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度理论视角下的“一带一路”战略解读

目前,“一带一路”已成为中国的核心发展战略之一。借鉴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理论,分析“一带一路”战略的内涵、影响和风险。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战略重构了现有的国家角色和地域形式,催生了以跨国基础设施为基础、以资本和经贸合作为支撑的新尺度。该尺度一方面被国际和国内的资本和权力关系不断重构,另一方面也在重构着现有的权力关系和资本积累过程。还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探讨了“一带一路”战略中的风险因素。在国际层面,中国既面临着基于多边国际关系和地方抵抗的尺度上推力量,也面临着基于旧有边界和尺度化表达的尺度下推因素。在国内,“一带一路”战略既面临着地方政府基于政策争夺和地方保护主义产生的重复建设问题,也存在疆独势力等通过国际联系复杂化地方趋势的风险。为了更好地推行“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必须积极应对这些尺度政治的挑战,深入研究尺度政治的机制和破解之道,努力化解海外投资、国际合作和地方治理中的风险。     

地域重构视角下区域空间生产与治理——以深汕特别合作区为例

从资本、权力与社会的地域重构视角系统探索了中国区域空间生产与治理的相互关系及作用机制。分析珠三角典型的“飞地经济”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地域重构过程,研究发现,首先,区域空间生产一方面依赖于政府的政策动员,另一方面企业主体的空间偏好决定了区域空间生产的结果。其次,区域治理对区域空间生产的多尺度修复是动态调整的,以资本的空间需求为导向。最后,区域空间生产与区域治理协同演进并相互促进。结果表明,中国城市区域的形成是“规划中心,市场为器”的国家治理体制在区域尺度的具体表现。现代政府治理能力的建构与对地方本位主义的路径依赖需要更深层次的激励机制与制度设计。     

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政治

行政区划调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但目前相关理论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借助“尺度政治”理论,尝试对行政区划调整的诸多类型进行理论化梳理。具体而言,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涉及行政等级变更、领域幅员调整、区划类型更替3种类型;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行政区划调整可以理解为行政区划的尺度生产和权力的尺度修复两大过程,其中涉及各种形式的尺度上推、尺度下推和尺度更替。基于这些尺度特征,本文探讨了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的综合性、动态性和辩证性。本研究对于深化行政区划及尺度政治的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南海渔港城镇发展的尺度重组与机制研究——以海南潭门镇为例

基于尺度建构动态性和能动性,探讨潭门渔港城镇发展历程中高低阶尺度间的权力互动,并通过建构“依赖”和“粘性”的概念,解析琼海市、潭门镇等地方低阶主体能动策略的尺度效应及其与尺度重组机制的关系。研究发现：潭门镇由“前重组阶段”向“过渡阶段”和“后重组阶段”过程转变是其与高阶尺度逐渐建立联结和调适的过程;潭门尺度重组过程是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高、低阶尺度主体结构性互动的结果,其中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潭门镇尺度重组过程中,地方主体通过国族认同、空间营造和合作联盟,创造并释放出尺度间的“依赖粘性”,不断推动着尺度重组的良性循环。作为介于陆地与海洋之间的空间单元,潭门镇转型发展研究丰富了渔港城镇发展和尺度重组之间的研究内容和分析框架,对海南省滨海城镇化及发展模式自主探索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区域治理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研究

以新国家空间理论视角阐释中国区域治理中公私合作伙伴关系的产生逻辑和运行机制。本文认为建构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旨在空间修复发展资源分配不均、经济发展失衡和政府管制失灵。首先,中央政府根据行政等级、职能和区划来调整多层级政府权力关系,并依据企业产权属性推进政府和市场权力再分配以修复治理困境。其次,中央政府以行政激励促进公私合作,达成区域整体利益最优并构建资源分配秩序。同时,地方政府联盟以辖区利益最大化为导向,推动中央政府和社会资本融入地方治理。最后,多层级政府以行政命令界定公私部门责任边界,或构建公共服务体系来解决市场失灵。中国区域治理不仅是国家权力跨尺度重构以实现国家管制,也是以跨越公私边界的权力、责任与利益的相互作用构建新的区域治理体制。     

