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某河流甲藻水华与污染指标的关系

2009年1-2月份,在福建某河流发现大面积水华,河水呈深褐色经对气温、水温、pH、溶解氧、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以及藻细胞密度、叶绿素a等因子的监测,发现水中有甲藻、隐藻、硅藻、绿藻、蓝藻、裸藻和其它常见种,其中优势种为佩氏拟多甲藻(Peridiniopsis penardii),细胞密度为0.1×10~5-333×10~5cells/L.水体营养盐丰富,总氮浓度为2.50-8.65mg/L、总磷浓度为0.09-1.15mg/L.另外,pH值、溶解氧异常升高,水华反反复复持续一个多月时间.经相关分析,拟多甲藻细胞密度与气温、pH值和总氮相关系数分别为-0.323(P=0.027)、0.327(P=0.025)和0.316(P=0.030),显著相关,偏相关分析表明,拟多甲藻细胞密度与水温相关系数为-0.4894(P=0.008),非常显著负相关.结果显示,pH值和溶解氧升高是甲藻水华产生的表征现象,总氮可能是本次甲藻水华生长的限制因子,而气温和水温的变化既是甲藻水华产生的重要原因,但超过甲藻适宜的生长温度对其也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由于调查区干旱、少雨、梯级电站过密等因素所导致的水流速过缓,加上足够的营养盐和合适的温度,促使本次拟多甲藻水华的发生.     

武汉东湖超微藻生态学的初步研究

论述了武汉东湖超微藻年数量,叶绿素含量,生产量分布,于室内模拟了不同光强与不同浓度Ｐ营养对超微藻光合性能的影响,同时与国外海洋与淡水超微藻的生产力,生物量和各自所占百分比进行了比较。文中还就东湖超微藻分布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进行了讨论。     

武汉东湖水体异味物质及其与水环境因子相互关系

根据2014年1—12月东湖3个湖区(水果湖、郭郑湖及汤菱湖)中9种溶解态异味物质(DMS、DMDS、DMTS、β-cyclocitral、β-ionone、MIB、GEO、IBMP和IPMP)的月间采样结果,对异味化合物浓度之间的相关性及其与东湖水体中主要环境因子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9种异味物质浓度整体水平在夏、秋季相对冬、春季较高,其中DMS、DMTS、β-cyclocitral、β-ionone的月平均浓度较高,且在夏季均超出嗅味阈值,其他几种异味物质浓度检出较低,对东湖的异味强度影响较小.低浓度β-cyclocitral及β-ionone具有烟草或芳香味,DMS与DMTS具有腐臭味,因此DMS及DMTS为东湖异味的主要致嗅物质.从异味物质空间分布来看,郭郑湖区的DMS、DMDS、β-cyclocitral及β-ionone年平均浓度均低于其他两个湖区,综合该湖区中相对较低的年平均总氮(TN)和叶绿素a(Chl.a)浓度以及受人类活动影响程度较低的情况,该湖区的异味问题要轻于水果湖及汤菱湖区.此外,研究发现DMTS、β-cyclocitral和β-ionone浓度与Chl.a浓度均呈显著正相关,DMDS及DMTS浓度与TN浓度呈显著正相关,DMS及β-cyclocitral浓度与溶解氧浓度呈显著负相关,表明由于大量藻类快速腐败导致的水体含氧量下降可能会对水体异味产生重要影响.为防止东湖水体恶臭的发生,对藻类进行控制尤为重要.     

武汉东湖水生植被的恢复试验研究

本文报道了在武汉东湖所作的水生植被恢复的研究结果,分别在东湖水果湖、汤林湖和后湖等三个湖建立水生植被恢复示范区。     

武汉市东湖沉积物重金属与城市污染环境的关系

应用主成份分析原理,按照主成份提取的信息超过原始信息84％的原则,对武汉市东湖的主体湖区(郭郑湖和塘林湖)的0 cm-7 cm的沉积物30个代表性样品12种元素进行分析,确定其沉积物的重金属的污染源的主要类型．结果表明,郭郑湖第一污染源(占56％)为湖区周围的工业燃煤尘埃,其次(占16％)为交通尾气、生活污水和雨水片流,再次 (占12％)为电镀、印刷等行业的工业污水．塘林湖第一污染源(占65％)为湖区周围的生产性煤燃烧的粉尘,其次(17％) 为生活污水、医院污水和周围土壤的淋溶作用,再次(占9％)为废旧电池、报章杂志和农用物资等．采用均方根综合污染指数法评价分析东湖主体湖区的沉积物的污染程度为轻度污染,其中郭郑湖的污染程度高于塘林湖．     

武汉东湖底栖藻类在不同基质上生长的比较

测定了富营养化武汉东湖中的底栖藻类在不同人工基质上建群发展为成熟群落的生物量(Chl.a),定性分析了人工和天然基质上成熟硅藻群落的种类组成和结构特征.通过比较建群期间底栖藻类在花岗岩、玻璃、塑料(PVC)和木板4种不同人工基质上的生物量变化,发现底栖藻类在PVC上的生物量峰值(Chl.a,71.0μg/cm2)明显高于其它人工基质,说明PVC是最适合底柄藻类生长的人工基质.分析发现人工基质花岗岩上底柄硅藻群落的种类组成、主要优势种类、群落的相似性指数、多样性指数都和天然基质上的硅藻群落是高度相似的,显示该人工基质能够代表天然基质上的藻类群落,表明花岗岩应该是以底栖藻类作指示生物监测和评价水质的理想人工基质.     

