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省石台县沟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

报道了安徽省石台县沟汀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现，并对采集到的文化遗物作了分类与描述。遗物中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陶器共存，并含有独具特色的石网坠。石制品大部分（７６％）以砾石为原料制成。这类遗址在皖南地区尚属首次发现。这一发现，对研究我国南方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古人类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裴文中教授和中国史前考古学──纪念裴文中教授诞辰90周年

裴文中教授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他发现了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化石,确认石器及用火遗迹在这个遗址的存在;他还对非人工的“假石器”和“假骨器”,对中国旧石器文北的分期、中石器时代及新石器时代考古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建立中国史前考古学体系做出了重大贡献。     

香港东湾仔北遗址新石器时代人骨

东湾仔北遗址位于香港马湾岛东北角。东临南海,其余三面为低五环抱,是一典型的海湾沙堤遗址。东湾仔北遗址以新石器时代晚期(约2000B．C)至青铜器早期(约1000B．C．)的遗存为主体,出上了丰富的遗物遗迹。在这个遗址中,发现19座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其中15座保存有人骨。由于人骨长期埋藏在潮湿的沙滩地层中,骨质保存较差。东湾仔北遗址发现于1993年,随即在1994年进行试掘并发现新石器时代晚期墓葬。由于香港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决定在该岛北部进行大规模房地产开发,香港古迹古物办事处组织考古队于1997年6月开始“抢救性”发掘。同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应邀组队赴港参加发掘,至11月中旬     

藏北羌塘中部戈木错盆地石制品的初步研究

藏北羌塘盆地腹地戈木错周围发现大量石制品,主要为细石核、细石叶、石片和石器,未发现大型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通过对石制品表面特征的观察,没有发现流水磨损的痕迹,认为这些石制品未经过后期搬运,为原地堆积。对石制品的初步研究表明,戈木错遗址的石制品主要为细小石器,使用的原料主要有硅质岩、玛瑙和燧石。将戈木错的细石器与藏北其他地点的细石器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其文化特征与藏北双湖、申扎等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说明藏北细石器基本属于相同的文化背景,有相同的起源,属于中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的一部分。此外,从石制品的组合、加工技术特征及对环境的适应过程来看,其时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     

藏北羌塘中部戈木错盆地石制品的初步研究

藏北羌塘盆地腹地戈木错周围发现大量石制品,主要为细石核、细石叶、石片和石器,未发现大型打制石器和磨制石器。通过对石制品表面特征的观察,没有发现流水磨损的痕迹,认为这些石制品未经过后期搬运,为原地堆积。对石制品的初步研究表明,戈木错遗址的石制品主要为细小石器,使用的原料主要有硅质岩、玛瑙和燧石。将戈木错的细石器与藏北其他地点的细石器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其文化特征与藏北双湖、申扎等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这说明藏北细石器基本属于相同的文化背景,有相同的起源,属于中国北方细石器文化的一部分。此外,从石制品的组合、加工技术特征及对环境的适应过程来看,其时代可能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     

新疆尼勒克县吉仁台沟口遗址石器功能分析:来自植物微体遗存的证据

新疆地处欧亚大陆中心,自然环境复杂,生业经济形式多样,东西方文化交流频繁,是了解欧亚大陆古代人类活动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区域。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在该区域出土了丰富的石制品,但对其功能的研究较少,尤其是一些中国内地不常见,而与中亚、欧亚草原类型相似的石器。本文对新疆伊犁地区青铜时代吉仁台沟口遗址（82.77°E,43.84°N;3600~3000 cal.a B.P.）出土的具有安德罗诺沃文化特征的长条形石磨盘、石杵和饼形石器的表层残留物进行了淀粉粒和植硅体分析,为这些石器的功能研究提供了直接证据。分析结果显示,石器表面的淀粉粒来自禾本科小麦族（the tribe Triticeae）和某些块根块茎类植物,而石器表面发现的775粒植硅体中,粟类作物稃片植硅体占9%,其他类型的植硅体以早熟禾亚科（Pooideae）型和棒型为主,另在石杵上发现栝楼属（Trichosanthes）植物果皮植硅体及植物组织。结合遗址中大植物遗存证据,研究结果表明：石磨盘曾用于研磨麦类作物种子和某些块根块茎类植物,石杵亦用于麦类作物研磨,但也对粟类作物进行脱壳以及加工栝楼属植物果实。用于分析的饼形石器有两种类型,第一类为打制饼形石器,残留物中的植物遗存显示可能与石磨盘组合用于加工植物的块根块茎;第二类为磨制饼形石器,其表面发现极少量粟类稃片植硅体,推测其可能用于粟类作物脱粒。研究结果为新疆伊犁地区考古遗址出土安德罗诺沃文化石器的功能、农作物加工过程,以及古代社会生计模式的认识提供了依据;石器残留物中块根块茎类淀粉粒以及农作物植硅体的发现,是对已有大植物遗存分析结果的进一步补充。

