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省域科技创新模式及其时空演变

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正在由要素驱动型向创新驱动型转变,适宜的科技创新模式是促进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熵值法构建综合指标评价体系,运用Theil指数对中国科技创新投入与产出水平的时空演变进行分析,并结合K-means聚类分析法将其分别归为相同的5个等级。根据不同的投入—产出组合,得出投入产出协调型、投入领先型与产出领先型3个科技创新类型及其子类。最后,利用多阶段DEA模型,从科技创新投入的角度,将科技创新模式划分为混合驱动型、创新平台驱动型、人力与资本驱动型和人力驱动型四类;从科技创新产出的角度,划分为经济创新导向型、知识与经济创新导向型和知识创新导向型三类模式。对比发现,中国科技创新模式与科技创新类型的时空演变呈现高度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为中国未来区域科技创新的发展提出若干建议。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平台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创新平台作为区域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集聚创新资源的核心支撑载体,是推动创新驱动发展的主要抓手。论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为研究区域,运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计、Ripley's K函数、地理探测器等方法,探究2017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省级以上创新平台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 长江中游城市群创新平台整体呈现出集聚分布特征,以武汉、长沙和南昌为核心呈“品字形”的分布格局;② 基于不同等级和不同功能类型划分的各类创新平台均呈现出显著集聚的特征,但集聚强度和集聚状态存在一定差异;③ 创新平台总体和不同类型创新平台的空间集聚存在尺度效应,随地理距离的变化空间集聚趋势先增强后减弱;④ 创新平台的空间分异是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金融实力、信息化程度、利用外资水平、人力资本条件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交通可达性、城镇化水平、经济基础和创新氛围。     

区域创新集群发展的关键要素及作用机制研究——以日本创新集群为例

在分析创新集群的构成与创新机制的基础上,从外部环境、构成主体等4个方面讨论了创新集群与产业集群的区别。以日本创新集群发展为例,分析创新集群的关键创新要素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在知识经济和经济区域化发展背景下,区域创新集群已成为促进区域产业升级与提升竞争力的核心力量;在创新集群发展中,领先企业的创新主导与示范作用突出,但又通过技术权力以技术锁定、标准控制等各种不同方式实施技术控制,影响中小型企业及其他研发机构发挥创新作用;在技术传播中,技术扩散、技术转移、技术溢出同时存在,在不同主体、不同阶段、不同空间尺度之间的途径与作用效果不同,畅通的技术通道保证了创新的共创共享;社会网络以社会文化、制度基础保障了各成员主体间经济学意义上最经济的创新合作与交流;创新平台构建了多要素、多功能、多层次的创新系统,体现了创新集群的整体创新优势。此外,行业协会也是创新集群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基础。     

中国畜牧业发展的时空演变及趋势分析

依据现有统计资料，结合我国畜牧业的实际情况，对我国畜牧业的发展在时空上进行分析。得出我国畜牧业20年以来发展的三个阶段,即畜牧业发展的恢复时期、快速发展时期、稳步发展时期。并总结出我国畜牧业生产的空间变化特点：畜牧业产区总体变化不大，局部有所变动。提出我国畜牧业已经形成了以牛肉、奶类、禽蛋生产为主的东北区、以生产猪肉、禽蛋为主的黄淮海区和长江中游区以及以生产牛、羊肉为主的西南区。     

中国ICT对外贸易的时空格局及其演变特征

近年来,我国ICT产业频频出现了核心技术被西方国家“卡脖子”的现象,由此有必要对我国ICT产品对外贸易的时空格局和演变进行研究。选取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中2000—2018年的ICT产品贸易数据,从ICT总产品和分产品的进出口两个方面分析中国ICT产品国际贸易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从时间格局看,我国ICT的进出口贸易均为快速发展,但出口贸易发展快于进口;进口结构中以电子元件为主,出口结构中逐渐以通信设备为主。②从空间格局看,中国ICT贸易伙伴逐年增加,进出口贸易主要集中在少数国家或地区,且近20年变化不大,ICT进口来源国（地区）更为集中,我国与20个贸易伙伴交往较为密切;与进口相比,我国ICT出口国（地区）较为分散,主要集中在30个国家或地区。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促进我国ICT贸易以及数字经济贸易发展的对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区域空间结构变化

以县 (市 )域作为空间结构研究的点要素 ,对江苏省区域发展差异进行定量研究 ,分析了空间结构时空演变的区域发展原因。研究结果表明 :江苏区域发展在 2 0世纪 80年代 ,以域面要素变化为主　 90年代 ,以空间点要素变化为主。最后 ,通过分析江苏区域发展差异的空间机制得出 :当前各轴线的地位差异显著 ,以沿江轴线为主 ;各地空间结构发育程度存在差异 ,苏南以沪宁线为主要轴线 ,处于由轴线向网络化发展阶段 ,苏中处于由点向轴线发展的阶段 ,苏北处于增长极发展阶段     