武汉东湖沉积物中重金属生物有效性研究

沉积物中的酸挥发性硫化物(AVS)是预测厌氧沉积物中重金属生物有效性的重要参数,SEM/AVS大于1时沉积物中重金属具有潜在生物毒性,小于1时则无生物有效性. 本文研究了东湖三个不同污染负荷的站点的同步提取金属SEM(Cu, Zn, Pb, Cd, Ni, Co, Ag, Cr)和SEM/AVS的深度分布,研究表明东湖沉积物中主要重金属是Zn, Cr和Cu,约占SEM总量的90%. I站、II站沉积物中AVS是重金属生物有效性的主控因子之一,对重金属的深度分布影响较大,重金属不具有生物有效性;III站沉积物中AVS对重金属的深度分布影响较小,重金属具有潜在的生物毒性. 相关分析表明,I站、II站沉积物中Cr、Ni、Ag、Cd与AVS在P<0.05有显著性相关,AVS对这些金属的深度分布具有更强的控制作用;虽然两站沉积物中Cr的含量差别不大,东湖I站沉积物中Cr/AVS比值(0.02)显著高于II站(0.003),沉积物中Cr与硫化物的结合主要是受还原反应的影响.     

武汉东湖沉积物中酸挥发性硫化物(AVS)的深度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提要沉积物中酸挥发性硫化物(AVS)是硫化物的生成、氧化和扩散等综合作用的反映,有机物的供给、硫酸盐的还原等因素都能影响其分布特征。本文对武汉东湖三个污染程度不同站点的AVS深度分布特征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AVS含量在一定深度沉积物中具有最大值,东湖沉积物中AVS的深度分布具有两种不同的模式,Ⅰ站和Ⅱ站AVS浓度峰在5cm左右的表层沉积物中,且AVS还原层深度较狭窄,而Ⅲ站AVS浓度峰处于10-20cm深度范围,沉积物中有机质负荷的差异是导致这种分布特征的重要原因。沉积物中有机质含量对AVS的深度分布具有重要影响,高有机质负荷导致AVS浓度峰向表层迁移,且AVS还原层分布于较狭窄的深度范围,对方涛等对流-扩散模型的应用表明,该模型在高有机质负荷沉积物中(Ⅰ、Ⅱ站)AVS深度分布的应用较为理想,然而低有机质负荷沉积物中(Ⅲ站)不能准确反映AVS的深度分布特征,说明其应用范围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东湖天蓝喇叭虫(Stentor coeruleus)种群的离散分化

利用筛选的12条10 bp的随机引物对采自武汉市东湖(3个样点)、南湖(3个样点)、月湖(1个样点)和关桥(1个样点)四个水体的天蓝喇叭虫(Stentor coeruleus)种群进行了随机扩增多态DNA(RAPD)研究,所得清晰条带显示不同样点样本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变异,其遗传距离在0.076-0.416之间.用Rapdistance 1.04构建聚类图并探讨不同样点之间的遗传距离远近.结果显示南湖的3样点的遗传距离较近,在聚类图上聚成一枝,应该为同一个种群;而东湖的3个样点可能是由于地理隔离原因,在聚类图上有2个样点聚成一枝,而另1个样点被其他样点所分隔,不属于同一个种群.这种现象的发现从实例上支持了生物地理学关于物种形成的离散假说.更有意义的是本研究可启动水体微生物种群分化和物种形成及过渡的研究,并期望促进种群生态学方面的研究和谱系生物地理学及离散分化生物地理学的发展.     

武汉东湖不同营养型子湖的水生生物与水域功能

于１９９１－１９９３年研究了武汉东湖４个营养型不同的子湖中水生生物与水域功能,表明各子湖之间各类水生生物的生态特征存在明显差异,茶港湾的ＨＢＣ和ＦＣ的数量,藻类的细胞密度和初级生产量,浮游动物和底栖动物的个体密度等均居４个子湖之首,其水质已达到了超富营养水平,将该湖区的作为污水天然净化区进行管理,可望对东湖的主体湖区起到缓冲和保护作用,郭郑湖的水质状况仅次于茶港湾湖区,处于富营养阶段,该湖区多项生     

武汉东湖沉积物孔隙度与含水量

对采自武汉东湖Ⅰ站、Ⅱ站的沉积物采用一种新的方法计算孔隙度:拍摄扫描式电子显微镜(SEM)图像,采用局部区域阈值化的方法对图像进行阈值化(thresholding)处理,运用自编程序求出孔隙度的垂直变化.结合含水量的垂直变化,分析孔隙度与含水量之间的关系,并对影响它们垂直变化的因素进行了讨论.结果表明:SEM图像局部区域阈值化法是研究沉积物孔隙度的有效方法;孔隙度与含水量表层较大,从表层到底层呈明显的下降趋势;孔隙度(K)与含水量穴H雪有比较好的正相关.运用拟合的相关方程式,可以由较易获得的东湖Ⅰ站和Ⅱ站的含水量反推较难获得的孔隙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