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与方法的回顾

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理论的发展经历了从19世纪初-20世纪40年代的基于产业、企业的区位选择、空间行为和组织结构规律性研究阶段,和二次世界大战以后-20世纪80年代的区域总体空间结构与形态演化规律研究阶段,以及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空间经济学阶段.研究重点从抽象的纯理论研究演变为从总体出发寻求各种经济主体在空间中的最优组合与分异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理论研究.对于区域经济空问结构研究,经典区位论所揭示的区域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形态,基本上概括了区域经济空间分异的主要特征性规律,是当今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的基础性理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理论是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的主要理论,这些理论不仅可以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提供理论范式,也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研究提供有益的启示.新空间经济学对经济活动的空间集聚和增长集聚的动力分析,为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与方法.伴随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理论的发展,其相应的方法也从静态分析模拟逐步向动态过程的空间演化模拟发展.新方法与技术手段在区域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中已开始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复杂性科学方法和GIS与RS技术的结合展示出良好的应用前景.     

基于GIS的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文章基于GIS,以河南省为例,对区域经济空间结构演化进行研究,通过对IDW方法和Kriging方法的比较,认为利用IDW方法对一个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进行研究更为合适。并且在区域经济研究中,利用GIS技术实现了经济数据与图形数据之间的关联,使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模式和发展趋势以图形的形式清晰直观地表现出来,增强了其可视性,更利于问题的发现、分析和解决,从而为促进区域经济空间结构的优化提供了科学依据。     

社会经济系统空间结构分析的GEO-INFO模式——重庆市实证研究

以遥感数据及相关空间信息为数据源,通过地理信息系统空间建模的方式来分析重庆市社会经济系统空间结构。采用了表征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七大社会经济指标,并以空间趋势面的方式构建了各指标的空间数据模型。以此为基础采用空间聚类算法进行聚类分析,划定了重庆市的基本空间类型区。借助空间分形维数、类型优势度等空间结构分析指标,对重庆市市域及其三大经济分区的空间结构进行了分析,明晰了重庆市社会经济系统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及区域经济发展基本态势。     

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进展与展望

在介绍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概念与研究过程的基础上,从人口与城市内部空间结构、城市内部的经济空间结构、城市内部的社会空间结构以及郊区化研究4个方面,回顾了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的最新进展。文章最后分析了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研究的中西差距,并指出:第五次人口普查为新时期中国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机遇;伴随着中国经济成功转型,城市内部空间结构的研究重点正在转变;中国城市郊区化理论与城市内部空间重构理论等需要进一步发展。     

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空间结构解析

本文从我国产业空间分异过程以及西部产业空间结构内部差异性等方面 ,分析了西部产业空间结构的基本特征 ,探讨了西部产业空间结构的成因机制与区域经济增长效果 ,初步确定了在西部大开发中调整我国西部地区产业空间结构的基点.     

图们江地区空间结构的演进及其调控对策研究

图们江地区作为跨国经济合作区,具有不同于一般区域的空间结构演进规律。运用经济地理学、区域经济学、国际经贸地理学等学科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对图们江地区空间结构的影响因素、总体特征、演进机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调控与优化的对策,旨在促进图们江地区经济一体化和空间结构一体化。     

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特征及其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基于实体城市的空间识别

基于LandScan全球人口和ESA全球土地利用数据,构建2000—2015年中国省域人口空间结构数据库,刻画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的时空格局,进而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法、两阶段最小二乘法和差分GMM法探索空间结构对省域经济绩效的影响及这种影响对不同规模省域的差异,最后从省会城市集聚（不）经济的角度分析其内在机制。结果发现：① 2000—2015年,中国所有省会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得到了显著增加,省域人口空间结构存在单中心化的演变趋势,且中西部地区省域人口空间结构相对偏单中心化;② 对所有省份尤其是人口规模相对较小的省份而言,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倾向于提高省域经济效率,而对人口规模相对大的省份,人口空间结构单中心化很可能不利于省域经济效率的提高;③ 省会城市自身已经初显集聚不经济的迹象。     

河南省经济空间结构演变分析

以ArcView GIS3．2软件为分析工具,将县域经济发展数据与图形数据结合,分析河南省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的过程;建立线性回归分析模型,从经济要素投入、经济结构转换角度分析经济空间结构演化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1)20世纪80和90年代豫西北、豫中地区经济相继崛起,形成强大的经济中心,而其它地区相对落后,河南省经济空间结构形成了明显的中心—外围模式;2)1980年以来,工业化作为主导力量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工业化进程的空间差异及其空间变化是河南省经济空间结构变化的直接动力;3)河南省的经济空间结构、工业化程度空间差异与资源的空间分布存在一定的耦合关系,这与河南省资源导向型的工业化模式密切关联。     

