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的发展特征与城市化效应

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未进入城市正规部门,而进入非正规部门,但关于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作用却不清楚.基于国际劳工组织提出的中国城市非正规就业估算方案,采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测度与解释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的作用.自1990年以来,非正规就业已发展成为中国城市就业的主要方式和就业增长的主要来源,其空间分布总体上呈现自东部,中部到西部依次减少的特征,其在城市就业的比重与城市化水平的关系符合倒U形的规律.模型显示:尽管短期内非正规就业,正规就业和城市化之间存在波动关系,但长期看非正规就业对城市化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非正规就业每增长1%,推动城市化水平提高0.1%.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非正规就业推动农村人口向城市地区的转移过程与劳动力在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之间的流动过程.结论强调,中国城市化面临的挑战不仅是失业问题,而更多是如何应对处于社会保障系统以外的非正规就业问题.     

创意产业的兴起及其理论研究探析

创意产业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物,以知识经济为基础的创意产业结合灵感、创意带来发展潜能与就业,成为一些国家特别是具有丰厚历史文化资产的国家未来发展及转型的契机。创意产业已成为城市发展理论界关注和研究的焦点。该文对创意产业的理论研究和相关文献进行了梳理和简评,结合我国发展创意产业的背景,提出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和对策。     

ICT对城中村居民居住和就业迁移空间的影响——以北京5个城中村调查为例

近年来中国以互联网技术为核心的信息通讯技术(ICT)发展迅速,对居民的社会经济活动、生活方式等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利用问卷调查、微信访谈等方式调查了北京5个典型城中村,利用多元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居住和迁移空间的影响,结果表明：城中村住房市场非正规化从信息源头切断了居民通过互联网获取住房信息的渠道,加上城中村居民选择新住所具有就业导向和以地缘—血缘为纽带聚集的特征,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的居住迁移距离没有显著影响;受“就业锚点”、“距离衰减定律”和非正规就业影响,信息渠道对城中村居民近距离就业迁移也没有显著影响,但在更大空间范围内,城中村居民能通过招聘网站、社交网络等网络渠道获取就业信息,ICT的发展丰富了他们的信息获取渠道,扩大了就业空间选择,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时空制约。本文加深了关于ICT对居民日常活动空间影响、技术进步与社会平等关系的理解,丰富了居民时空间行为研究。     

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分析

利用"脆弱性"这一新的研究范式对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具有典型的脆弱性特征。从矿业城市社会就业的敏感性及其应对下岗失业问题的能力两方面建立社会就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BP人工神经网络模型和脆弱性评价指数模型对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敏感性普遍较高,不同矿业城市应对下岗失业问题的能力差异较大,二者之间并无明显相关关系,应对下岗失业问题能力的强弱在决定东北地区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程度方面作用更为明显;东北地区不同资源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差异较为明显,石油类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相对较低,煤炭类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普遍较高,老年期矿业城市社会就业脆弱性普遍高于中、幼年期矿业城市。     

东北地区城市女性就业水平空间分异机制

促进女性就业,不仅能够提高女性社会经济地位,还有助于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活力。论文以东北三省“五普”“六普”和2015年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借助空间自回归模型方法,探讨东北地区城市女性就业水平的时空特征及其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城市女性就业水平整体较低,其中南部城市的女性就业水平高于北部。② 从影响因素来看,高学历、便捷的交通、较高的工业水平、完整的家庭以及更多的家庭支持对城市女性就业水平具有积极效应;而养育负担对女性就业水平具有负向效应。其中,三代及以上家庭户比例是2000—2015年老工业基地城市女性就业水平空间分异的主导因素,可见,一个完整的家庭对女性就业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中国连片特困地区非农就业增长的时空特征与驱动因素

中国的贫困治理已从消除绝对贫困转向解决相对贫困的新阶段.增加贫困地区的非农就业机会,保障贫困人口充分有效就业是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促进贫困地区转型发展的根本举措.基于2013-2017年全国14个连片特困地区县域数据,采用空间计量模型方法,解析精准扶贫战略实施以来贫困地区非农就业的空间增长趋势及其驱动因素,并区分了不同人...     

