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中国与伊朗贸易结构与潜力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为中国与沿线国家的贸易提供了一个新的平台。伊朗是“一带一路”倡议的节点国家,研究中伊贸易结构与潜力不仅可以深化两国经贸合作,更有助于推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往来。基于此,该文利用2010—2016年中伊双边贸易数据,结合比较优势指数、互补性指数以及劳伦斯指数,从多个角度深入分析两国贸易的结构;其次通过建立引力模型,评估中伊双边贸易潜力。研究结果表明：1）2010—2016年中国对伊朗出口贸易额增加48.01%,促使双边贸易逐渐趋于平衡;2）伊朗较好地发挥了对中贸易的互补优势,而中国未能发挥对伊贸易中石料等产品的互补优势;3）中伊双边贸易产品出口结构年际变化呈明显不规律性;4）中伊贸易潜力缩小16.89%,双边商品贸易发展空间有限,需要开拓新的贸易类型。研究认为未来中伊两国需要建立贸易应急备案,增强贸易互信,加大文化交流,借助“一带一路”平台实现创新驱动,寻求双边贸易新的增长点。     

“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及中国经济贡献分析

在全球生产网络时代背景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生产网络的形成和发展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进一步推进有着重要意义。“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对其有着诸多误解以及曲解,建立有利于“一带一路”实施的话语体系同样至关重要。本文运用投入产出、增加值分解以及网络分析等方法,对“一带一路”生产网络演化过程以及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带动作用开展定量研究,结果表明：① 1995—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生产网络联系不断加强。② 生产网络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重心转移和一体化趋势并存。③ 中国通过生产网络合作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不断加大,有效地带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贡献量分布呈现出南北高,中间低的地理格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加强生产网络合作是激活后发优势,凸显比较优势以及共同应对外部经济风险的有效方法,同时“一带一路”学术话语体系的建设仍然任重道远,需要多学科的共同努力。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开放效应——基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HDI指数的经验分析

与以往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不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由于秉持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不仅为更多发展中国家融入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了更多机会,而且力图改善其分工地位,从而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具有包容性开放的方向发展,让开放发展的成果能够更多地惠及世界各国尤其是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理论分析基础上,以人类发展指数（HDI）作为包容性开放效应的表征变量,基于2010—2019年ADBMRIO数据库中60个国家的经验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及稳健性检验,分析“一带一路”倡议的包容性开放效应。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促进了沿线国家HDI提升,表现出较好的包容性开放特征,并且上述效应主要通过提升沿线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改善分工地位2个作用机制产生,理论假说得到了较好的逻辑一致性计量检验结果。据此可见,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先进理念的“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有着坚实的理论基础,而且实践经验证明中国已经走在推动包容性开放道路上,包容性开放效应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初步显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

投资与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低风险且具有高收益潜力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高投资,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存在高风险与高投资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本文遴选201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吸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较高且存在较高投资风险的国家,解析这些国家的时空特点,探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空间视角看,投资悖论国家大多数为中国的周边邻国。从“一带一路”的空间走向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布较多;从分布密度看,东南亚地区是投资悖论国家分布的集中区。（2）从时间视角看,高风险高投资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6年间有13个国家出现两次以上的投资悖论现象。按投资悖论出现的频次,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频国家、中频国家和低频国家。（3）从形成机理看,地缘区位、能源资源、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人文社会这五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投资悖论的产生。     

“一带一路”绿色贸易合作与竞争格局研究

绿色贸易是绿色“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任务。通过选取UN Comtrade 2005—2017年中国与沿线64国APEC环境产品清单中54类环境产品贸易数据,运用产业内贸易指数和边际产业内贸易指数定量研究环境产品贸易竞合关系状况,分析之前格局,基于现有格局,完善未来布局,进而提高域内绿色贸易整体水平。研究发现：“一带一路”绿色贸易总体保持增长趋势,但发展水平、空间分布和进出口之间比较不平衡;进口产品结构相对集中,出口产品结构相对均衡;整体表现为产业间贸易和产业内贸易并存的特征,以合作格局为主,竞争格局为辅;“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绿色贸易增长从主要源于产业间贸易向产业内贸易转变。建议在东南亚地区开展错位合作,主要进行技术研发合作,重点布局新兴绿色产业;在其他地区开展整体合作,主要进行产业规划转移,分层次、分国家、分时段布局传统绿色产业,构建绿色产业生产网络;加快出台“一带一路”环境产品名录,提高绿色产品产业内贸易水平。     

