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特征分析

分析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劳动力非农化进程，乡村城市化与非农化、工业化的关系，乡村城市化的性质，以及乡村城市化的地域差异等方面的特征     

珠江三角洲乡村城市化特征分析

分析珠江三角洲改革开放以来乡村劳动力非农化进程，乡村城市化与非农化、工业化的关系，乡村城市化的性质，以及乡村城市化的地域差异等方面的特征。     

东北三省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演变的偏差分析及地域差异

以钱纳里和塞尔昆提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为依据,分别从人均GDP、产业非农化、就业非农化3方面对东北三省城市化水平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间的互动变化进行了偏差分析,认为东北三省城市化偏差的实质在于产业畸形化和就业结构演变的相对滞后.在此基础上,对东北三省城市化与非农化水平地域分异格局进行了分析,并运用UN比方法对不同空间单元城市化与非农化水平的拟合程度进行了比较,划分出5种地域类型,认为东北三省不宜实行统一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地区实际,因地制宜地促进各地区城市化发展.     

中国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的省际差异

根据2000年中国第5次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的分地区数据,比较了全国及各地区普查及统计口径的非农化水平的准确性与可信度,认为宜采用普查数据来分析比较各地区非农化与城市化的关系。中国各地区的非农化与城市化关系呈现出多样化的类型和极为悬殊的差异,不宜实行全国统一的城市化政策,而应该分类指导、因地制宜地推进各地区的城市化进程。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绝大部分省区的城市化发展快于非农化进程,导致城市化滞后的省区逐渐减少,非农化滞后的省区在较快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各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呈现出较显著的“马太效应”。在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福建和北京等地区,城市化的现状水平高、发展速度快,但仍相对滞后于非农化;在大部分中西部地区和广西、山东等部分沿海地区,城市化的现状水平较低、增长速度较慢,但却相对超前于非农化。     

东北地区城市化与产业结构演变的相关分析及地域差异

根据建国以来东北地区城市化水平变动趋势,对不同时段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变化关系进行相关分析,明确了影响城市化水平阶段性变化的主要因素.在此基础上,时城市化与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之间的互动变化进行了偏差分析,认为东北地区城市化偏差的实质在于工业化的偏差和就业结构演变的相对滞后.最后对东北地区城市化与非农化地域分异格局进行了分析,并运用UN比方法对不同空间单元城市化与非农化的拟合程度进行了比较,划分出5种地域类型,认为东北地区不宜实行统一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而应根据地区实际,因地制宜地促进各地区城市化发展.     

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耦合关系

在分析珠江三角洲1990～2000年土地利用变化趋势和特征的基础上，根据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将珠江三角洲划分为4种土地变化类型，即剧变型、缓变型、相对稳定型和稳定型，并总结了不同变化类型的特征。进一步研究了工业化、城市化发展阶段与土地利用变化类型的关系，结果显示，处于不同工业化、城市化阶段的县市，其土地利用变化也明显不同，且与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和状态具有一定的内在关系；最后对产业非农化、城市化与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进行了研究，发现各市县的产业非农化、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的耦合系数，与土地利用的综合变动系数具有很高的一致性，按照产业非农化、城市化和土地利用变化耦合系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判断土地变化的类型。     

城市化进程中耕地资源转用效率评价——以江苏省为例

城市化是工业化发展的必然要求与必然结果，是人口非农化，经济非农化发展的一个过程，也是土地非农化的过程，为更好地认识城市化进程中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及其动态变化，文章以江苏省为例，应用边际分析的原理和方法对城市化进程中耕地转用效率评价进行了探讨，得到在城市化进程中耕地的转用效率在不同的时间阶段与不同的侧面有不同的表现的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提高城市化进程中耕地资源配置效率的政策建议。     

平原农区典型县域土地非农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

科学揭示土地非农化与乡村发展之间的作用机理是促进城乡一体化健康发展的必然需求.本文选取了平原农区典型县域山东省禹城市和桓台县作为研究区,通过分析不同发展阶段县域土地非农化与乡村系统演化特征,剖析了县域土地非农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县域经济由低级向高级阶段演进,土地非农化的规模与比重呈现增长态势,乡村系统整体处于正向演化态势,禹城市和桓台县E指数分别由0.295和0.197增至0.798与0.700.土地非农化对乡村系统的影响是一个由弱变强的过程,土地非农化比重的增加会带来乡村一些要素的剧烈变化,其中,乡村经济子系统与社会子系统对土地非农化过程的敏感性较强.构建乡村人口转移与农地规模经营的保障机制,规范土地利用规划与管理,增强县域辐射能力,是平原农区土地非农化与乡村转型发展的调控重点.     

