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下城市应急医疗设施空间配置评价研究——以武汉市为例

通过数据实证分析COVID-19期间武汉市应急医疗设施的空间配置特征,构建武汉市疫情暴发期间的应急医疗设施空间配置评价体系,运用两步移动搜寻法等方法对武汉市应急医疗资源配置进行评价,提出其空间配置中的不足。研究发现,COVID-19暴发期间武汉的应急医疗设施的空间分布以核心城区为主,开放床位多集中在传统城市中心地区,周边地区的应急医疗设施空间配置上仍有不足;应急医疗设施的配置存在较大的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且综合可达性较差,可服务的研究单元较为局限,应急设施的就医可达性由城市中心从内向外依次降低。     

新冠疫情对旅游景区客源市场需求的空间分异影响——以南京夫子庙景区为例

以南京市夫子庙景区为例,分析其国内309个地级及以上客源城市受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影响,构建损失指数,量化评估疫情对客源地需求的影响强度及空间差异,并通过双变量空间自相关方法探索需求受损差异的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疫后客源市场空间集聚特征及近程化趋势更加明显,客源需求受损程度在空间上分异明显,中远程客源地在疫情冲击下表现出更高的脆弱性;②疫情对客源市场规模的影响大于市场空间格局,疫情前后客源市场空间格局演化具有较强一致性及正向空间整合性,局部区域结构稳定性高;③各客源城市疫情严重程度与损失指数之间无空间关联性;引力模型优化的经济联系强度指标与损失指数在空间上存在较明显负相关性,局部空间关联模式以低?高集聚为主,且以南京为中心250 km范围内的近程客源地及900 km范围内的中程客源地的各项空间关联特征存在明显分异。更加精细化的量化评估可为目的地针对不同客源市场制定恢复策略提供指导。     

以家为校：新冠疫情背景下大学生替代性学习空间的建构及策略

新冠疫情背景下,全国乃至全球各地学校纷纷开展“停课不停学”的线上教学,造就了“以家为校”的特殊教育现象。但疫情背景下居家学习引起的人地矛盾和协商问题尚未被充分认识。从替代性学习空间建构的视角切入,采用半结构深度访谈和问卷调查法,对疫情期间大学生居家建构学习空间的行为、过程和“矛盾–协商”影响因素等展开研究,发现：① 居家学习不仅是学习场所在地理空间上的位移,更蕴含着丰富的社会内涵和时代意义,其空间机制是教育空间与家空间的互嵌,从而赋予了教育行为新的空间过程和意义。② 居家替代性学习空间建构的过程是学习空间与家庭物理–生计空间和社区–家庭生活空间相互嵌套的复杂动态过程。其中,学习空间的大小和质量与家庭和社区的经济社会情况紧密相关;学习行为嵌入家庭日常生活后,学习空间与家庭生活空间的边界被模糊化,为居家学习带来干扰;③ 学生拥有居家建构学习空间的能动性和自主权,并灵活运用空间、时间、身份策略诠释家空间与学习空间的时空关系,也协调“家人”与“学生”的身份表达。研究在理论上探索教育和学习行为与空间的互嵌关系,在实践上反映和反思新冠背景下居家学习引起的教育人地矛盾和协商问题,服务于构建有序高效的居家教学。     

全球重大疫情下的科研合作格局及其演化——以SARS、H1N1、西非Ebola和COVID-19研究为例

国际合作不仅是全球探索前沿科学的主导力量,也是全球应对资源环境、气候变化、健康卫生、公共安全等问题的最佳途径。本文基于Web of Science核心数据库,系统梳理了几次全球重大疫情期间的围绕病毒及相关研究的科研合作情况及其演化态势。研究发现：① 在SARS、H1N1、西非Ebola病毒及相关研究的国际合作上,美国皆扮演重要角色,但中国香港在SARS病毒研究上以及欧洲国家在Ebola病毒研究上也发挥关键作用。② 通过截取四个时间节点上的COVID-19研究文献发表情况发现,中国和美国是两个最为重要的国家,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国际合作更是架构COVID-19研究国际合作网络的骨架。鉴于当前COVID-19全球大流行态势,本文建议中国研究机构应当充分利用此次COVID-19病毒在中国较早被发现的“契机”和当前中国有效控制的局势,继续加强对COVID-19病毒及疫苗的各项研究,强化对病毒动物宿主和传播途径的了解,并积极与国外科研机构,尤其是与疫情严重国家和地区的科研机构进行合作,提升科研实力和国际影响力。在合作策略上可借助中国香港地区的优势,与国外相关研究机构开展三方或多方合作。     

