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出地空间资本与流动人口的住房选择分化

流动人口的住房直接关系到流动人口的市民化水平与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论文探究了流动人口的流出地空间资本对其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及其群体差异性。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住房选择以租住房为主,产权房和免费房为辅,流出地的空间资本是造成流动人口流入地住房选择分化的重要因素。流出地城市规模与住房选择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相关关系;流出地聚落等级和流出地人文发展水平对流入地住房产权获得有促进作用,但当流出地为乡镇和县城时,流动人口倾向于通过市场途径获取住房。采用删除各流入地地级市中数量较少样本的方法做了稳健性检验,表明上述结论是稳健可信的。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流出地空间资本对流动人口在流入地住房选择的影响在不同代际、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间存在较为显著的差异。论文着眼于流动人口流出地空间资本的影响效应,拓展了流动人口住房选择分化研究的视角,研究结果对进一步优化面向流动人口的住房政策和推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具有重要政策含义。     

中国流动人口城市认同度与感知接受度空间格局及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模型对中国城镇流动人口城市认同度与感知接受度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度和感知接受度空间格局相似,均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但总体上流动人口的感知接受度低于其城市认同度。(2)城市认同度和感知接受度空间异质性影响因素差异明显,城市认同度的影响因素较少,高学历人才占比、在婚比重、跨省流动比例具有全局显著影响,感知接受度的影响因素更多,除主要流动因素(跨省流动比例、来源城市群比例)的影响具有全局性外,其他变量均呈现出明显的局部异质性。(3)城市认同度受“个体成长—来源城市—劳力水平”三重影响,而感知接受度受“个体内部特征—流动状态—外部经济产业”三重影响。中国流动人口的城市认同度与感知接受度的影响因素存在明显的空间异质性,需要因地制宜地制定流动人口管理与服务政策。     

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以安徽省为例

流动人口市民化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客观要求,系统探索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既是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的前提,又能为城市管理提供决策依据,已成为当前地理学、社会学研究的重点。本研究基于2015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以安徽省为案例地,在探讨安徽省人口流动的总体特征上,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解析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及影响因素,探究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代际差异。结果表明：（1）安徽省流动人口以跨省流动为主,人口流动家庭化趋势明显,流向省外人口主要向长三角城市集聚,但流动人口规模已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经济发展水平和空间距离是影响人口流动的主要原因。（2）安徽省流动人口的定居意愿较高,有随着流入地经济水平的提高而增加的趋势;从新生代与初代流动人口来看,初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较好的城市定居,而新生代流动人口更倾向于选择经济发展中等和较弱的城市定居,但整体差异不大。（3）从流动人口城市定居意愿的影响因素来看,同住人数、流动原因、流动时长、流入地经济发展水平、户口所在地的影响最大;从代际之间来看,性别、就业收入、净收入、就业身份等因素显著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而家属随迁、流动地经济水平、年龄对初代流动人口的影响较为显著。     

中国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特征及形成机制

进入创新驱动发展的新时代,未取得流入地户籍的高学历流动人口成为各地竞相引进的重要资源。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结合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等方法精细刻画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并借助嵌套Logit模型揭示其空间选择机制。结果发现：(1)中国高学历流动人口不断集聚,形成以京、沪为核心的流动网络;各城市流出的人口中高学历人才占比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东高西低、北高南低、中部塌陷”特征,但各城市吸引的流动人口受教育水平在南北方向上的空间分异较小;高学历流动人口流动的空间依赖性显著,呈现出城市群的雏形。(2)在机制方面,个体因素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影响更大;其普遍表现出近距离、跨级别向上流动的倾向;学历越高、户籍所在地行政等级越高、50岁以下年龄越大的人才越倾向于流入一线城市。(3)城市特征变量中,经济因素变量如工资水平、第三产业占比等和地方品质变量如公共服务、高等教育、空气质量等均对高学历流动人口的空间选择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本研究为不同城市制定人才引进政策、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证依据和科学参考。     

