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北京住宅用地投标租金曲线的空间形态与演化

在土地制度转型和城市空间重构背景下,中国大城市的住宅用地开发区位与其空间关系发生明显变化.尽管已有研究开始关注在市场化背景下土地价格的时空演变规律和特征,但由于缺乏长时间序列的土地出让及其相关空间数据信息,该领域的研究尚处在起步阶段.基于投标租金模型的基本思想,运用GIS和计量统计等方法,从理论上探索了城市土地区位的开...     

人口密度对居民通勤时耗的影响及条件效应——来自上海证据

基于上海市1 605个居民抽样样本,利用多层次线性回归模型,探讨了街道尺度人口密度对个体居民通勤时耗的影响及条件效应。在控制了个体社会经济属性、通勤方式和其他建成环境要素后发现,高人口密度总体上会增加居民通勤时耗,而且其作用是有条件的,主要受“设计”“地铁站可达性”“到就业中心距离”和“通勤方式”的调节。具体而言,提高街道路网密度和高速路密度,缩短居住地到就业中心距离,提高地铁站密度,鼓励居民采用地铁方式通勤,减少小汽车使用,都可以显著降低人口密度对通勤时耗的增加作用。因而,通过优化城市建成环境和调节人口密度来降低过长的通勤时耗是可行的。     

北京城市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空间差异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居民住房消费行为的经济模型,运用GIS和计量统计等方法,梳理了家庭在城市内部进行住房消费决策过程中的空间权衡模式,并依据2009年调研问卷数据对北京市居民住宅消费决策的行为特征进行了实证研究,着重分析了收入和住房产权对家庭住房消费行为的差异性及其暗含的制度性与结构性因素。结论显示：在制度转型和职住空间重构背景下,高收入家庭在择居时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的住房成本高于中等收入家庭;中等收入家庭看重住房成本,择居受到通勤成本的影响较小。拥有经济适用房产权和单位房的家庭为减少通勤时间愿意支付更高的住房成本,而商品房家庭在择居时倾向于选择住房成本较低的住宅。在通勤时间和住房面积的权衡中,经济适用房居民对通勤时间的变化相比公房和商品房居民更为敏感。     

办公与居住用地开发的空间结构研究——价格梯度、开发数量与开发区位

文章基于竞租函数的基本思想,从理论上探索了办公与居住用地开发的空间演变机理,并以北京市为例进 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办公用地的价格梯度明显高于居住用地,并且办公用地的开发区位更靠近市中心; 一定区域内,价格相对较高的土地利用类型,其开发量相对较大;实证结果同时发现了资本和土地之间的替代效应 以及办公用地开发的集聚经济。研究结论认为：随着我国土地市场的发展和成熟,市场力量在土地开发模式中发挥 着日益显著的作用;土地价格成为影响土地开发量、开发区位以及开发强度的重要信号。     

企业员工通勤活动的时间弹性和空间弹性对出发时间选择的影响——以上海市闵行区为例

弹性通勤逐渐成为城市经济、城市地理学的研究热点,弹性工作时间在政策文件和企业管理中被频繁提及。国内对企业员工通勤出发时间选择的研究较少考虑活动因素。立足于上海市交通拥挤与职住失衡的背景,以闵行区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借鉴多项logit模型分析通勤活动的时间和空间弹性对企业员工出发时间选择的影响。结论如下:(1)员工早晚通勤出发时刻集中在高峰时段,与晚通勤相比,早通勤出发时间的选择更集中于高峰前和高峰中。(2)个人社会经济特征、城市建成环境特征、通勤时空特征对员工通勤的出发时间选择产生影响。(3)对于控制变量,年龄和收入因素制约了早通勤出发时间选择;工作地在郊区或商业可达性较差的员工,更不倾向于早高峰前出行;公交可达性较差的,则不倾向于晚高峰后出行。(4)工作地弹性、出发时间弹性、驻停时间及驻停地弹性等均对早通勤出发时间选择产生显著影响。仅出发时间弹性和到达时间弹性对晚通勤出发时间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北京市职住空间错位对居民通勤行为的影响分析——基于就业可达性与通勤时间的讨论

基于问卷调查的非汇总数据、第五次人口普查和第一次经济普查数据,测度了北京城市124 个街道的就业可达性,并作为职住空间错位的标度指标,讨论了职住空间错位与居民通勤时间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北京城市中心区的就业可达性高于郊区,高就业可达性的街道主要集中在二环以内及东二环至东四环的东北一隅。② 全体样本的回归分析发现,在控制社会经济属性与住房状况等条件下,街道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就业可达性平方与居民通勤时间存在负向相关关系。③ 分收入组来看,中高收入组两变量影响均不显著,中低收入组和低收入组就业可达性对通勤时间的影响显著,表现为通勤时间与就业可达性为正向相关,与就业可达性平方为负向相关,说明一定的阈值范围内居住街道就业可达性的提高鼓励居民延长通勤时间,但超过一定阈值后则限制居民长时间通勤。该结果与西方城市研究的研究结论不同,反映出中国城市处于空间重构和转型期的独特性。但二者的共同点是低收入居民等弱势群体更容易受城市职住关系的结构性变化的制约,城市规划和住房政策应更加重视通过公共服务设施的空间配置消减低收入居民面临的空间障碍。     