尺度政治视角下的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博弈

流域生态补偿是中国跨区域生态治理和自然区域保护的一项重要经济、社会、环境政策,涉及区域利益主体权益差异与协调、区域生态协同发展和合作模式构建等方面,是一个典型的地理学研究命题。本文将制度粘性引入到尺度政治理论中,剖析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政府主体的博弈行为,探究不同政府主体的博弈特征和博弈机制。结果表明:中央政府、省级政府、市级政府等不同层级政府主体经历了竞争博弈、合作博弈和竞合博弈3个阶段,构建政府利益共同体能够推进流域生态补偿建设,中央政府的“适度介入”是开展跨省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流域生态补偿制度从“垂直”模式向“垂直—水平”模式的变迁过程中存在明显的制度粘性,政府主体利用政策革新和社会参与等制度约束稀释制度粘性,重塑流域生态补偿制度;尺度转换是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的核心机制,政府主体通过重新分配权力和资本、嵌入非正式约束塑造流域生态补偿话语体系,推动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由“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结构模式的转变。研究结果能够为构建跨区域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理论支撑,为合理评价和指导流域生态补偿实践、促进流域经济社会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尺度政治理论框架

目前国内外对尺度及尺度政治的讨论十分热烈。本文在整合已有研究的基础上,基于主体与结构视角提出了一个三阶段的尺度政治理论框架,指出政治过程和权力结构的尺度化是尺度政治的前提,尺度重构是尺度政治的核心机制,权力关系重构是尺度政治的目的和结果。具体而言,尺度化涉及物质空间、组织空间和表达空间的大小、层级、范围等结构关系;尺度重构包含由尺度上推、下推、重组,以及上述不同尺度形式构成的3×3矩阵;不同政治主体会采用特定尺度重构策略改变权力关系,并造成一系列尺度关系和合法性的悖论。基于以上认识,本文进一步讨论了中西方关于尺度和尺度政治的认知差异和未来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尺度政治视角下南海冲突分析.

长期以来南海问题是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重要问题,南海冲突涉及冲突方多、尺度变化大,这种特点适合尺度政治分析。基于尺度政治理论和尺度重构分析方法,对二战后南海冲突进行分析,探讨在不同阶段的南海冲突中,不同国家利用尺度政治和尺度重构,谋求南海争端中的优势,维护自身利益的途径。研究表明:①在不同时期的南海冲突中,各方都有意或无意地运用了尺度政治的方法手段,核心目的是通过对尺度的控制,实现权力和利益的最大化。②在地区冲突中,各主体往往根据自身在权力关系中的强弱地位采取相反的尺度重构手段,弱势主体多采用尺度上推手段,强势主体倾向于尺度下推或尺度锁定。③但在地区的地缘合作中,情况相反,弱势主体多采用尺度下移手段,吸引有利的资源要素,强势主体则积极推动尺度上推和重构,促进更大范围、更广领域的合作。因此,在南海周边国家与中国发生冲突时,采用引入域外大国等手段推动尺度上推;而在与中国开展"一带一路"建设等地缘合作时,则突出各自地缘优势,推动尺度下移,争取获得更多的资金、项目等支持,发展本国经济。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国际移民管治与个体响应策略