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理论初探

区域空间结构重组是经济社会转型时期重要的区域结构调整任务之一。新一轮的空间结构重组需要澄清三大理论问题：一是空间结构的历史特征与未来景观；二是区域发展与空间结构重组的相互关系；三是区域产业结构调整与空间结构重组的相互关系。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经济快速发展的变局下，需要探索新的空间结构重组理论指导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的实践。该文根据区域空间结构重组理论，分析新时期长江流域的空间结构重组要点。     

现代物流业与城市空间结构作用相关研究进展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分工和专业化不断深化,在此背景下物流业的发展方兴未艾,引起诸多专家学者的关注。通过对前人研究文献的整理,我们认为目前学术界对现代物流业与城市空间结构相互作用的相关研究仅处于起步阶段,物流业的空间组织与空间布局成果较多,但现代物流与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成果并不多。研究多集中于城市地理学和交通地理学中,在研究物流产业空间布局时对其与城市空间结构作用的简单提及。本文从物流业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的表现和机理两方面进行了综述,物流业主要通过经济和政府两个视角影响城市空间结构,其空间布局促进了城市空间扩展,改变了城市用地结构及功能。最后,文章提出了关于物流业对城市空间结构影响的研究方向的展望与建议。     

全球化背景下酒吧的地方性与空间性——以广州为例

在全球化背景下,以广州代表性酒吧为对象,援引第三空间理论和空间生产理论,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从消费地理视角解读酒吧的地方性和空间性,重新诠释地方理论以及人地关系认识论。研究表明,广州环市东酒吧的空间建构包括了一种本土对西方、当下本土对历史本土的再结构化过程。在空间实践-空间想象-再现空间三元一体的维度下,酒吧作为地方具有典型的反身性,酒吧影响着主体行为,行为主体构筑的权力话语也成为酒吧空间的意义构成,涉入酒吧消费空间的建构过程。作为一个具有主体性的消费空间,酒吧具有空间生产、空间消费和空间流动的特质。     

山东省广饶县土壤重金属来源、分布及生态风险

选取山东省广饶县作为研究区,采集300个表层土壤样品（0~20 cm）,测定As、Cd、Co、Cr、Cu、Hg、Mn、Ni、Pb和Zn等10种重金属含量;运用多元统计和地统计分析方法揭示广饶县土壤重金属元素的来源与空间分布特征,最后利用H?kanson潜在生态风险指数法评价重金属的潜在生态风险。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土壤中Co和Pb的平均值低于山东省背景值,其他8种元素的平均值均超过山东省背景值;特别是Cd和Hg的平均含量分别达到山东省背景值的1.86倍和2.50倍,说明在土壤中存在明显的富集。② As、Co、Cr、Cu、Mn、Ni和Zn为自然源,受成土母质控制;Hg为人为源,主要来源于煤炭燃烧和工业排放;Cd和Pb受自然和人为因素共同控制。③ 成土母质控制着As、Cd、 Co、Cr、Cu、Mn、Ni、Pb和Zn的基本分布格局,不同土地利用类型的土壤Hg含量差别较明显,其高值区集中在城镇建设用地。④ 总体上,研究区为中等生态风险的偏高水平,其中Cd和Hg分别为中等和较高生态风险,其余8种元素处于低生态风险。     

艾比湖流域农田土壤重金属的环境风险及化学形态研究

采集土壤样品,测定8种重金属（As、Cd、Cr、Cu、Hg、Ni、Pb、Zn）的总量及各形态含量,然后采用多种方法并结合土壤背景值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艾比湖流域农田土壤中8种重金属的含量值均未超过国家土壤质量二级标准的限值, 8种重金属可以辨识为2个主成分,重金属Cd、Hg、Pb和Zn的较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中部,重金属As、Cr、Cu和Ni的较高风险区主要分布在研究区南部靠近荒漠、山地以及研究区边缘区域,重金属As、Cr和Ni均以残渣态为主,其他形态含量较低。农田土壤中重金属的生物毒性以Cb为最大,Pb和Hg次之。     