城市居民通勤行为与感知的空间特征研究——以福州市主城区为例北大核心CSSCI

通勤是城市道路的主要功能之一,然而过于集中的通勤造成各种交通问题。现阶段,我国二线城市的高峰期拥堵问题也愈发严峻。以我国沿海城市福州市为例,对城区居民的通勤行为及通勤感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福州市城区居民通勤特征。研究表明:从通勤行为来看,居民通勤时间和距离以中等水平为主,随着通勤时间和距离的增加,通勤方式逐渐从步行向助力车再向公交车、私家车过渡,职住分布的空间失配进一步带来通勤流的空间集聚,是高峰期交通拥堵的主要原因;从通勤感知来看,交通意象中标志物和区域的可意象性很小,节点的可意象性最大,满意度呈现由外围向中心递减的空间结构,并深受样本属性影响。     

流出地空间资本与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分化

流动人口的住房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论文探究了流动人口的流出地空间资本对其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性。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以租住房为主,产权房和免费房为辅,流出地的空间资本是造成流动人口流入地住房选择分化的重要因素。流出地城市规模与住房选择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流出地聚落等级和流出地人文发展水平对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有促进作用,但当流出地为乡镇和县城时,流动人口倾向于通过市场途径获取住房。采用删除各流入地地级市中数量较少样本的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表明上述结论是稳健可信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流出地空间资本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在不同代际、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论文着眼于流动人口流出地空间资本的影响效应,拓展了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分化研究的视角,研究结果对进一步优化面向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和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西宁市居民就职差异性及其空间演变——基于4种类型单位居住区的比较

为掌握单位居住区职住关系,采用问卷调查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对西宁市的4个单位居住区的510户居民进行基本通勤特征的问卷调查,分析就职单位空间密度分布,揭示西宁市不同单位类型居民的就职空间演变。结果表明:传统的、重组的、破产的和易地搬迁等多种类型的单位居住区共存,西宁市单位居住区就职空间发生了显著的空间分化,单位居住区就业空间演变受到居住区聚集度增加、居住区功能独立化、居民来源多样化、离城市商服中心的距离和单位运营结构稳定性等因素的影响,居住空间趋向于规模化和聚集化,就业空间由高聚集的单中心向多中心演变,职住分离显著。     

转型期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基于CGSS (2005) 的分析

转型时期我国城镇居民主要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和科层分配体制来获取个人住房,获取稀缺的住房资源的途径和机会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住房不平等和社会分化。处于体制转型时期的中国城镇,制度、市场和家庭因素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共同影响中国城镇居民住房选择。以覆盖全国88 个城镇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5 年城镇部分) 调查资料为基础,本文分析了转型背景下中国城镇居民住房类型分化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改革 开放30 多年以来,中国城镇的住房自有率大幅度提高,其主要原因从1998 年前的公房房改政策向1998 年后住房市场化政策转变。家庭生命周期、家庭收入、户籍、单位性质、职业等变 量显著影响住房选择,体现市场与制度对住房资源分配的双重影响。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住房资源紧缺、住房价格高,居民住房承受能力差异较大,工作单位性质、户籍和家庭生命周期变量对住房选择的影响更显著。随着住房市场化进一步发展和住房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地方政府应逐步放宽社会住房的享受标准,尤其是户籍限制条件;开发商应更关注社会经济快 速转型背景下的家庭结构变化及其对居住偏好的影响。     

Job/Housing Imbalance and Commuting Time in the Atlanta Metropolitan Area: Exploration of Causes of Longer Commuting Time

Commuting is the major source of congestion and air pollu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almost a decade, urban policy-makers have been concerned about the geographical balance between locations of jobs and housing as a strategy for reducing traffic congestion and air pollution in American cities. Despite the popularity and apparent acceptance of the job/housing (J/H) imbalance concept among public policy-makers, little empirical research has been done on the J/H imbalance and how it relates to commuting patterns. This research examines commuting patterns in the Atlanta metropolitan area to determine the extent to which commuting flow volume is the result of an imbalance between the location of home and workplace by using the most sophisticated and largest geographical scale data provided by the 1990 U.S. Census of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Package. This paper uses a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to measure the job/housing imbalance within a commuting catchment area having a 7-mile radius from the centroid of each Transportation Analysis Zone. Analysis of variance, stepwise multiple regression and cartographic evidence all confir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mbalance of jobs and housing (J/H) and mean travel time to work. This investigation highlights the fact that the imbalance between the location of jobs and housing is the most important determinant for longer commuting and suggests that higher quality housing growth close to the job-rich communities may benefit the workers to economize the commuting time.     

