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尼梯田遗产区乡村聚落景观及其演变——以云南元阳全福庄中寨为例

以2013年6月列入世界文化景观遗产的红河哈尼梯田文化景观区内的乡村聚落景观--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全福庄中寨为研究对象,通过实地调查、访谈和GIS制图分析等方法,分析了哈尼聚落景观的组成要素与内部结构、景观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结果表明：1）哈尼聚落景观的边界以实际存在的树带和树门来分离精神世界里人和鬼魂的地域空间;聚落内部受地形和血缘关系影响形成组团式结构,传统民居以蘑菇房为代表;2）聚落具有独特的文化景观要素--用于祭祀和祈福的寨神林、用于娱乐和晾晒粮食的磨秋场以及用于生活取水和祭祀的水井,它们体现了哈尼族崇拜自然的宗教文化体系;3）哈尼聚落景观的空间格局具有森林在上、村落居中、梯田在下、水系贯穿其中的特点,聚落的选址正是基于景观空间格局与适宜人居和便于到达梯田耕作的特点选定;4）哈尼聚落景观在空间演变方面具有独特的分寨和“地名连名”制特点,聚落用地在50 a间扩大了近10倍,而蘑菇房的周边和内部结构则出现了多向演变的趋势,其中现代砖混房屋的比例正呈急剧增加趋势;5）哈尼聚落景观作为哈尼梯田文化景观遗产的组成要素之一,在维系遗产稳定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因此,如何传承与保护哈尼聚落景观成为当务之急,未来应注重聚落空心化等的研究。     

近30年冀鲁豫农业村落民宅景观演化过程与机理

在冀鲁豫三省选择3个不同特征的村落作详细案例,结合对其他村落的实地踏查,采用照片对比、平面示意图分析、访谈、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等研究方法,比较分析了近30年来该区域农业村落民宅景观的演化过程和机理。研究发现:30年来冀鲁豫农业村落的民宅景观经历了4个阶段的演化过程。民宅外观形态、样式、建筑材料与技术逐步现代化、去地方化,与泥土和自然的关系逐渐疏离。民宅内部格局的农业生产空间在经历了恢复和重组后逐渐弱化,生活空间的地位则持续提升,并逐步实现按代际、活动和性别的专门化和分隔化。家庭人口学特征是民宅演变代类差异产生的重要动力,家庭经济收入与民宅演变代类之间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人口流动对民宅演变代类差异的产生具有较明显作用。     

城镇化进程中张谷英村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

快速城镇化进程中,传统村落普遍面临着功能转型与空间重构的双重压力。以湘北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探索了传统村落功能转型的一般态势和空间重构的实现路径。研究结果显示：从功能转型来看,张谷英村正经历着传统生活功能向现代生活功能的转变、农业功能向旅游业功能的转变以及传统空间功能向多功能的转变 ;从空间发展来看,张谷英村空间结构经历了空间缓慢发育、空间快速扩展和空间有序跃升3个阶段;从适应性来看,张谷英村正面临着村落文化冲突显性化、聚落空间结构空心化、道路结构系统衰退化以及村落土地利用粗放化等一系列问题;从发展对策来看,构建了集视角层、功能层、规划层和目标层于一体的传统村落空间重构调控机制。     

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及湘西实证

本文提出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理论框架,基于理论框架构建了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模型。以湖南省湘西州为例,甄别驱动因素、佐证补偿模型。结果表明：① 从传统建筑风貌、村落选址和格局、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及其村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看,湘西传统村落符合实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的条件;② 从景观特性及价值、外部市场认可度、自我损失、政府管理等层面而言,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符合所提出的补偿模型;③ 从驱动因素看,湘西82个中国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特征符合模型中的景观特性、政府管理、外部市场和自我损失综合驱动型;④ 湘西传统村落文化景观保护性补偿可划分为社会经济补偿型、历史文化补偿型和自然环境补偿型,各类型的社会经济、历史文化、自然环境等因素均影响补偿模型结构。     