“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迅速增长;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在此背景下,很多研究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然而,鲜有研究关注亚投行对中国海外投资区位选择的叠加影响。本文基于全球130个国家的数据,运用面板回归和双重差分等模型,考察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亚投行设立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研究发现,亚投行对于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影响有所差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海外投资更多集中在亚投行成员国;在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国向亚投行国家和非亚投行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没有显著差异。这表明,“一带一路”沿线的亚投行成员国是中国“一带一路”沿线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地。这可能是由于亚投行国家作为出资方,其金融和投资环境更为优越、对中国投资更为友好,因此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更为积极,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吸引力更强。此外,东道国GDP和制度环境对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也有重要影响,而地理距离、技术水平、自然资源和贸易联系的影响不大。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及影响因素

构建科学合理的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防范和化解地缘政治风险的重要前提。基于事后交易成本构建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体系,通过全排列多边形图示指标法、全局莫兰指数以及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水平、时空分布特征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从时间维度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2）从空间分布看,沿线国家地缘政治风险集聚特征明显,主要集中在中东和东欧地区,但东亚的地缘政治风险近年有所升级。3）地缘政治风险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政治稳定、经济自由、经济增长率、教育支出以及自然资源对地缘政治风险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基于此,研究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需要提高政府治理能力,加快国家现代化转型,主动融入“一带一路”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提高地缘政治风险抵御能力。     

“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中国区域空间响应差异及形成机制

运用媒体报道的国家间合作事件大数据,构建国内区域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响应指数模型、合作流量模型和影响因素回归模型,分析中国国内区域主动与沿线国家开展合作的空间异质性,定量刻画合作流量（空间交互）的格局特征,并剖析响应差异形成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2010—2019年响应指数变化呈现出普遍较快增长的态势。省域单元响应指数的空间差异较小,而市域单元响应指数的空间差异大,反映出明显的大尺度均衡化、小尺度集聚化的尺度效应。②国内区域与沿线国家的首位合作流量呈现地理临近性特征,东部沿海省份与东南亚、西亚及中东合作联系密切,而边境省份则具有较明显的边境贸易特征。合作流量网络的区位依赖特性突出,流量网络结构不断复杂,小流量流线始终占据多数,大流量、长距离流线数量逐年增加,辐射范围显著扩大。③经济规模、对外投资水平、开放程度以及陆路交通可达性,对国内区域响应“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明显的积极推动作用,国家政策的区域效应逐渐体现。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空间结构与邻近性

“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构建全方位、多层次、复合型的互联互通网络,沿线国家之间相互贸易形成的网络有利于加速经济要素跨区域的自由流动,进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区域经济资源的整合效率,对重塑欧亚大陆政经版图和优化中国地缘环境具有重大影响。采用复杂网络和地统计方法,借助GIS、Pajek、Ucinet和数据库等技术手段,对“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拓扑性质、空间结构以及节点的邻近性深入研究。主要结论有：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具有小世界和无标度性质,遵循增长性和择优选择;② 沿线国家贸易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等级性,中国对沿线国家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具有引领和带动作用;③ 贸易网络是“混合型”结构,呈现枢纽辐射式为主、全连通式并存的联系模式,不同中心性空间分布差异显著;④ 拓展引力模型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网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贸易关系存在大国效应和地理邻近效应,科研邻近和语言邻近是重要的推动力,制度邻近的影响呈显著负相关,文化邻近的正向作用相对较弱。因此,中国宜遵循“由近及远”的原则,重点强化对邻近国家的贸易渗透,再加强对沿线重点国家的贸易辐射,进而向重点国家的周边地区拓展,从不同空间层次制定差异化政策,发挥科研和语言邻近的推动作用,强化对沿线国家的文化渗透。     