自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肆虐以来,全球国际移民流动按下暂停键。我国也面临着同样的情况,部分城市内部聚集着因疫情难以回国的国际移民,这对于地方政府的移民管治提出了巨大挑战。通过结合运用地理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视角,在福柯的权力与异端辩证关系框架的基础上,加入了“管治-响应”的逻辑思路进行重组,并采用该分析框架,以广西阳朔为例,讨论后疫情时代国际移民管治与个体生存策略。通过结合参与式观察法与网络民族志法,结果发现：首先,为避免疫情防控中政治尺度跃迁引发的国际舆论事件,地方政府在国际移民群体中寻找权力代理人,并与之形成权力联盟,对移民个体进行管治,包括“规训/照料”“医治/隔离”“监控/放任。这种转换将原本权力关系中的地方政府与移民个体之间的矛盾转化为权力代理人与移民个体之间的矛盾,有效地规避了尺度跃迁问题。其次,移民个体结合自身的社会资本,采用特有的响应策略,包括“权力代理人”“顺从/搭便车”“治疗/自我管治”“不合作/破坏”。这些发现有利于加深对国际移民社会融合的理解,为地方政府的移民管治提供新思路。     

全球地方化视角下旅游地尺度重组——以浙江乌镇为例

权力、资本与空间的作用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地理学的重要议题,近年来旅游地通过丰富的空间实践接驳全球化进程,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鲜活的案例。以浙江乌镇为研究案例,通过全球地方化的研究视角,结合Harvey的资本循环理论和Smith的尺度重组理论提出分析框架,将尺度重组理解为一种由权力、资本作用于多尺度空间而形成的复杂过程。基于质性研究方法,对乌镇从“前旅游阶段”向“旅游阶段”和“后旅游阶段”转变过程中的尺度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乌镇尺度重组过程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变革的微观映射;乌镇尺度重组是全球、国家、区域、地方等不同等级空间尺度“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双向综合作用的结果;乌镇尺度重组具有作为权力、资本与空间互动作用下的方式和结果的双重属性,权力、资本与空间之间的交互逻辑是其核心机制;乌镇的空间实践在微观层面上拓展了权力、资本与空间相关探讨的研究范围。作为介于城市与农村之间的空间单元,乌镇的全球地方化实践走出了一条“兼容二元”的现实路径,这对改善中国当前城乡发展不平衡现状具有借鉴意义。     

城乡互动视角下都市边缘区乡村空间转型的资本介入机制——以广州港头村为例

伴随中国城乡关系的急速转型,资本成为重组城乡要素的重要因素,推动都市边缘区的乡村空间转型和重构,厘清其介入机制对补充完善乡村空间重构的动力释义具有重要意义。论文构建了城乡互动视角下资本循环和乡村空间转型间交互作用的分析框架,以都市边缘区典型村广州港头村为例,深度解析珠三角都市边缘区典型乡村空间转型的阶段特征及其资本介入机制。结果表明：(1) 20世纪80年代以来,港头村的空间转型重构经历了代际交替的村民资本城乡市场循环下的初步空心化、工商资本介入与剩余价值有限城乡市场流通下的城镇化与深度空心化和国有资本带动的“不征地”乡村闲置空间改造下的初步实心化三个阶段。(2)资本通过投资统筹乡村权益关系网络直接改造空间、投资基建改善发展环境等手段促进乡村空间转型,并全面渗透第一到第三产业;乡村可通过提升可达性、加快自然历史文化资源整合修缮等诱发资本持续注入。(3)资本介入通过活化闲置空间、激发乡村土地等剩余价值实现“城—乡”资本转移进而推动城乡互动;现有资本介入带有极强的政策福利属性,并不完全能表征剩余价值“乡—城”流动特征已经转变,村民主体地位弱化、城乡互动主体融入度低、资本“脱实向虚”等风险依...     

国家级新区的治理尺度建构及其经济效应评价

国家级新区作为中国战略空间的核心内容,其设立与发展过程中的治理尺度建构至关重要。论文从尺度重构视角建立了分析框架,以此来考察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的实践,并采用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不同治理类型的经济效应。研究认为,国家级新区治理尺度建构是各级行政主体通过刚性或柔性的手段在新区的定位、区划和权力配置等方面进行变革的作用过程。在具体实践中,不同国家级新区所建构的治理尺度在地域空间组织、行政主体构成和权力分配等方面具有显著差异,形成了多样化的治理类型。其中,“市辖区+合署办公”和“市辖区+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具有较高的经济效应,有助于解决权力边界模糊和治理主体多元等问题,而“市辖县+管委会”和“跨地市+管委会”等治理类型则表现出较低的经济效应。对于跨地级市或包含市辖县的国家级新区,需要适时推进“撤县设区”来简化治理主体或通过上级政府的“强势权力介入”来统一地域发展逻辑。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空间生产逻辑