冀南平原典型农业村落转型特征及成长机制

科学认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农业村落转型过程和规律,是落实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环节.本文以河北省邢台市宁晋县历城村为例,通过田野调查,从聚落空间、经济形态、社会生活三个维度,探讨了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冀南平原农业村落转型特征与成长机制.研究表明:①农业村落建设用地规模显著增加,住宅用地不断扩展,工业用地沿村落边...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的特征、模式与逻辑——以湖南省张谷英村为例

以湖南省传统村落张谷英村为例,利用GIS技术构造土地利用转移矩阵,探讨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空间功能更新特征和逻辑模式。结果表明：1）张谷英村“三生”功能更新主要表现出生活功能产居一体化、生产功能旅游化、生态功能景观化、旅游功能多样化的旅游适应性特征及圈层分化和阶段有序的时空分异特征。2）张谷英村通过生活空间的人文景观开发与民俗文脉挖掘、生产空间的多元高质旅游服务模块构建、生态空间的生态环境保育与自然景观修复,实现传统物质空间的旅游功能更新和功能融合发展。3）旅游驱动型乡村社会通过供需关系构建、示范效应延伸、主客交往反馈,扩展功能更新范围、加深功能更新程度、提升多元功能质量。“三生”功能的更新存在一种相互促进、相互演化的共生耦合关系,其旅游化过程体现了空间结构有序变迁和空间属性质量提升的协同演化进程,以多功能交互、多层次联动的综合路径推助乡村振兴。     

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与土地利用模式——野三坡旅游区三个旅游村落案例研究

旅游村落在旅游地系统演化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并逐步成为中国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重要的乡村发展类型。研究采取参与式农村评估(PRA)、GIS空间分析和Google earth高清遥感影像相结合的方法,以野三坡旅游区3个旅游乡村聚落为例,从土地利用和空间形态变迁两个维度,分析了旅游业诱导下旅游地乡村聚落的空间演变规律。研究发现,因区位条件的差异,乡村聚落土地利用模式演变呈现出"核心—边缘"的差异,距离核心景区越近的村落,土地集约利用程度越高,旅游功能愈加完善,村落风貌格局变化愈大。其中,苟各庄村用地容积率由0.17提高到0.44,但村落原真性破坏最严重,原真性指数为仅为0.048,是3个村子最低的,其旅游功能也最完善;刘家河村落土地扩张规模最大,建设用地由173564 m2扩展到341128 m2,增幅达到96.54%,村落的原真性相对保持稳定,为0.566,旅游功能相对完整;上庄村是原真性保持最好的村落,原真性指数则高达0.942,但是其建设用地规模和用地强度则最低,但其旅游功能也最单一。显然,在具体空间形态上,3个村落也表现为"现代城镇"—"半城镇化"—"传统村落"的过渡特征,并对应形成"就地重建型"、"飞地开发型"、"原地利用型"3种空间重构模式。乡村聚落作为乡村旅游发展的最基本空间单元,这3个乡村聚落发展模式隐含着旅游地传统乡村聚落"旅游化"空间演变的阶段形态,这种空间模式在国内旅游地乡村聚落演变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哈尼族典型聚落的民居分布格局及其演变机理 ——以云南省元阳县全福庄中寨为例

利用GIS技术分析位于云南红河哈尼梯田遗产核心区的元阳县全福庄中寨1960年开始建寨以来民居分布格局的演变过程,探讨关键因子对民居分布格局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民居演变经历了建寨(1960—1963年)、迁入(1964—1975年)、慢速扩展(1976—2005年)和快速扩张(2006—2018年) 4个阶段,分别形成民居分布的单核、双核、双核邻域扩展和多核等空间格局模式,并呈现由集中向随机分布格局演变的特征。(2)影响民居分布格局的关键因子是地形、距水井距离、距道路距离和亲缘关系,其中距水井和道路距离是最主要的影响因子,而亲缘关系影响的是民居聚集程度。(3)民居演化过程表现为建寨阶段受地形和距水井距离影响,迁入和慢速扩展阶段主要受亲缘关系影响,而快速扩张阶段则主要受距道路距离因子控制。未来在乡村聚落重构和建设中应综合考虑这4个因素,以实现哈尼聚落与梯田遗产的持续发展。     

