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2018年西藏人口与经济的非均衡格局及其影响因素

选择地理集中度、基尼系数、不一致指数等指标,研究2009—2018年西藏人口与经济非均衡时空格局,并采用面板数据回归和时空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西藏人口与经济分布表现出稳定的非均衡格局,呈现“东南高、西北低”的特征,地理集中度高值区与河谷平原、交通干线、行政中心的分布耦合性较强。西藏人口与经济空间匹配的整体非均衡性不断减弱,县区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指数的空间分布和发展态势差异明显。人力资本、经济实力和产业结构水平是影响人口与经济不一致性的主导因素,三者影响系数绝对值均大于10%,其次是政府调控能力、道路基础设施、物质资本和医疗基础设施,而社会消费水平的作用不显著。各因素对不一致指数影响的空间异质性表明,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水平对大部分县区的影响更多体现在吸引人口方面,经济实力、物质资本、医疗基础设施、政府调控能力对县区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推动经济发展上,其中经济实力的影响范围囊括所有县区;与其他影响因素相比,道路基础设施、社会消费影响的空间差异最为明显。     

中国农民进城定居的意愿与影响因素——基于CGSS2010的分析

新型城镇化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因此农民城镇化意愿备受关注。基于2010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0)的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层次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农民进城定居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选择偏好,并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农民进城定居意愿较弱,且大多倾向于在县城或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农民的进城意愿和城市偏好存在着显著的地理空间异质性。来自于同一村庄的农民,其进城意愿和对不同等级城镇的偏好具有较多的相似性。影响农民进城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个体人力资本禀赋、家庭人口结构、物质资本存量、城乡联系以及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地理区位是农民选择到小城镇而非地级及以上城市定居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促进县域城镇化发展,提高农民人力资本和家庭收入,是实现农村城镇化和农民市民化的有效途径。     

中国旅游产业组织的时空耦合关系及影响因素

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是关乎产业结构转型背景下旅游产业总量优化、集约生产与提质增效有序并进的重要科学问题,动态把握其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对推动区域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构建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分析框架,运用修正耦合协调模型、LISA时间路径、时空跃迁及时空地理加权回归等方法,探析中国2011—2019年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耦合协调的时空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国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呈显著提升趋势,存在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区域分异,空间扩散态势逐渐增强。(2)中国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的局部空间结构和空间依赖方向的总体波动幅度小,空间整合性强;局部空间关联结构较为稳定,存在明显的转移惰性与路径依赖,尤其是东北地区和西部地区。(3)科技创新、城镇化和交通设施均显著正向影响旅游产业规模、结构与效率的耦合协调水平,政府调控和产业结构对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的正向影响逐渐显现,人力资本则对东部地区的正向影响较强。     

开放条件下重庆地区城镇化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及区位差异

经济开放和城镇化大幅度促进经济增长是中国30年经济持续增长的重要经验。内陆地区经济赶超更加受到人地耦合系统脆弱性的挑战。在对国内外关于城镇化与土地利用关系相关文献述评的基础上,以重庆40个区县为例,通过对其城镇化水平、开放度、技术水平、区位指数及城镇建设用地综合效率进行测算,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重庆40个区县在开放条件下城镇化对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区位因素并不像在沿海地区一样对土地利用效率起着显著性作用;土地利用效率的高低严重依赖于物质资本投入密度,而不是人力资本投入密度;极低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大量缺乏训练的劳动力涌入城市,降低了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提高了经济系统的脆弱性;城镇化极为显著地促进了土地利用效率,而开放度的促进作用却不明显,二者并没有形成理论上提升土地利用综合效率的合力。     

贵州省产业结构空间演化实证研究

运用GIS技术,对1999,2008年贵州省88个县(区)产业结构空间演化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贵州省产业结构空间演化呈现出区域一体化;"点—轴—面"结合;政府调控指向性明确;演化速度加快的特征。影响贵州省产业结构空间演化的因素包括:自然禀赋、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非均衡性、政府调控。依据这些因素,建立了产业结构空间演化的过程模型,模拟了产业结构空间演化的过程。     