COVID-19疫情影响下的“五一”小长假城际出行特征与影响因素

科学评估重大公共卫生事件扰动对节假日城际出行活动的影响对于科学预防疫情传播、提升城际出行安全性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利用百度迁徙平台提供的城际出行数据,系统探讨了COVID-19疫情影响下的“五一”小长假城际出行规模时序变化、格局变化与出行流格局特征,并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剖析了疫情与节假日叠加背景下的城际出行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受COVID-19疫情影响,2020年“五一”小长假期间的城际出行规模同比下降达46.0%,时段波动主要表现为省内波动,省外城际出行总体较为平稳;COVID-19疫情对城际出行的影响呈现出东北>东中部>西部的特征;COVID-19疫情显著降低了“五一”小长假城际出行范围,相较于正常期70%的城际出行联系集中在400km范围内,疫情影响下的70%的城际出行联系集中在250 km范围以内;GDP、城镇化率、行政等级等城市规模吸引力因素,公路密度与高铁等交通变量是影响“五一”期间城际出行的主要因素,但各变量对城际出行的影响在“五一”不同时段具有时间异质性。公路密度与有无高铁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城镇化率在出行期与返程期对城际出行分别起到了显著负向与正向作用;旅游资源丰富度仅在出行期显著。     

一国两制背景下跨境口岸与中国全球城市区域空间联系——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例

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特色的跨境全球城市区域,但囿于数据获取局限,已有分析多集中于对珠三角9市的空间格局演变分析或仅注重港、澳与内陆城市的单向跨境经济联系,口岸研究多集中于口岸自身的时空分布格局与作用机理,较少涉及口岸对跨境区域全域的空间联系及影响分析。本文尝试从口岸视角理解中国跨境全球城市区域空间联系,以粤港澳大湾区11城市为例,运用联系强度、网络密度及Python编程方法,以港口、陆路与航空跨境口岸为节点,以交通联系为纽带分析大湾区空间联系。结果表明：① 口岸是粤港澳大湾区跨境全球城市区域内部空间联系的重要通道,依托各口岸,湾区已形成以香港为核心,以澳门、深圳、广州为重要节点的宏观联系格局。② 港口口岸联系表现为以香港为首,港、澳互动为主的联系格局,港、澳与湾区其它城市间的港口口岸联系呈现等级性差异。③ 陆路口岸联系表明,湾区形成以港、澳陆路口岸为原点的辐射状联系格局,并以珠江为界呈显著不平衡性特征。④ 航空口岸联系呈现以港、澳为核心,面向粤港澳大湾区的线性放射状航空外联格局。本文揭示了口岸通道对跨境区域全域空间联系与要素流动的影响,为跨境区域联系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全球城市网络联系强度的时空演化研究——基于2014~2018年航空客运数据

基于2014年4月至2018年8月的全球航空客运数据,运用Gephi网络分析探讨全球城市网络联系强度的时空演化过程,并基于定积分的基本概念构建了“联系强度-空间距离”模型,从新的视角解读全球城市网络联系强度对空间距离的突破,研究得出以下结论：①全球城市网络联系强度在2014~2018年总体呈上升态势,西欧城市群、北美城市群、东亚城市群构筑了全球城市网络骨架;② 全球城市网络对空间距离的突破在2016年达到峰值后又呈现阶段性回落,反映出全球城市网络演化与重构的复杂性和波动性。     

市场化背景下中国城市电视市场结构空间格局演变 ——以30个省会城市、直辖市为例

在回顾电视传媒市场化改革的基础上,结合时空分析、标准距离法和决策树C5.0演算法,研究了2005―2015年4个直辖市和26个省会城市电视市场结构的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电视市场空间格局存在3阶段变化特征,市场化发展期为南北差异格局,市场化推进期为东西差异格局,市场化深化期东西差异格局进一步细化;文化差异、电视传媒发展、市场的“马太效应”分别是3个市场化阶段电视市场结构空间格局演变的主要原因,市场化使电视市场结构从文化差异主导的空间格局演变为经济差异主导的空间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