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典型国家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比较研究

土地荒漠化是全球最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之一,是全球变化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荒漠化不仅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而且是制约全球经济发展和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积极共建"一带一路"的六大经济走廊之一,面临严重的荒漠化问题。本文通过重点分析"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典型国家中国、哈萨克斯坦、科威特和以色列四国荒漠化防治政策法规的特点、功能和功效,为出境机构、企事业单位更好地参与当地相关产业的合作与发展,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荒漠化防治提供参考依据。     

“一带一路”视域下中国与中亚国家地缘经济合作比较研究

中亚五国是我国西出的首站,是参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重要国家,中国与中亚的贸易投资合作直接关系到我国地缘经济空间的拓展,对“一带一路”建设意义重大。本文从地缘经济和区域经济合作的角度,运用统计分析和比较分析的方法,研究比较了中亚五国经济总量的发展变化,中亚五国的贸易环境及其与中国贸易的成效,以及中亚五国的营商环境和中国对中亚各国投资的成效。主要结论如下：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环境总体处于较低水平,仍需得到进一步改善;中国对中亚不同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呈同向发展的趋势;中国与中亚国家正在形成能源资源进口与民用品出口的格局;中国对中亚国家的贸易投资不平衡,呈现出国别差异较大、个别行业分布过于集中的特点,可能会加大中国对中亚国家贸易投资的风险。为进一步提升双方合作,提出以下建议：提高区域贸易投资便利化水平;因国施策,进一步发挥各方潜力,扩大贸易投资规模;促进区域经济的均衡可持续发展;鼓励双向投资,提高贸易投资的广度和深度,与中亚共同构建更加合理的区域贸易投资体系。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综合评估及防控

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风险评估对“五通”目标的实现和“走出去”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政治、经济和社会三个维度18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对“一带一路”沿线74个国家的综合风险进行评估和排序,运用空间自相关、冷热点分析等剖析了2001—2016年不同风险的时空演变特征,并提出风险防控建议。结果表明：①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综合风险整体呈下降趋势,政治风险变化幅度较小,经济风险经历了“下降-上升-再下降-再上升”的演变过程,社会风险总体呈下降趋势,综合风险波动剧烈的国家主要集中在西亚、欧洲和东南亚;② 2001—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治、经济、社会风险均存在显著的集聚性和区域差异性,高危险和较危险等级国家主要分布在北非、中亚、西亚、南亚和东南亚;③ 政治、经济和社会3个风险子系统存在较显著的相关性,政治风险高的国家往往伴随着较高的经济和社会风险;④ 中国对“一带一路”部分国家的投资存在投资量大与风险等级高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未来应从政府和企业两个层面共同努力,建立动态评级和预警机制,做好风险防控,逐步打造“一带一路”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一带一路”陆域地理格局与环境变化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在新时期推动国际合作共赢的倡议,旨在打造绿色、健康、智力、和平丝绸之路,保障“一带一路”沿线各国人民共同发展。系统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环境特征、演化趋势与未来风险格局,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科学基础。应用遥感监测、统计资料,探究“一带一路”陆域气候、地形、土壤、水文、植被环境要素空间分布特征和时空差异;依据经典综合自然区划的方法论,将“一带一路”陆域划分为中东欧寒冷湿润区、蒙俄寒冷干旱区、中亚西亚干旱区、东南亚温暖湿润区、巴基斯坦干旱区、孟印缅温暖湿润区、中国东部季风区、中国西北干旱区和青藏高原区等9个区域。结合模型模拟、情景预估等技术手段,将自然灾害损失评估方法论用于预估未来30年高温热浪、干旱和洪涝等突发性极端事件的灾害风险,以趋势—基线对比方法预估宏观生态系统、粮食生产等渐变事件的风险。结果显示,亚欧大陆西部将是暖干趋势;青藏高原两侧区域高温热浪高风险;中东欧寒冷湿润区东部干旱高风险;孟印缅温暖湿润区和中国东部季风区洪涝高风险;荒漠边缘区域为生态脆弱高风险区;中低纬区域为粮食减产高风险区。     