黄山市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全国旅游业快速发展和城镇化进程加速推进,旅游城市土地投资和开发日益强盛。以典型旅游城市黄山市为案例,以1870宗城市出让用地为样本,采用数理统计、GIS空间分析等方法,分析其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空间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商服、住宅、工业三类用地与用地总和的出让均属于凝聚型空间分布状态,分布均衡度均较低。② 城市东南部和区县城区是土地出让热点集中地区,城市外围地域是冷点集中地区。住宅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城市近郊、重要旅游区周围;工业用地热点地区主要集中于开发区、工业园区和重要交通沿线;商服用地热点区域主要集中于城市商业集聚区、大型公共设施和旅游景区周围、重要交通设施附近。③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呈点状集聚、线状网络并存,表现为“东南部分布密度较高、西北部分布密度较低”“中心城区密集、外围区县稀疏,县城密集、一般乡镇分散”“交通指向显著、呈带状分布”布局特征。④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涉及城镇化推动的城市内生型、自然环境优美的资源依托型、要素流动便利的交通指向型和集聚经济优势的开发区集中型四种选择模式。⑤ 土地出让区位选择是自然条件、人口经济发展水平、政策制度、城镇化建设、交通设施、旅游发展等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也是政府、企业、居民等不同主体相互作用与博弈的结果。地形对土地出让区位选择的空间约束性和指向性显著;土地出让与人口规模、经济发展水平有较高匹配度;土地政策、城市规划对用地出让的规模和方向有重要影响;交通和旅游快速发展对于土地出让具有明显影响。     

中国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机制

近年来,认为城镇化是中国未来经济增长重要动力源的学者越来越多。这种看法对传统“城镇化源自产业化”的理论形成了挑战。本文在相关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多种分析模型,定量分析了1978-2008年中国城镇化与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及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更多是经济发展的一种结果和现象,城镇化本身作为经济发展的直接动力源特征并不明显。但通过城镇化确实可以使经济增长的相关要素得到很好的集聚,从而对经济发展产生良好的传导效果。中国城镇化主要通过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集聚推动经济发展,对知识资本、现代服务业等高端生产要素的集聚作用还不强。因此,讨论21世纪中国城镇化问题要从其要素集聚功能上下功夫,即是城镇对高端要素的集聚化而非传统意义上的摊大饼和简单数量扩张。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 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 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 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我国热门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基于地理探测器方法的研究

空间结构视角下的区域旅游经济空间分异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始终是政府和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选取2010年、2018年为时间节点,应用变异系数与地理探测器方法,探究我国33个热门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区域旅游经济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2)总体上,旅游资源、交通条件与接待设施显著影响旅游经济空间分异,首位影响因素由旅游资源转变为交通条件;交互探测显示优质的空气环境、完善的交通条件与合理的产业结构有利于促进旅游经济发展。(3)专业型旅游城市旅游经济对区域经济与政府调控的依赖显著提高;半专业型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的主要驱动要素由区域经济转变为旅游资源、接待设施及交通条件为代表的旅游业基础要素;综合型旅游城市旅游经济的空间分异受创新能力、经济基础、政策支持的影响增强。     

中国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分异及驱动机制研究

基于耦合协调模型测算2004―2016年中国31个省(市、区)(不含港澳台)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度,利用空间自相关法、面板数据模型、地理加权回归模型,从全局和局部空间视角分析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探讨其驱动机制。研究表明:①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的空间地带性差异显著;空间相关性愈发明显。②固定效应、动态面板模型、空间误差(SEM)和空间自回归混合模型(SAC)估计结果表明,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制度变迁、资本因素与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呈正相关关系,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显著。③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估计结果表明各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作用明显,产业结构由东南和北部边缘地带向内陆递减;资源禀赋以西北部为核心逆时针扩散;制度变迁由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逐渐减少,"一高一低"两极对峙;资本因素沿东南沿海向西北内陆顺时针递减。④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发展演化的驱动机制包括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资本驱动力和制度变迁调控力。     

