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全要素生产率估算及其经济增长源泉分析

为深入探究新疆经济增长的驱动因素,基于1990-2015年新疆统计数据,运用索洛残差法对新疆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估算,并对估算结果与影响新疆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技术进步因素和制度变迁因素进行了计量分析。研究表明：（1）新疆经济增长主要依赖资本和劳动力等要素投入驱动,是一种典型的要素投入型经济增长方式。（2）新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具有很强的累积性和路径依赖性,其中技术转移和转化是新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原因,而制度进步和自主研发对新疆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影响不明显。（3）新疆制度发育尚不完全,阻碍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因素很多。（4）新疆的R&D经费投入偏低,尚未形成规模效应,未能显著地促进新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基于本文的研究结论给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经济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进展

全要素生产率是经济增长领域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是当今经济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近年来,国内外诸多学者对生产率的研究已经从对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等的单纯测算发展到了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综合考量,而且一些新模型和方法的运用也将生产率的研究推上了一个全新的高度。文章从理论方法和实证研究两个层面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研究进展进行了梳理。发现已有研究存在几个不足：首先,目前关于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研究不足;其次,缺少国家层面、以及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层面对经济效率状态,和其动态演进系统而全面的实证研究;第三,提升经济效率的政策体系研究相对薄弱;最后,在研究方法上也有待创新,缺乏经济学、地理学等多学科间的渗透和融合。总之,不足之处也可能是未来的研究方向。     

数字经济时代下的中国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新的核心生产要素。为探究数据要素在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过程中的实际价值增值过程,论文基于内生增长模型的演变规律,构建了包含数据生产要素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并依托DDF-Luenberger指数及其分解模型,测度2006—2018年间中国沿海1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地区)的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及各项要素的生产率变动情况。研究结果表明：① 整个研究期内中国沿海各地区数据要素化水平均实现不同程度增长,但区域间数字鸿沟问题依旧不容忽视。② DDF-Luenberger指数测度结果显示,2006年以来沿海各地区海洋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均实现正向变动,且阶段性特征明显。③ 单项要素绩效测度结果显示,数据要素层面：仅仅拥有数据资源只是具备了将其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潜在可能,全要素数据生产率变动依旧更多地依赖于数字技术变动;劳动要素层面：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劳动力技能的提升表现出强者愈强的“马太效应”,研究期内沿海各地区全要素劳动生产率均呈上升态势;资本要素层面：全要素资本生产率变动呈现出明显的时间及空间差异化特征;资源要素层面：沿海省市全要素资源生产率大体上实现了正向变动且阶段性特征明显。     

基于DEA-Malmquist模型的唐山市工业经济与能源全要素生产率分析

以唐山市34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为基础,选择DEA和Malmquist指数模型,对1992~2012年全要素经济生产率、2000~2012年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及其分解结果进行了分析,并对全要素经济生产率、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分别进行了影响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研究期内,全要素经济生产率、全要素能源生产率均有所提高,其中技术进步发挥了最主要作用。总体上,经济、能源的TFP指数均在2010年表现最优。分行业看,唐山市的传统优势产业的经济、能源TFP指数增长较快,这对唐山未来产业转型和重组产生了较大阻力,但是也显示出能源集约化程度有所提高。从根本上看,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不仅束缚了经济、能源效率的提高,且连带影响了对外开放水平的进步及能源结构的优化。通过对唐山市工业行业经济、能源的静态与动态效率分析,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可判定唐山工业发展的质量及各行业的发展差异,为区域进一步转型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新疆区域经济增长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实证分析——基于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

 新疆作为经济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人力资源和资金缺乏严重,因此提高全要素生产力对新疆经济发展意义更为重大。依据2005-2009年新疆地州级面板数据,采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实证分析了新疆经济增长过程中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状况,并将其进一步分解为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结果表明：2005-2009年新疆绝大多数地州和新疆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小于1,主要受到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综合影响。尽管技术进步水平不断提高,但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下降产生的负面影响起到了较大的抵消作用。技术效率的下降阻碍了技术进步速度,新技术引进后利用效率不高。尤其是各地区出现规模效率下降的情况,说明技术效率不高的主要原因在于规模不经济,用大量资源投入换取经济增长,造成资源浪费。不同地州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对科技发展的重视不同,技术效率、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变动的状况还不完全相同,按照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是否大于1将新疆各地州可分为4种类型。因此在进行区域规划时,既要考虑新疆整体变化情况,还应当根据各区域的特点采取不同的策略。     

纳入气候要素的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时空分布分析

采用全要素生产率F?re-Primont指数,分析了纳入气候要素和非纳入气候要素2种情景的重庆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时空变化。结果表明：① 相比于非纳入气候要素情景,纳入气候要素的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数值尽管偏低,但具有显著的空间分异,且能较好的反映农业技术进步与极端干旱事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② 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自技术进步;而增长阻碍主要来自剩余混合效率,因此应加强农业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改善农业生产投入产出结构。③ 受农业发展基础和生产结构的影响,重庆市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大的地区集中在西部区县;而增长偏低地区集中在主城区。④ 2006年重庆极端干旱事件对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显著影响,导致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在2006年明显偏低;各区县受极端干旱事件的影响不同,应根据各区县农业资源条件,有针对性提出适应气候变化的农业生产策略。     