北京城市居民通勤时间变化及影响因素

以2005年和2010年两次问卷调查数据为基础,采用统计分析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对北京市区居民通勤时间变化进行了细致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北京市区居民的通勤时间从2005年38分钟增加到2010年的43．6分钟,通勤时间增长冠著。通过比较城八区居民的平均通勤时间,发现内城居民的通勤状况有所改善,而城近郊区居民通勤状况则不乐观,通勤时间的变化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而将社会经济属性不同的人群的通勤时间进行比较,也发现通勤时间变化和年龄、学历等因素关系更为密切。对通勤时间变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地铁建设等交通发展因素以及居民通勤方式的变化对居民通勤时间大幅增加影响显著,同时通过对典型就业集中区域和居住功能为主区域进行比较,发现城市规划中对不同区域功能定位也对居民的通勤时间变化产生显著影响。     

北京大型居住区居民通勤行为对比研究——以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为例

郊区化的过程中,居住-就业均衡性存在解体和重构的过程。以北京郊区两个大型居住区——望京居住区和天通苑居住区作为研究对象,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获取了居民居住、就业以及通勤等方面的相关数据。研究表明:通勤时间较长是近郊大型居住区居民的共性,但由于大型居住区功能定位的差异以及所在区位和道路体系的差异,单一型居住区和混合型居住区也存在高峰通勤出行时间、通勤工具选择和通勤流向等通勤行为的差异。对这些主要影响因素加以合理规划,对解决郊区化过程造成的制住分离加剧问题具有重要作用。     

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通勤效率——上海和杭州的实证研究

依据多中心空间结构的理想通勤模式构建通勤距离分布的理论模型,将实测结果与理论模型做比较,检验通勤效率。研究以上海和杭州为对象,发现：① 多中心空间结构确实有助于缩短通勤距离,但随着与就业中心距离增加,就业中心对缩短通勤距离的正效应逐渐减弱;② 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上海,其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通勤效率比杭州发挥得更好。研究讨论了城市规模、多中心的实施时间、住房市场等对通勤效率的影响：上海的多中心空间结构发展更加成熟、租赁房源比例更高,为维持城市正常运转必须有更高效的交通组织,且居民确实经历了更长时间、有更多住房选择来调整职住空间以缩短通勤距离;杭州的城市功能尚处在完善中,多中心空间结构的通勤效率还未完全发挥作用。     

北京住宅郊区化与就业空间错位

北京从20 世纪80 年代末开始出现郊区化,其住宅郊区化特点尤为突出。北京市住宅郊区化的驱动力与西方城市的郊区化相比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明显差异,相似之处是：都是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与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以及土地有偿使用制度的实施和城市规划的引导; 不同之处在于北京的住宅郊区化是一种被动的郊区化,居民本身并不想离开市区,但是旧城改造与市区内高昂的房价迫使居民不得不到郊区购房。随着住宅郊区化的大规模发展,北京也出现了居住与就业的空间错位问题,这种空间错位虽然与美国郊区化过程中空间错位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出现居住与就业的空间分离,造成低收入阶层通勤的时间成本与经济成本增加,导致交通拥挤、社会隔离等社会问题。     

Commuting behaviour and urban form: a longitudinal study of a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 in Denmark

This paper is an empirical investigation of the relation between urban form and commuting behaviour in a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 It explores to what extent urban form and location variables help to explain commuting time, distance and mode based on an empirical case, East Jutland, which is a polycentric urban region in Denmark. Data from the National Transport Survey of Denmark were used for this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two time periods were selected to highlight any potential changes over time. Empirical findings indicate that urban form and location variables help to explain the three selected aspects of commuting. However, urban form variables have greater explanatory power in explaining commuting modes than commuting time and commuting distance. No general trends in commuting were detectable from the data. Finally, the empirical findings revealed specificities of the case study. For instance, two of the important findings are that the distance to the closest urban centr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affects the three selected aspects of commuting, while the distance from the residence to the closest large city (i.e. second-ranked city) is associated with a relatively short commuting distance in East Jutland.     

职住分离的空间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制度转型与空间重构背景下,中国大城市的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发生明显变化,职住分离 现象逐渐凸显。尽管城市地理学者逐步关注转型期城市居住与就业空间关系的变化对居民通 勤行为的影响,然而深入探讨微观个体所承受的职住分离程度的差异性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 究仍然缺乏。基于对北京城市520 户家庭、806 个通勤样本的问卷调查数据,本文借助多元回归 模型验证了居住区类型、家庭及住房状况、以及其他社会经济属性等居民职住分离程度差异性 的影响,从而折射城市转型过程中宏观制度性及结构性因素(如土地市场化改革、住房政策、单 位制度改革、城市空间扩展等) 对个体日常生活经历差异性的影响。     

基于住房需求意愿的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以2014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24个街道、50个社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数据源,从住房需求意愿与区位选择方面分析了广州中产阶层住房选择,并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向中心城区”性;2）现居住现状（人均住房面积、现小区区位、现小区建成年代、现居住时间）、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和经济水平（家庭年总收入、个人年总收入、私家车拥有量）等因素对中产阶层住房需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3）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个体因素（教育程度、户籍地）等要素对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4）制度因素、区位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着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