江苏省县域非农化与乡村发展的耦合分析

从"要素—结构—功能"的视角构建多要素非农化指数和乡村多功能发展指数,分析2000—2015年江苏省县域非农化与乡村发展的时空格局及耦合关系。结果表明:江苏省县域非农化和乡村发展指数均呈现显著的空间集聚特征,非农化指数高值区为环太湖地区,乡村发展指数高值区为苏南沿江地区,而低值区均为苏北北部地区。2000—2015年全省县域非农化指数和乡村发展指数均普遍提高,但其年均变化率呈明显的南北区域差异,其中,苏北非农化进程最快,而乡村发展水平提高最快的为苏中地区。通过耦合分析发现,县域非农化与乡村发展之间的耦合关系不断增强,但存在比较明显的拐点。当非农化指数小于0.79时,两者之间呈现比较明显的正向耦合关系;当非农化指数大于0.79时,两者之间呈现负向耦合关系,且两者之间的相关性减弱。     

闽东南乡村地区非农化进程及其机制探讨

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总是伴随着非农化进程。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地区的非农化进程有其共性，但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非农化进程与社会经济发展是否相协调，对一个地区社会经济能否持续健康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本文根据闽东南乡村地区面上情况和几个样点村的调查数据，对闽东南乡村地区非农化进程的水平、速度、农业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和空间转移特点及其机制进行探讨。一、非农化水平及速度分析（一）非农化水平较高，经济非农化程度高于劳动力非农化程度根据“人口普查”和“统计年鉴”推算，1994年，闽东南乡村地区社会劳动力总人数为845…     

珠三角村镇建成区的空间型态：特征、类型和产业影响因素

改革开放以来,珠三角地区的工业迅速发展,村镇土地利用快速非农化,其中以东莞、中山、佛山3市最为典型。论文以3市为案例,探讨2010年来珠三角村镇建成区空间型态。研究数据主要包括广东省2015年土地利用现状数据和2009—2015年间3市的土地利用数据。首先,通过斑块密度、空间离散度、空间均匀度、平均斑块面积、分形维数、景观破碎度、缓冲区分析、Moran's I指数这8个指标,分析建设用地的空间形态特征。其次,分析工业用地与非工业建设用地、建设用地与交通道路的空间分布关系,比较并总结3市的村镇建成区空间类型。最后,基于灰色关联分析法,探讨影响空间类型的产业发展因素。研究发现,东莞村镇建设用地呈现高度破碎均匀分布型,佛山呈现团状离散型,中山介于二者之间,为中度碎化分散型;3市的产业发展能较大程度上影响其形成不同的建成区空间型态。未来,基于产业经济作为村镇建成区空间特征变化的主因,珠三角可以结合粤港澳大湾区规划建设,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布局以及交通和土地利用,优化村镇空间布局。     

转型视阈下珠三角地区乡村发展过程及地域模式梳理

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系统梳理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程及其主要地域模式,对中国乡村发展和振兴的科学路径选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演变历经了4个阶段。① 1978年以前,传统乡村发展阶段。在国际市场需求刺激下出现“弃田筑塘,废稻树桑”,逐渐形成桑基鱼塘的有机循环农业生产模式,呈现出传统农业景观。② 1978—2000年,工业化驱动发展阶段。以乡镇企业嫁接外资形式推动了自下而上的工业化和城镇化,乡村空间逐渐形成了“生活居住+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三位一体的功能结构,空间分化与混杂性特征显著。③ 2000—2008年,城市化与都市化双轨并行阶段。政府主导的城市土地开发和基础设施投资建设,促使珠三角地区逐渐演变为“大集聚,小分散”的城乡发展转型空间格局。④ 2008年至今,都市化驱动乡村急剧转型阶段。珠三角都市圈建设进程加快,城乡体系逐步向一体化和网络化发展,乡村地区的产业发展趋向多元分化,乡村破碎化的非正规空间促使形成全球城市区域下马赛克式分布的空间格局。基于不同区位的外部性和内生性因素的差异性,珠三角地区的乡村发展模式可归纳为城市区域型、近郊型、远郊型等不同地域类型。在乡村发展转型过程中,外部性的环境变化、内部要素分化与重构机制直接影响到乡村振兴的科学路径和模式选择。     

广东省人口城镇化变动趋势

本文分析了８０年代以来广东省人口城镇化的变化特征，认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快速发展是广东省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指出今后庆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以产业结构的深入高速为动力，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劝，促进各区域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珠江三角洲城市人居环境测评与优化研究

基于人居环境系统理论,运用层次分析法构建了珠三角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选取1997年、2000年和2002年三个时间断面对珠三角城市人居环境进行测算。评估表明,珠三角城市人居环境系统工业化中期阶段特征明显,人居环境建设开始进入软环境主导时代,但发展的协调性和稳定性明显较差,同时人居环境的改善还面临着区域产业整合带来的严峻挑战。最后,对珠三角城市人居环境提出了一些相关的优化建议。     

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分析--以珠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在评述国内外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遥感土地利用数据和统计资料,应用定量分析和GIS空间分析技术从定性与定量的角度系统全面地开展了珠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人文因素研究。定性分析结果表明：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变化与人口、经济发展、城市化与工业化及政策因素密切相关,这些因素深刻影响着该区域的土地利用变化。定量分析是对定性分析的验证,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影响珠江三角洲巨型城市区域土地利用变化的因子可归纳为人口、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与工业化、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外资等6个因子,并且各因子的影响作用大小不同。     

