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的时空演化研究

基于1979~2012年财富500强外资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探讨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在中国的时空演化趋势及原因。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多次连续跟进投资,其功能布局及演化与城市等级及区域经济环境变化高度相关。总部和研发集聚在一线城市,生产和销售分布在省会和周边城市。跨国公司在华区位重心出现显著的变化,早期的功能区位在空间上呈现较明显的错位,研发和总部重心集聚在北京,而生产和销售重心集聚在华南地区,随着区域环境的变化,研发功能重心向南偏移,生产和销售重心向北方转移,各功能重心倾向于从空间上集聚在一起。研究表明,区域格局的变化是影响跨国公司功能区位重心演化的重要原因。     

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实证研究

随着交通通讯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内部实现功能空间分离.伴随中国渐进式的改革开放进程,全球500 强跨国公司逐步在中国实现地理扩张和功能扩张.本文基于1979-2008 年电子信息和医药化工产业的全球500 强跨国公司在华投资数据研究跨国公司功能区位.研究表明,跨国公司倾向于在已有投资的城市追加投资,不同功能呈现一定差异性地理分布,但功能之间共聚趋势明显.区域性总部和商务功能聚集在一线城市,生产功能布局于省会和一线城市周边地区,研发功能追随生产功能.条件逻辑模型分析表明,跨国公司功能区位存在显著的公司内集聚、跨公司集聚、来源国集聚以及跨功能共聚现象.市场潜力及城市行政地位也是吸引跨国公司投资的重要因素.随着全方位开放格局形成,集聚效应较制度优势更为重要.跨国公司分支机构地理集聚提升一线城市的功能,强化顶级城市的领导力和聚集力.跨国公司的功能片段化布局既依托我国的城市等级体系,又在一定程度上重塑我国城市空间结构,促进城市体系按价值链等级进行专业化分工并推动区域协作.     

演化视角下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的互动关系分析

区域创新体系建设是区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在开放条件下,区域创新体系的建设既得益于本土创新主体的驱动,也离不开区域外部创新资源的参与。在跨国公司大规模海外研发投资的推动下,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并逐步形成了互动关系。文章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和总结,基于研发全球化的背景,首先从演化视角出发,探讨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和区域创新体系的发展演化,分析不同演化阶段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的互动关系;其次根据二者的互动意图和要素,研究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与东道国区域创新体系互动的形成机制;最后以微软为典型案例,剖析跨国公司在华研发机构与我国本土创新主体的互动关系。     

基于地级市尺度的中国外资空间动态与本土产业演化

伴随着全球化不断深入,国际劳动分工体系下全球生产网络逐步形成,推动跨国公司以外资直接投资为途径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有利区位。低廉的要素成本、友好的政策制度以及广阔的潜在市场使得发展中国家成为外资活跃的重要地区。外资空间动态不仅涉及发展中国家对接全球生产网络的效果,更关系到其生产格局的演变。而演化理论下的技术邻近度也会对外资空间动态和本土产业演化产生作用,使之呈现出更多样的空间差异。本文基于1998-2008年中国337个地级市的制造业数据,研究内、外资技术邻近度作用下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影响,研究发现：①外资进入、退出等空间动态显著促进了中国本土产业演化,其中中西部最强,东部最弱,东北地区外资进入作用相对明显。②技术邻近度削弱了外资空间动态对本土产业演化的积极影响,但具体到不同区域也会出现差异。东部地区的技术关联反而有利于外资进入带来的知识溢出和外资退出带来的资源释放,表现为典型的“战略耦合”。而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技术关联则成为阻碍外资进入、退出促进内资产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跨国公司在中国研发投资的区位因素重构——决定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视角

针对对东道国的国际研发投资不能再无限二次分割的困境,将决定东道国目的城市以点带面能力的网络位置因素,纳入到了影响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一国区位决定的因素框架体系。实证研究发现,传统立足单一区域视角提出的供求因素如外商直接投资（FDI）、研发投入等未能很好反映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格局。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选择,不是由中国目的城市某孤立“点”上的因素决定,而是由目的城市可带动的“面”上因素决定。对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在中国的区位决定研究,因此不能再基于传统的“点”对“点”的视角。北京、上海等在中国国际研发投资中占据的绝对主导位置主要与它们在中国城市交通、创新等网络中所处的绝对核心位置有关。这些发现有助于跨国公司国际研发投资区位决定,并对中国的引资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在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研究述评

