管理职能。     

Fiscal geographies: “Placing” taxation in urban geography

As the state’s primary means of both redistributing wealth and incentivizing private investment, tax plays an outsized role in a range of critical urban processes, including (re)development, gentrification, financialization, and local and regional governance. We argue, through reference to existing literature in urban and economic geography, as well as our own research on taxation and the state, that urban scholarship could benefit by close and careful engagement with taxation and the tax system. We term this new vein of research “fiscal geographies” and see it as offering potential for more nuanced study of urban political economy, politics, and processes.     

中国制造业省区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造业空间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多数产业在20世纪80年代趋于空间分散而在90年代趋于地理集中;大部分省区的制造业结构逐渐多元化,90年代后期以来趋于专业化。中国制造业的地理格局存在显著的产业间差异,出口加工型产业越来越向沿海省区集中,原材料指向型更加接近资源地而比较分散,消费市场导向型产业需要就近市场也趋于分散,各地区竞相发展的高利润、高税收产业也更趋于分散。本文系统考察了影响各制造业省区地理分布的区位因素,发现影响我国制造业省区分布的重要因素依次为政策和制度因素、劳动力素质和成本、规模经济、自然资源和区位通达性,但不同类型产业的地理分布影响因素差异较大。     

近30年延安市耕地变化的政策背景及其作用机理

建立健全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以巩固现有生态退耕成果,是目前和未来中国生态建设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针对这一问题,本文以最早开始退耕试点的延安市为研究区,利用统计资料,分析了延安市近30年耕地变化过程、耕地变化的政策背景及其作用机理。研究发现,面积逐步减少是延安市1978年以后耕地变化的长期趋势,减少的耕地主要流向果园、林地和草地;政策措施对退耕过程虽具有显著的加速作用,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耕地的长期流向最终决定于各种用途间的比较效益和农户的生产投入能力。研究结果表明,要形成生态保护的长效机制,必须改变退耕土地的比较效益和农户的生产投入能力。     

后进省区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分析

本文认为，我国后进省区经济发展的实质，在于选择合理的区际联系形式，在发展过程中建立起与国家及先进省市的动态协调关系。从后进省区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机制两方面调整经济结构和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才有可能形成动态协调的基本格局。调整外部环境的空间结构，要求实施全国经济宏观布局的类型区开发和局部梯度扩散战略；调整其经济结构的基本手段是重新塑造国内专业化格局。在内在机制方面，空间结构调整应在后进省区建立起增长中心系统；经济结构调整则是扩大经济活动的省区内循环，并建立起具备多适性的产业层次。     

地方政府企业化视角下的半城市化地区社区转型——以东莞市厚街镇赤岭社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化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与经济的发展中通常表现为企业主义行为,并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地方政府企业主义是否仍然行之有效？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东莞厚街镇的赤岭社区为例,对中国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发生的源头--半城市化地区社区发展与转型进行研究,解析新时期地方政府企业化的特征、作用机制及应对危机的方式。结论认为：1）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半城市化地区社区（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但是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在社区尺度不再行之有效;2）社区（村级）体制改革也是一种城市管治方式,半城市化地区的社区发展适时需要管治的进入;3）全球化是影响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的直接动力;4）在中国的城市管治中,社会力量还相对较弱。在未来地方政府企业主义的研究中,应更多关注来自基层的制度创新。     

基于不同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差异

采用变异系数、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和尺度方差等统计方法从地带、省级、地级和县级4 个尺度对1998-2009 年中国区域经济差异进行测度和空间格局比较分析。① 差异测度研究表明, 自1998 年以来, 中国区域经济差异在4 个尺度上均表现出扩大的趋势;省级、地级和县级单元人均GDP具有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 其中地级和县级人均GDP的空间自相关程度呈扩大趋势。② 尺度方差及其分解研究表明, 尺度方差及其构成大小依次排列均为县级、地级、省级、地带, 即尺度越小, 尺度方差越大, 对区域经济差异的贡献份额也越大。③ 空间格局研究表明, 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关联格局总体相对稳定, HH类型集聚区大多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 LL类型在中西部地区的大规模集聚是不同尺度区域经济空间自相关性的主要原因;各尺度显著空间关联类型对总体空间自相关和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各不相同。     

中国地方政府财政赤字率的时空演变——地理监视的应用

运用重心模型、时空跃迁和地理监视揭示了中国地市财政赤字率的时空演变规律与空间相互作用。① 赤字率重心西移,地域不均衡。② 赤字率分布具有路径依赖和空间溢出效应。③ 经济越落后赤字风险越高,赤字冷点区集中于沿海且消退;热点区东扩且风险上升。④ 赤字累积风险顺地势阶梯递减。⑤ 广大中东部地市为非预警区,继续积极财政政策,但支出需偏向社会福利,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预警区多为中西部工业城市,应增强内生动力以实现财政与经济长期协调发展;调控区集中于青藏高原及边缘,中央应加大扶持民生,减轻地方压力。     

我国新时期经济地理学的区域综合研究方向

七十年代以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问题大量出现,为了对这些具有重大实践意义和理论意义问题进行研究,经济地理学应以区域总体决策研究为主要目标,以结构研究为主要内容,在传统方法的基础上,应用与发展区域分析方法,研制区域开发模型,经济地理各分支学科应加强联合,共同展开区域综合研究。     

论90年代广东经济区划

本文从经济区的空间系统特征，经济组成与空间组成特征，动态演进特征及功能特征上重新介定经济区的定义，由此定义和经济区形成的本质特征出发，提出广东经济区划四项原则；并提出了与发展广东外向型经济相适应的７个经济区划分意见，在此基础上论证了此分区方案的科学性。     

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及其理论依据与实施途径

该文指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应以协同学原理为基本理论依据,遵循比较优势与互利共赢原则、科学性与超前性原则、主导内容优先整合下的比较优势全面整合原则、组织实施的可操作性与可调控性原则、协同发展下的效率与公平兼顾原则,建立跨行政区组织协调机构及其运行机制,加强在宏观发展框架下的区域规划工作和规划实施体系建设,有效激活与加快构建行业与企业的自组织协调机制;建立跨行政区点轴开发的经济地域系统;建立衡量地方经济发展与考核政府政绩的区际协调与保障机制,并提出区域经济协同发展实施与监督调控的基本途径。     

论“县市化”弊端与城市化进程

本文主要揭示当前“撒县设市”形成“县市化”的种种弊端，论述行政区域的合理设置、区域名称的科学命名、城市化的主要特征、城市化的正确方向以及引导城市化进程的正确措施。     

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研究

为反映区域产业分工现状,利用变异系数与空间洛伦茨曲线、空间基尼系数相结合,在产品层次上,对辽宁沿海经济带产业分工现状进行定量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结果表明：辽宁沿海经济带农业和采掘业依据自身比较优势发展相应产业,产业分工较为明确;制造业在行业层次存在同构现象,但在产品层次上,各地差异化发展明显,区域产业分工逐步显现;第三产业内部结构亟待调整,其中基础服务业与个人消费服务业发展较为完善,但生产和市场服务业中的金融、物流和专业技术服务业与公共服务业中的公共管理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影响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升级。在此基础上,针对各产业分工结果,提出相应的协调发展建议。     

河南省区域经济发展差异及其时空格局研究

河南省是我国第一人口大省。 80年代以来 ,经济迅速发展 ,总量水平在全国的位次不断上升 ,但区域经济差异也发生了显著变化。本文以计量统计分析为基础 ,探讨了河南省区域经济差异变化的时间特征、区域经济差异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化过程 ,分析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环境条件之间的关系 ,提出了调控河南省区域经济差异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