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居民国内出游力影响因素研究

运用主成份分析法,对影响居民国内出游力的新因子作了分析。得出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增长能力、区域居民收入和经济发展的外向性、行业从业结构和区域经济发展活力是影响国内居民出游力的主因子。通讯条件、外资企业职工收入、进出口与外资利用额、科研、金融以及文化娱乐等行业在内的各行业人员规模与结构等成为新时期居民国内出游力的影响因素。利用聚类分析法将中国居民国内出游力划分为5个层次。通过对在数据处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分析,文章最后对因子分析过程和具体方法的选择做了与文章内容相关的总结。     

中国城市居民出游潜力的空间分异格局

基于城市不仅是重要的旅游目的地,也是目前中国主要的旅游客流产生地,以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中的39个城市为空间单元,选取18项指标,运用SPSS统计分析软件,对中国城市居民的潜在出游力进行主成分和聚类分析,得到中国城市居民出游潜力的回归模型,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①城市经济实力、城市规模辐射、城市规模集聚、城市人口素质等是影响城市居民出游潜力的四个主要因子;②中国城市居民潜在出游力的空间分异格局为“四、三、二、四”,即39个城市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存在北京、上海、广深三个极点,沿海与内陆两大城市居民出游潜力空间分异带,环渤海、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成渝四大游客流产地;③经过与城市居民的实际出游力进行相关分析,模型得到了充分验证。城市居民整体出游力空间分异格局的研究对旅游目的地的营销、各地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芜湖高铁建设对居民出游行为影响调查及对策研究

从居民旅游交通决策行为、居民出游空间、居民出游行为预期影响3个角度分析芜湖市高铁建设对城市居民出游的影响.结果表明：（1）旅游交通是影响居民旅游决策的重要因素.（2）居民出游市场以近程为主,空间分布主要集中在100-400 km范围内,且东向出游特征明显,目的地以长三角地区为主.（3）高速铁路开通将增加芜湖居民出游交通工具的选择,改变原有的旅游市场空间,中远程出游比例增加,同时也会影响居民出游次数与天数以及景区的选择.最后,依据国内外学者对高铁旅游研究成果,结合本次问卷调查实际情况,初步探讨高速化背景下,芜湖市旅游的发展对策.     

高速铁路对城市居民出游行为的影响研究——以南京市为例

近年来,新兴的高速铁路交通对我国居民的出游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基于449份问卷调查资料,研究高铁开通后南京城市居民的出游行为变化及其对高铁旅游响应的群体性差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高速铁路对城市居民的出游时间、出游方式、出游距离、出游地点、出游频率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根据对高铁旅游响应程度的差异,可将受访者划分为高铁旅游积极者、中立者和消极者3个群体,南京城市居民对高铁旅游的响应程度总体偏向积极;(3)在人口统计学特征中,文化程度、职业和月收入是影响人们对高铁旅游响应程度的主要因素,本科及以上学历、企事业管理人员和专业/文教科技人员、月收入在5 000元以上的群体,是高铁旅游首先要争取的目标市场。     

基于人格特质的城市居民出游行为偏好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基于人格特质这一视角,结合旅游消费者购买决策程序理论,探讨和研究城市居民的出游行为偏好。首先,运用5因素人格特质量表测量了武汉市居民的人格特质,在此基础上运用聚类分析和判别分析,将潜在旅游者细分成不同人格特质类型的人群,其次,运用卡方检验、交叉分析等方法具体分析了不同人格类型的武汉市居民在出游行为偏好上的差异性,得出的研究结论是:基于人格特质这一心理变量,可以把武汉市居民细分成外向随和型、严谨含蓄型、开放时尚型3种不同人格类型的人群;不同人格类型的潜在旅游消费者在出游行为偏好上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     