山东省人力资本区域差异及形成机制研究

人力资本的差异主要体现在各地区人力资本的存量、质量以及人力资本丰度等方面,运用主成分分析法从影响人力资本区域差异的20个因素中提取了经济发展水平、区域流通度、科技潜力、教育培训4个综合指标.在此基础上,分析了山东省人力资本区域差异的形成机制,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探寻缩小人力资本区域差异的有效途径,即加大教育投资,扶持落后地区教育事业;加强西部地区的人才流动,提高区域流通度;加快经济发展,提高区域人力资本的需求拉力;加强政府调控,平衡区域人力资本格局.     

中国旅游景区发展的地区差异及其收敛性——以2001-2009年A级景区为例

利用2001-2009年各批次A级景区的相关数据,研究发现:1)中国各省区旅游景区发展的总体水平可分为5个梯队,综合景区的数量和等级因素可分为6个类别,各省区市景区发展水平的绝对差异存在扩大的趋势。2)全国和东部地区的景区经济发展密度、景区交通发展密度、景区人口密度和景区空间密度均存在β绝对收敛,说明其相对差异在逐步缩小,也说明中国A级景区正朝着合理化和有序化的方向发展;其中景区交通发展密度的相对差距缩小最为明显,也说明地区景区发展水平主要受到交通发展的影响,优化各地区的交通发展比地区经济发展均衡更能促进景区发展的合理化水平。这一结果对如何推进中国旅游景区均衡、协调发展提供了思路。     

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发展动力因素研究

利用标准差、变异系数及核密度方法分析长三角地区旅游经济发展状况,使用分位数回归与OLS回归对比研究分析影响旅游经济发展的动力因子。旅游经济动力因子呈多元化趋势,对不同旅游经济水平的影响显著不同。随着旅游经济的发展,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本的数量影响加大,资源禀赋在旅游起步阶段作用更大,基础设施中星级宾馆数量与环境状况的影响被低估,人力资本品质与对外联系对低分位点影响更大。与OLS回归相比,分位数回归结果更细致,对旅游经济发展动力因素的认识更清晰。     

土地资源市场化与产业结构升级 ——基于非线性因果关系和时空地理加权模型的考察

基于2000—2018年中国内地除西藏以外的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非线性格兰杰因果检验和时空地理加权模型,分析土地资源市场化、产业结构升级两者之间的影响机理与关系。结果表明:土地资源市场化、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存在互为因果的非线性关系,两者之间相互促进且呈现出显著的区域分化和时空异质性。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对两者产生了显著的正向时空异质影响,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对两者则产生了显著的负向时空异质影响。因此,地方政府需要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推进土地市场化改革、加强土地资源的区域合作,以实现地区土地资源市场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协同发展。     

城市土地利用结构影响因素的通径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精确刻画城市用地结构与影响因素间的直接和间接效应对城市土地利用宏观调控和用地结构优化具有重要的意义。采用通径分析法,对重庆市城市土地利用结构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定量厘定,结果表明:①人口增长对居住用地比例的直接效应最大(0.446),其通过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189、0.221、-0.042;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通过人口增长对居住用地的间接效应较大(0.420、0.309)。②产业结构变化、经济发展对工业用地比例的直接效应为-1.357和1.236,对公共服务用地比例的直接效应为1.387、-1.100;人口增长通过经济发展对工业用地比例和公共服务用地比例的间接效应分别为1.163、-1.036,作用方向相反。③经济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是影响绿地比例的重要因素;人口增长通过经济发展后的间接效应(0.451)显著于直接效应(-0.117)。④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变化和人口增长及三者的耦合作用是影响城市用地结构的主要因素。     