     

河北康保兴隆遗址的光释光测年研究

兴隆遗址是长城以北裕民文化分期研究的重要遗址。作为坝上高原迄今为止发现的出土遗物最丰富、沿用时间长达数千年的遗址, 其年代的确定不但有助于厘清古人类在这一地区出现的时代, 而且对研究中国北方旧-新石器时代过渡、农业起源及其环境背景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兴隆遗址发掘后, 虽然其新石器文化层已通过¹⁴C方法进行了测年, 但其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的文化层尚未进行年代学方面的研究。本研究在地层结构划分基础上, 对兴隆遗址的TG01探沟的G5剖面(42°N, 115°E; 海拔高度为1398m; 剖面研究深度为106~361cm)进行采样, 共采集有11个沉积物样品, 提取出粗颗粒(90~125μm)和细颗粒(4~11μm)两个粒级的石英, 利用光释光(OSL)测年技术中的单片再生剂量法(SAR), 对兴隆遗址探沟的不同文化层位进行年代测定, 建立了兴隆遗址的整体年代框架。通过对两种粒级的石英的释光年代比较, 得出细颗粒石英的所测年龄高于粗颗粒石英, 高出年龄约为600~2000年左右, 这可能是沉积过程的不完全晒退导致的。且基于粗颗粒石英的光释光年龄与¹⁴C年龄之间良好的一致性, 认为粗颗粒石英的光释光年龄更加可信; 并首次确定了兴隆遗址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期文化层的光释光年龄为距今13.4±1.8~10.7±0.9ka(以粗颗粒石英样品的年代为准)。

     

内蒙古多伦史前人类遗存的发现及环境意义

内蒙古多伦地区位于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东南部，10处史前人类遗存点的发现填补了该地区史前人类研究的空白。对发掘出的2892件石器进行了较系统的统计与分析，探讨了石器的组合特点及其演化序列，确定其文化期为新石器时代早期至中期，距今约10－6ka，认为该地区史前人类的经济方式早期为采集和狩猎方式，晚期出现了原始农业，并进一步讨论了史前人类活动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指出生态环境对史前人类的经济、文化发展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原始农业等生产性经济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     

德日进与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早期发展

德日进是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开拓者与奠基人之一.他与桑志华发现并发掘了水洞沟和萨拉乌苏遗址,参与了关于中国史前考古的第一本专著的写作.他作为中国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的顾问参与和指导了周口店遗址的发掘和研究工作,对确认北京猿人石器的人工属性和用火遗迹起过重要的作用,与裴文中一道对周口店的石器工业进行了系统研究,奠定了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基础,并与杨钟健等一起建立了周口店遗址的地层层序和地质时代框架.他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的第一代学人裴文中和贾兰坡有过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进而对中国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周口店第一地点第4～5层脉石英原料产地分析

文章从考古学角度对遗址周围潜在原料产地进行调查,并以遗址出土文化遗物最为丰富的第4～5层为例对其原料采集策略进行初步分析.调查显示,遗址以北、周口河两岸的石炭-二叠系地层和花岗岩侵入体中多有石英脉出露,而遗址以南多为灰岩、白云岩山地,少见石英脉出露.遗址第4～5层石制品的原料分析显示,距今30万年左右的“北京人”既从河流砾石层也从岩脉露头或风化处采集脉石英进行石器生产;古人类可能对不同类型脉石英采取多种开发策略;对石英脉的利用具有一定的技术组织性,表现出一副多样的原料开发图景.     

淀粉粒分析揭示的河南唐户遗址裴李岗文化古人类植物性食物资源利用

本文利用淀粉粒分析方法对河南唐户遗址(约7.8~7.0ka B.P.)出土的裴李岗文化时期6件石磨盘、2件石磨棒和8件陶炊器残片表面附着残留物进行了分析, 共提取到6类不同形态的淀粉粒, 鉴定结果显示有分别来自小麦族(Triticeae)、粟(Setaria italica)、水稻(Oryza sativa)、栎属(Quercus)、莲属(Nelumbo)以及未知种属的淀粉粒。石磨盘、石磨棒表面附着淀粉粒种类的多样性表明该类工具在当时被用于加工多种需要碾磨或脱壳的植物果实或块根块茎。粟、水稻、小麦族及栎属等淀粉粒的同时发现也表明, 农业种植和采集是唐户先民获取植物性食物资源的主要途径。此外, 根据粟的淀粉粒在实验选取样品表面普遍出现的情况, 同时结合邻近的贾湖遗址植物考古和生产工具研究结果来看, 以粟种植为主, 水稻种植为辅的农业生产活动可能已成为唐户先民经济活动的主体。     