喀斯特高原盆地聚落空间演变——以贵州省红枫湖水系盆地为例

贵州是我国喀斯特分布最广的地区,喀斯特高原盆地是贵州主要的人口聚集地。充分认识高原盆地聚落的空间分布及其演化态势,对区域城镇规划、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及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以红枫湖水系盆地为例,基于GIS技术及相关软件,主要利用景观格局指数、Moran’s I系数以及居民点数据与等高线数据的空间叠置及转换技术,从水平和垂直两个维度对案例地区聚落空间分布的变化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喀斯特高原盆地聚落的空间分布和演变具有强烈的喀斯特地域基因,在喀斯特地貌的限制下聚落总体分布分散;近年来聚落规模不断增加,在局部有一定小规模集聚并随地形限制而表现出不同的集聚形式和集聚程度;而随着数量的增多和规模的增大,聚落形态更为复杂且景观趋于破碎,空间分布更加复杂;喀斯特地貌的垂直空间特点在决定聚落的垂直分布及演变规律的同时也加剧了聚落空间分布的复杂性。     

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链与自动识别模型构建——以陕西省为例

传统村落作为活的文化遗产,承载了大量历史记忆,是地域文化景观基因识别与模型构建研究的重要切入点。以陕西省71个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基于景观基因理论建立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识别体系,识别出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特征;运用类型学原理和N级编码理论对景观基因进行编码,构建陕西省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链并生成基因谱系;借鉴生物学中“胞-链-形”DNA碱基序列模型,提取出环境基因、建筑基因、农耕文化基因和宗族文化基因四个公共基因作为景观基因元（胞）,以村内道路系统作为基因链,构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DNA模型与自动识别模型,以此对传统村落的区位、类型、特征和文化基因进行自动识别。为传统村落景观基因信息有效传承与存储,以及乡村建设动态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双修”视角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模式研究——以湖南省2个典型村为例

传统村落承载着中华民族的血脉和基因,乡村转型背景下,如何留住这份“乡愁”显得尤为重要。论文以湖南岳阳张谷英村和通道皇都村为例,从景观基因修补和文化基因修复的视角,探讨自组织和他组织模式下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演变路径和空间特征。研究显示：① 自组织模式下,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机制较为灵活,实效性强,但短期稳定性差;他组织模式下的转型机制短期稳定性较强,但缺乏一定的实效性。② 自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由内生力量自下而上推动,“双修”理念下沉发展较好,创新与适应能力强,但“双修”效果缺乏一定的规范性和整体性;他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由外部力量自上而下推动,“双修”效果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秩序性,整体呈环状格局,但内生力量较弱,理念下沉较差,主动创新能力与适应能力低。③ 自组织模式下的转型发展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即文化基因修复为先,景观基因修补在后,整体呈波状起伏路径;他组织模式下的发展逻辑与自组织相反,整体呈阶梯式路径。④ 自组织模式在传统村落未来发展中能够稳固延续;他组织模式下,虽短期内可以延续,但随着内外主体的强弱转化,最终将被自组织模式取代。     

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的少数民族传统聚落景观风貌演化特征及影响机制研究——以湖南怀化皇都村为例

在快速推进城镇化的背景下,以湖南省怀化市皇都村为例,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探究乡村聚落景观风貌演化过程和驱动机制。采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以Google Earth高清影像数据为基础,通过影像纠正拼接,结合实地调研数据,探究景观风貌的演变特征。研究显示：① 乡村多功能变化与聚落景观风貌变化是相互联系的,具有紧密的相关性;② 皇都村景观风貌演化阶段可分为缓慢且稳定的乡村传统功能型、无组织有方向的乡村生产功能型、矛盾到趋于协同的乡村现代功能型;③ 聚落的生活居住功能、生产保障功能、生态保育功能、商业服务功能、文化传承功能等多功能发展特征明显,多功能协调发展对景观风貌保护和演化具有积极意义;④ 皇都村景观风貌演变是一个动态的持续的过程,是内生驱动力、外源驱动力以及自然驱动力共同作用的外在表现,皇都村从单一的农业生产功能逐步向多功能路径转变,实现了景观风貌的多样性。     