“一带一路”国家粮食贸易网络空间格局及其演化机制

农产品贸易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经贸合作的重要内容,但现有贸易理论无法很好地解释“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格局演化。该文构建了一个四维菱形分析框架,并将社会网络分析与空间计量分析相结合,基于1993—2016年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分析了“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空间结构特征及其演化机制。结果表明：① “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网络密度不断提高,贸易关系和贸易强度不断加深,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呈波动上升态势,并出现明显的贸易俱乐部现象;② 该粮食贸易网络呈现由无核到多核再到重塑的演化历程;③ 中国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间的粮食贸易经历了从出口导向到进口导向的演化历程,“一带一路”倡议提高了中国在全球粮食贸易网络中的地位;④ “一带一路”国家间粮食贸易网络的演化是受资源禀赋、经济环境、文化认同和政治博弈4个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各因素在不同阶段所起的作用不同;粮食贸易较其他贸易而言特色鲜明,其稳定性更强。研究结果对促进“一带一路”国家农业贸易的健康繁荣,建设开放包容的经济环境具有指导意义。     

“一带一路”对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

收集网络关注度等数据,构建趋势线模型测算“一带一路”对我国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一带一路”共对27个国家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国家所受影响程度差异较大;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丰度和空间距离是“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②“一带一路”共对30个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省域所受影响程度不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带一路”对各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国际航空网络的空间格局及演变

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将设施联通作为合作战略重点之一,航空网络作为设施联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地位提升到新的高度。为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对中国国际航空网络的影响,论文选取了2013年和2018年数据,从国际航线、国际航班以及通航城市3个方面分析“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国际航空网络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整体上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国际航空网络的空间格局,仍以东亚、东南亚、美国以及俄罗斯等地区和国家为主,5 a来其变化主要集中在进一步加深与已有城市的联系;② 从沿线国家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增加了与中国直接通航的沿线国家数量,并提升了沿线国家在中国国际航空网络中的地位;③ 越来越多的境内城市参与到中国对外开放格局中,且航线和航班在北京、上海、广州的聚集程度下降,而其他城市的航线和航班占比逐渐增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放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开启了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并对沿线国家及全世界的共同发展和繁荣会产 生重大影响。基于 2000—2015 年“一带一路”沿线 66 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构建开放度综合评价指 标体系,采用核密度估计、标准差椭圆、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动态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开放度时空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2000—2015 年“一带一路”沿线开放度 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且差异逐渐缩小。（2）开放度的重心在移动方位上分为两个阶段：2000— 2008 年重心向西北方向移动,而 2008 年之后重心逐渐向偏东方向移动。（3）开放度存在明显的空间 差异,西北部开放度较高,而中部和南部开放度相对较低。（4）开放度在全局上存在显著的空间自 相关性。热点区集中于新加坡和塞浦路斯 2 国,冷点区主要集中在中国、中亚和南亚。（5）动态空间 杜宾模型（DSDM）分析表明,经济发展水平、人力资本、陆路交通和港口对开放度均存在长短期效 应以及直接、间接效应。     

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格局与影响因素

以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的125处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名录数据,综合采用空间分析、地理探测器和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测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空间分异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国家沙漠（石漠）公园在区域上“北多南少”,建设时序上“先北后南”。（2）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的最邻近指数为0.537,呈显著集聚分布特征,但集聚尺度和集聚规模差异显著。（3）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上呈现“南疏北密、双核一带”的格局,空间分异特征显著。（4）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的自然地理因素比人文因素的解释力更强,自然地理与人文交互作用效果显著强于各自内部交互作用。（5）6个最佳作用因子对国家沙漠（石漠）公园空间分异的作用强度自东南向西北呈现正效应不断提高、负效应持续下降的变化趋势,西北地区受自然地理和人文的作用力最强。     

“一带一路”建设模式研究——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对学术界提出了新命题,需要对已有建设模式和建设项目进行深入剖析,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知识。以往地理学主要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涉及的范畴要大得多,既包括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中国提供融资并承建的项目,还包括一些新兴的混合项目。已经进行的“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比较容易忽视的因素是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利用“制度和文化转向”研究思路来剖析“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总结其建设模式,对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以及指导“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制度和文化转向”出现的背景以及主要研究脉络;而后总结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主要形式,提出了基于工程总承包（EPC）、基于特许经营和企业直接投资三大类建设模式;最后借鉴“制度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技巧,从“地域嵌入的广度和深度”和“技术及项目的‘破坏性’”两个维度,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分为变革性项目、支撑性项目、一般性项目和海外经贸合作园区4种类型,用以识别它们的制度和文化敏感性,并举例进行了说明。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为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     