区域协调发展背景下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及其政策含义

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改变既是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施的结果,也是推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本文以流动人口的回流空间意愿作为切入点,采用全国性大规模抽样问卷调查数据,对流动人口回流的空间意愿、群体差异和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并探讨其对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的政策含义。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薄弱;对具有回流意愿的流动人口来说,回流空间的路径选择以返回原居地为主、乡镇中心和县城为辅。模型结果显示,流动人口回流空间选择不仅是其人力资本和流动经历正向选择的结果,也显著地受到流出地住房和流入地的就业收入和养老保险等因素的影响,而流出地的家庭需求和空间成本则无显著影响。在此背景下,政策制定者不能高估人口回流对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和人口均衡发展的调整作用,也不能高估回流劳动力对流出地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而应加强流出地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吸引人口主动回流,以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和新型城镇化战略的落实。     

中国流动人口多阶段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变动特征——基于初次流动和当前流动的对比

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运用描述统计和社区发现等方法,研究流动人口在初次流动和当前流动的空间格局及其变动特征。结果发现：1）从区域差异看,流动人口初次流动和当前流动的流出地格局保持相对稳定,流入地格局的变化主要体现在：在当前流动阶段,流入中部地区的比例下降而西部地区比例上升;流入特大城市的比例明显下降而I型大城市、中等城市和I型小城市的比例上升;流向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的比例上升而流向副省级和省会城市的比例下降。2）从行政地级市间净迁移格局看,流动人口初次和当前流动的净迁移格局稳定性强,净迁入地区以“块状”分布于东部沿海省份的发达地市和“点状”分布于中西部省会及部分资源型和口岸型地市,净迁出地区连片分布在中西部地区的大多数地市与沿海省份的内陆地市。3）流动人口初次和当前流动以就近迁移与远程迁移交织的流迁模式为主,且由此刻画的行政地级市间迁移网络格局呈现以“胡焕庸线”为界的“东密西疏”现象;但也出现在当前流动阶段迁往京津冀的迁移流规模降低,长三角取代珠三角成为流入地首选区域的特征。4）流动人口生计策略的稳定性与人口迁移流动的空间惯性,是流动人口初次和当前流动空间格局表现出相似性的主要原因,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在不同地市间的梯度转移是促使流动人口在流入地选择上发生变化的重要力量。     

流动人口流出地住房投资特征及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的调查

基于福建省2015年调查问卷数据,采用描述统计和二项 logistic回归,探讨流动人口在其流动过程中在流出地住房投资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流动人口流出地住房投资较为普遍,以农村建房为主,城镇购房为辅;流动人口流出地住房投资行为具有明显的时期效应和生命历程特征;个体生命历程是影响流动人口流出地住房投资的直接力量,流出地社区环境是外部驱动力,家庭跨地区生计特征则具有“促进”与“阻碍”双重作用。     

资本禀赋、城市环境对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研究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发生机制是亟待深入研究的问题。论文通过关注个体资本禀赋和城市环境2个层面因素,对比跨省、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3类不同范围的流动群体,剖析了中国城市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总体机会型创业率较低,但跨省流动人口的创业率高于省内跨市和市内跨县流动人口;② 不同资本禀赋对3类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产生了差异化影响。社会资本与经济资本之间存在互补关系,随着流动范围的扩大,社会资本对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不断增强,经济资本的影响则逐渐减弱;③ 城市环境解释了10%~20%的流动人口机会型创业决策变异,流动范围越大,流动人口对外在环境的变化越敏感,尤其劳动力市场分割状况显著影响了跨省流动人口的创业决策。此外,个体资本禀赋与城市环境的相互作用对机会型创业的影响同时存在着负向和正向2种效应。针对不同流动范围人口机会型创业的影响机制及其差异性的探讨,可为完善城市创业支持体系提供科学依据。     

