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城市蔓延的测度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从土地不连续利用和低人口密度这两个城市蔓延的核心特征出发,提出了城市土地扩张指标与人口密度指标相结合的蔓延测度方法,利用杭州市1978~2010年的遥感影像,实证测度中国大城市蔓延的时空动态变化。测度结果表明,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密度指标相结合的方法测度效果良好,与实际情况吻合度高。杭州城市蔓延十分典型,主城区蛙跳式开发以及大部分的边缘增长发生在人口低密度区或较低密度区,城市发展不紧凑,蔓延迅速;阶段特性显著,在空间上表现为由单一中心向多核心发展的态势。将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密度指标结合来测度城市蔓延是十分有益的尝试,为中国大城市蔓延的测度研究提供了一种简单、易于推广使用的可选方法。     

中国内陆大城市土地利用与社会权力因素的关系——以西安为例

本文以西安为例,用人文主义的方法论,从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与城市内在社会权力因素的关系角度进行调查、研究．借鉴国外有关理论进行对比,总结出它们之同一系列相互作用关系模式。这些模式揭示,影响我国内陆大城市空间变化的内在社会权力因素,是以政府职能部门为核心,并与其它权力因素结合形成了类似西方国家的城市“执政联盟”(governing coalition)机制。     

居民活动视角的城市雾霾灾害韧性评估 ——以南京市主城区为例

基于居民活动视角解读城市雾霾灾害韧性潜在的人地关系内涵,以南京市主城区进行韧性评估的实证分析,提出针对性韧性提升策略。结果表明：① 主城区雾霾灾害韧性整体处于处于低水平,现状建成环境适应性效果有限。② 居民活动扰动性、建成环境适应性分别呈现冷热“多核”圈层集聚、“带状”集聚的空间特征,两者匹配失衡导致霾灾害韧性的空间分异不显著且大部分地区水平较低。③ 居民活动扰动性主要受雾霾严重性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建成环境适应性受生态减霾性、设施避霾性影响均较大,雾霾灾害韧性则更受居民活动扰动性影响。雾霾灾害韧性的建设应针对性地提升建成环境适应性或降低居民活动扰动性,并注重两者在空间优化措施上的匹配。     

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及其效应分析——以北京为例

为探究超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机理及效应,基于2006~2015年北京各区数据和地区相对专业化指数等方法分析北京生产性服务业空间分工特征,研究发现,北京生产性服务业呈现从中心到外围专业化程度提升、多样化程度下降的趋势,且动态来看,专业化水平都有所提升,空间分工趋势愈加明显;高级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多样化地区,交通运输业分散在专业化地区,房地产服务业是多数地区的专业化产业。空间面板计量模型检验表明,北京各区之间生产性服务业空间溢出效应明显,联动协调发展水平较高;生产性服务业各细分产业的空间分工效应与产业特性高度相关,交通服务业呈现负向空间溢出,金融、科技、信息、房地产等服务业存在正向溢出,而商务服务业溢出效应不显著。     

风险扰动下的城市经济韧性多维测度与分析——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随着城市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风险扰动对城市的经济韧性发展有着较大的冲击影响,深入研究城市经济韧性对于城市经济良性发展和提升经济抵御能力具有重要意义。论文选取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两次典型的经济风险扰动,以长三角城市为研究对象,以产业相对多样化、产业相对专业化、区域经济联系强度和地区经济敏感度的多维综合评价法对长三角城市经济韧性进行了测度,并对其时空格局的演化、特征及成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① 长三角地区内大部分城市的产业相对多样化指数呈不断下滑趋势,相对专业化整体态势稳定上升,有利于区域产业分工和一体化发展,应对风险扰动的经济韧性能力强,而安徽省内部分城市专业化指数过高且存在产业同构化现象;② 城市产业相对专业化指数区域差距不断增加,与其主导产业结构有显著关系;③ 核心城市与各城市间的联系总量占比逐年降低,核心城市上海的集聚能力仍较高,致使城市间差距增加,不利于城市经济韧性的整体协同;④ 城市抵抗力和恢复力与其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经济风险扰动对不同城市的经济增长,存在由沿海城市向内部城市的地域先后性影响。论文有助于弥补已有研究在城市群地区尺度经济韧性研究方面的不足,以期为中国城市经济可持续和区域高质量协同发展提供方法指导。     

