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驱动因素、减排贡献与潜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低碳经济方面的差异性使中国在推进绿色"一带一路"战略时面临着投资领域及投资国的倾向性选择问题。采用普通回归和分位数回归等方法分析了1992―2011年"一带一路"沿线50个国家碳排放的驱动因素,并通过构建指标量化评价了这些国家的历史减排贡献与潜力。均值回归结果表明:人口、人口城市化水平、工业产值占比、非可再生能源占比和人均GDP对碳排放的增长作用依次减弱;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人口数量和工业化程度的提高对中等排放国家的碳排放影响最大,人口城市化水平和非可再生能源占比越高对高排放国家的碳排放影响越大,人均GDP增长越快对高排放国家的影响越小。从减排贡献来看,"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碳排放的产出效应、减排努力和脱钩指数都1,大多数年份的减排努力都小于产出效应,并且脱钩指数在大部分年份甚至都0,即这些国家在低碳经济方面几乎没有发生过脱钩效应。从减排潜力来看,高达28%的国家已经挖掘的减排潜力尚未达到全球平均水平,大部分国家具有较大的减排潜力,因而对这些国家采取针对性的碳减排举措可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对理解国际合作模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总体性影响效果,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交通运输、就业等中介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13—2017年间“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显著地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新建交通基础设施线路长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等对沿线国家GDP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它主要通过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对沿线国家内部的货物资源流动、人口就业率、就业结构等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进沿线国家的GDP增长。     

时空二元视角的入境旅游流集散空间场效应与地域结构——以丝路东段典型区为例

引入空间场理论,应用SPSS、ArcGIS等软件对入境旅游面板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和定量测算,在合理划定中国典型入境旅游区域的基础上,从时空二元视角,对1993~2008年丝路东段典型区入境旅游流集散空间场场强、位势、地域结构的变迁历程开展实证研究。研究表明:丝路东段典型区的入境旅游流空间场总体呈现不断壮大的发展态势;丝路东段典型区的入境旅游目的地属性强于其入境旅游中转地属性;丝路东段典型区入境旅游流集聚空间场和扩散空间场的地域差异性与等级性均十分显著;入境旅游流集散的空间相互作用受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的双重影响,还受到梯度推移理论的客观作用,而入境旅游流转移的中长尺度空间规律性,则是等级扩散的作用使然;入境旅游流集聚和扩散的根本动力机制源于流空间的天然运动属性和旅游流空间场的客观存在;引导和调控入境旅游流集散的关键在于对旅游流天然运动属性的认可,对旅游流空间场的正确疏导,以及对旅游流空间场作用规律的准确把握与恰当运用。以空间场理论从时空二元视角分析丝路东段典型区入境旅游流集散空间场效应与时空地域结构分异规律,旨在揭示入境旅游流空间场和时空地域结构的动态演变规律,为探索入境旅游流的时空演变特征与潜在机理提供典型案例。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格局

2015年3月28日,中国政府正式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如何通过对"一带一路"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提升主要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促进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实现与沿线国家共同繁荣,已成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现有对外投资理论多基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不完全适用于中国;目前的研究侧重从自然资源、市场要素等方面分析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动因及影响机制,缺少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宏观投资格局研究。本文通过集成统计数据、实地调研和高层访谈等,在回顾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基础上,提出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直接投资空间战略的分析框架,进一步分析中国对沿线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和产业选择;尔后,剖析投资面临的困境和挑战,并提出中国对沿线地区的空间差异化投资引导战略。     

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基于中国31个省域2008—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构建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考察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31个省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空间集聚明显且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2)无论是非空面板模型还是空间面板模型都表明入境旅游集聚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空面板模型由于忽略空间溢出效应而高估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3)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行为、经济开放程度、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等要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向效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在入境旅游集聚的影响下,传统要素展现了不同程度的数值变化与作用方向偏移。     

