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工业化背景下乡村性时空分异及其演化——以河南省巩义市为例

构建了适用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在ESDA空间探测架构下分析了2005-2015年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特征,并结合村庄发展模式,归纳出乡村性分异及演化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与宏观尺度的研究相比,微观尺度的研究可以发现区域内部乡村性的空间分异性。(1)研究区域整体乡村性呈减弱态势,但其内部村庄之间乡村性差异却在不断加强。(2)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增强,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3)乡村性热点区和冷点区分布的集聚态势都在增强,冷点区形成了"点—轴"分布态势,并且沿轴向扩散趋势显著。(4)城市发展的带动、经济转型的影响、区位交通的影响、历史锁定效应以及经济能人的带动作用对乡村性时空分异及演化影响显著。     

乡村振兴背景下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乡村性空间格局——以浙江省为例

在总结乡村及乡村性概念的基础上,从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4个方面构建乡村性评价指标体系,从乡镇域尺度对浙江省1218个乡镇（街道）单元的乡村性进行评价,揭示其空间分异特征,基于评价结果划分出浙江乡村发展类型。结果表明：① 经济基础、土地利用、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布均呈现显著的集聚特征,经济基础、土地利用指数空间差异相对显著,基础设施、社会发展指数空间差异较小。② 乡村性指数整体较低,分布格局呈现由东北向西南、中心城区向外围地带逐渐增强的特征。③ 乡村性指数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浙北地区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低值聚类区域,浙西南地区出现乡村性指数高值聚类区域。④ 全省乡村可以划分为都市辐射型、传统农业型、生态旅游型、综合发展型四大类乡村,进而提出不同类型乡村的发展路径,以期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和乡村地区健康发展。     

基于空间界面视角的新时期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以河南省巩义市为例

新时期中国乡村正在经历新一轮剧烈的转型重构过程,而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可视为乡村转型重构过程在地方上的具体表现;由于乡村发展的多元性和外向性特征显著,其发展动力也变得更加多元,因此采用更加综合和系统的空间界面视角探索村域乡村性空间分异,可为新时期乡村发展问题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本文以村域经济数据以及土地利用类型数据为基础,集成乡村性指数评价、游动分割窗以及地理探测器等技术手段,对巩义市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进行分析,并对其空间界面的位置和影响范围进行定量识别与判断,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村域尺度乡村性空间分异机理。结果表明：①巩义市空间界面主要分为自然界面、人文界面两大类,其中自然界面又分为地形界面和自然资源界面;人文界面主要由农业生产界面、居住界面、行政界面和交通界面组成。②乡村性空间分布呈现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性,并且呈现出边缘强、中间弱的分布格局。③空间界面具有的多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县域要素的空间重组,促使巩义市乡村性空间分异的形成。其中,人文界面中的交通界面、行政界面和居住界面对乡村性空间分异影响较大,而自然界面影响较小。     

基于“胞—链—形”分析的都市郊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识别与划分

村域空间发展模式识别和划分一直是乡村地理学研究热点之一。本文引入"胞—链—形"分析方法,以上海市青浦区为例,利用引力模型、断裂点模型、因子分析法和频度统计法分析该区184个"行政村空间发展模式格局(驱动形)"—"核心行政村模式传导界面(辐射链)"—"行政村主导产业(产业胞)",以期从空间力学视角识别和构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体系,实现对都市郊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划分的目的。结果表明:空间发展模式竞争力评价可衡量区域发展模式的综合实力,反映了区域空间发展模式的优劣;"胞—链—形"分析框架对于都市郊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识别和划分具有较强的适用性;上海市青浦区村域空间发展模式可识别和划分为3种格局("形")、10种核心行政村模式传导界面("链")和20种行政村主导产业("胞"),该研究结果可为都市郊区乡村空间重构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BP模型和Ward法的北京市平谷区乡村地域功能评价与分区