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是党中央在新时代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一项战略举措。论文基于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主要内容及其空间生产的特征,构建“资本—权力—战略”三维逻辑框架,以解析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空间生产逻辑：从资本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具有资本空间化与空间资本化特征,在流动空间的作用下,其资本三级循环过程有利于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和开放型经济新高地;从权力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构建了制度空间,能形成对政府权力的规训,推动海南建设全面深化改革开放试验区、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从战略逻辑看,海南自由贸易港是新时代背景下“新国家空间”的一种形态,表征了国家重大战略服务保障基地、南海海洋命运共同体、全球治理中国方案等战略意义。论文运用空间生产框架从理论层面分析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地理学逻辑,能增进人们对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理解,对进一步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具有参考价值。     

中国农民工“同乡村”研究:空间生产与社会融合——以深圳“四川村”为例

基于社会空间辩证法视角,运用质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综合分析方法,以深圳“四川村”为例,对中国“同乡村” 的空间生产和社会融合进行研究。研究表明：政府、当地村民、社区组织（流动党支部）和外来农民工共同作用于“四川村”的空间生产,政府和本地村民利用手中的行政权力和资本权力成为“四川村”物质空间生产的主体,追求聚居区的经济效益和和谐优美的社区环境;社区组织依靠跨地域投资、就业机会的供给及纽带作用,成为聚居区和谐环境建设和乡土社会重构的重要辅助力量;外来农民工展现出“扩散-竞争模式”为主的空间聚集,是物质空间实践的驱动力,寻求着自身文化符号的乡土社区,以实现文化认同和传统社会网络的异地构建。“四川村”为农民工提供了就业机会、职业培训和向上社会流动的路径,“四川村”农民工社会融合度相对较高,尤其体现在社区融合、社交融合和心理融合。     

中国的“领域-地盘”双层权力空间秩序——以广州市番禺区坑头村为案例

以中西方权地关系的比较为基础,探讨了中国社会由“领域-地盘”构成的双层权地秩序,其中“领域”体现了西方契约社会下的权力空间规则,“地盘”展现了中国人情社会中的权地关系特色。在中国,“人情社会”和“关系”是影响不同尺度权力运转的重要因素,进而呈现领域体系和地盘体系相组合的结构性特点。不同主体通过差异化的空间策略完成正规的领域化和非正规的地盘化,由此实现空间中权力网络的持续演替。本文具体以广州市番禺区坑头村为例,探讨了在村庄这一微观尺度形成的权力空间类型及“领域-地盘”的四阶段互动机制。基于政治地理学的领域理论,本文提出了不同于现有分析框架的中国式权地秩序新思路,有望推动既有的领域研究和领域理论的本土化。     

地方餐厅的无地方性机理研究——以广东河源客家菜餐厅为例

基于地方和无地方分析框架,通过深度访谈和参与式观察等方法收集地方餐厅感知和消费体验数据,运用文本分析法,从微观尺度和过程性视角探析河源地方餐厅演变为无地方性景观的过程及动因。研究发现：1）权力、资本、消费行为和经营主体协同推动了餐厅的去地方性。2）城市更新过程中,地方餐厅逐渐脱嵌于原有社区,餐厅区位的地方内涵和意义不断消解,但商业价值凸显。3）餐厅的趋同性、连锁化以及食物的跨地域融合体现了资本为迎合现代饮食消费需求而进行的生产实践。4）随着现代性和商业化转向,地方餐厅承载的社会关系表面化,其作为居民日常社交和情感体验场所的意义逐渐弱化。5）居民对地方餐厅原有的亲切感消逝,与新的消费空间难以建立稳定的情感联结。     