多维距离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及群体异质性

人口回流正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重要趋势,并将深刻影响中西部及沿海地区的发展前景。本文从地理学的“距离”视角切入,在传统人口迁移理论的基础上,将两个非经济因素的距离维度,即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引入人口回流研究,构建了多维距离影响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理论框架,并运用全国层面的流动人口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与理论预测一致,流入地与户籍地间的多维距离对流动人口的回流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经济距离抑制了流动人口的回流,而地理距离、制度距离和文化距离均对人口回流产生促进作用。在考虑了解释变量可能存在的测量误差后,这一发现依然稳健。此外,多维距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因流动人口个体及所在城市特征的差异而不同。个体异质性方面,随着流动人口年龄的增长和文化水平的提高,经济距离对回流意愿的影响不断增强,而地理距离的影响则逐渐减弱。城市异质性方面,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制度距离对回流意愿的促进作用不断减弱;城市经济水平的提高则弱化了地理距离对回流意愿的正向效应。     

多维邻近性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基于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实证

随着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和县域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回流已成为现阶段中国人口迁移与流动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回流劳动力是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力量,对于区域协调发展意义重大。距离是人口流动空间选择的核心解释变量,在多维邻近性视角下探究多种距离对流动人口回流的影响,有利于深化对人口回流机制的理解。论文借鉴多维邻近性分析框架,基于2016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地理、制度和社会邻近性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的影响。研究表明：① 回流群体主要是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大龄已婚流动人口,其在劳动力市场不占优势,但家庭对其情感需求与依赖较大,回流意愿明显。② 不同维度邻近性均对流动人口回流意愿有较强解释力,地理、制度和社会邻近性对回流意愿均有显著负向影响,长距离跨省或跨方言区迁移的劳动力回流意愿更为强烈。③ 不同邻近性对回流意愿的影响存在群体异质性。高学历群体回流意愿受其所在流入地参保情况的抑制,同时受到方言和地理距离的不同影响;新生代流动人口则较易受非正式制度邻近性影响而选择回流;长期外出劳动力的回流意愿会因其已熟悉流入地方言并在流入地积极参保而降低。     

中国人口省际流动重力模型的参数标定与误差估算

空间交互模型被广泛应用于地理要素关系强度的模拟,然而目前大量研究或建立在模型参数标定理想化、模式化的假设条件下,或是在暗箱中完成,由此导致模拟结果与实际的偏差却被严重低估。基于2015年中国春运期间人口省际流动的城市间O-D数据,在逐日、分市的研究精度下,实证推算人口流动重力模型变量的回归系数,探究模型代理变量影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并评估重力模型在人口流动模拟上的误差。结果显示：① 重力模型参数标定的复杂性体现在交互对象代理变量影响程度的非对称性,和变量回归系数的空间异质性随研究精度加深显著加剧两个方面,因此模型参数标定的模式化将导致估算结果空间差异的趋势收敛;② 2015年春运期间中国人口省际流动距离衰减系数为1.970,在地级行政单元视角下,人口流出地距离衰减系数值域为0.712（驻马店）~7.699（乌鲁木齐）,人口流入地系数值域为0.792（三亚）~8.223（乌鲁木齐）;③ 应用重力模型模拟人口流动结果与实测流（百度迁徙数据）存在显著误差。就加权绝对平均误差而言,拟合总误差为85.54%,其中空间相互作用效应造成了86.09%的实测流与模拟流的最大误差,相对流出力、相对吸引力分别造成57.73%、49.34%的模型误差。因此,空间交互效应仍然是当前最难以模式化的因素。     

城市流动人口居住自选择中的空间权衡分析——以成都市为例

基于成都市主城区各街道的流动人口数据,分析2010-2015年流动人口规模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居住空间分异程度,并从流动人口行为决策的视角选取影响变量,分析其对居住自选择的影响程度及其空间差异,据此揭示居住自选择中的空间权衡过程,探讨流动人口的空间权衡对其居住自选择和居住空间格局形成的作用。结果表明：2010-2015年,成都流动人口在主城区南部和城市中心快速增加,其集聚态势为西高东低;流动人口相较于本地户籍人口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居住空间分异性;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居住区面积、房租、公交、企业及生活服务设施对流动人口居住自选择有明显影响,且流动人口占常住人口比、居住区面积和房租影响显著,但影响关系受流动人口空间自相关影响显著;地理加权回归结果显示不同变量对居住自选择的解释能力存在空间差异性,流动人口通过不同变量空间分布的差异性权衡不同区域,以此完成居住自选择并最终形成居住空间格局。     