中国特大城市空间增长特征及其原因分析

1990 年以来是中国社会经济改革全面展开的阶段,城市空间增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本文以全国52 个特大城市为样本,利用各城市1990-2008 年影像图、土地利用现状图等数据,运用空间计量、拓扑结构图示等方法对城市空间增长特征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1990 年以来中国特大城市空间在规模增长上表现出增长速度快且按人口规模等级顺序依次变缓,在要素增长上表现出新型化、多样化变化,在结构增长上出现带状化、多中心化转变,在形态增长上呈分散化、破碎化变化,城市空间增长方式以轴向式和跳跃式为主导,特别是2000 年以来这种变化更加明显。工业化进入中高级阶段之后的快速经济增长、快速城市化以及政府GDP导向的政绩观是导致城市空间增长上述变化的主要原因。最后文章针对中国特大城市空间增长规模过度超前、结构松散、形态破碎的问题,提出构建以规模控制、结构优化及空间紧凑性为核心的节约型城市空间增长目标。     

城市更新过程中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的协同机制研究——以北京为例

城市更新过程中流动人口面临居住与就业的不稳定.本文构建流动人口居住与就业协同变动的理论分析框架,使用北京大样本问卷调研数据,基于双层级双变量离散选择模型,分析城市更新背景下流动人口居住-就业变动协同性及其与背景环境的关系.结果发现:流动人口的居住/就业变动概率远高于本地人口,城市更新对流动人口居住和就业的不稳定性影响更...     

欠发达地区旅游经济差异的空间分析——以甘肃省为例

运用ESDA方法结合GIS 软件,以甘肃省14 个市州作为研究单元,选取人均旅游收入作为评价指标,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对2003-2014 年甘肃省旅游经济的空间差异进行了分析。研究表明：2003-2014 年甘肃省旅游经济空间差异显著,旅游热点地区长期且稳定地分布在河西走廊一带,其他地市长期分布在旅游冷点地区;由于旅游资源丰度、旅游经济区位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的影响,甘肃省旅游经济发展呈“伞”型结构。位于“伞”型主干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水平高,而位于“伞”型两端的城市旅游经济发展较为缓慢。针对这种差异,提出：（1）应当不断梳理甘肃省旅游资源赋存,提升旅游资源内涵,变资源优势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提高地区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2）实施非均衡的区域旅游协调发展战略。（3）不断挖掘区域旅游特色,推动旅游产业与文化产业的融合发展,提高旅游供给水平,增强区域旅游竞争力。     

中国旅游经济对城市绿色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

在“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战略背景下,针对旅游经济绿色产业外部性及其空间溢出的科学认识缺乏,论证中国旅游经济能否促进绿色发展并揭示其空间溢出特征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选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作为城市绿色发展水平评价指标;融合多源数据并利用EBM-GML模型测算并分解中国284个地级以上城市2005—2016年GTFP;利用空间分析方法刻画地市尺度下GTFP时空格局及聚类情况;依托空间杜宾模型揭示旅游经济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 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城市GTFP年度均值呈现总体上升态势,但“中部塌陷”特征明显;地市尺度中国GTFP格局与经济版图存在空间错位。② 旅游经济具有良好的绿色发展效应,能够同时促进绿色技术效率和绿色技术进步,进而驱动目的地本地GTFP增长。③ 旅游经济对GTFP存在不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但对绿色技术效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④ 政策上应加强区域内旅游经济联动发展,构建旅游目的地创新溢出机制,推动旅游目的地与邻地产业分工协同发展,打造旅游业深度参与的区域产业生态圈和综合体等,以期强化中国旅游经济对绿色技术进步的空间溢出。     

生态脆弱能源富集区循环经济发展对策——以甘肃省宁县为例

以循环经济理论为指导,在充分分析宁县产业发展现状的基础上,依托国家推行循环经济示范县行动,探讨了宁县在创建循环经济示范县过程中存在的生态脆弱、环境承载力不足、工业基础薄弱、基础设施落后等问题,并结合运用SWOT-PEST矩阵分析,根据规划目标,从循环型工业体系、循环型现代农业体系、服务业循环经济体系、创建示范建设平台等方面提出发展循环经济的对策建议。     