旅游地客源市场出游力时空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出游力对旅游地可持续发展及客源市场开发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出游力理论内涵分析,基于"推-阻-拉"理论修正了出游力测评模型,对厦门客源市场出游力进行测评,并运用季节性强度指数、空间自相关分析了出游力的时空格局。研究发现:1)厦门客源市场出游力主要分布于夏春两季,旺季短、平(淡)季长;各月出游力呈现"倒海鸥"形变化规律。2)出游力逐年增长,且高峰值集中于第三季度,呈现出厦门周边地区出游力强且季节性差异大,西北和东北出游力弱且季节性差异小的特点。3)出游力呈现空间集聚格局,但集聚程度呈下降态势。冷热点呈现"东南-西北"方位递减的空间分布趋势,符合距离衰减规律,热点区域分布于省内及周边地区。4)厦门客源市场可分为强出游力区、较强出游力区、一般出游力区和弱出游力区4个等级。5)经济发展水平、空间邻近效应、气候舒适度、旅游资源差异、交通成本和休假制度是厦门客源市场出游力的主要影响因素。     

目的地居民旅游感知态度研究——以丹江口水库南部东岸及南岸为例

目的地居民对旅游业的感知态度因旅游发展阶段不同而不同。以丹江口水库南部东岸及南岸——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渠首核心区为研究区域,通过构建居民潜在旅游影响感知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实地调查和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了研究区居民对潜在旅游影响的一般感知态度,并就居民社会人口统计学特征与潜在旅游影响感知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探索,揭示了不同居民群体对研究区旅游开发潜在影响的感知态度差异,为研究区旅游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气候变化背景下青藏高原地区游客决策与体验分析

青藏高原地区生态环境脆弱,其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使其旅游活动对气候变化的反应更为敏感。本文基于545位入藏游客的问卷调查,实证分析青藏高原地区游客对气候变化因子的认知和体验状况,探究气候变化对青藏高原地区旅游活动的影响机理。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 入藏前游客对天气和气候状况的关注度并不高,但是在旅行中这一因素却是旅游体验的最大影响因素;② 优美的高原自然风光是游客对西藏的核心认知之一,直接影响游客的决策与体验;③ 不同地理区域的游客对高原气候因子的关注度和自然环境要素的重视度并不存在显著差异,动机类型才是显著影响这二者的重要因素。研究进一步表明,青藏高原气候的暖湿化趋势对提升该地区的游客体验有积极作用,但气候变化带来的优势并不能够直接转化为潜在游客的出游活动。     

近20a广西石漠化区植被覆盖度与气候变化和农村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

通过研究广西石漠化区农村经济社会因素、生态政策、气候变化对石漠化治理恢复进程的影响,得出影响植被变化的主要和次要因素及其对植被变化的贡献率,选取了反映植被盖度的NDVI值,以及与石漠化地区植被覆盖度有关的9个因子:农村人口、粮食产量、农村人均纯收入、牲畜量、耕地面积、森林封禁面积、造林面积、年均温度、年均降水量。基于1991—2010年中国统计年鉴资料,以相关性分析和主成分分析法对植被覆盖度的变化进行了分阶段的分析,得出各主成分的贡献率。另外,对广西的气候变化、石漠化状况以及农村经济状况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农村经济社会、生态政策等人为因素是石漠化发展、逆转的主要影响因子,气候变化则是次要影响因子。2005—2010年,人为活动、气候变化对石漠化的影响贡献率分别为64.115%,23.355%。2.近20 a广西气候呈干暖化趋势,石漠化面积减少显著,但仍存在较大面积的潜在石漠化土地,农村纯收入虽逐年增加但处于全国较低水平。由此可知,虽然人为活动与气候因素共同作用影响着石漠化地区植被变化,但目前广西石漠化地区植被变化受农村人口活跃程度、农村经济生产活动以及生态政策的实施力度影响很大。     

广东省人口职业结构变化及区域特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经济迅速发展,人口职业结构变化显著,为揭示广东人口职业结构变化对社会变迁的影响,利用第三次和第四次人口普查资料及１９９５年广东省１％人口抽样调查资料,采用新的分析方法,阐述了广东省人口职业结构发展变化特征及现阶段的区域差异,分析了区域差异与经济发展水平的相互关系,指出它们之间呈较强的正相关。然后,对广东人口职业结构进行了区域类型划分,把广东２１个地级市共划分为四类地区。最后,提出了优化广东人口职业结构的对策建议     