基于CAS理论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化研究——以张谷英村为例

以复杂适应系统理论为基础,从基本特征、结构构成和适应机制等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的系统特征。传统村落人居环境系统由自然生态环境系统、社会文化环境系统、地域空间环境系统和多元主体系统等4个子系统构成,与复杂适应系统特征非常契合。以张谷英村为例,研究了其人居环境演化过程,结果显示：① 在徘徊阶段（1978-1988年）,村民自组织发展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主体适应性行为和人居效应的作用强度均有限,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量变的积累阶段;② 在过渡阶段（1989-2001年）,政府的强势介入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导致了利益关联的复杂性、流要素转化的高速性以及系统演化的不确定性,人居环境系统演变处于质变的关键阶段;③ 在剧变阶段（2002年至今）,多元主体的交互作用是张谷英村人居环境演变的主导力量,各主体之间、主体与环境之间的作用强度和复杂程度增强,加速了人居环境功能转型和系统结构质的跃升。为了促进张谷英村人居环境系统的有序升华,从提升自适应能力、重视自组织反应、优化主导调控和引入社会治理等视角构建了系统调控机制。     

长三角地区众创空间的地理分布及影响机制

基于国家级众创空间认定分析长三角地区众创空间的发展阶段,运用最邻近指数法、核密度估计法刻画长三角地区众创空间的地理分布格局及其变动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探究该地区众创空间地理格局的影响因素。研究显示：该地区众创空间的地理分布格局快速呈现出凝聚型特征;形成了以上海、杭州、南京为三核,以合肥都市圈、苏锡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为集聚中心的空间格局;城市金融资本、开放程度、经济规模、信息化程度和创新活力5个因子影响作用最大,其次是城市科技创新投入、交通便捷度、政府支持力度、产业结构、科研实力、人口多样性、创业主体数量以及创新载体。     

重庆大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重庆大学"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下简称实验室)是我国第一个研究山地城镇建设科学问题的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1 实验室概况 1.1 平台建设 实验室有固定研究人员39人,其他兼职人员150余人,外聘院士2人(钱七虎院士,邹德慈院士).实验室核心力量涵盖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土木工程学院学科体系的主要研究人员,支撑平台包括重庆大学建筑学部"2011校企合作科技创新平台"、"985工程"、"211工程"学科建设创新平台、重庆大学两个国家甲级设计研究院(建筑设计院、规划设计院),工作场地6100m2.     

从中心地到城市网络——中国城镇体系研究的理论转变

城镇体系核心特征的演变,推动其研究视角由等级制的传统中心地理论向关系制的现代城市网络转变。以已有相关研究成果为基础,简要回顾克氏中心地理论在中国城镇体系研究中的理论和实证进展,通过对中心地理论固有缺陷,以及城镇体系研究逻辑变化的分析,阐明传统中心地理论在解释和解决现代城镇体系问题时的局限性;指出城市网络理论兴起的背景：交通革命带来的时空压缩导致区位论的解释失效、流空间理论的产生、全球化与生产网络的产生、制度与体制演变——中心地组织原则的转化;从企业组织、交通流、信息流三个研究视角,揭示中国城镇体系研究的网络思维端倪;通过研究主体特征的关注由中心性到节点属性、主体关系由等级从属到功能互补、时空尺度由地方到全球三个方面的对比,指出中心地与城市网络应用于城镇体系研究中的理论差异。     

中国包容性绿色效率时空格局与溢出效应分析

包容性绿色发展旨在保障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促进社会公平和资源环境改善,是建设生态文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必然选择。论文基于包容性绿色效率评价体系,采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uper-EBM模型综合测度了中国省域包容性绿色效率,刻画了时空格局特征,最后采用空间杜宾模型识别了空间溢出效应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2000—2017年包容性绿色综合效率与规模效率呈缓慢波动上升趋势,纯技术效率呈先下降后上升的“V”型演变,综合效率的提升由规模效应驱动向技术驱动转变。② 包容性绿色效率空间格局由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不均衡演进,高值区集中于“胡焕庸线”向东一侧,低值区以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为主,综合效率与纯技术效率形成京津、长三角和珠三角3个高水平集聚区,规模效率的高水平区呈“H”型分布特征。③ 包容性绿色效率的同类型地区存在空间集聚特征,且空间集聚性不断增强,热点区呈向东北移动的趋势且逐渐稳定于长三角地区,次热点以京津、珠三角地区为主,西北、西南和东北基本为冷点区。④ 包容性绿色综合效率及其分解效率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工业化、政府行政能力、财政分权、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及市场化对包容性绿色效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政府行政能力、财政分权、环境规制、科技创新和市场化具有一定溢出效应。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期城镇建设用地矢量数据、自然要素、人文经济要素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珠三角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结论表明：①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的中心集聚性不断凸显,形成了以“广佛—深莞”为轴的城镇建设用地连绵集聚区;珠江口东岸中心集聚性和空间扩展性强于西岸,核心区域优于边缘区域,形成多核心的“A”型空间结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呈现出显著“点—轴”指向性地域特征;空间成长性呈现为“大集聚,大分散”的网络连接的空间特征。② 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内部地理要素及区位条件等共同驱动城乡空间转型,工业化发展和区位条件是核心影响因素。③ 在多重约束下的“控增逼存”政策框架下,人口变化对城乡转型空间扩展的影响不显著。     