构建乡村地域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借助BP神经网络模型揭示平谷区“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分异特征;运用Ward法划分功能区,服务于平谷区乡村转型发展和功能区布局。结果表明：① 在多项功能综合作用下,平谷区基本形成了“平原地区生产功能较强、镇中心及周边村域生活功能明显、山地区以生态功能为主”的功能分布格局。② 基于评价结果和空间属性,平谷区划分为西部平原生产区、东部山地生态生产区、中部平原城市生活区、中部近郊平原生活区、东部丘陵生态生活区和北部山地生态区。其中,西部平原生产区、中部平原城市生活区、北部山地生态区是平谷三生空间功能发展的优势区域,分布相对集中。按照“强功能重优化、中等功能重提升、弱功能重改善”的原则提升乡村地域功能,促进地区均衡发展。     

贫困山区乡村发展类型识别及振兴路径研究——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

乡村发展水平精准评估及类型划分是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可为分类分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科学依据。论文以河南省栾川县为例,融合行政村普查、电子地图POI等多源数据,从村域尺度构建多维发展测度指标体系,开展乡村发展水平的多维评估和类型识别。结果表明：① 栾川县乡村多维发展水平总体较低,中等及以上发展的村庄数占比为45.89%,并且任意2个维度间相互作用对解释多维发展指数的空间分异有非线性增强作用。② 乡村多维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特征明显,发展水平高的村庄集中分布在县城附近及重点乡镇所在地,发展水平低和较低的村庄则主要分布在县域边界以及中部乡镇交接区域。③ 单维发展水平呈现较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但不同维度间空间集聚格局有所差异。其中,地理区位和自然本底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资源禀赋好、地势较为平坦的地区;地理区位、人口发展、经济基础和社会福利4个维度发展水平较高的村庄主要集聚在县城、乡镇政府所在地和旅游景区附近。④ 根据多维发展评估结果和优势因素,将村庄划分为优先振兴型、预备振兴型、保留维持型、衰退搬迁型和优先搬迁型5种类型。研究根据不同类型村庄的发展特征,提出振兴路径和发展策略。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时空分异与调控策略——以福建省泉州市为例

乡村生产空间系统作为人地耦合系统的多种存在形式之一,具有脆弱性。脆弱性是研究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工具。选择泉州市为研究对象,以2010—2020年为研究时段,采用VSD评估框架构建泉州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脆弱性指标评价体系,分析其时空分异特征,对脆弱性类型进行划分,找出主要致脆因子,进而提出调控策略。结果表明：1)泉州市乡村生产空间系统的暴露度呈“东南和西部高,北部和中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波动上升趋势。敏感性呈“东南高,西北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小幅上升趋势。适应能力呈“中部高,东西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断上升趋势。脆弱性呈“东南和西部高,北部和中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及不断下降趋势。2)脆弱性类型可划分为适应性脆弱型、暴露-敏感脆弱型、暴露-适应脆弱型、强综合脆弱型和弱综合脆弱型,并针对不同类型脆弱区找出其主要致脆因子。3)按照“绿色发展-重点突出-分区调控”的原则,提出降脆策略,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新思路。     

广东省乡村类型划分及乡村性评价的时空变化

为认识广东省乡村类型及乡村发展程度,依据产业的 GDP 比重划分广东省乡村发展类型,构建广东省乡村性评价的指标体系,测算了广东省内 67 个县级区域在 2001、2005、2009 及 2013 年的乡村性指数并划分乡村性强度,分析得出了近 10 a 广东省乡村发展的时空变化特点。结果表明：1）广东省乡村类型可划分为农业主导型、工业主导型、商旅服务型及均衡发展型,均衡发展型乡村面积在各年份中所占比例均最大,农业主导型乡村面积在逐年减少,工业主导型乡村呈波动变化状态,商旅服务型乡村则发展较平稳;2）广东省各县域的乡村性指数均值都在下降,从 2001 年的 0.60 下降至 2013 年的 0.34,均值最低的为工业主导型乡村,最高的为农业主导型乡村,变化最大的是均衡发展型乡村;3）广东省乡村性强度可划分为弱、较弱、中等、较强、强 5 个等级,近 10 a 中,弱与较弱等级乡村面积在大幅增加,中等强度的乡村呈先增加后减少趋势,较强等级乡村则大幅减少,而强等级的乡村则逐渐消失;4）各类型乡村的乡村性强度变化有所差异,农业主导型与工业主导型的强度变化均为稳步下降,商旅服务型的强度则经历了稳定阶段后再下降,均衡发展型的强度下降变化较大。     