县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空间演化研究——以大湘西为例

基于协同耦合视角探讨综合交通与旅游产业集聚的适配机理,并从县域尺度构建交通优势度模型,应用耦合协调模型、探索性空间分析、逐步回归及空间计量模型探究2000—2019年大湘西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的空间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区域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失配现象逐步改善,适配均衡性逐渐提升,形成以永定区、凤凰县、吉首市为核心的圈层结构。(2)适配水平整体具有明显空间相关性,局部集聚模式多元化,表现为由慈利县、花垣县、吉首市向辰溪县、洪江市降低趋势。(3)区域创新效率、旅游资源丰富度、城镇化水平等对交通优势度与旅游产业集聚适配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水平始终是影响适配的主导因素。     

中国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影响因素分析——基于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

对中国2003~2012年285个地级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对其空间格局的演变进行深刻剖析。基于距离平方倒数权重矩阵,检验空间相关性,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① 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总体呈东高西低态势,且不断向内陆地区扩展,大城市水平明显高于中小城市;② 中国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具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劳动力、投资水平、经济发展、政府能力、基础设施以及产业结构均起到正向的促进作用,且经济发展、劳动力与基础设施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其他几个变量均为负溢出。③ 估计效果最好的SDM模型显示不仅是本地区解释变量,还包括周边地区的相关变量都会影响各城市新型城镇化进程。     

福建省旅游小镇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以福建省155个旅游小镇为研究样本,运用空间统计分析法对其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福建省旅游小镇空间分布整体上趋于均匀状态,在各个地市的数量分布上也相对均衡;② 福建省旅游小镇核密度呈现出“东高、西低”的分布特征,生态人居型旅游小镇分布密度最大,特色产业型旅游小镇分布密度最小;③ 福建省旅游小镇发展以冷点区和次冷点区为主,冷点区和热点区空间差异明显;④ 经济基础、城镇化水平、人口密度、客源市场是福建省旅游小镇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的实证分析——以河西走廊沙化土地封禁保护区外围为例

从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出发,以河西走廊六县为调研对象,建立了农户生计指标体系并对其进行评估,从而揭示了当地农户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之间的影响关系。结果表明:(1)无论是项目组还是对照组,农户的5种生计资本整体比较稀缺,其中自然资本和金融资本极度匮乏,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相对较丰富,因此农户生计资本单一且配置极不合理,从而导致农户脆弱性程度高。(2)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比较显著,其中自然资本和物质资本丰富的农户往往倾向于选择农业生产,而人力资本丰富的农户往往倾向于选择非农产业。(3)经定量评估对照组农户的农业兼业化程度要比项目组农户高。基于此,政府可以采取诸多措施来改善农户的生计现状,从而提升农户的生计水平,进一步转变当地农业的发展模式,缓解生态压力。     

乡村旅游开发对农户生计和社区旅游效应的影响——旅游开发模式视角的案例实证

乡村旅游开发不可避免会重构人地关系,对农户、乡村社区都会产生重要影响,不同旅游开发模式直接影响乡村旅游发展绩效。以三类乡村旅游地为例,在总结资源、管理和发展主体差异的基础上,发现其呈现三类模式,各自特征分别表现为社区集体发展的民俗体验、社区主导的农家乐休闲和政府主导的遗址景区休闲。进而利用可持续生计框架和旅游效应理论,系统分析旅游开发模式对农户生计变化和社区的影响。研究表明:三种模式下农户生计策略都由传统农业生计方式向新型旅游经营主导生计转型,农户金融、物质、社会资本提升明显;其资源开发模式决定农户生计多样性与务工选择,旅游经营管理模式影响生计资本变化方向和社区旅游效应差异。其次,通过逻辑回归模型深入解释了三种类型旅游开发模式的影响作用,并给出其影响机理的理论解释。研究指出三种模式旅游影响途径都以农户金融、物质资本提升、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主导,相比而言,社区集体运营、农户主导的袁家村模式以"人"为核心,促进了乡村旅游全面发展。总体来说,资源差异与社区基础是农户生计变化、社区影响的原动力,政府角色、社区(企业)作用与农户利益是旅游开发管理的核心,旅游开发模式中政府有效管理、农户主体地位与外界力量正确介入才能保障乡村旅游有序进行,促进乡村社区发展与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