密度、距离及分割视角下长三角区域城市韧性逻辑建构与实证分析

风险影响的跨区域性凸显了城市网络在增强城市韧性中的重要性。立足新经济地理学理论中密度-距离-分割三大要素（3D要素）,从区域及城区层级上构建包含生态密度、空间距离及社会分割指标的城市韧性综合指数模型,以长三角41市为例,运用空间计量方法研究韧性指数特征、均衡发展状态及3D要素对韧性水平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1)区域中城市韧性水平总体偏低,在空间上呈现以“苏锡常”为核心向外梯度递减的圈层式+轴线型韧性发展格局;韧性等级与区位条件、规划衔接以及内外均衡发展状态高度相关。(2)随着城市韧性水平的提升,城区层级上的抵御恢复力及区域层级上的适应转型力均衡趋势增强。高水平韧性城市中两者趋向均衡发展,中低水平韧性城市中两者存在失衡;(3)不同层级的3D要素对韧性水平的影响存在差异性,区域层级上的主导要素为距离,而城区层级上则为密度,二者交互后的影响更加显著。     

超大城市“新三化”的时空耦合协调性分析——以中国十大城市为例

新型城市化、新型工业化与服务业现代化("新三化")三者之间有着相互依赖、协调和促进的耦合互动关系,它们的良性共振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在阐述"新三化"耦合协调的涵义基础上,构建了1套指标体系,采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了其"新三化"的发展水平;再运用耦合度和协调性模型,对2004~2010年10个超大城市"新三化"的时空协调规律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论是:①一线城市的"新三化"水平明显高于二线城市,特别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分列前三。②各市耦合均处于颉颃阶段,基本上属于粗放水平,其中6市的耦合协调性均处于中等水平,一线城市的耦合协调性高于二线城市。③就时序性来说,各市的耦合度出现波动变化,而协调性基本处于上升趋势,二线城市协调性上升的速度要快于一线城市。④就空间分异性而论,各市的耦合协调组合状况与其发展水平存在一定的空间对应性,即一线城市优于二线城市。     

韧性视角下城市社会脆弱性评估及优化策略——以珠三角城市群为例

从防灾减灾角度研究珠三角城市群的社会脆弱性,提出降低社会脆弱性的优化策略。首先,从人口、经济、基础设施、社会组织保障等4个方面构建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其次,基于客观赋权的信息熵法,建立城市灾害社会脆弱性定量评价模型,计算珠三角城市群社会脆弱性指数,分析各城市社会脆弱性演变规律和影响因素;最后,基于韧性视角提出降低社会脆弱性的优化建议。结果表明：2010—2020年,各大城市的人口脆弱性增加,经济脆弱性呈先增后减趋势,基础设施脆弱性增加,社会组织保障脆弱性降低,社会脆弱性呈先增后降趋势;广州、珠海和深圳社会脆弱性相对较低,肇庆和江门相对较高;经济脆弱性和社会组织保障脆弱性是影响整个城市群社会脆弱性的主要因素;应从科学制订城市空间规划、开展城市韧性水平科学评估、推进城市韧性系统建设、促进蓝/绿/灰防灾基础设施融合、构建城市群防灾韧性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升韧性城市建设,以整体提高珠三角城市群的防灾减灾能力和城市韧性水平。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内涵及测度——以湖南省为例

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作为一个动态、开放的复杂系统,在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风险,如何有效应对外部冲击与扰动,保持系统稳定性、可持续性,成为高新区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文章引入韧性理念,探讨了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的内涵、特征,运用适应性循环理论分析其演化过程,从抵抗力、吸收力、恢复力和转型力4个维度构建其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TOPSIS方法,以湖南省46家高新区为研究对象,对其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水平、时空格局特征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1）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是系统受到扰动后,维持原有特性、原有功能和进一步成长的能力,具有复杂性、动态演化性、尺度关联性和可调节性等特征。2）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在内外部环境的作用下不断演化,呈现出开发、存储、释放、更新4个阶段,并与所在城市、区域以及内部企业共同作用,构成多尺度嵌套的自适应循环。3) 2012―2020年湖南省高新区创新生态系统韧性水平不断提升,应对扰动的能力持续增强,但整体水平仍然不高,从各维度指标看,转型力增长幅度最为明显,其次是吸收力和抵抗力,恢复力增长幅度最小,成为系统整体韧性提升的短板;空间格局上,呈现明显的空间分异现象,韧性较高...     