尽管学术界至今未能形成一般性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区位理论,但已有的大量研究却对加深理解FDI的区位选择规律做出了重要贡献。中国作为一个成功转型国家,在华FDI区位研究早已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从区位理论和FDI理论两方面梳理FDI区位研究的理论基础后,回顾并评述了在华FDI区位研究进展,并提出了其未来发展中需要完善的相关命题。早期的研究以定性描述为主,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转入利用计量经济模型对影响在华FDI区位选择的因素进行识别;研究主要集中在省区尺度,识别出的区位因子主要包括成本、市场、集聚和制度等。FDI在东道国的区位选择行为是“区域—产业—企业”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识别东道国区位要素的基础上,已有文献同时也关注了来源国效应、产业特征与企业属性和时间演化对FDI区位决策的影响。未来研究中需要加强对新兴经济体FDI区位模型的一般性讨论,强化“区域—产业—企业”系统研究,并关注基于功能视角的在华FDI(跨国公司)区位研究。     

金融危机下泛长三角FDI时空格局演化及其机制研究

在华FDI的区域差异及其区位选择的演化过程与机制,受企业属性、产业特性及来源国和承接国社会经济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虚拟与实体经济波动、国际产业转移新趋势与国家宏观政策新导向等内外部因素不断重构在华FDI时空格局演变过程与机制.基于路径依赖、外部冲击等理论分析框架,本文以泛长三角地区为例,首先从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等方面分析了金融危机前后FDI的时空演变过程;其次通过计量模型对FDI区位选择影响因素演变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金融危机前后泛长三角FDI区位选择及其影响因素转变遵循路径依赖动态演化模式,主要表现为原有演化路径受到金融危机冲击,伴随市场环境、生产要素成本、创新环境、集聚经济和沉淀成本、制度环境等内外生因素影响,FDI总量、行业与区位选择的演化趋势也呈现出复杂性与多样化.     

区域产业发展演化：路径依赖还是路径创造?

区域发展是区域产业不断演化、转型与升级的过程。近年来发展起来的演化经济地理学旨在通过分析企业进入、成长、衰退和退出等动态过程阐释企业、产业、集群、网络、城市和区域的空间演化,认为区域产业发展演化遵循路径依赖,并决定于产业技术关联。然而路径依赖式演化理论过于强调内生发展过程,忽视了外生因素和制度变革带来的路径创造机会。中国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区域产业结构变动剧烈。技术关联推动了区域产业演化,显示中国区域产业演化具有路径依赖性,同时市场化、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经济转型过程为区域产业发展创造了新路径。外部联系、制度安排、行为主体的战略性行为等促进了路径创造。     

跨国R＆D投资的宏观区位选择

本文从全球尺度上考察跨国R&D投资的宏观（国家）区位选择。采用1997年美国跨国公司在各东道国的R&D支出数据，从跨国公司在当地生产的规模和特性、东道国技术资源状况和东道国政策法规三个方面来考察影响跨国R&D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研究表明跨国公司R&D投资流向主要受公司本身的FDI流向、东道国的市场规模、科技人才的供应、技术设施的发展水平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完善程度等因素的影响。     