陕西省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异及机理

以陕西省83个县域为研究单元,采用BP神经网络模型、GIS技术以及灰色关联模型对陕西省县域综合发展水平空间分异的格局、结构特征及其机理做了定量化评价与测度.结果表明:陕西省县域综合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分异,县域综合发展水平总体均衡而局域不均衡,呈现出强者偏强,弱者偏弱,中等、中低水平相对集中的"凸型"分布特征;在空间上总体...     

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关联的空间分析

基于24个空间单元的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运用BP神经网络模型和ESDA方法,在GIS技术支持下,定量评价吉林省中部粮食主产区城乡关联度,并分析各县域城乡关联状态与空间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区域城乡综合关联Moran ’s I指数仅为-0.1205,表明各县域城乡关联呈分散状态;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非均衡发展是制约城乡协调发展的关键因素。(2)区域城乡关联的区域差异明显,地级市辖区城乡关联性显著高于各县(县级市);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关联性分别呈现"圈层"、"十字型"和"块状"的空间结构。(3)区域城乡关联表现出较弱的集聚趋势。空间差异较小的县域主要沿哈大线呈带状分布,空间差异较大的县主要分布在5个地级市辖区和东南部低山丘陵区;经济、社会和基本建设关联性分别表现为弱扩散、强极化和强扩散状态。     

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大别山区罗田县为例

韧性理论是可持续性科学的核心议题之一,微观尺度视域下乡村地域系统与韧性理论的结合是对乡村振兴战略的回应与思考。论文构建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风险—韧性(R-PAT)模型,运用熵值法、地理探测器等方法对大别山区罗田县68个样本村的系统韧性进行测度并分析其空间格局,识别村域单元R-PAT类型后,剖析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罗田县村域单元抵御能力、适应能力、转型能力及综合韧性指数差异显著,样本村综合韧性指数普遍不高但具有较大的提升潜力;② 依据韧性指数与风险指数的变化,山区乡村地域系统分为高风险—低韧性、高风险—高韧性、低风险—高韧性和低风险—低韧性4种类型,罗田县以高风险—低韧性型与低风险—低韧性型为主;③ 罗田县乡村地域系统韧性受多个因子影响,乡村内生动力是山区乡村地域系统韧性水平空间分异的关键性因素,乡村自然与社会本底是其基础性因素,乡村发展潜力是系统潜能持续提升、能力逐渐强化的推动性力量。研究旨在将韧性理论聚焦山区乡村微观单元,为山区乡村脱贫攻坚成果巩固与山区振兴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指导与案例支撑。     