空间格局及其经济效应的分析——泛长三角FDI实证

利用锡尔熵指数、相对熵指数和变异系数以及半对数经济增长模型,分析泛长三角外资直接投资(FDI)的时空分布和变异以及空间格局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认为FDI在泛长三角地区时空分布上,呈现总体扩散的趋势;扩散路径是沿"Z"形轴线,形式有接触扩散和等级扩散,2001年后,等级扩散显著。FDI对该地区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区际之间效率差别显著;FDI的变异程度与经济增长呈负相关,且区域间差异较大。宏观政策在巩固和扩大泛长三角地区FDI的规模同时,应优化FDI空间格局,着眼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与空间差异性研究

在旅游业与经济增长作用关系分析基础上,探究了旅游溢出理论,将其产生机制归纳为知识溢出、市场溢出和竞争效应3个方面。实证分析中,构建了包括入境旅游、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科技创新和对外开放的分析框架,运用中国大陆31个省域2000~2014年面板数据对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进行实证检验。全局分析得出中国入境旅游在邻近省市以集聚与合作为主,邻近省域入境旅游发展对本地经济增长具有辐射带动作用,且这种空间溢出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入境旅游业发达的地区,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更大。局部分析发现,随着入境旅游的发展,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不断强化,中部部分地区提升幅度最大;入境旅游的经济增长效应存在空间差异性,东部沿海地区贡献最大,西北地区相对最小。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2009—2016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网络的时空特征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直接投资规模有所上升但直接投资的流出地趋于集中,新加坡、中国和马来西亚一直位于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前3位,所占比重从43.89%增至65.21%。(2)直接投资网络中小额投资流比重较大且呈上升趋势;大额投资流数量减少,并稳定分布于东南亚地区。(3)直接投资网络的整体网络密度呈现持续上升趋势,但各国点度中心度的空间差异显著并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其中核心国家控制力相对稳定。(4)空间距离、市场规模差异和移民数量对直接投资网络具有显著的影响,自然资源禀赋差异、政治差异的影响不显著。     

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空间效应

基于中国31个省域2008—2016年的面板数据,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法研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构建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实证考察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结果显示：（1）中国31个省域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存在空间正相关性,呈现稳中有降的趋势,空间集聚明显且具有显著空间溢出效应;（2）无论是非空面板模型还是空间面板模型都表明入境旅游集聚有助于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非空面板模型由于忽略空间溢出效应而高估入境旅游集聚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影响;（3） 经济发展水平、政府行为、经济开放程度、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等要素对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具有显著负向效应,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具有正向影响。在入境旅游集聚的影响下,传统要素展现了不同程度的数值变化与作用方向偏移。     

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航运网络及经贸联系的耦合特征

航运网络是国际经贸联系的物质载体,中国与沿线国已形成的海上航运网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截取2008年、2018年两个时间断面,首先运用复杂网络模型刻画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国的港口航运网络结构,进而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分析该网络与各国经贸联系耦合特征,揭示航运网络对沿线贸易的支撑能力,最后结合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整体看,两个年份的港口航运网络均具有明显的复杂网络特征,网络稠密程度提升了111%,但网络整体运行效率下降了8.73%。(2)港口航运网络与经贸联系的协调性上升了5%,明显上升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至2018年,约36%的沿线国与中国航运联系网络滞后于经贸联系水平,航运网络支撑能力明显不足;约28%的沿线国航运要素供给相对过剩;其余国家中多数已由低级协同优化为中级协同。从国际区域层面看,二者的协调性具有明显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3)耦合关系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但总体上,贸易规模、港口航运效率、外贸经济效益是促进航贸联系协同效应最主要因素,而航线覆盖面、港口中转能力、贸易壁垒影响较弱。     