日企对华投资动机与地方区位要素禀赋耦合关系研判

跨国公司的投资行为是国内外区位条件与企业战略和投资动机共同作用的结果。基于跨国公司投资动机与区位选择的基础理论,初步判断了近期日本对外投资动机的结构特征,对比日企在华投资的主要动机及其演化趋势,并引介物理学的容量耦合概念及容量耦合系数模型,从我国整体要素环境的时序演化和主要省份要素禀赋的空间差异两个层面,讨论日企自述投资动机与我国显示要素禀赋之间的耦合协调关系,以此探究日企在华投资动机与我国区位因素的动态耦合协调关系;判别不同省市能否充分发挥自身要素禀赋,吸引相应体量的日资企业入驻。研究发现：①日本对外投资动机持续转型调整,海外生产销售网络构建和市场开拓,仍是日资企业在各地区入驻的首位动机,而以廉价劳动力和资源等传统生产要素指向型的OFDI,则让位于架构全球生产销售网络、实现在地内部化并强化区域一体化功能的资本输出。②日本对华投资动机向海外生产销售网络构建、产品设计研发、区域一体化功能提升等方面升级调整,投资动机结构开始向发达国家的结构类型靠拢。日企在中国内部投资动机结构的层级性特征,响应各省市的现实体量和职能结构,投资动机由中心城市向外围呈现由多元化向单一性的过渡。③我国传统生产要素对日资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逐渐弱化,价值链顶端环节的要素禀赋对日资的引致作用愈发明显;日企自述投资动机与各省市显示要素禀赋的耦合协调程度各异,据此将中国15个日资集聚的主要省市划分为拮据协调、拮据勉强协调、拮据濒临失调、拮据失调、低水平耦合失调五种类型,以期为各省市充分发挥显示要素禀赋,多渠道拓展对外开放路径提供参考。     

对华跨境技术转移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分国别的技术引进合同数据,探讨对华跨境技术转移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美国、日本、德国、芬兰、英国和法国等技术先进国家始终是中国技术引进的主要来源国。亚洲的印度、马来西亚、泰国等在对华技术转移中的重要性也逐渐增强。对华跨境技术转移主要受技术势差、地理距离与技术通道等因素的影响。技术来源国与中国的技术势差越大、距离越近,技术溢出的强度越大;海外华人网络和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作为技术通道促进了海外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社会变革和制度文化制约下的“多尺度嵌入”——以缅甸莱比塘铜矿项目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加速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而对于这些“走出去”的企业而言,往往面临着东道国社会环境及治理结构变革、制度制约、文化冲突等多重挑战。此前经济地理学提出的“主动嵌入”和“被动嵌入”,并不能完全解释“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呈现的“外资”与东道国治理结构、地方制度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关系。本研究构建了“全球-国家-地方”多尺度嵌入的分析框架,以缅甸莱比塘铜矿为例,阐释企业如何通过多样化制度创新,顺应东道国的社会变革,突破制度和文化的制约,从而取得政府、企业、当地社区“多赢”局面的合作模式,从而从新的视角理解制度的多尺度性和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尺度要素之间存在耦合关联作用,且作用模式有不同的组合,同时多个尺度要素的嵌入和影响过程也存在时序效应。最后,结合莱比塘案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政策建议。     

产业地理集聚与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以北京市制造业为例

外商直接投资理论强调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和东道国的区位优势决定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本文认为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还可能取决于因产业地理集聚和地方化贸易所形成的竞争优势。本文采用1999~2004年北京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流资料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引入产业地理集聚系数、产业联系等变量来研究影响外资产业分布的因素。统计分析表明,在空间上比较集聚、产业内联系较强的产业能够吸引更多的外商直接投资;前期外商投资对于跟进投资具有显著的示范效应、信息溢出效应以及产业联系效应,从而直接导致外资的产业累积效应。外商也强烈偏好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以及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显著比较优势、盈利率高的产业。外商在充分利用其垄断优势、产业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同时,也尽量避开实际劳动成本较高和进入壁垒较高的垄断性产业。本文的结果显示,发挥本地优势,完善产业配套,促成产业集群是提升城市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有效途径。     

跨国公司总部在城市内部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以上海为例

以上海为例,基于连续的跨国公司企业总部数据,探讨跨国公司总部在上海的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上海市跨国公司总部高度集聚在内环以内的城市中心区和浦东新区,尤其集聚在交通干线沿线以及国家级开发区。上海初步形成以开发区为核心的多中心不同等级的集聚区。(2)基于Tobit模型分析跨国公司总部区位分布的影响因素,结果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制度和集聚因素共同作用影响跨国公司总部的区位选择。(3)分国别和时间段的分析表明,制度和集聚因素对跨国公司总部在城市内部分布的影响受制于到来源国文化距离的影响,随着跨国公司在华经营环境的不断完善,制度和集聚因素对总部分布的影响力逐步下降。     