江苏省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空间分析

运用平均数指数分析法,利用江苏省各市2000—2011年的相关经济数据,分析产业结构调整、劳动生产率提高和从业人员增加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江苏省各市产业结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程度及其空间差异。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空间分异现象明显;产业结构调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和当地的经济发展速度在2000—2011年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促进城市经济快速发展,不能盲目依靠产业结构调整。最后,对各地级市的经济发展提出了具体建议。     

服务业发展、信息化水平与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基于门限效应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测算各省份全要素碳生产率的增长率,并利用面板门限回归方法,探讨在服务业发展与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的关系中信息化水平的作用。结果表明：① 中国多数省份实现了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多数省份的全要素碳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非效率改进。② 服务业发展对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提升作用受到信息化水平的制约。当地区信息化水平低于一定门限值时,服务业发展对于全要素碳生产率的推动作用较为有限;而当地区信息化水平超过一定门限值时,服务业发展将对当地全要素碳生产率发挥更为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经济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分异及其影响

运用Malmquist 指数模型测度了1990-2009 年中国省域的经济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 并对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在这20 年间,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在全国层面及不同空间尺度的区域层面呈现波动状态, 且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了1.35%。按照东、中、西和东北进行划分, 只有东部地区平均全要素生产率得到改善, 平均上升了2.37%, 上升的原因在于技术进步率显著改善;其余区域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现不同程度的下降, 其中, 中部地区下降最多, 平均下降了4.45%;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下降了2.78%和1.84%;原因在于中国技术效率、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的增长率在大部分年份出现了下降。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上看, 经济集聚、人力资本、信息化、基础设施、经济开放度及制度因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产业结构、政府干预和土地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但基础设施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统计学上并不显著。文章讨论了主要结果赋予的政策含义。     

中国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空间溢出关联效应研究

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对1990~2011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进行研究,发现：此间中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在大部分年份呈现了空间自相关性,表明这22 a间中国省域全要素生产率并不是完全的随机状态,受其它区域的影响。进一步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从空间维度探究了区域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经济的集聚水平越高,全要素生产率会得到显著改善;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与效率的提升有着显著地积极作用,并表现一定程度的溢出;政府干预和产业结构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负,说明政府部门要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同时表明了中国的产业结构可能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信息化水平、基础设施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为正,但基础设施水平在统计学意义上并不显著;民营化所占比重的提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改进是显著的,因为私有化致使企业的权力下放有助于提高技术效率;经济开放水平显著提升了中国的区域全要素生产率;中国部分省份土地投入规模过大而出现规模不经济的问题。从全要素生产率在各个地区间溢出的证据出发,各个地方政府在统筹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仅需要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打破目前行政区经济的界限,实现跨区域的协调与合作,实现共赢,最终实现所有地区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演变研究

产业结构变动是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采用多部门经济模型和基于统计角度的GDP产业结构贡献度测算方法,分析1953--2003年河南省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发现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逐渐下降,大体上服从Growth函数,具有长、短波复合变动规律,产业结构调整存在着阶段性和周期性特点。产业结构变动对区域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减小,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增加,人为调整产业结构和市场与经济自身调节产业结构具有不同的效用和特点。     

产业结构变动对城市经济承载力增长的贡献——以辽宁省14个城市为例

以辽宁省14个城市为例,在利用非线性模糊综合评价法和三轴图分别测度城市经济承载力和产业结构变动规律的基础上,从相关性和贡献度两个层次探讨产业结构变动对经济承载力增长的贡献。研究结果表明:首先,1985—2014年辽宁省14个城市经济承载力整体呈现倒"U"型变化,产业结构以第二产业为主,呈现"J"型结构。其中,1985—2003年大部分城市第三产业比重上升并占据首位,产业结构优化程度加强,经济承载力稳步提升;2003—2014年第二产业比重回升,产业结构水平下滑,城市经济承载力增速放缓甚至下降。其次,辽宁14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变动与城市经济承载力表现出了较强的相关性,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贡献度分析表明产业结构的变动对城市经济承载力有直接且明显的贡献作用,其中第三产业贡献度最高。     

重庆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

结构效应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通过对重庆经济增长的份额-偏离分析表明，经济增长主要是第三产业的竞争力因素推动的，产业结构效应为负。由于轻重工业竞争力弱，工业发展慢于全国。重工业比重大，效益低，从而使工业总体经济效益远低于全国。重庆应大力扶植新的支柱产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积极构筑三大经济发展区，促进产业结构升级。     

西南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城镇化结构质量比较分析——以成都、重庆为例

运用耦合协调模型和基于主成分的多元线性回归法,对2005-2017年间中国西南经济核心区中心城市成都和重庆的城镇化结构质量及其驱动力展开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重庆与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整体水平较高且在持续增长中;成都的城镇化结构质量明显高于重庆,这与因地形、发展阶段、城市定位而限定的重庆"主城区现代化大都市+非主城区广...     