浙江嵊州小黄山遗址石制品资源域研究

本文采用"遗址内"(on-site)的资源域分析方法,通过对小黄山遗址出土石制品岩性的鉴定和统计分析,结合区域地质资料,分析小黄山新石器时代遗址先民石制品的资源域,进而讨论其石料资源利用特点。结果表明,先民采取就近取材的资源获取方式,绝大部分石料都可以被地表径流作用搬运至遗址附近,原地开采或交换贸易的可能性不大。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就近取材,石料的获取也并非随意的、单一来源的,据此推测玄武岩石料主要拾取于崇仁江,而角闪变粒岩、泥质板岩、花岗岩等石料只能通过长乐江获得,其余石料的获取指向性不明显,可能选择从较近的河流中获取。石料来源的不同,表明先民于距今9000~8000年前在该遗址获取石料已有一定的选择性。同时,石制品器形和岩性之间较强的对应关系,也反映出古人对各类石料物理性质的认识水平和对石料选择的偏向,是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表现,尤其是被用来制作石磨盘和磨石的气孔状玄武岩,有别于其他遗址多为砂岩质石磨盘的情况,这可能与玄武岩质石磨盘的加工效率有关。     

重庆大河口遗址出土鼯鼠骨骼及意义

大河口遗址是重庆2018年度六大考古发现之一,位于重庆市涪陵区义和镇朱砂村,分布在长江北岸的一处二级阶地之上。地层堆积分4层,第③层为早期文化层,出土陶片、石制品、兽骨、螺壳等遗物,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玉溪坪文化系统（5.3~4.6 ka B.P.）。本文研究的鼯鼠类材料采自第③层,伴生有大量人工利用后的螺壳以及一些碎骨,包括少量的鹿、猪及较多的小型兽类。鼯鼠类材料在新石器考古实践之中的发现很少,在同一遗址之中发现多种鼯鼠类动物更是不多见。出土鼯鼠类材料以上、下颌骨碎片及牙齿为主,另外有鼯鼠科未定属种的几件头后骨骼,鉴定为5属5种,它们是毛耳飞鼠（Belomys pearsonii）、复齿鼯鼠（Trogopterus xanthipes）、赤鼯鼠（Petaurista petaurista）、沟牙鼯鼠（Aeretes melanopterus）以及黑白飞鼠（Hylopetes alboniger）。上述鼯鼠颊齿的形态特征与现生居群基本一致,尺寸相似。大河口遗址出土的5种鼯鼠类动物,除了沟牙鼯鼠之外,其余4种在今重庆境内都有分布。复齿鼯鼠是本地最常见的一种鼯鼠,出土鼯鼠材料也以复齿鼯鼠最为丰富。但毛耳飞鼠、黑白飞鼠等两种鼯鼠在当地已很少发现。这意味着至少在新石器晚期当地自然环境曾适合多种鼯鼠类动物的栖息,一是多裸岩峭壁,二是植被茂密,曾有高大的林木分布。沟牙鼯鼠目前分布在两个隔离的地区：河北,以及四川东北部、中部和甘肃南部,在今川东和重庆境内都无分布。大河口材料表明沟牙鼯鼠曾有更广泛的分布地域,后来才由于某种原因导致其栖息地的萎缩。大河口鼯鼠材料堆积应该与史前居民开发利用紧密相关,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其表面缺少捕食者的消化痕迹;其二,与人工利用的螺壳共存。该遗址还出土了49件磨制精美的小型和中型石锛,5件石刮刀和石刀,这些工具可用于制革加工。因此,该遗址的鼯鼠类材料很可能是史前居民利用毛皮的狩猎行为的结果。史前居民曾从遗址周边较广区域猎取多种鼯鼠,然后带入遗址进行加工。并且史前居民的毛皮处理技术应当已经比较成熟,能够处理鼯鼠类薄脆的皮张。

     

Using ichnofossils to characterize chert tools: A preliminary study from Southern Iberia

Characterizing raw material of stone tools used by Late Neolithic and Copper Age communities is important for interpreting access to available sources and establishing regional routes of distribution. Ichnological analysis may be used to help characterize lithic material and determine the source of artifacts. Here we report for the first time the existence of trace fossils in artifacts from the Late Neolithic and Copper Age of southern Spain. Ichnological analysis indicates a trace fossil assemblage consisting of relatively scarce small‐sized Chondrites and abundant Phycosiphon. A regional survey of natural outcrops and chert quarries indicates the presence of discrete trace fossils only in the samples from geological formations that are part of the Campo de Gibraltar Complex. Ichnological composition in these samples is similar to that discerned in the artifacts and suggests that this was the probable source of the chert used in tool manufacture. © 2010 Wiley Periodicals, Inc.     