集聚经济、制度约束与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

基于全球500强在华投资数据,研究了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随着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不断拓展,不同功能的空间分离已非常明显;服务功能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而生产功能则对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等城市具有更强的偏好。条件逻辑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集聚经济和制度约束是影响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不同功能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城市郊区农户作物选择演化机制分析——基于河南省杏花营村和贺砦村的比较研究

基于农户行为经济学、演化经济地理学相关理论,结合案例村农户30多年作物选择行为变化,从微观视角探讨改革开放以来城市郊区农户作物选择的演变机制。研究发现:受外部社会经济发展及制度环境变迁影响,城市郊区农户作物选择行为呈现明显的阶段变化;农户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集约程度和利润相对较高的经济作物,而放弃种植粮食作物;农户作物选择是自然条件、市场邻近、工业化和城镇化、制度环境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农户作物选择行为是不断的路径破坏—创造—再破坏—再创造的过程。     

跨国公司技术溢出与溢出地技术区位研究——以上海浦东新区为例

跨国公司海外直接投资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获得海外资金和转移技术的主要途径之一。在不同尺度上,跨国公司对东道国溢出地技术溢出的影响因子、途径与效应存在着不同。在宏观尺度上,主导影响因子为溢出地的技术势能与宏观技术扩散通道（即宏观技术区位）,主要通过东道国从跨国公司母国进口高技术设备等硬件技术来实现,技术扩散的强度高．但对提高东道国技术创新能力的影响不明显：而在微观尺度上,主导影响因子则为溢出地的微观技术扩散环境（即微观技术区位）,跨国公司在东道国与供货商、销售商发生前、后向联系,并通过培训员工、与溢出地的大学合作交流等方式进行软技术渗透,技术扩散的强度较低,但对提高东道国技术水平的作用显著。本文阐述了不同尺度技术区位跨国公司技术溢出影响,并通过对上海浦东新区跨国公司及其相关企业的分析研究后发现,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微观尺度的技术溢出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利用海外直接投资技术转移方式获取先进技术、提高技术势能最为有效的途径。     

基于东道国因素的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企业要保持竞争力并且实现对发达国家企业的技术赶超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跨国公司,必须进行国际化研发。目前,以华为、中兴和长安为代表的跨国企业尝试构建国际化研发网络,先后在发达国家设立技术研发中心。然而,国际化研发作为知识和资本密集型投资对共担风险和知识独占有着双重需求,加之我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存在技术落差、文化兼容和政策激励差异等不确定性因素,导致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选址同时面临外来者劣势、来源国劣势和新兴者劣势。本研究运用二元选择模型,分析东道国因素对我国企业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市场规模、制度质量和我国企业在东道国形成的集聚效应对企业的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有显著的吸引作用,而研发投入积极影响企业研发网络节点选择,但是作用不显著。此外,集聚效应在其中起着显著的调节作用,我国企业在东道国的集聚效应越高,市场规模与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的正向关系得到加强,而研发投入与国际化研发网络节点选择的正向关系得到减弱。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与若干经济地理研究议题——基于中国对全球与东盟的投资分析

中国已经步入以"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针对国内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尚较少或刚起步的现状,从全球和东盟区域尺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区位分布、行业领域和投资来源地等特征。据此围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的一个争论,结合地理学关注空间差异、地方、嵌入等因素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若干研究议题,包括:1)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2)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地方嵌入机制——或者说企业克服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差距的模式;3)不同类型(国有/非国有)、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差异;4)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简言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地理研究需要同时关注投资"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地理分异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集聚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位决定因素——基于中国省市数据的空间计量经济研究

研发投资的空间集聚有利于溢出知识、节约成本、降低风险、共享资源。以中国省市为空间样本,采用空间自相关Moran指数及集聚分析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了在华跨国公司研发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及区位决定因素。结果发现,在溢出空间性等集聚内生因素作用下,中国省域跨国公司研发投资行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交互作用,表现为明显的区域投资集聚现象;在形成空间集聚的各因素中,除市场规模、人才资源等需求和供给因素外,集聚因素本身也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