黄土高原地区乡村性空间特征及其与可达性格局关系

在乡村转型重构的关键时期以及城乡融合背景下,可达性作为驱动乡村地域特征改变的直接媒介,对乡村减贫及可持续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以县域为基本空间单元,构建了刻画乡村性和可达性的指标体系,定量测度了1990年、2000年、2010年、2015年黄土高原地区243个县域乡村性与可达性指数,探索黄土高原地区县域乡村性和可达性的时空演变特征,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方法,引入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乡村性与可达性的集聚特征及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结果显示:①研究区乡村性整体呈减弱态势、差异不断增大,呈现"西高东低"分布格局;可达性整体呈增强趋势、差异不断缩小,"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基本不变。②乡村性与可达性空间分布均呈较强的正空间自相关,以"榆林-庆阳"一线为界分布,但集聚态势总体不断减弱;其次,可达性的提升对乡村性呈负向影响且波动增强,低可达性-高乡村性类型主要分布在西北的青海、甘肃、宁夏境内,高可达性-低乡村性类型主要分布在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级市周边县市。③乡村性的空间溢出效应显著,表现出显著的空间滞后和空间误差溢出效应,区域乡村性会受到周边地区乡村性的显著影响;可达性的提升会使得乡村人口变化率、一产产...     

"城市-景区"双驱动型乡村发展:路径选择及其动态演化过程

城市溢出和景区辐射是乡村发展的重要力量,已有研究对城市周边和景区附近区位下“城市-景区”双驱动乡村的发展路径探索较少。以北京市怀柔区慕田峪村、北沟村、田仙峪村和辛营村4个行政村共同组成的“长城国际文化村”为案例地,探索城市和景区双重优势驱动下的乡村发展路径选择及其动态演化过程。研究发现：① 城市、景区和乡村自身等多元力量共同驱动乡村发展,继而导致其发展路径呈现出非线性、多元化的演变特征;② “城市-景区”双驱动型乡村的发展路径可分为“景区主导-城市辅助”“城市-景区并重驱动”“城市主导-景区辅助”和“城市-景区双重弱驱动”4种类型;③ “城市-景区”双驱型乡村发展竞争性路径随着城乡、景乡间要素的差异化集聚引发了乡村产业结构变动及区域空间格局演化。     

村域尺度的城郊乡村多功能演化与发展路径——以徐州市铜山区为例

城郊地域是乡村多功能发展典型区域,文章选取典型的城郊乡村地域——徐州市铜山区的319个行政村为研究对象,构建乡村地域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揭示2009—2019年研究区乡村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生态保育和生活保障等4类功能的时空演化特征,利用Spearman相关系数分析功能间交互变化,总结功能演化类型,探究城郊乡村发展路径,以期为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1)从村域层面看,城郊乡村地域多功能演化的数量结构分异性与空间格局的集聚性并存;(2)根据乡村地域功能间的相关性与交互性演化过程,功能间交互演化的总体关系与局部关系存在一致性,也存在一定差异性,可将其归纳为5种功能演化类型;(3)乡村地域功能演化的路径具有动态性和复杂性特征,可划分为功能融合发展、主导功能引领发展、双功能协调推进发展和多功能综合发展等4种路径。     

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区位优势测度研究

以我国1 056个乡村旅游模范村为例,对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的区位优势度进行测定与类型细分研究,结果表明:(1)分类型旅游村区位优势度空间差异较大,区域分布的要素指向性明显。(2)综合区位优势度较好及以上的旅游模范村在空间上呈现出沿东部沿海、大城市群及省会主要城市分布的特征;综合区位优势一般村无明显空间分布特征,主要分布在东部地区;综合区位优势度较差的旅游村主要分布在秦岭和大巴山中间区域以及大别山以南、武陵山以东、雪峰山以西区域;综合区位优势度落后村多分布在黑龙江、内蒙古、新疆、西藏以及青海等区域。(3)依据区位优势度模型计算结果,将中国乡村旅游模范村细分为四大类、16种不同的类型村,并根据不同区位优势类型村的特点提出发展建议。     

基于村域尺度的乡村性评价及乡村发展模式研究——以江苏省金坛市为例

在梳理乡村性研究成果基础上,探索微观尺度乡村性评价方法,并对江苏省金坛市分村域土地利用指数、人口聚落指数、产业结构指数、城乡联系指数以及乡村性综合指数进行评价研究。结果表明,金坛市乡村地域的土地利用、人口聚落、产业结构以及城乡联系特征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彼此差异明显;乡村性综合发展水平则呈现出显著的西部山丘地区高、东部城市周边地区低的空间分异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揭示乡村性与乡村发展之间的逻辑关系,提炼出乡村发展的3种模式：资源置换型、特色发展型、城乡融合型。     