“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的社团结构及其经济收敛效应研究

采用社团检测方法探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商品贸易网络社团动态演化特征,利用2003~2017年沿线各国面板数据,结合新古典增长理论构建β收敛模型,分析社团内部经济收敛状况,探讨贸易网络社团内部联系对缩小各国经济发展差异的效应。研究表明：“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密度不断增强,形成跨区域联系的贸易合作体系;“一带一路”商品贸易网络社团演化较为稳定,2013年后东南亚-西亚社团国家数量突增;欧洲国家内部联系紧密,形成区域性贸易合作体系,仍为“一带一路”贸易网络的弱影响区;国家之间的贸易联系对缩小各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全时段内,沿线各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明显的收敛趋势;世界金融危机有利于加快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社团内部收敛速度显著高于整体贸易网络收敛速度,以中国为核心的东南亚-西亚社团在三个时段内均呈现出收敛趋势。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致力于建设开放型经济、确保自由包容性贸易。本文基于社区发现法、拓扑网络可视化等方法,对比分析“一带一路”贸易网络与全球贸易网络的拓扑关系,明确其贸易在全球的地位,以期为“一带一路”自由包容性贸易体系建设提供科学支撑。研究发现：①全球贸易网络可以识别出5个组团,其核心节点分别是中国、美国、德—荷—法—英等欧洲发达国家、俄罗斯、印度—阿联酋。②“一带一路”沿线可以识别出3个主组团及2个次组团,其中,亚欧大组团以中国为核心、俄罗斯为次核心,南亚—西亚组团以印度、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为核心。③在全球贸易网络中,大部分沿线国家仍被中国、俄罗斯、印度—阿联酋等核心节点所吸引,且与“一带一路”沿线的贸易联系较强;中东欧国家主要被德—荷—法—英等西欧国家核心节点所吸引,是“一带一路”低渗透国家;部分东南亚国家虽然被吸纳到以中国为核心的亚澳—南非组团,但与“一带一路”贸易联系还需加强。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对理解国际合作模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总体性影响效果,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交通运输、就业等中介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13—2017年间“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显著地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新建交通基础设施线路长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等对沿线国家GDP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它主要通过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对沿线国家内部的货物资源流动、人口就业率、就业结构等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进沿线国家的GDP增长。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便利化发展格局研究

贸易便利化是“一带一路”贸易合作的关键环节,提高贸易便利化水平有利于促进区域内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论文从贸易便利化入手,基于已有文献回顾,构建包含29个指标的贸易便利化评价体系,分析201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贸易便利化发展态势和空间格局,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研究结果显示：① 2013—2017年,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缓慢上升态势,蒙俄、中亚、中东欧、西亚增长较明显;② 沿线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呈“东西高、中间低,北高南低”的空间格局,空间差异呈缩小态势;③ 二级指标与贸易便利化总指标的发展态势相对一致,电子商务、市场准入、海关环境、口岸设施等增长态势较明显;④ 综合发展高水平型、综合发展低水平型是沿线国家主要模式,通关成本与国际合作滞后型、内部贸易环境领先型、基础设施建设领先型分别成为东南亚、中东欧和中亚部分国家的重要发展模式。     

蒙古国省级行政单元投资环境评价与投资对策研究

蒙古国作为中国的邻国,两国之间的资源和产业互为补充,贸易合作前景广阔。选择最佳区位和产业来加强对蒙古国的投资,对促进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具有重大战略意义。但是目前研究较为有限,存在着投资环境不明确,投资风险未知,严重限制了对蒙投资和贸易合作。本研究团队对蒙进行了十数年科学考察研究,获得了大量一手调研数据。根据对调研数据及蒙古国区域政策的分析,本研究构建了投资环境评估模型ESE-PRT模型,从经济、社会、生态、资源、交通、政策等方面科学评估了蒙古国22个省级行政单元投资环境,划分了四类投资区,进一步揭示了优先投资区的投资优先产业及主要的投资风险,并针对蒙古国投资环境提出了相应的投资对策。本研究结果将为蒙古国重点投资区位选择、中资企业海外布局及中蒙双边经贸合作提供科学支撑,并将对中蒙俄经济走廊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促进意义。     

兰州-西宁-银川城市带与西部开发

通过对有关城市、区域的统计分析,在评述兰州-西宁-银川城市带基本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讨论其在西部大开发中四个方面的地位作用：我国内陆腹地的战略要地和开发据点,沟通我国东西部间、我国与中亚、欧洲国家间的桥梁和纽带,保障国家资源安全的能源重化工基地和重要进口通道,保障国家生态安全的重点生态建设区。并针对其在内部结构、市场化、开放度方面的主要问题,指出其发展趋势和战略选择：加快城市带交通通道建设,将潜在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创造局部优势投资环境和开放社会,重视教育、科技和生态建设。     