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时空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中国367个城市单元的太阳能和风能专利申请数据测度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采用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空间计量模型等方法,对2001—2018年中国新能源产业创新发展阶段、总体分异、空间分布、空间关联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研究发现：① 中国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发展整体呈现增长态势,同时存在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与“石油危机”“金融危机”等重要节点事件有密切关系。② 中国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的区域总体分异特征明显,全国尺度下内部空间差异大。东部地区基尼系数维持相对稳定,创新能力较弱的西部地区,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差异也最大。而中、东北部地区内部空间分异相对均衡且差异不断缩小。③ 高、较高水平的新能源技术创新城市空间分布具有较强的经济依赖性,且广泛分布在经济较发达城市。④ 太阳能和风能技术创新能力Moran's I值均为正且呈不断上升趋势,说明新能源技术创新能力在城市间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高-高集聚区主要集中分布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地区,而高-低集聚区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省会城市,对周边城市的带动辐射作用不明显。⑤ 经济发展基础、教育水平、工业化水平、用电需求、人力资本、科技投入、资源禀赋、环境规制等9个方面因素不同程度影响着全国层面和四大地区层面城市的新能源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形成。     

基于物流企业的长三角地区城市网络结构

物流企业是承担城市间物流配送任务的专业化经济组织,在全球城市网络研究方兴未艾的今天,基于物流企业关联的城市网络研究还相对较少。本文以全国百强物流企业的总部—分支机构为基础数据,采用网络分析方法对长三角地区城市网络的空间结构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基于生产/生活性物流功能的长三角地区空间关联格局呈现出“一体两翼”(上海为龙头,苏浙为两翼)的发展态势,并有逐渐向苏中和浙南等地区扩展的趋势;“一主两副”的空间结构正逐渐被打破,并呈现出“Z”字形向“一轴多极”的网络空间结构转变和中小城市跨区域的空间关联存在断层等新特征;在企业利益最大化与交通信息技术变革的作用下,长三角地区城市网络的形成主要受到GDP与城镇化率的影响。     

基于不同空间尺度的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创新网络演化分析

利用国家重点产业专利信息服务平台,对1986~2012年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合作发明专利数据进行检索,描绘了城市、区域和国家3个尺度上海市装备制造业的网络空间结构及其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上海市装备制造业创新网络的演化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不同因素在不同空间尺度对创新网络的结构演化影响不同。在国家尺度,城市创新能级是主体结网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且随着时间的推进,其重要性越发明显,而地理距离在这之中并不起作用;在区域尺度,主体创新能级的重要性贯穿整个网络发展阶段,而地理邻近的重要性在后期才开始显现;在本地尺度,合作主体间的平均距离急剧缩减,地理邻近的重要性极为突出。最后,针对上海推动产业升级、建设科创中心提出了一些建议。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网络特征及其多维邻近性成因

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实施,创新网络及其多维邻近性机制已成为政府和学者共同关注的焦点.利用Ucinet软件,从区域、主体性质等维度,刻画了2009-2014年产业快速发展时期的中国新能源汽车专利创新网络特征.运用PLS-SEM模型,探究全国及不同区域创新网络的多维邻近性影响过程及原因.研究发现:①与中国...     

长江经济带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成因

利用区位基尼系数、空间自相关、相对发展率指数（NICH指数）以及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等分析方法,以长江经济带沿线38个中心城市作为空间观测单元,结合专利授权量等相关数据,研究了创新产出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成因。结果表明：2000~2013年长江经济带沿线中心城市的创新产出在整体上逐年增长,地理集中度呈现波动下降趋势;长三角地区相对发展速度较快;创新产出的空间集聚程度表现出反“Z”字形的波动上升态势;创新产出的热点区域由长三角-成渝“双核心”空间结构发展成长三角“单极突出”空间格局,且长三角热点区域范围有所增长,冷点区域则分布在长江中游地带;技术溢出、政府行为、空间区位和金融支持均对长江经济带沿线中心城市的创新产出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经济基础对下游城市具有促进作用。根据研究结论还提出了相应政策建议。     

广东省经济增长的扩散回流与市场区效应实证检验

利用广东省2001—2017年121个区县的空间面板数据,对广东省区域发展格局进行了空间探索性分析。并从经济发展水平、区域经济差异和行政等级网状布局3个视角,采用3种中心-次级-外围划分模式,构建基于空间分解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扩散回流和市场区效应。研究发现:广东省区域经济发展正在向广深-珠三角非广深-非珠三角的格局演变;上级区域对下级区域的影响仍以回流效应为主,扩散效应逐渐显现;次级区域和外围区域的发展仍受制于行政区划层级的制约,行政区划下的城市等级体系依然显著影响区域经济的扩散回流和市场区效应;下级区域对上级区域的市场区效应依赖于下级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经济发展水平相差较大时,下级区域难以形成支撑上级区域经济发展的消费市场,广州和深圳2个城市的市场主要是全国和国际市场,珠三角其他城市和非珠三角地市中心城区的市场依然是本地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