精明收缩视角下乡村人居空间变化特征及类型划分——以江苏省常熟市为例

为应对快速城镇化带来的乡村人口收缩的现实,苏南地区提出了一系列引导乡村空间收缩发展的政策。以常熟市为例,基于2005年和2017年乡村人口统计数据和农村居民点矢量数据,定量分析县、镇、村不同尺度下乡村人居空间变迁特征及差异并进行了类型划分。研究发现,常熟市乡村人居空间利用集而不约;乡村人居活动和乡村人居空间的变化特征存在不同尺度的差异性;镇域层面人居空间变化存在城镇化主导型、产业主导型、交通主导型、产业-交通复合主导型、政策主导型等五种类型;城镇化、产业、交通和政策是引起乡村人居空间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研究结论可以从精明收缩视角为苏南地区乡村人居空间的转型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大城市郊区村域土地利用功能演变及其对乡村振兴的启示——以成都市江家堰村为例

村域是我国农村社会经济活动的基本单元,村域土地利用功能的合理发挥对于实现乡村振兴多元目标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对村域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及影响机制进行了理论探究,然后以成都市郊区江家堰村为例,定量揭示了其发展转型过程中的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影响机制,提出了土地多功能利用助推乡村振兴途径。结果表明：① 土地利用功能因土地利用类型和土地利用方式变更发生变化,并受自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条件、区域政策等间接影响,不同类型乡村其土地利用功能变化趋势往往不同;② 江家堰村经历了乡村旅游发展阶段、土地综合整治和生态建设阶段,其土地利用功能变化主要表现为生产功能转化为生产-生态复合功能,生活功能转化为生产-生活复合功能,土地利用功能呈现多元化和复合化特征;③ 大城市郊区乡村土地利用功能变化受自然因素、区位条件、产业转型、区域政策及土地利用主体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乡村振兴过程中,应充分发挥土地利用的多功能属性,促进乡村价值提升。     

区域社会经济与农业技术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研究——以西北地区为例

从扩散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以及协调度的定义出发,利用因子分析和相关分析相结合的方法,设计了一套定量化评价区域社会经济与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的方法,并对西北地区352个县域的农业技术扩散环境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定量化评价.结果表明:根据扩散环境相似性、发展水平相近性、协调发展一致性等原则,利用聚类分析法,可将西北地区各县域分为高度协调发展型、中等协调发展型、初级协调发展型和整体发展滞后型4种类型区域:把空间分布类型转化为时间发展阶段,以发展阶段作为区域社会经济与农业技术扩散环境协调发展状态的背景时,西北地区各县域协调度呈明显的空间"S"型变化特征,根据协调度随社会经济发展的"S"型曲线变化特征,可划分为初级不协调、低级协调、中级协调、高级失调和高度协调5个阶段.     

内蒙古经济发展与开发程度空间匹配研究

从经济发展与开发程度空间匹配的视角出发,运用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2001、2005、2011年内蒙古县域单元的人均GDP和区域开发程度(RDD)指数空间分布特征,借助改造后的波士顿矩阵划分县域单元的空间匹配类型,并进一步分析影响各类型单元发展的驱动力。结果表明:(1)内蒙古县域经济发展与开发程度均呈现东西部空间分异显著的特征;(2)县域单元经济发展与开发程度在空间上不完全匹配,区域开发集聚效应在时间上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3)改造后的波士顿矩阵可划分县域空间匹配类型单元为热匹配型、开发主导型、经济主导型和冷匹配型四类,并分析了各匹配类型单元的特点;(4)资源禀赋、路径依赖和资本逐利性等对各类匹配单元的发展和空间分布影响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