中国可持续减贫的发展地理学研究

中国2020年减贫转向后相对贫困将贯穿于现代化全过程,减贫的可持续性面临着巨大挑战。论文在梳理中国贫困地理研究的基础上,从发展地理学视角阐述了可持续减贫的内涵、尺度分析模式、对象划分、评价监测,以及路径设计和发展干预。主要结论为：① 可持续减贫是在建立家庭和地方发展潜力与动力基础上的持续减少贫困,并缩小发展差距的思想和实践范式;② 可持续减贫结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尺度分析模式,研究减贫的尺度转换过程,反映减贫要素和决策实施在空间的尺度解构和重构;③ 可持续减贫对象分为绝对贫困家庭、相对贫困家庭、相对贫困村、相对贫困乡(镇)和相对贫困县,并提出了绝对贫困线和相对贫困线标准;④ 运用“五维地理资本指数”和欧氏空间距离,分析县域可持续减贫成效与区域收敛性;⑤ 可持续减贫通过地方化、区域化和全球化空间整合,推动区域贫困治理由传统模式向高质量发展转型;⑥ 可持续减贫突出以地方为主的“内源—外源”融合的发展干预。     

地方节庆变迁的权力机制研究——以广东巽寮妈祖文化旅游节为例

以地方节庆作为一个可观测的指标,采用质性研究方法,在讨论妈祖文化旅游节表层景观变迁基础上,以权力中继机构——巽寮妈祖理事会的成立原因、过程及运作为主线,展演仪式组织阶段资本与地方间互动与协商,展现地方节庆变迁背后的权力机制。研究发现,资本与地方的博弈协商结果不局限于节庆重构本身,还催生新的权力主体。这个权力主体对资本既依附又抗争,对地方社区既强势又民主,特殊的成立动机、半官方的机构属性、复杂的内部关系使其成为节庆变迁中的中坚力量。这种基于资本与地方权力关系而产生,并同资本和地方一起推动节庆变迁的新型权力机构,补充了全球化背景下地方节庆变迁的微观层面权力机制研究。     

飞地经济的空间生产与治理结构——基于国家空间重构视角

飞地经济伴随着2000年以来的区域化过程而兴起。当前研究多关注微观机制和模式,而对宏观结构性因素缺乏更为细致的探讨。论文基于国家空间重构理论,分析了飞地经济如何在国家空间重构中被生产出来,同时在复杂的尺度和领域间关系中形成何种治理结构。研究表明,在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和再领域化的驱动下,飞地经济产生于地方制度试验,并因与国家空间选择性的演变趋势相一致而被纳入国家空间策略,以培育区域竞争力和协调区域间关系。其治理结构因涉及复杂的领域间、尺度间和政府-市场关系而存在一定内在矛盾。因此,飞地经济应被视为国家空间重构中的一种特殊试验手段,主要发挥“引导”作用,并同其他空间或非空间政策相衔接。     

乡村重构与转型：西方经验及启示

20世纪80年代以来,乡村重构与转型成为西方国家乡村地理学研究的重要前沿课题。在揭示西方国家乡村重构过程、梳理转型特征、探析驱动因素的基础上,聚焦于乡村发展的系统总结及其提供的经验借鉴与启示。西方国家乡村重构经历了从“资本、土地、产权”主导的经济维度重构到“话语、他者、建构”主导的社会维度重构、再到“主体、文化、网络”主导的综合维度重构阶段;乡村转型特征可凝聚为生产性乡村-消费性乡村-多功能乡村-全球化乡村的逻辑主线;后工业化、逆城市化、全球化是推动西方国家乡村重构与转型的主要因素。中国乡村发展具有迥异于西方国家的背景和特征,但相关经验及认识仍然能够为理解中国乡村实践发展、推动相关理论建设提供启示,并从“要素/重构/过程”-“功能/转型/结果”视角对当代中国乡村重构与转型进行了系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