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农村庭院经济

全面分析了我国农村庭院经济在农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指出了当前我国农村庭院经济发展面临的三大矛盾，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发展我国农村庭院经济的总思路和对策，以期对农民致富、农村经济的发展起推动作用。     

商水县庭院经济开发模式与效益研究

庭院开发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振兴农村商品经济的主要途径,也是农业区域综合开发的主要内容。本文通过典型开发乡、村、户的调查与分析研究,对商水县庭院经济发展变化特点,开发模式和主要经验进行了总结,对推动我省平原农区庭院经济的发展将起到指导作用。     

论吉林省庭院经济地位及发展对策

庭院经济是指农户在庭院内所从事的商品性经济活动其作为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已植根于吉林省广大农村。本文分析了吉林省庭院经济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指出研究庭院经济有本省农村发展中的地位及发展对策，是家业经济学界所关注，生产领导部门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     

陕西中部地区粮食增产潜力及措施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陕西中部地区素有“陕西粮仓”之称,探索其发展规律,分析其障碍因素,寻求其发展潜力,采取“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的战略措施,对同类地区的粮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当代世界“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理论与实践

“持续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战略选择，首先由发达国家倡导并经１９９１年国际农业与发展会议正式提出。其基本宗旨是，在永续利用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同时，进行农业技术和农村体制改革，以生产足够农产品来满足人类日益增长的需求，促进农业和农村的全面发村而且特别强调，具有新概念、新内涵的“持续农业”生产体系的兴建，必须与农村的综合发展相结合以达到“持续性”、“有效性”、“公平性”三大目标，发达国家和某些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步实践，并取得了一些初步成效。     

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地区粮食生产潜力与发展途径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 粮食是基础的基础。黄土高原地区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也是我国历史上早期农牧业生产区和政治中心,粮食是该区人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产业。探索其发展规律, 分析其障碍因素, 寻求其发展潜力, 采取 “一靠政策, 二靠科技, 三靠投入, 四靠保护, 五靠工作”的战略措施, 对同类地区的粮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山区发展研究的态势与主要研究任务

山区发展问题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山区发展滞后是全球普遍的现象。国际上对山区发展研究十分重视,但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因山区发展的水平和方向不同,对其研究的内容也明显差异。我国山区发展既不同于一般发展中国家,也有别于发达国家,正处于受全国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冲击的变革期。山区发展在全国总体战略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当前是全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贡献者,是“三农”问题的集中区和难点区,是全国脱贫的最后攻坚区。国内对山区发展研究虽然已取得巨大进展,但仍不适应新时期对山区发展的需求,加强全国山区发展研究势在必行。当前我国山区发展研究的重点应放在：山区发展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山区,山区工业化,山区农业产业化,山区聚落和山区脱贫等方面上。应以科学发展观统帅山区发展研究,引入现代发展新理念,引进现代科学新理论和新方法,分别在国家层次、区域层次和聚落层次上开展研究；提倡深入山区,深入农村,深入农户；创建山区发展的长期、连续、定点的跟踪调查、监测,构建全国山区发展社会观测网络。     

秦巴山区村域稳定脱贫测度及返贫防控风险识别——以重庆市城口县为例

深度贫困地区农村实现稳定脱贫、建立返贫防控机制是后2020时代的现实要求,更是精准扶贫与乡村振兴承上启下的紧密衔接。以强度生态脆弱与集中连片特困复合地区重庆市城口县为研究区域,基于脱贫稳定性测度模型、障碍度模型和最小方差模型等方法对城口县60个行政村、1950个农户进行多维脱贫稳定性空间分异特征和返贫风险模式探究。研究发现：① 样本村脱贫稳定性等级分布总体呈现前端窄小、中部突出的“葫芦状”结构,各地区多维脱贫稳定性总体不高且存在空间异质性;② 城口县返贫风险可识别为双风险模式、三风险模式、四风险模式和五风险模式4种模式及各阻力因素多元整合主导的11种返贫风险类型,人力资本、发展机会等涉及农户可持续增收、动态抗风险能力及内生动力的要素逐渐成为现阶段返贫防控及减贫路径依赖的重点;③ 立足区域特征,把继续攻坚和稳定脱贫、防止返贫摆在同等重要位置上,因村施策提高群众抗风险能力,精准织密防止脱贫群体的返贫网。     