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相互关系研究进展

对碳排放与经济、产业系统相互影响机理的研究已成为气候变化领域关注的重点.在对国内外文献进行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论述了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与碳排放相互作用的相关内容,并对研究方法进行回顾和总结.研究内容既涉及碳排放的经济学分析、三次产业发展的碳效应、交互关系、碳减排的经济损失等基础分析,又重点关注了低碳经济、低碳城市、国际碳流动等应用领域.研究多采用经济计量学、数理统计、情景分析、模型模拟、投入产出和碳足迹等定量方法,与定性研究相得益彰.研究内容呈现多层次性,理论不断深化,方法趋于多类型综合化,视角逐步向微观层面转向.最后指出今后需要深入研究的方向：完善研究的方法论体系;进行方法创新,增强区域性研究,探索适合中国的研究模式和框架;扩展研究尺度,填补研究空白和薄弱之处.     

区域产业结构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以云南省丽江市为例

作为人类社会经济活动的集中体现,区域产业结构变化是土地利用变化的重要驱动力,同时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因此,区域产业结构变化生态环境效应研究,是可持续发展、人地关系及全球变化区域响应研究的重要内容,也是对土地利用变化研究的有益补充。本文在定性分析不同产业发展对生态环境影响的基础上,构建不同产业类型的生态环境影响系数与区域产业结构的总体生态环境影响指数,并以云南省丽江市为例,定量评价丽江市1992~2003年产业结构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综合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丽江市的产业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动,经历了两次产业结构转型;但产业结构的生态环境影响整体属于中等,且逐年降低,区域产业结构变化带来了较好的生态环境效应。     

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测算与空间格局变动--以成渝地区为例

基于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构建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指数,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空间误差模型,测度成渝地区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水平并探索其空间格局变动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年、2010年成渝地区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分别为全国平均水平的2.04倍、2.14倍,整体处于较大压力状态,并呈上升趋势,县域人口年龄结构升级态势明显,区域内部由隆升结构向隆升—塌缩并存转变。2)成渝地区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呈“一带两圈”分布格局,成都、重庆都市圈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较小,中间地带压力较大,并呈连片分布、逐渐扩散态势。3)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具有较强空间集聚性,形成“3+2”压力集聚区,渝东北、川东北、川南地区为三大压力高值集聚区,成都、重庆两大都市圈为压力低值集聚区;压力增长呈“西快东慢、北快南慢”格局,成—德—绵经济带的边缘县域压力增长较快。4)决定县域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集聚格局的主要因素是工业化、服务化、老龄化,工业化、服务化水平的提升有利于缓解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程度,净迁入率对人口老龄化经济压力集聚的影响不显著。     

长江经济带经济网络结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研究

在构建城市间经济联系网络基础上,从网络密度、中心性、核心-边缘结构、QAP分析等角度对1988~2012年长江经济带经济网络结构演变及其驱动机制进行深入分析。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结构日趋成熟,三大经济地带内城市内聚性显著增强但地带间差异逐渐缩小,经济网络向均衡化发展;城市度中心性整体持续下降,经济网络出现多核心趋势,城市介中心性高值区的梯度推移特征明显;“核心-边缘”结构分析显示核心度高值区呈片状格局,高核心度城市由“质大量少”向“质小量多”转变,经济网络的“核心-边缘”结构呈组团式发展,组团内形成各自核心城市;QAP分析显示经济全球化、要素集聚与扩散、产业升级、交通技术创新与城市群建设等机制共同驱动着长江经济带经济联系网络的演变及优化重组。     

福建省科技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于1990—2018年福建省统计数据,建立向量自回归模型,运用现代计量分析方法,研究福建省科技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表明:福建科技人力资本、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科技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影响因素,科技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更大;科技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具有长期显著的促进作用。基于此,从提高科技人力资本存量、保障科研经费投入、优化科技人力资本配置方面提出加快推动产业结构优化、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化及驱动因素

利用探索性空间分析方法（ESDA）和迪氏分解模型（LMDI）研究长江经济带2002~2013年工业废水排放的时空格局演化和主要驱动因素。① 时空格局演化方面,时间上工业废水排放先上升后下降,在2005年达到峰值。空间上,排放量自上游向下游增加;高排放城市减少,中排放城市增多;工业废水排放自下游向中上游转移,并由大城市向中小城市扩散;呈现明显的空间集聚状态。② 驱动因素方面,经济发展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分别是工业废水排放增多和降低的主导因素;产业结构效应的影响取决于产业发展政策的调整;人口规模效应影响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