中国中西部大城市的职住平衡与通勤效率——以西安为例

城市规划和政策若追求减少小汽车依赖,增加公共交通的吸引力和改善生活品质,职住平衡是当中不可忽视的问题、甚至是策略。既有职住平衡研究很少审视发展中的城市,尤其是中国西部城市。本文提出了影响职住平衡的6 组因素,而职住平衡影响通勤效率。6 组因素对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城市影响也不同。因此有必要辨识出影响发展中城市的具体因素以便改善其职住平衡和通勤效率。改善职住平衡和通勤效率有助于这些城市吸引人才和提高它们在交通机动性、生活品质和可持续方面的竞争力。利用2011 年西安市居民交通调查的59967个样本,研究了该市的通勤效率、职住平衡和过剩通勤,并和其它国内外城市可比指标进行比较。本文发现西安平均通勤距离较短,通勤效率较高。从交通分析小区的水平,西安职工的平均通勤距离和工作岗位/居民数量和工作岗位总数成反比。当地单位大院的职住平衡和通勤效率较好,但正在降低。     

中国西部大城市开发区企业投资决策的驱动因素——以成都、西安高新区为例

基于成都、西安高新区企业调研数据,在构建企业投资决策驱动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因子分析法考察企业投资决策的驱动因素,并运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相关性检验进一步探究企业异质性与投资决策驱动因素的关系。结果表明:(1)信息通信水平、获取高素质人才、人际关系网络等构成企业投资决策的关键驱动指标,而跨国公司集聚、获取自然资源、决策者偏好等指标的解释力度最小。(2)企业投资决策由6个维度因子构成,其重要程度由高至低依次为政策、产业集群与人力资源、城市环境、城市区位、企业集聚以及关系因子。(3)入园越早、规模越大、总部型及出口型企业均更加依赖政策驱动;私企与外企、一般服务业企业与高级服务业企业、部分迁移企业与非迁移企业、办公区企业与科技园企业、办公区企业与厂区企业分别形成了基本对立的投资驱动偏好。     

大城市地域空间结构划分研究——以广州市为例

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三步法"进行广州市城市地域空间结构的划分:第一步采用区位商法,以区(市)级行政区为基本单位,选择能够反映城市地域特征的6个指标,进行地域结构的大致划分;第二步以镇(街)主要经济社会指标为依据,进行边缘区进一步细分;第三步参照城市意象分析方法,根据主要景观轴的景观梯度变化验证城市地域结构划分效果.划分结果比较符合广州市的地域空间格局,有助于广州市城市地域空间管理,也为国内其它城市地域结构划分提供新的思维与方法.     

基于道路交叉点邻域扩张曲线的城市边界识别——以成都、西安、武汉、南京和长沙为例

城市边界识别是定性和定量研究城市的基础和前提,已有的关于城市边界提取的研究大都需要提前设定阈值或依赖人口统计数据。基于分形几何学,利用矢量建筑物分布数据识别城市边界,虽可克服这一缺陷,但国内城市边界的研究往往受阻于矢量建筑物分布数据获取困难。本文提出了一种基于道路交叉点的邻域扩张曲线作为识别城市边界的新方法。结果表明：该方法以电子地图为数据源,基于道路交叉点矢量数据进行研究时,城市集群数据随搜索半径增大而改变,城市扩张曲线中的最佳距离阈值是提取城市边界的关键;提取成都、西安、武汉、南京和长沙城市边界的最佳距离阈值分别为133、114、139、124和129 m,各城市的集群面积分别为769、350、270、317和359 km²。利用道路交叉点提取城市边界,方法简便可行,数据较易获得,本文结论有望为城市形态发展演变和城市规划等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论大城市的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鞍山市为例

通过大城市鞍山市的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工作的具体实践,论述城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客观性、必要性,及其规划的任务、原则、内容、程序及体系等。     

中国大城市拆迁安置居民补偿方式与受益率测度 ——以南京为例

拆迁安置补偿是城市内城改造与扩张过程中涉及拆迁居民利益的核心问题,拆迁安置家庭多个特征因影响补偿方式和受益率。针对补偿方式不同与受益率不同,分别采用二项逻辑回归与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南京市4个安置区的349户拆迁安置居民家庭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① 对于实物补偿和货币补偿,城中村拆迁安置居民家庭和夫妻双方职业均为“无业”的家庭更容易获得实物补偿。② 单从经济角度来讲,城中村拆迁安置家庭成为拆迁安置家庭中的最大受益者,7人及以上的大家庭、高学历家庭也是货币补偿中的受益者。但其受益并非是由市场化的结果造成,而是市场作用与计划经济旧有制度的共同使然。因此,建立公平合理的补偿机制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技术机会、行业异质性与大城市创新集聚——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引入技术机会理论,解释大城市内部不同行业创新活动的空间分布差异,以北京市为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 不同技术层次产业的创新活动在城市内部表现出不同的区位选择。除汽车制造业外的大多数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高度集聚在中心城区;中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开始由中心城区向近郊区扩散,低技术产业的创新活动主要分布在远郊区。② 行业间创新活动空间分布的差异主要由技术机会来源差异造成。大部分高技术产业的技术源于基础研究、产业间知识溢出、高技术劳动力,往往靠近大学或中心城区;对中技术产业来说,基础研究的影响并不像对高技术产业那样显著;对低技术产业来说,技术机会主要源于本产业的技术反馈,创新部门更倾向于分布在郊区的制造业集群中。     