中国城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流动规律及其形成机制

在人口城城流动日益成为中国人口流动的重要形式背景下,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分别探讨城城流动人口空间流动的结果、过程和成因,也就是探讨城城流动人口的空间分布、流动轨迹及形成机制。研究表明：城城流动人口倾向于向发达地区和大城市流动,同时在流动过程中会考虑空间的邻近;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就业机会以及高水平教育医疗设施的差距是诱发城城人口流动的内在动力,而在实际的流动过程中会综合考虑由于空间摩擦而产生的金钱成本、心理压力等障碍;同时,已有城城流动人口存量会通过减少适应流入地的成本、提供相应的生活和就业信息等方式降低流动成本,刺激城城流动人口按照已有路径流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人口流动的阶段划分,认为中国人口流动仍然处于从小城镇进入大城市的阶段。在这一时间节点上,依据人口流动的自然规律,鼓励人口向大城市流动,并通过发展副中心和卫星城等形式疏散中心区功能,推动城市郊区化发展才符合城市发展的自然逻辑。     

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演变机制及城镇化效应——基于2000和2010年人口普查分县数据的分析

基于2000和2010年全国人口普查分县数据,对中国流动人口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形成机制及其城镇化效应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分布的空间格局具有较强的稳定性,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等沿海城市群仍然是其主要集中地,且沿海集中区有连绵化的趋势,但在城市群内部的空间分布模式差异显著。流动人口向内陆地区的省会等特大城市集中趋势明显,其分布重心出现了明显的北移。省内县际的流动人口规模已接近于省际流动,且有更高的意愿和更强的能力永久居留城镇,省内县际的永久性迁移将成为未来中国人口城镇化的主导模式。中国流动人口迁入地的选择受到政府和市场双重力量的影响,后者的影响力更强。远距离流入东部地区的人口在务工之外,对享受城市生活也开始有所考虑;而中西部地区政府力量在引导人口流动中仍起到重要作用。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城镇化水平提高均有显著贡献,同时在很大程度上重构了中国城镇体系的等级规模结构和空间布局模式。     

中国五大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及变动趋势

城市群在中国城镇化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快速城市化时期的主要人口流入地。本文关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和成渝五大城市群,利用人口普查和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从流入人口分布格局、流动范围和来源地等多维度剖析城市群人口流入的空间模式,并从居留和落户意愿空间差异的视角探讨空间模式的发展趋势及其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影响。研究发现,各城市群流入人口向中心城市持续集中,等级和空间分布格局总体稳定;流动范围有所扩大,省内流动增速普遍高于省际;沿海城市群人口吸引范围大但仍服从距离衰减律,不同来源地流入人口的城市群偏好存在差异。在流入地,沿海城市群中心城市面临流动人口管理服务的持续挑战,内陆城市群中心城市和一般城市吸引力并存;在流出地,平等开放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是吸引人口回流的重要途径,少数地区的人口流失可能成为较长期的现象。     

流动人口初次流动的空间类型选择及其影响因素——基于福建省的调查研究

利用福建省近3 000名流动人口的流动史数据,采用多项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从社会性别差异视角对其初次流动的空间分布格局、空间类型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初次流动存在着明显的空间选择集聚特征,其个体的空间类型选择不仅体现了人力资本的遴选效应和家庭决策的结果,同时社会网络、制度背景和社区环境也对其空间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此外,相对于男性流动人口,女性流动人口空间分布格局的集聚特征更为明显,且其空间类型选择更加受到家庭的羁绊和制度的约束。     