基于农业大数据可视化方法的中国生猪空间流通模式

利用大数据可视化手段研究中国省际间生猪流通问题,用GIS将整合后的多源数据进行数据可视化,研究中国19个省（市）的区域间生猪流通现状。参照《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和前人研究成果,将区域间生猪流通现状与中国城市群可视化结果结合进行分析,归纳各城市群生猪流通现况,获得基于城市群发展的生猪空间流通模式,从空间角度分析中国整体生猪空间流通格局存在问题。结果显示,中国总体生猪流向有明显的“西猪东运,北猪南运”趋势,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是中国最主要3个吸纳外埠生猪供应地区,是中国整体生猪流通系统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乡村地理研究的主要理论演变与启示

采用Citespace工具和文献归纳方法,系统梳理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乡村地理研究的热点及理论发展脉络。在全球化和逆城市化背景下,西方国家乡村地区普遍经历了发展转型与空间分化过程,其研究热点和主要理论发展大致分为3个阶段。20世纪90年代,主要关注于乡村农业去中心化和逆城市化过程,延续20世纪80年代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围绕农业经济展开的监管理论和根植于浪漫主义运动的乡村田园牧歌式理论主张占主导,受后现代思潮影响兴起了社会文化转向的“他者”研究;进入21世纪,在网络视角转向下,全球尺度的乡村分化及其内在机制的综合研究引起学界关注,研究议题及理论切入主要涉及全球乡村、乡村重构、乡村分化、多功能农业、舒适性迁移和创新理论等;近10 a以来,在全球气候变化和粮食危机背景下,危机下的乡村可持续发展得以较大关注,衍生出可持续生计、社区恢复力、脆弱性、生态经济、生物经济等的概念和理论主张。中国乡村地理的学科发展需集成多学科方法与理论,融合中西方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成果,以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为核心指导,全面深化从系统的“要素-结构-功能”视角分析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经济、社会、文化等多维空间的分化、重构、治理的过程、动力和综合效应及其优化调控机制,发展中国乡村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理论。     

中国镇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综合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构建的“规模-效益-结构”指标体系,运用Jenks Natural Breaks分类、地理探测器、变异系数、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对中国镇域工业化和城镇化综合水平的空间格局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整体空间布局呈镶嵌式分布且高值连片格局不明显,但高值区在东部、中部城市群核心区的点状串联式凸显依然可见。此外,基于规模实力的中高值集聚格局,主要分布在长江以北的“三角形”区域;中低值、低值在西部的大范围绵延分布态势明显。整体而言,镇域尺度下规模、效益分异特征与以往研究类似,以胡焕庸线为分界的东南—西北差异清晰可见。② 空间内部差异度从低到高依次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与国家经济格局吻合。基于省域、城市群尺度发现,虽然部分省区、城市群内部差异与预期差别较大,但整体上依然表现出中东部内部差异较小,西部、东北乡镇实力不强且内部差异较大的客观事实。③ 从空间关联看,综合、结构水平的高值、低值集聚的格局化特征不明显,总体与空间分布格局类似;规模、效益水平的集聚格局类似且类似于已有研究,但显著LL区的集聚格局突破胡焕庸线并形成“S”型分隔,体现出镇域尺度细化后的集聚新特点。④ 从尺度对比看,县域、市域尺度下综合、结构水平的中高值分布格局与镇域尺度类似,呈现出以中东部城市群核心区、沿海与京广发展轴辐射区为表征的空间格局。不同的是,县域、市域尺度下规模实力的中高值集聚区范围扩大延伸至长江中下游以南,形成“四边形”区域。从胡焕庸线分异特征看,两者仅有规模水平分布类似,综合、结构与效益水平的分异表征不明显。从空间集聚看,显著HH区变化较大,主要表现在内蒙古、宁夏、甘肃省份的增多与连绵分布;显著LL区的分布范围明显缩小且胡焕庸一线西侧的大范围集聚区被局部打散、打乱。基于定量与定性结合的方法,从经济实力、非农化进程、乡镇现代化水平、地形地貌条件、根植性与路径依赖等方面进行影响分析,发现这五个方面分别起核心支撑、活力支撑、进程性、基础性与“链”式传导等作用。     