甘肃省迭部县扎尕那生态人居多层次景观空间解构

甘肃省迭部县扎尕那村是中国藏区传统村寨聚落的典型代表之一,基于多功能景观概念和中国风水理论,从区域环境层次、居住区域层次、组团邻里层次和住屋单元层次4个层次对扎尕那聚落空间进行解构。研究表明,在区域环境层次上,其空间要素组成在水平和垂直方向上均表现出以人类活动为中心的圈层结构;在居住区域层次上,受自然力与传统理念的影响,村落的聚落为簇群模式发展,形成典型的线性"飘积"聚落形态;在组团邻里层次上,每个独立的自然村落都由1~2个连续的界面贯穿村落;在住屋单元层次上,扎尕那藏式榻板房院落空间水平结构大致分为左右结构和前后结构两类,包括居住活动区和种植区两部分,垂直结构依照起居、宗教和生产储藏功能一般为二或三层。为扎尕那聚落的保护和发展模式的制定奠定了理论基础,并提出了进一步的保护和规划建议,即将扎尕那聚落整体作为一个传统生态文化遗产综合保护区;利用民族信仰进行生态保护;合理地进行空间生态引导规划,实现生态人居聚落模式的完善。     

中国古村落景观的空间意象研究*

引入“意象”(image)的概念,借助从感觉形式研究聚落空间形象的方法,对中国古村落景观的多维空间立体图象作了初步研究。文章把中国古村落景观的基本意象概括为:①山水意象,②生态意象,③宗族意象,④趋吉意象等四个方面;并对不同地域古村落景观意象的差异作了比较。     

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的系统特征、研究趋势与框架

传统村落作为中国乡村转型发展研究的重要载体之一,其人居环境是村落自然环境选址、空间功能表达、社会文化建构的综合体现,也是传统农耕文明的活态表现。论文通过界定传统村落概念、梳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内涵与系统构成、明晰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特征与表现,从系统角度构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的研究范式。结果表明：(1)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发展研究可从转型内涵界定、转型系统构成与表现、转型阶段划分与空间分异、转型发展路径与模式等方面展开。(2)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包含主体、空间、功能3个维度,自然生态、社会文化、产业经济、地域空间、多元主体5大子系统,其各子系统转型互为依存又各有侧重,需分类施策。(3)自然生态、地域空间系统是传统村落人居环境转型传统研究范式,属于对“原生物质空间”的研究;社会文化、多元主体、产业经济系统为新近研究范式,属于对“建构性物质空间”的研究;基于问题、目标、需求导向,从系统角度综合研究转型发展则是未来人居环境研究的新趋势。     

藏族村落地名的空间格局、生成机制与保护策略——以甘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为例

地名是特定空间上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村落地名作为文化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记录着多元文化信息,也是集体记忆的重要载体。研究村落地名的空间格局、生成机制与保护策略,对于传承乡土文脉具有深远的价值。以甘南州夏河县藏族村落为例,应用GIS核密度估计法刻画了地名的空间格局,从文化景观视角出发解读了藏族村落地名的类型和生成机制。研究表明：以文化型为主、自然型为辅、复合型补充的地名体系是藏族村落命名的基本范式;映射出深厚的自然性基因、恋地性基因、记述性基因和关系性基因等文化景观特质;环境指向、族源沿袭、信仰认同和区际交融是藏族村落地名生成的源发力量。制定地名保护名录、建立地名标识系统是藏族村落地名保护的当务之急。     

基于CAS理论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基础,从基本特征、结构构成和适应机制等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系统特征。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由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多元主体系统等4个子系统构成,与复杂适应系统特征非常契合。以张谷英村为例,研究了其人居环境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在徘徊阶段（1978-1988年）,村民自组织发展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主体适应性行为和人居效应的作用强度均有限,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量变的积累阶段;② 在过渡阶段（1989-2001年）,政府的强势介入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导致了利益关联的复杂性、流要素转化的高速性以及系统演化的不确定性,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质变的关键阶段;③ 在剧变阶段（2002年至今）,多元主体的交互作用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各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强度和复杂程度增强,加速了人居环境功能转型和系统结构质的跃升。为了促进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有序升华,从提升自适应能力、重视自组织反应、优化主导调控和引入社会治理等视角构建了系统调控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