中国创意产业区理论研究的进展与问题

创意产业在中国发起于21世纪初的东部大都市,系统收集国内建筑学、产业经济学、人文地理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的创意园区相关研究成果,评述中国自21世纪初创意产业兴起以来的基本概念研究、创意园区成长模式及机制、创意园区空间组织与园区规划、创意园与城市更新、创意园内部空间的研究进展。认为中国大城市内城产业升级与城市再生为创意园区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历史契机。通过近8年努力,国内创意园区研究①已初步形成以创意园区成长模式与机理、创意园区规划建设、创意园区与城市更新为主的研究方向;②研究方法形成了以实证主义为主流的哲学基础;③研究队伍呈现以城市规划学、人文地理学等学科为主的综合交叉。同时,综述认为：中国对创意产业区相关概念认识不清,未能将集群的内核与创意产业的核心有机融合;其次是对于创意产业区的研究应坚持从微观的创意产业的某一类型,甚至是其一项目为分析单元,从制度、经济、文化等宏观方面诠释产业区内核的组织与发育过程;再次是中国创意产业区研究必须从创意经济和＂全球性—地方性＂博弈视野,探索创意产业区形成与演化的生境和其对城市发展—空间规划的空间效应（也即创意空间的生长）及城市响应策略研究。     

Geomorphic consequence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mining activities; an analysis of study areas in Spain and Argentina

An analysis is presented on the contribution of urban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mining and quarrying to direct and indirect modifications of landforms and transfer of earth materials. The analysis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four study areas in Spain and Argentina and is based on data collection on the amounts of materials excavated for those activities and related sediment production. Results obtained show that human activity is presently the main contributor to landform modification and earth material transport in the study areas; mobilisation rates due to construction and mining seem to be 2–4 orders of magnitude greater than natural denudation rates. The ‘human geomorphic footprint”, expressed in terms of new landform creation rate and mobilisation rate is calculated for the study areas. Extrapolation to the global level is made on the basis of data obtained and mineral production data. Comparison with data on erosion rates and world sediment transport indicates that the latter is an order of magnitude less than construction plus mining mobilisat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geomorphic and related changes observed may represent manifestations of a global geomorphic change.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耦合机理

通过山区土地利用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的耦合关系分析,可以揭示山区人地关系的变化过程和机理。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山区农村人地关系发生深刻变化,小农经济变迁驱动土地利用转型,土地利用转型进一步促进小农经济变迁。在阐述土地利用转型及小农经济变迁内涵和特征基础上,结合实证探讨二者间的耦合机理,以期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提供理论支撑和现实参考。研究表明：①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相互影响,耦合演进。② 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重点体现在农村宅基地、耕地及林地三类用地上。③ 中国小农经济已发生四次变迁,而山区小农经济变迁在第四次中表现较为明显,其阶段特征主要为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土地流转频繁,土地规模经营趋势增强。④ 山区小农经济变迁引发耕地空间形态及功能转型,山区耕地转型进一步促进小农经济变迁。⑤ 山区小农经济变迁及农户生计策略非农化转变促使农户对宅基地结构及功能的需求发生变化;闲置废弃宅基地综合整治可显化农村土地资产价值,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促进小农经济变迁。⑥ 通过云南省砚山县耕地利用转型案例剖析,验证了本文提出的山区农村土地利用转型与小农经济变迁的耦合机理。     

集聚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理论基础与实证研究:文献述评与展望

集聚经济理论自诞生之日起便与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着本源联系。论文系统梳理集聚经济理论的起源与发展,归纳集聚经济阐释城市空间形成与发展的核心思想,明确集聚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是具有本源联系的。进一步回顾集聚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程度与机制,发现以人口密度等指标为代表的集聚经济能够显著促进城市经济的增长,可从“宏观过程”与“微观过程”两大视角探寻城市集聚经济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解释机制。这一工作不仅是以往集聚经济与城市经济增长相关文献回顾的一个延续,也为后续集聚经济影响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提供了一个参照。     