“丝路”海运网络的脆弱性及风险控制研究

为研究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网络的脆弱性,对沿线集装箱港口及挂靠航线进行了统计,构建了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网络,以随机攻击和蓄意攻击两种方式分别对网络的平均度、孤立节点比例、聚类系数、平均路径长度、网络效率和最大连通子图相对大小等反映网络连通性特征值的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丝路”海运网络在受到随机攻击时较为“强壮”,在受到蓄意攻击时相对脆弱。经进一步挖掘,揭示了蓄意攻击下网络开始崩溃和完全崩溃的临界点,并据此指出了需重点保护的枢纽干线港;结合地理特征,分析了“丝路”中主要海上通道通航受阻时网络连通性的变化,发现马六甲海峡、台湾海峡、曼德海峡及苏伊士运河对网络的脆弱性影响最为显著。为进行风险评价,分析了“丝路”网络脆弱性形成因素和抗毁性机制,并提出了相应的抗毁性评价方法,经计算得出南亚为“丝路”网络中抗毁性最薄弱的区域。最后,结合地缘风险分析,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本研究对于认清“丝路”海运网络的脆弱性及风险控制方法,保障其互联互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黑河上游天涝池流域草地蒸散发模拟及其敏感性分析

根据野外气象站观测资料,利用Penman、FAO-Penman、FAO-Penman-Monteith、Priestley-Taylor和FAO-Radiation等5个蒸散发模型模拟黑河上游天老池流域草地日尺度和小时尺度的蒸散发,对模拟值与观测值进行了比较,并进行了相关变量的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在日尺度上, FAO-Penman-Monteith模型的模拟效果最好,FAO-Radiation模拟效果最差,其余3种模型的模拟效果较好;在小时尺度上,Priestley-Taylor模型的模拟效果最好,其余模型都不适合该地区草地小时尺度的潜在蒸散发模拟。模型输入参数对蒸散发模拟效果影响强弱顺序为辐射>气压>相对湿度>气温>风速。当地表辐射变动±10%时,模拟值变化幅度20%左右;在其他参数变动±10%时,模拟值变化幅度在8%以下,说明辐射以外的参数是模型模拟较不敏感因素。     

中国县域城镇化格局演化与优化路径

县域城镇化的有序发展和优化布局,对于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资源与市场优化配置、促进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研究表明：① 2000—2020年中国县域城镇化快速发展且区域差异显著,东部沿海地区、中部城郊地区和北方边境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相对较高,而西南地区、中部农区、西藏及新疆大部分地区的县域城镇化率偏低;2020年沿“胡焕庸线”东侧的东北地区、冀北及晋陕豫地区、川东及云贵地区成为县域城镇化率高值区,珠三角地区、长三角地区、京津冀地区、成渝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内蒙古边境地区,以及江浙闽东南沿海一带城镇化率超过50%的县域达716个,占比38.3%。② 县域城镇化是人口、经济、社会、文化等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发展水平、自然环境条件、基础设施建设、地理区位条件、公共资源供给、专业创业集群与宏观政策等影响县域城镇化的方向、范围和深度。预测到2035年中国城镇化率为76.04%,县域城镇化率为64.38%。未来要重视强化县域人口、经济、社会和空间组织结构的调整优化。③ 县域城镇化发展可分为大城市周边县域要素集聚型城镇化、专业功能县域产业集聚带动型城镇化、农产品主产区县域农业现代化引领型城镇化、重点生态功能区县域生态保育型城镇化、人口流失县域异地转移集中型城镇化等5种类型。④ 县域城镇化以县城和重点镇作为要素集聚的重要空间载体,形成居业协同与产城融合的多级体系。通过构建产业全价值链、主导产业关联集群、公共服务融合配置体系等创新路径,将推动城乡要素平等交换与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城乡产业融合与等值化发展,促进城乡融合网络化、城乡治理体系化与资源利用集约化,为优化县域人地关系和城镇化空间体系提供持久动力。     

Probabilistic landslide hazard assessment at the basin scale

We propose a probabilistic model to determine landslide hazard at the basin scale. The model predicts where landslides will occur, how frequently they will occur, and how large they will be. We test the model in the Staffora River basin, in the northern Apennines, Italy. For the study area, we prepare a multi-temporal inventory map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multiple sets of aerial photographs taken between 1955 and 1999. We partition the basin into 2243 geo-morpho-hydrological units, and obtain the probability of spatial occurrence of landslides by discriminant analysis of thematic variables, including morphological, lithological, structural and land use. For each mapping unit, we obtain the landslide recurrence by dividing the total number of landslide events inventoried in the unit by the time span of the investigated period. Assuming that landslide recurrence will remain the same in the future, and adopting a Poisson probability model, we determine the exceedance probability of having one or more landslides in each mapping unit, for different periods. We obtain the probability of landslide size by analysing the frequency–area statistics of landslides, obtained from the multi-temporal inventory map. Assuming independence, we obtain a quantitative estimate of landslide hazard for each mapping unit as the joint probability of landslide size, of landslide temporal occurrence and of landslide spatial occurr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