基于脱钩模型的湖北省乡村人—耕—居变化关联模式分析

乡村人口、耕地和居民点(人—耕—居)是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要素,其变化反映了农村特定时期的人地关系。该文综合运用热点分析和脱钩模型,探讨2009-2017年湖北省县域乡村人—耕—居动态演化特征和时空关联模式,揭示乡村人—耕—居发展的内在关系与规律。结果表明:1)湖北省乡村人—耕—居整体以“人减耕减居增”变化为主,空间上未呈现典型的高低值集聚特征,但武汉市及其周边区域是人口和居民点变化的冷热点集聚区。2)强复钩和衰退复钩分别是湖北省乡村人口与居民点变化及人口与耕地变化的最主要类型,农村居民点粗放利用趋势明显,城镇发展与耕地保护的矛盾依然突出。3)湖北省县域乡村人—耕—居变化共有7种时空关联模式,不同类型分布体现了城镇化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地域分异性,人—居强复钩与人—耕衰退复钩组合是最主要类型,湖北省县域多数乡村发展尚处于快速城镇化的自然衰退期。研究成果有助于深入理解快速城镇化期乡村人地关系,能够为乡村振兴分类、分标准施策提供借鉴。     

疏勒河流域土地利用变化驱动因素分析——以安西县为例

在西北干旱地区,土地利用结构的合理与否对区域生态环境和经济建设具有直接制约作用。本文以安西县为例,对疏勒河流域主要土地利用类型耕地、林地、草地、荒漠化土地变化驱动力以及与土地沙漠化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自然因素是制约土地利用水平和结构的基本要素,而人为因素对现代土地利用变化的驱动作用更为显著。耕地面积的增加主要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率提高有直接关系,人口增长对耕地面积增加有间接促进作用。耕地面积减少则主要与人为不合理利用引起的土地荒漠化有关。在林地变化中,自然条件限制着该县森林发展,人为因素对林地变化的驱动作用大于自然因素的影响;草地面积减少主要是人为超载过牧和破坏的结果。此外,本文还根据数据分析并应用灰色关联度方法对导致当地土地荒漠化的最大驱动力进行判别。结果表明:引起该区荒漠化的最主要因素是超载过牧,其次是人口压力和农业开垦,区域气候变化对荒漠化的驱动作用要小于人为因素的驱动作用。分析指出,在尊重自然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管理,人为力量将成为优化干旱地区土地利用结构和提高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同时,提出了疏勒河流域土地利用结构合理化调整的原则建议。     

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与演化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

基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分析2010年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及其演化。结果表明:文化程度与职业、外来人口与农业人口、家庭生命周期、新建商品房、住房条件是影响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的5个主因子,其中新建商品房和家庭生命周期是新发现的两个社会空间结构主因子。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可划分为新城中产阶层居住区、旧城工薪阶层与高社会经济地位阶层混合居住区、近郊外来人口集聚区、高校/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低社会经济地位与外来人口混合居住区、农业人口分布区。高校/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区这一新的社会空间类型反映了大学城与高新技术区建设对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的影响。与2000年社会空间结构相比,南京都市区社会空间结构主因子构成与空间格局逐渐发生变化,社会空间类型也逐渐发生分化与演替,社会空间结构整体趋于复杂化。     

1990—2014年印度城市扩张时空特征对比分析

印度是人口仅次于中国的发展中国家,也是“一带一路”倡议的重要节点。印度正处于城市化快速发展阶段,分析印度城市化特征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国国内关于印度城市化和城市扩张的研究和报道相对较少。论文选取10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印度城市,获取1990、2000和2014年基于Landsat影像的土地利用数据和人口数据,采用圈层分析法将城市划分为等间距的同心圆圈层后统计各圈层内建设用地密度,选取增长率、密度、强度以及景观指数指标对印度城市扩张进行多维度对比分析。研究发现：①城市土地扩张快于人口增长,1990—2000、2000—2014年土地年均增长率分别是人口年均增长率的3.27和2.43倍。②建设用地密度随着与城市中心距离增加而衰减,且在一定距离内快速下降;同圈层内建设用地密度随时间逐渐增加;城市以分散的方式向外扩张,城市形态变得更加松散,特别是在第二阶段(2000—2014年)。③建设用地斑块破碎化程度与城市扩张强度的空间变化相吻合。城市扩张最活跃区域与景观破碎度最严重区域都随时间不断向外推进,城市扩张对景观格局产生显著影响。在全球城市扩张背景下,研究结果将为理解城市扩张时空特征而提供印度样本,也将为研究其他地区城市扩张提供分析方法和思路。     