连片特困区贫困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时空格局演变关系研究

连片特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化发展是农村扶贫开发“新纲要”的重要方向之一。构建贫困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综合评价体系,从片区—省—县尺度多角度揭示2010-2012年间研究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时空发展差异;运用圈层结构和脱钩模型系统分析“新纲要”实施以来其与县域经济间的协同发展程度。结果表明：① 研究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呈西低东高的空间非均衡性和时间稳步上升的态势;② 片区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整体差异呈缩减之势,县域间农村公共卫生发展较为均衡,农村公共安全服务发展差距悬殊;③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程度随圈层辐射作用的减弱呈正相关降低状态,且前者的发展整体滞后于后者。     

试析新经济时代下创意产业区的发展背景和条件

新经济时代下,尽管创意产业区对地区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其形成和创新却与一定的社会经济背景条件密切相关。本文重点研究新经济时代下创意产业区的主要背景因素和条件,提出创意产业区的产生和发展是基于后工业社会语境、体验经济盛行和经济全球化挑战的背景、以及在此背景下对文化和个性的另类消费并促使经济由“理性”转为“快乐”;创意产业区只有在风险投资丰富、知识产权制度健全、中介组织完善及非营利组织发达等条件下才能得以良性发展。     

澳大利亚第三大城市布里斯班创意产业集聚研究

早在1994年澳大利亚政府提出"创意国度"概念,将促进文化产业发展列入国家发展政策之中,并积极推动发展本国的创意产业。布里斯班是世界上最早设立创意产业中心的城市之一,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创意产业学院,专门用于培养创意产业人才和从事创意产业研究,依托昆士兰科技大学建立了澳大利亚第一个创意产业园区作为创新和产业化发展的基地,积极探索"产官学"的产业发展模式,继而借势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创建"创意城市"的目标,并逐渐走上了布里斯班自己的城市创意产业发展之路。     

多尺度下城市形态对空气质量的作用机制研究

环境品质提升在城市可持续发展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关于城市形态与空气质量的研究逐年增多。城市形态对空气质量的影响在理论与实践中均得到了验证,但不同尺度下城市形态影响空气质量的机理还有待进一步明确。基于文献分析,本文系统分析了不同尺度下城市形态与空气质量的关联性,分别研究了城市形态对空气污染排放与净化的作用机制、城市形态对空气污染扩散的作用机制,并构建了多尺度城市形态与空气质量的关联框架,基于该框架对已有研究的实证结果进行了总结,也明确了不同尺度下城市空间优化与治理的重点方向,在形成经济发展、城市建设与环境质量良性互动的可持续发展关系上具有理论与实践价值。     

中国城市空气质量的区域差异及归因分析

开展城市空气质量时空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对于深入认识城市环境与社会经济系统的互馈机理、制定高效的环境治理措施、提升城市发展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以中国全面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2014年为起点,刻画了2014—2019年286个地级以上城市6种空气污染物浓度（CO、NO₂、O₃、PM₁₀、PM_2.5、SO₂）的时空演变特征,并基于面板回归模型分析各污染物浓度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而利用随机森林模型对城市6种空气污染物浓度与13个自然和社会经济影响因子的关联强度进行探究,从中梳理出关键影响因子。结果显示：① 研究期内,O₃污染加剧,其余污染物年均浓度逐年下降,其中SO₂浓度降幅最大。虽然典型的重污染区范围有所减小,但京津冀、山东半岛、山西、河南等地区的城市空气污染物浓度仍相对较高。② 城市6种空气污染物浓度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影响关系,城市空气复合污染特征明显。③ 自然因素和社会经济因素对不同种类空气污染物浓度的影响差异较大,且与污染物浓度之间呈非线性响应关系。自然因素中,城市年均气温与空气污染物浓度的关联强度最大,其次是植被指数。社会经济影响因素中,土地城市化水平和二产比重是主导影响因子,其次是电力消耗总量和交通因子。偏依赖分析进一步刻画了不同污染物浓度对主导影响因子的响应突变阈值。鉴于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和气象条件的控制能力有限,建议继续通过优化城市密度、控制人为排放源及严格的空气污染防控措施以进一步有效提高城市空气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