长江经济带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

依据中国第四次、第五次、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数据,借助泰尔指数、空间分析、回归建模等方法,分析长江经济带经济差异和人口流动的时空格局,探究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基于户籍人口计算的经济总差异和分解差异均大于基于常住人口计算的差异,户籍口径差异随时间扩大,常住口径差异则随时间缩小;② 长江经济带县域经济差异格局在东、中、西地带呈现不同的中心—外围结构,东部以空间聚合的长三角经济发达县为面状核心区,具有都市连绵带特征,中部和西部则形成多个以中心城市为点状核心区的中心—外围结构;③ 人口流动对流入地和流出地经济增长的影响不同,2000年和2010年流动人口比率的提高均显著促进流入地的经济增长,但在2000年会相对减缓流出地的增长,2010年则相对缓慢地促进流出地的增长,县域经济差异不断扩大;④ 省域和地带因素会干扰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解释,在控制了二者的影响之后,人口流动对县域经济差异的扩大程度明显减弱;⑤ 人口流动对区域经济差异的影响最为突出,其次是以工业化水平所体现的经济结构,人力资本、财政分权和区域战略的影响较小;对流出地而言,重视劳动力回流、推进人口家庭化迁移、加快工业化进程,是防止乃至缩小区域经济差异的政策关键。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

城市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是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重点任务。针对现有研究在社会融合的空间特征及流入地作用方面的研究不足,本文基于2017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引入空间分析和分层线性模型,揭示了中国地级以上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空间格局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 中国城市流动人口的总体社会融合指数为0.43,存在行为融合（0.71）>心理融合（0.61）>经济融合（0.33）的维度特征。②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存在空间自相关性和集聚性,高水平社会融合区主要分布在东北地区、山东半岛和川渝地区,低水平社会融合区主要分布在东南沿海、关中平原和华北平原地区。在这些地区中,总体上存在人口50万以下的小城市的流动人口社会融合水平高于大城市的基本特征。③ 流入地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和形塑了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水平和空间格局,且流入地的人口规模、住房支出（房价水平）和公共服务等因素对个体因素的影响具有调节作用,包含正向极化、负向极化、正向均化、负向均化等4种调节机制。本文呼吁从流入地—个体因素关联的人地关系视角开展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研究,重视流入地因素对个体因素的影响,为基于流入地的政策调控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邻近性对人口再流动目的地选择的影响

中国人口流动进入总量稳定下的空间调整新阶段,存量流动人口的再流动成为塑造人口和城镇化格局的主体因素。本文从户籍地和前期流入地两个基点出发,综合考虑地理、制度、信息、社会、认知等维度,构建了双重多维邻近性影响人口再流动目的地选择的理论框架,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嵌套Logit模型开展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双重多维邻近性对人口再流动的空间选择具有显著而稳健的影响。人口再流动时,会选择与自身知识水平更匹配、与户籍地和前期流入地都更近、信息联系都更强的城市,但社会联系仍主要依靠老家。流动人口具有回到户籍所在省（区、市）的主观意愿,但省内城市普遍机会不多、环境欠佳,缺乏吸引力。相对而言,女性对同乡网络的依赖高于男性;新生代流动人口在很多方面继承了老一代的特点,甚至比后者更依赖老家的信息和社会联系;高学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深度社会融入使其能够利用本地化社会资本,再流动的空间选择也与流入地居民更为类似。     

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空结构特征及其性别差异:基于福建省的实证研究

基于福建省流动人口问卷调查数据,使用多种流动指标分析和生存分析方法,探讨不同性别流动人口城市间流动的时空特征和规律。研究发现:流动人口的城市间流动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在空间特征上,遵循随着流动次数的增加在距离上由近及远、在城市等级上由小到大的规律,且流动距离相对于初次流动趋于缩小,流动的就近性特征显著;在时间特征上,大多数城市间流动发生在流动生涯的前期,随着流动时间的延长,流动状态趋于稳定;在性别差异上,女性城市间流动的强度大于男性,地域选择具有明显的大城市导向,而男性的流动空间活动范围大,地域选择则是大城市和小城市同时兼顾并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