"泛珠三角"产业、人口分布空间变动的趋势分析

随着地区经济一体化的发展,“泛珠三角”区域的经济格地理局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变化。当前“泛珠三角”区域一体化处于中期发展阶段,主要表现为产业和人口向“珠三角”集中。今后随着一体化的进一步发展,产业和人口将具有集中与扩散同时发生的特征,各地区形成特定产业和人口集中的专门化生产的地理格局。     

珠三角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

在全球化、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多重影响下,乡村地域空间普遍经历空间重构过程。着眼于互联网经济驱动下的乡村重构内在机制剖析,本文选择珠三角地区淘宝交易活跃度居全国之首的淘宝村——广州市番禺区里仁洞村为典型案例,通过半结构式访谈,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分析框架,剖析珠三角大都市地区典型淘宝村重构过程及其内在逻辑机制。研究表明：地方政府、制衣作坊、村委会、电商创业能人、同乡社会网络等关键行动者依其目标愿景和行动逻辑参与村里土地价值的追逐和获取实现,共同演进和建构起淘宝村产业阶段性演替和空间价值积累的行动者网络过程,其历经政府主导的农业去中心化阶段、市场主导的工业化阶段,以及同乡社会网络主导的电子商务化阶段。政府主体、市场主体和社会主体构成核心驱动力,通过利益赋予联结到一起,依据政治逻辑、市场逻辑和精英逻辑推动乡村空间重构实践,重构结果引发空间社会关系的变化,触动动力机制的转变,并通过空间的重新塑造和价值改变来实现,从外源动力主导向内生发展动力转变,带来新一轮空间重构过程。     

基于政府力和社会力交互作用视角的半城市化地区工业用地演化特征及其机制研究——以佛山市顺德区为例

聚焦于乡村工业用地混杂及分散化特征较为显著的佛山市顺德区,系统分析乡村工业用地演化过程和用地特征,并以政府力和社会力的交互机制为分析框架,辨析珠三角半城市化地区的乡村工业用地演化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顺德区工业用地的发展可以分为4个阶段：① 1984~1991年,自下而上农村工业化,用地空间分散发展阶段,其驱动力主要为政府力与社会力一致。② 1992~1998年,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工业用地规模化发展阶段,其驱动力为政府力与社会力势均力敌。③1999~2005年,集约开发促成农村工业化集中发展阶段,其驱动力特征为政府力压制社会力。④2006年以后,农村工业化进入全面调整阶段,其驱动力特征为政府力与社会力相持。在顺德区工业用地空间演化过程中,政府力起主导作用,社会力相较于其它乡村型半城市化地区更为强大,政府力与社会力的相互作用的平衡点在于各个经济主体的利益均衡。在珠江三角洲半城市化地区,工业用地空间优化整合的前提是平衡各级政府力与自下而上的村民及村委的社会力,社会力的引导是破解农村工业化用地破碎化和混杂性的关键环节。     

珠江三角洲城镇群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重要的转型时期,产业升级和空间优化成为城镇群地区跨越发展门槛、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因素,研究产业发展与城镇空间的相互关系成为一项全新、紧迫的科学问题。文章从空间视角切入,提出“产业结构演变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定量分析了珠江三角洲不同产业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时空特征,探讨了城镇空间响应强度与工业化发展阶段的内在关系。根据第二、第三产业的城镇空间响应强度,将珠三角各县（区）划分为一致响应型、偏R2（第二产业发展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响应型和偏R3（第三产业发展的城镇空间响应系数）响应型。经济发展水平、城镇人口集聚水平、区域政策和制度是影响珠三角城镇空间响应强度的主要因素,工业化进程越快,城镇空间响应强度越强。在不同工业化阶段,要采取差异化的调控措施,把产业结构演变与城镇空间优化相结合,建立土地利用与产业发展的良性互动关系,才能真正实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过程及影响因素

基于多期城镇建设用地矢量数据、自然要素、人文经济要素数据,利用空间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定量识别珠三角地区城乡发展转型的空间中心性、动态性和差异性的演变过程及其驱动机制。结论表明：① 珠三角地区城乡空间转型的中心集聚性不断凸显,形成了以“广佛—深莞”为轴的城镇建设用地连绵集聚区;珠江口东岸中心集聚性和空间扩展性强于西岸,核心区域优于边缘区域,形成多核心的“A”型空间结构;城镇建设用地扩张呈现出显著“点—轴”指向性地域特征;空间成长性呈现为“大集聚,大分散”的网络连接的空间特征。② 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和内部地理要素及区位条件等共同驱动城乡空间转型,工业化发展和区位条件是核心影响因素。③ 在多重约束下的“控增逼存”政策框架下,人口变化对城乡转型空间扩展的影响不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