中蒙俄经济走廊生态经济区划研究

区划是地理学认识地理环境地域分异规律和优化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结构与功能的有效手段。本文首先借鉴已有研究,对区域生态经济学这门新兴交叉学科及生态经济区划等相关概念进行了界定,明确了生态经济区划原则。其次,通过设计两级生态经济区划方案,首次对中蒙俄三国重要的经济增长轴带“中蒙俄经济走廊”这一国际区域进行了生态经济区划探索研究。基于研究区地貌、气候等自然地理要素以及经济开发强度等人文经济要素,首先将研究区划分为6类生态经济区。通过引入人均环境污染物产生量、土地利用类型、产业结构、人均GDP、城镇化率等具体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指标,进一步将研究区细化为19类生态经济亚区。最后,综合对比分析各类生态经济亚区的生态环境与经济社会特征及地域分异规律,贯彻绿色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其确定为优化发展区、重点发展区和保育发展区3类,并提出了针对不同类型区的绿色发展建议。本研究将为中蒙俄经济走廊的绿色发展提供科学支撑。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中亚合作的战略支点选择

中亚在“一带一路”倡议中具有重要地缘价值,而中国与中亚的合作需以战略支点为依托。相关研究多关注国家尺度和定性方法,较少深入到对区域尺度战略支点及其空间结构的分析中,可能导致支点范围较大、针对性较弱。故本文主要从区域尺度入手,基于对各类空间要素的综合评价,对战略支点的空间结构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乌鲁木齐等中国城市、阿拉木图等中亚城市以及霍尔果斯等边境口岸在各类节点中具有综合优势。基于可达性和城市网络分析结果,结合中国与中亚合作现状,可将“乌鲁木齐-阿拉木图经济走廊”作为战略支点,采取“两核四轴四带”的空间结构。创新点在于从区域尺度认识战略支点并分析其空间结构,有利于通过尺度上推进一步撬动高尺度合作。     

中蒙俄经济走廊耕地资源格局与合作战略研究

中蒙俄经济走廊耕地资源战略合作对于“一带一路”共建、加强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意义重大。本研究综合运用遥感影像解析、野外实地考察、统计分析等方法,揭示了中蒙俄经济走廊耕地资源分布格局,剖析了耕地资源开发利用的主要制约因素;研究了中国对外耕地合作开发的主要问题,探索提出了中蒙俄经济走廊耕地资源合作对策建议。中蒙俄经济走廊耕地资源丰富,主要集中在俄罗斯欧洲部分莫斯科河和伏尔加河流域,以及鄂毕河流域、叶尼塞河流域、阿穆尔河流域与贝加尔湖流域等地。中蒙俄经济走廊俄罗斯部分耕地面积和高产耕地面积分别占经济走廊的60%和74%左右;而经济走廊俄罗斯部分未利用耕地面积占俄罗斯未利用耕地面积的近50%,占中蒙俄经济走廊未利用耕地面积的95%左右。今后应高度重视中蒙俄经济走廊耕地资源合作开发,推动中蒙俄耕地与农业合作自由化发展,可探索在阿穆尔州、犹太自治州等地率先开展中俄毗邻重点耕地国际合作创新示范区建设和农业自贸区建设,扩展延伸经济走廊耕地产业链和价值链,共建多元稳定的中蒙俄经济走廊农产品物流贸易通道。     

大都市空间扩展的廊道效应与景观结构优化*──以北京市区为例

由于存在城市中心梯度场和廊道效应梯度场,在单纯经济利益趋动下,城市本质上存在摊大饼倾向,这将严重破坏城市合理景观结构与生态平衡.文中运用廊道效应原理,研究人工廊道与自然廊道相互作用过程,结合北京中心市区不同时期空间扩展格局,分析城市景观8个方位廊道的扩展量、扩展速度及变化趋势,提出将自然廊道体系纳入北京大都市区规划,形成人工廊道与自然廊道相间分布的星状分散集团式景观格局,以有效阻止建成区摊大饼过程.     

中国对缅甸直接投资的发展特征及趋势研究

随着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中国与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合作不断加深。作为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合作的桥头堡,缅甸一直以来都是中国对外投资的热点区域。自军政府统治以来,由于和缅甸的传统友好关系,中国成为缅甸的最大的投资者,投资主要集中在油气资源、矿业资源、水电资源开发等资源相关领域,投资主体为大型的央企、国企等。地处地缘破碎地带,物产资源丰富,缅甸历来为战略要地。民主化改革后,众多大国势力进入对缅甸的投资和贸易,既在客观上对中国的对缅直接投资形成了竞争激励,又有主观上的挤压乃至遏制;随着缅甸国内边境战事的逐渐升级,中国企业对缅投资风险加大;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未能更好融入当地,由此引发的群体性排华事件,也恶化了对缅的投资环境。未来中国对缅直接投资应进一步拓宽投资领域,融入多元的投资形式,着重对缅甸经济特区进行投资,并且在投资过程中兼顾各方利益。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的视角

以中国企业2005~2015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回避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倾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