安徽东至华龙洞古人类遗址2014~2016年出土的石制品

安徽东至华龙洞遗址发现于2006年,因出土丰富的直立人化石、大量动物化石和石制品而备受学术界关注。本文对2014年至2016年在洞口外发掘出土的54件石制品进行报道,意在揭示直立人在该遗址生存的技术特点和适应行为。华龙洞发育在下古生界寒武系灰岩内,由于后期的坍塌,洞口外和洞口内均保留丰富的堆积物。石制品原料取自周边岩石内的脉石英和磨圆度较高的石英岩和燧石砾石;石制品类型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以及各类剥片和修理石器产生的碎片和断块等;石制品个体以小型居多。硬锤锤击法为剥片主要方法,砸击法次之。石器类型主要为刮削器,此外还有尖状器。石制品组合总体显示早期人类的模式1工业类型。哺乳动物化石组合和初步铀系的年代测试表明,古人类在该遗址活动的时间大致为中更新世中后期。两件石制品的拼合现象和多数动物骨骼表面的砍砸和割切痕迹显示,华龙洞为一处直立人多功能的生存和活动遗址。对遗址的进一步发掘和研究对探讨中更新世中国直立人演化、迁徙和技术演化模式等学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广西隆安娅怀洞遗址出土动物遗存初步研究

娅怀洞遗址是广西近年又一项重要考古发现,是一处石器时代洞穴遗址,文化遗存分为4期,第一至第三期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第四期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本文以该遗址出土动物遗存为研究对象,鉴定其种属、部位、死亡年龄和性别等信息,观察遗存保存状态和表面痕迹,对其进行尺寸和重量测量.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可鉴定标本数、最小个体数和骨骼发现率的统计,并依据统计结果进行自然环境的复原、人类行为和生业经济的初步分析.遗址出土动物包括软体动物(瓣鳃纲和腹足纲)和脊椎动物(鱼纲、爬行动物纲、鸟纲和哺乳动物纲),计27科19种(属).分析结果显示: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出土的主要动物,都包括有扁蜷螺科、方形环棱螺、斜口环棱螺、梨形环棱螺、高大环口螺、塔锥短沟蜷、佛耳丽蚌、刻纹丽蚌、三型矛蚌、圆顶珠蚌、河蚬、鲤鱼、青鱼、鳖科、龟科、钝吻鳄科、鸭科、雉科、猕猴、猪獾、野猪、牛亚科、羊亚科和不同体型的鹿科动物等,这表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遗址附近的自然条件没有发生大的改变,一直都存在有茂密的森林和相对广阔的水域,各种动植物资源都非常丰富;动物构成始终以哺乳动物纲中的鹿科和猪科数量最多,说明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一直以狩猎鹿科和猪科为代表的野生哺乳动物来获取主要的肉食资源,同时也采集野生植物、捕捞水生的螺类、鱼类和爬行类作为食物资源的补充;从保存数量最多的鹿科和猪科骨骼发现率来看,存在有部分长骨骨骼缺失的现象,说明遗址并非先民宰杀肢解动物的主要场所,遗址中的动物多为先民宰杀肢解后带来的;鹿科动物掌/跖骨及与之相连的腕跗部骨骼发现率普遍较高,且要明显高于同时期的猪科动物,可能与先民有意识选择鹿科动物该部位的骨骼来制作骨器的行为有关;大量出土螺类存在壳顶缺失的现象,这应该与先民对螺肉的取食有关,与娅怀洞遗址的年代相当的柳州白莲洞遗址也存在类似的现象.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纵向演变来看,先民对哺乳动物的利用程度是在逐渐增加的,对鱼的利用程度是大幅度减少的,对腹足动物的利用也有一定程度的减少,遗址动物群构成的这种变化体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先民生活方式和生业经济选择(定居和农业)的变化.     

Chinese neolithic jade: A preliminary geoarchaeological study

This study deals with a geoarchaeological examination of the jade artifacts unearthed from the major sites of jade-using cultures over Neolithic China. The earliest examples of true jade—tremolite-actinolite nephrite—were jade artifacts from the Chahai site at Fuxin in Liaoning, dating back to the 6th millennium B.C., approximately contemporaneous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Neolithic age. The expansion of jade-using culture during the Neolithic period was gradually from east through west China. The jade-using culture thrived especially in both the lower Yangtze River and Liao River valleys, and came to a climax during the late Neolithic period when not only could nephrite be discerned from jadelike and other minerals and rocks, but also nephrite of various grades could apparently be deliberately used to make jades of different types according to their importance in social life. It may be suggested that the raw nephrite used to make jades during the Neolithic age was derived from unknown ancient deposits that might be within China proper rather than at Kunlun Mounta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