中国贫困村测度与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农村贫困问题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主要障碍之一。面向当前国家瞄准贫困村和贫困人口的精准脱贫战略需求,基于“十二五”期间全国贫困村“整村推进”项目村数据,构建村级多维贫困综合测度模型,并利用加权核密度模型、空间自相关方法等,从不同尺度、不同视角系统测度并分析了研究区贫困村的相对贫困特征。结果表明：① 贫困程度上,“十二五”期间贫困村呈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结构,省级、县级尺度下贫困深度与当地经济、区位、政策、自然环境等因素相关;② 空间分布上,全国贫困村分布呈现出东部和西北部稀疏、中部和西南部密集的“夹层”形空间异质性格局,同时存在多个不同量级、呈“星点”式分布的贫困核心;③ 中国贫困村的多维贫困存在较强的全局空间依赖性,局部呈现为高—高区与低—低区集中式分布、高—低区与低—高区离散夹杂式分布,且整体表现为西高东低的“阶梯状”格局。     

1949—2019年中国乡村振兴主题演化过程与研究展望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总体目标、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重要途径。论文系统回顾了乡村发展的历程,将1949年以来中国乡村发展分为：人民公社为主体的城乡二元结构阶段、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阶段、城市反哺农村的城乡统筹发展阶段、城乡融合发展与乡村振兴阶段4个发展时段。从时间序列深入刻画了乡村振兴的主体分化、产业演变、环境整治、文化重构、乡村治理5个振兴主题及乡村规划的演化过程与研究趋势。最后,着眼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需求与研究热点,从学科交叉融合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研究、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与提质增效研究、乡村“三生”空间融合发展研究、乡村跨区域协作与联动研究5个方面对乡村振兴未来研究趋势展开了讨论。     

面向区域的“三位一体”旅游开发战略——以抚顺市旅游发展战略为例

根据旅游业的特点和区域发展规律,针对传统的单一城市旅游发展战略模式,提出要从区域整体旅游战略出发,统筹制定面向区域的一体化旅游总体发展战略。从规划角度提出了旅游开发应当从“资源开发”、“市场拓展”和“体系优化”三个方面出发,制订有针对性的战略。以抚顺市为案例,探讨了上述三个战略任务的地方性安排,即抚顺市旅游业的“龙头带动”、“区域联动”和“均衡开发”战略。     

边远地区城市发展研究——以贵州兴义市为例

边远地区城市的发展,必须从经济发展入下。实现城乡一体化,要走一条合理的城市发展道路须遵循下述四项原则:①立足区域,加强城市影响区内大农业的建设,组织城镇网络体系,以求区域整体发展。②面向脱贫,从加强基础产生入手,建立城乡间统一的经济运行流程,以区域振兴和脱贫救灾为目标。③合理规划,调整布局,新老城区分离,突出风貌特色。④制定相应政策,保证城市发展。贵州兴义市为一新建市,其发展具有多方良好的条件基础,并为一“飞地式多核组团”城市,其平面形态为“品字”型,滇、黔、桂三省区接壤地区应以兴义市为一中心,发挥边界效应和沿着三条轴线进行开发。论文附本《城市发展问题及共思考》中作者分别对城市发展战略、中小城市地位、工业化与城市化、城乡关系问题以及边远地区城市发展研究意义等几方面进行了综述与评价,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从此,可以加深对正文的理解,所提问题耐人寻味。     

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协同演化及其减贫效应研究

运用协同度模型、空间ESDA、趋势面分析和面板计量回归模型,分析湖南省武陵山片区2001—2017年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协同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其减贫效应。研究发现：湖南省武陵山片区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协同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水平偏低,不同板块间协同水平差异显著且有扩大倾向;具有“集聚–分散–集聚”空间循环过程,局部空间极化效应明显,形成邵阳板块的显著热点区和湘西自治州板块的显著冷点区;协同发展“东高西低”空间分布格局更趋明显,“北高南低”分布态势减弱;两者协同发展对农民收入提升、贫困减缓具有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进一步空间效应分解发现协同减贫的空间正外溢性显著;实施人口城镇化与流通产业发展“双轮”协同驱动战略是实现乡村振兴的现实需要,也是落实高质量脱贫方略的重要支撑。     

实行参与式——林业扶贫的新途径

<正> 于1978年召开的第八届世界林业大会(主题为“森林为人民”)以后,林业的焦点已经从传统的生产性林业转移到以农村综合发展为主的林业活动上。以东南亚国家为代表的一些发展中国家开始采取林业与农村社会和经济综合发展的林业经营模式——社区林业为其林业发展战略,注意吸收当地社区和     

"数字广东"发展战略探讨

论述了实施“数字广东”发展战略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广东省发展信息产业的优势与不足。提出了“数字广东”发展战略的基本目标、发展模式和突破口 ,建议政府部门统筹规划、分阶段实施 ,并概述了各阶段的实施要点。     