中国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航运网络及经贸联系的耦合特征

航运网络是国际经贸联系的物质载体,中国与沿线国已形成的海上航运网络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截取2008年、2018年两个时间断面,首先运用复杂网络模型刻画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国的港口航运网络结构,进而通过构建指标体系分析该网络与各国经贸联系耦合特征,揭示航运网络对沿线贸易的支撑能力,最后结合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1)整体看,两个年份的港口航运网络均具有明显的复杂网络特征,网络稠密程度提升了111%,但网络整体运行效率下降了8.73%。(2)港口航运网络与经贸联系的协调性上升了5%,明显上升的国家主要分布在东亚和东南亚。至2018年,约36%的沿线国与中国航运联系网络滞后于经贸联系水平,航运网络支撑能力明显不足;约28%的沿线国航运要素供给相对过剩;其余国家中多数已由低级协同优化为中级协同。从国际区域层面看,二者的协调性具有明显的空间俱乐部趋同现象。(3)耦合关系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但总体上,贸易规模、港口航运效率、外贸经济效益是促进航贸联系协同效应最主要因素,而航线覆盖面、港口中转能力、贸易壁垒影响较弱。     

“一带一路”对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基于网络关注度的分析与评价

收集网络关注度等数据,构建趋势线模型测算"一带一路"对我国国民出境沿线国家旅游需求的促进效应、空间差异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一带一路"共对27个国家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国家所受影响程度差异较大;人口、经济发展水平、资源丰度和空间距离是"一带一路"对沿线各国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②"一带一路"共对30个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有促进作用,且各省域所受影响程度不同;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受教育程度和人均可支配收入是"一带一路"对各省域国民出境旅游需求促进作用空间差异的重要影响因素。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性别结构对进出口的影响

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研究对象,利用MLE模型、固定效应模型、似不相关模型(SUR)以及门限模型,分析1997—2017年性别结构对国际贸易进口和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性别结构通过社会渠道传导更直接,对出口的影响比进口更显著;"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第二产业对出口的影响作用更明显;不同收入程度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性别结构对进出口的影响存在差异,且具有门限效应。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时空变化

基于CEPII BACI数据库提供的1995~2015年HS-92-6位数国际贸易数据,利用H-K三元边际框架分析了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的边际特征。研究结果表明：① 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各类产品的种类扩张主要发生于1995~2001年与2001~2008年两个时段;② 在后金融危机时段,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各类产品出口增长模式主要表现为数量扩张为主,价格扩张为辅,而出口产品的种类扩张则不明显;③ 区域性视角下的数量扩张更显著,而国别性视角下的种类扩张与价格扩张更显著; ④ 动态演进上,无论从区域视角还是从国别视角来看,不同产品部门的边际特征均呈现出较大的差异,中国出口价格边际极化现象较为显著。总体而言,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产品出口的增长模式在国别层面与区域层面表现出较大的异质性,不同种类产品具有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同一种类产品在不同时段也呈现出不同的出口增长模式。此外,我们发现考察期内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出口增长模式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其中出口的广度增长效应正逐渐被数量增长与价格增长效应所取代。     

外商直接投资对老挝碳排放的影响研究（英文）

在全球对气候变暖和碳减排日益关注的背景下,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碳排放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1990–2017年的数据,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方法和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检验了外商直接投资(FDI)对老挝碳排放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FDI与老挝碳排放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FDI增长在短期内将会增加老挝的碳排放,FDI与老挝碳排放的关系支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变化,即倒"U"型变化。中国是老挝最重要的外商投资国家,老挝是共建"绿色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国家,中国在对老挝当前和未来的投资过程中应进一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老挝资源环境承载力。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网络的脆弱性变化

为探究“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集装箱海运网络在蓄意攻击下的脆弱性变化情况,基于蓄意攻击下集装箱海运网络的地理空间联系变化和网络分裂过程,提出了集装箱海运网络崩溃临界点的识别方法,进而建立了集装箱海运网络脆弱性变化趋势和程度的量化方法,并利用2015年和2019年海上丝绸之路中港口和航线的统计数据构建网络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15年和2019年“海上丝路”网络的蓄意攻击承受能力分别为4.21%和5.51%,说明2019年的“海上丝路”海运网络比2015年更加强壮,其相对变化率为30.88%;“海上丝路”网络脆弱性变化的驱动机制主要包括港口层级结构的差异性减弱、关键港口备份机制日趋完备、东亚和东南亚与其他区域间的集装箱海运联系更加紧密等。最后,从持续保障中国与“海上丝路”沿线各国集装箱海运互联互通的角度,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研究成果对于揭示“海上丝路”海运网络的脆弱性变化及其驱动机制和影响因素,进而有针对性的持续保障该网络的互联互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用价值,且本文的分析方法对其他运输网络脆弱性变化的相关研究也可提供借鉴。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