乌鲁木齐城市社会区分析

利用2011 年上半年乌鲁木齐街道一级统计和调查数据,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法对乌鲁木齐进行社会区分析。结果表明,乌鲁木齐城市社会区形成的主要因子有6 个,即:① 少数民族人口,② 知识分子,③ 普通工人及退休人员,④ 机关干部、高级管理与服务人员,⑤ 疆外流动人口,⑥ 农业人口。通过聚类分析法将乌鲁木齐划分为6 类社会区,即:① 民族混居区,② 知识阶层聚居区,③ 一般工薪阶层与退休人员居住区,④ 人口密集的机关干部、高级管理与服务人员聚居区,⑤ 疆外流动人口聚居区,⑥ 远郊农业人口散居区。并据此建立了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式。乌鲁木齐城市社会空间以扇形和多核心结构为主,同心圆结构不明显。乌鲁木齐现有的城市社会空间格局是在其自然本底条件基础上,经过250 多年的历史发展,在社会经济因素、宏观政策和城市规划等因素共同作用下形成的。     

河南省耕地和粮食灰色关联分析

收集整理 1 949～ 1 999年河南省耕地、人口、粮食和复种指数等资料 ,定量分析耕地的数量变化、质量状况和耕地减少的形式 ,用一元线性回归法预测人口变化趋势 ,对粮食生产与其影响因素进行灰色关联分析和相关分析 ,提出外延式和内涵式开发耕地资源增产粮食的途径 ,对粮食单产和耕地复种指数进行回归分析.     

莱州湾南岸咸水入侵区土地利用/覆被变化驱动机理研究

借助于典型自相关模型分析,将众多变量归纳为少数几个综合变量,并分别就这些综合变量进行系统阐述。影响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可以归纳为:人口增长、产业结构调整、工业发展与城镇化等综合指标,并分别对各不同影响因素进行阐述。在自然因素方面,咸水入侵与土地利用结构特征及其变化方向具有相关性,它是可以综合反映自然驱动因素的代表性因子。     

中国典型人口流出地区人口流动格局 ——以川渝地区为例

基于卫计委发布的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分析了川渝地区流动人口空间格局与流动网络.研究发现,1)在流动人口数量变化上,川渝地区区际流出人口规模依然较大,2010年以来出现一定程度的人口回流;同时,区内流动人口规模开始超过区际流动,成为人口流动的主要方式,体现出当前川渝地区对人口的凝聚力进一步提高.2...     

上海市中心城社会区分析

以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为基础,对上海市中心城社会区进行研究。结果表明,老年与外来人口、社会经济地位、居住条件、商服与农业人口和公房住宅是形成转型期上海中心城社会区的5个主要因子。城区社会区可划分成6种类型:老年人口集中的旧城区、高社会经济地位居住区、单位公房居住带、人口导入的新建住宅区、外来人口聚居区、农业人口散居区;城市社会空间在整体的同心圆结构基础上呈现出与扇形、多核心结构的综合。并从城市发展的历史、城市规划、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与旧城改造、户籍管理制度、住房福利分配制度及市场化改革等方面探讨了其形成机制。     

中国省级人口分布影响因素的定量分析*

本文主要用1987年的数据,对影响省级人口密度的31种因素指标进口了相关和回归分析,建立了各种因素对人口密度的回归公式。作者引进了两个新的经济指标:单位国土面积粮食产量和国民收入。分析表明这两个指标比其他经济指标与人口密度的相关更紧密,自然因素尤其是海拔影响最大,其次是经济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