农户视角下乡村感知韧性的作用机制及提升路径——以山东省曲阜市为例

从感知韧性视角提升乡村可持续发展能力对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至关重要。本文基于乡村感知韧性概念内涵,从“压力—状态—感知—行为—响应”层面论述乡村感知韧性的运作逻辑,并基于山东省曲阜市3镇12村的农户调查问卷数据,从“状态—感知”“行为—响应”视角构建指标体系,在评估乡村感知韧性的同时,运用结构方程模型论证乡村感知韧性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乡村感知韧性是指乡村系统依靠其资源要素水平,促使农户主动利用乡村资源预测、吸收、适应乡村变化,推动乡村要素结构重组和生产生活方式变革的能力;(2)社会网络多元化响应和生产建设状态已经成为乡村感知韧性的主要组成部分,而生计多样化和物质资本富裕化的响应路径未完全形成;(3)乡村系统响应压力的方式能否促进传统乡村向现代化转型取决于农户对乡村状态的感知和行为决策,农户对乡村状态的感知越好,其越偏向主动利用资源促进乡村要素结构重组,从根本上实现乡村转型发展;(4)应从空间治理优化、促进“状态—感知”到“行为—响应”的转化、精准调控乡村“压力”等方面出发,提高乡村感知韧性。     

区域经济韧性视角下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过程——以辽宁省为例

区域经济韧性为分析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过程和规律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分析框架。论文构建区域经济韧性视角下经济转型分析框架,对2003—2018年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过程进行实证分析,探讨辽宁经济转型演变过程与阶段特征。结果发现：① 辽宁经济转型效果呈现出波动上升态势,压力抵抗水平最高但呈现下滑趋势,突破潜力水平最低。② 辽宁经济转型过程表现出周期性规律特征,2013年后处于重组?开发期,下一阶段将步入维持?释放期。③ 辽宁老工业基地压力抵抗水平东西空间分异现象明显,动力适应水平中部地区集聚特征显著,东部地区潜力突破水平低。④ 辽宁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效果呈现出中部高两翼低的空间格局,经济转型效果相似地区集聚显著。根据研究结果,针对老工业基地经济转型的规律特征,提出了未来转型发展对策建议。     

消费端视角的中国大城市新建绅士化现象——以北京宣武门ZS小区为例

绅士化是一个基于社会阶层向上变化与演替的社会空间重构过程,以城市拆除建新为主要形式的新建绅士化是中国各大城市最主要的绅士化模式。当前对新建绅士化的研究大多从政府主导的生产端进行解析,而基于居民行为动机的消费端解析则相对较少。因此,论文以北京市宣武门新建绅士化为例,从消费端出发,分析居民的住房选择和社会空间效应,以期更好地理解中国绅士化及城市更新的多元动力和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新建绅士化在中西方存在较大差异,这主要源于中国城市的发展背景、特殊的土地制度以及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在绅士化群体特征方面,中国新建绅士化在社会经济特征上虽然与西方基本趋同,但在年龄和家庭结构上呈现多样化和复杂化;在住房选择上,中国绅士化群体的住房选择比较务实,都集中在追求生活便利、子女教育、改善居住环境等,这与西方追求文化要素的结果有很大不同。在社会空间效应方面,低收入阶层的原住居民在绅士化过程中被置换与动迁,虽然住房条件得到一定改善,但动迁使原住居民在日常生活和情感等方面都遭受了负面影响。文章最后呼吁,深入探讨和研究中国绅士化“本土”理论框架的建立是今后应该重点关注的主要课题。     

大城市地区生态保留地划分原则与方法——以南京市为例

1990年代后期,我国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城市出现类似欧美城市的低密度蔓延趋势,造成农业用地和生态绿地急剧减少,破坏城市周边的生态环境。文章通过对生态保留地含义及目前存在问题的分析,探讨生态保留地划分的原则和方法,并结合南京生态市规划实践提出生态保留地划分的一般流程及关键步骤,为我国同类大城市地域的非建设用地规划提供理论与实践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