新时期西部地区贫困问题研究

西部地区是我国贫困面最大、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同时也是从类发展水平非常落后的地区，收入贫困与知识贫困、人力贫困并存。在上世纪末基本解决温饱之后，西部地区仍然面临着能否稳定脱贫、人力资源开发落后、农民税费过重等诸多扶贫新问题。在深入分析西部地区贫困特点及面临的新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新世纪西部地区消除贫困战略的政策导向以及分三阶段实施贫困地区发展目标的基本设想。建议扶贫开发方式逐渐从以物质投入为主转向以人力资源投入为主，并与国家西部大开发中的“退耕还林（草）”、“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重大工程项目密切结合。     

国内外“三化”协调研究进展

城镇化、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是实现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三大方略。探索“三化”协调之路是时代赋予各级政府谋发展的新使命,也是推动县域经济稳步前行、实现城市-区域综合发展的现实选择。通过评析国内外“三化”研究发现,国外研究侧重于城镇化工业化与农业发展的理论解析,城镇化工业化与劳动力转移、农村经济发展、产业发展的关系分析,城镇化工业化的过程、机理与格局研究,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社会现象透视等方面;国内研究一方面侧重“三化”的内涵、互动机理、实现途径、战略形成的理论剖析,另一方面侧重“三化”与城乡一体化、农村劳动力转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系分析及“三化”的定量评价。总体而言,“三化”研究的内容不断深化,研究视角更加广泛、多元,研究方法渐趋丰富,为“三化”协调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和实践基础。但在具体地域研究中,单“化”在“三化”协调中的作用机制、互动方式研究需进一步强化,“三化”的定量评价模型有待进一步改进,“三化”的时空演化规律需进一步研究实证,“三化”协调的具体模式和实践途径也需进一步归纳总结。     

城乡之间：当代农村家庭的空间生产何以可能？

从空间生产理论出发,以W村为研究个案,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方法,基于“空间变换”与“农村家庭”的交叠过程,探讨农村家庭的发展。研究发现：当代农村家庭生计的空间穿梭、家庭居住的空间镶嵌,以及家庭生活方式的空间效仿等实践是农村家庭“离乡不离农”的“城乡之间”发展新方式。在空间表象为农村家庭与城市互融互嵌、不分物质、不分精神的共同富裕需求。但城乡现实情境的差异,农村家庭仍表现出对农业生产以及农村生活的不自信,呈现出农村社会人伦与位育日渐式微的表征性空间。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及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应建设“零价差”的社会政策空间,再塑村落自信的农村家庭发展外部空间,重构个体自主的农村家庭发展内部空间,据此建构回应家庭发展内生需求的城乡二元物理空间及其一元社会服务空间。     

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管理举措及实施评价——以江北区为例

统筹城乡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学术界对其研究方兴未艾,但统筹城乡发展与规划的系统性和复杂性使规划管理与实践工作面临诸多问题.研究以重庆市江北区为案例分析了近几年来重庆市统筹城乡发展在产业规划、社会政策及城乡规划调整方面的管理政策和举措,并对这些举措的实施对农村地区的战略定位、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供给等方面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合理评价.研究发现重庆市统筹城乡改革的各项规划政策内容丰富,在城乡经济,尤其是农村地区的经济、社会、规划体系等方面都收到了较好的成效.但其管理和操作过程属于一种“政府主导”的发展模式,市场力量和公众参与并未得到充分重视,在一定程度制约了重庆统筹城乡模式推广的普遍性和发展的可持续性.     

基于G-TOPSIS模型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以云南福贡县为例

建立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体系,实现不同发展目标下的相对贫困的精准识别与动态监测,成为新阶段扶贫开发的迫切需求。论文面向精准扶贫、乡村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战略,基于贫困农户的短期、中期和长期目标,构建基于G-TOPSIS综合评价方法的贫困农户多目标发展评价模型,结合障碍度模型揭示不同发展目标下贫困农户的发展水平、发展差距及其致贫因素,并基于地理探测器对不同发展水平农户减贫的影响因素进行探测。以云南省福贡县为例的研究区实证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目前仍存在大量未脱贫农户,脱贫攻坚的压力依然较大,全面脱贫是福贡县当前最紧迫的发展目标;已脱贫人口距全国和全省农村居民平均发展水平还有较大差距,仍处于相对贫困状态,具有较高的贫困脆弱性,防止返贫、缓解相对贫困的任务艰巨。② 短期目标下,主要致贫因素为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卫生厕所、安全住房、家庭人均纯收入、家庭健康状况;中长期目标下,与全国和本省相比,家庭人均纯收入、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安全住房为主要发展短板。③ 不同发展水平贫困农户空间分布特征存在较大差异,贫困空间分异受基础设施、地形条件、经济区位、自然资源、交通区位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农户发展水平越低,空间异质性越强,受地理环境的影响越大。研究结果可为减贫与发展战略的实施与监测提供决策依据与可靠的技术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