投资与贸易合作是“一带一路”倡议实施的重点。投资者往往会选择低风险且具有高收益潜力的国家或地区进行高投资,然而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却存在高风险与高投资并存的投资悖论现象。本文遴选2013—2018年“一带一路”沿线吸纳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金额较高且存在较高投资风险的国家,解析这些国家的时空特点,探究投资悖论的形成机理。研究发现：（1）从空间视角看,投资悖论国家大多数为中国的周边邻国。从“一带一路”的空间走向看,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分布较多;从分布密度看,东南亚地区是投资悖论国家分布的集中区。（2）从时间视角看,高风险高投资在时间上具有延续性,6年间有13个国家出现两次以上的投资悖论现象。按投资悖论出现的频次,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分为高频国家、中频国家和低频国家。（3）从形成机理看,地缘区位、能源资源、地缘政治、地缘经济和人文社会这五个因素分别从不同的方面作用于投资悖论的产生。     

“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物流水平对新疆国际贸易的影响研究

以物流绩效指数(LPI)反映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物流水平,借助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实证研究"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物流水平对新疆国际贸易的影响。结果显示:(1)"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的物流水平差异较大,欧洲国家物流水平较高,新疆周边国家物流水平较低。(2)新疆主要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进行贸易活动,国际贸易伙伴高度集中在上合组织国家。(3)"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物流水平的提升对其与新疆的国际贸易有一定促进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理距离对双方贸易的阻碍作用。此外,经济规模、经济开放程度、贸易便利化程度等其他因素对"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新疆的国际贸易规模也有重要影响。中国和新疆必须重视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物流领域的投资建设合作,借助"一带一路"的战略机遇,加强与物流水平较低的周边国家和部分西亚国家的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合作,帮助其提高物流水平,进而深化"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与新疆的经贸合作。     

浙江省县域入境旅游时空跃迁特征及驱动机制

县域旅游是支撑中国旅游产业发展的重要基础单元,也是未来入境旅游发展的新方向,当下对县域入境旅游研究的缺失阻碍着对小尺度入境旅游地发展的认知和重视。以浙江省县域为研究对象,借助空间变差函数模拟了浙江县域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进一步通过LISA时间路径、时空跃迁测度了各县市入境旅游时空跃迁特征及类型,并将分位数回归与时空跃迁类型相嵌套,建立了四种时空跃迁驱动机制模式。结果表明：浙江省县域入境旅游具有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一杭独大”特征显著,且空间自组织性逐年增强,区域入境旅游核心县市扩散效应不断增加,核心县市辐射区域差异逐渐缩小,空间差异主要体现在局部方向;浙江省县域入境旅游空间格局的演化具有较强的正向空间整合性,县域类别之间存在一定的转移惰性,东南—西北区域的入境旅游落后县市具有相对动态的局部空间特征,常山县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最大的波动性,岱山县在空间依赖方向上具有最大的稳定性;产业—结构驱动、经济—服务制约、贸易—产业驱动、区位—资源制约四种驱动模式呈现出自东北至西南逐渐由同向发展到同向制约的演化过程,此外四种模式背后隐含着不同的影响机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人才流动网络结构演化

基于高等学校留学生流动数据,构建加权有向网络模型,对2000~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人才流动网络结构演化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① 沿线人才流动网络规模迅速扩大,人才流动的数量和路径在迅速增加。② 沿线人才流动网络呈“由中向西,自南到北”的空间格局特征,中亚地区的留学生主要向西流向俄罗斯、乌克兰等国,东南亚和南亚地区的留学生主要向北流向中国内地。③ 沿线人才流动网络分化为独联体社团、中国东盟社团、西亚北非社团、中东欧社团、南亚社团等5个社团。④ 中国内地和俄罗斯处于沿线人才流动网络的核心位置,东南亚、西亚和东欧部分国家处于边缘地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