基于国际公路运输链的“一带一路”区域公路通达性分析

国际公路运输作为“一带一路”倡议之互联互通的重要部分,是沿线国家经贸往来的重要载体。本文基于国际公路运输链的角度,结合行车时间和通关耗时,从公路通行能力和通行便捷性两方面分析“一带一路”区域公路通达性。研究表明：① “一带一路”区域公路通行能力分布状况存在不平衡现象,中东欧、中国、印度形成“三极”,通行能力明显高于其他区域,中亚、西亚、东北亚等地区由于公路覆盖率低、缺少高等级公路成为通行能力薄弱区域。② 受累积空间距离、跨境通关时间、公路网的完善程度以及政治局势等因素影响,“一带一路”区域通行便捷性在空间分布上大致呈现“中东欧-中国”双峰结构;区域之间乃至区域内部国家间通行便捷性差异显著,从高通行便捷性到低通行便捷性,通达时间由公路行车时间主导过渡到通关累积时间主导,国家间的通关障碍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一带一路”区域公路运输整体通达性水平。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时空演变特征

“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对促进沿线地区经济合作、互利共赢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全球事件GDELT数据库，分别从整体、多类别、多尺度等方面刻画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地缘关系总体特征及其演变过程。主要结论如下：(1)整体来看，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历经了“合作为主、分歧较多”“合作增多、分歧减少”“合作稳定、分歧进一步减少”三个阶段；(2)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事件呈现出“言语促进事件为主且集中，地缘分割事件多国频发”的特点；(3)国家尺度上的地缘分割事件呈现出先减弱、后增加的趋势，且近年来中国与周边邻国的地缘促进指数呈下降趋势。分析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缘关系的时空演变特征，可为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现新型合作共赢国家关系提供参考。     

空间视角下丝绸之路文化遗产廊道构建研究

在国家“一带一路”建设背景下,以丝绸之路甘肃段为例,对该区域文化遗产进行数理统计和描述,采取最邻近距离指数和区位熵模型对文化遗产空间分布进行测度,对文化遗产廊道空间范围构成和区域遗产要素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讨论,并借助GIS软件分析了遗产廊道的空间布局,从空间视角,提出了从“点、线、面”三个不同层次组合丝绸之路甘肃段文化遗产廊道,并依托不同项目、不同方法以及不同思路对不同层次的遗产分门别类展开保护,最终达到了丝绸之路甘肃段遗产整体保护的战略目标,以实现区域文化、经济、社会、生态等协调发展的多重目标,为甘肃省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智力支持。     

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地缘经济关系的外贸效应

为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影响下我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国家地缘经济关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对双边贸易的影响机理,基于欧氏距离法对地缘经济关系进行测算,并通过扩展引力模型分析地缘经济关系和物流绩效的对外贸易效应。结果表明:西南四省份对东南亚国家的经济依赖程度较高,但地缘经济关系以竞争型为主,且竞争性随时间演化整体上呈逐年减弱的趋势;地缘经济关系对双边贸易具有抑制作用,其阻碍系数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呈下降的趋势;国际物流绩效因子对双边贸易的影响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其影响强度较小且不显著,而实施后表现为显著为正。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城市扩张和形态变化分析

尽管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城市化进程对其经济、政治和环境系统所起的重要作用,但对监测区域范围内城市扩张和形态变化的比较研究却极为有限。基于欧空局气候变化倡议项目最新发布的1992—2015年300 m分辨率的全球土地覆盖数据集、1992—2012年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和2000—2015年LandScan人口数据,本文首先分析了1992—2015年“一带一路”陆域城市用地增长的空间格局和十大分区城市用地面积的动态。其次,通过分析3个时间点（1992年、2003年和2015年）上同心环内城市用地密度的时空变化,量化了“一带一路”沿线80个城市的扩张和形态变化。最后采用3种统计模型（线性、幂律和指数函数模型）来分析城市用地面积、加权灯光面积和城市人口之间的长期关系。结果显示,“一带一路”陆域城市用地面积占土地总面积的比例从1992年的0.24%上升至2015年的0.56%,并且非洲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是“一带一路”监测区域城市化的主要贡献者。同心环内城市用地密度从城市中心到城市边缘呈递减趋势,且城市间的空间分布完全不同。中国、欧洲、非洲、西亚、东南亚和印度6个分区人口数超过100万的城市间比较显示,除了中国城市形态变得分散,其他分区城市形态总体变得紧凑。分析结果也显示,夜间灯光信号所反映的城市经济活力和城市人口分布趋势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城市空间扩张和形态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