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联系视角下沿海发达地区城镇网络空间结构研究

基于世界城市网络研究路径和沿海湾区经济发展背景,以浙江省县市（区）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将19家国内银行在各行政单元的数量和级别分布作为基础数据,使用链锁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浙江省城镇网络空间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一是浙江省金融机构分布层级明显,与城市行政等级及经济地位密切相关;二是除杭州金融中心作用凸显之外,宁波、台州和温州等沿海城市也成为金融机构网络中的重要空间节点;三是研究区域内的政府干预、金融需求、经济协作关系以及文化差异对金融联系下的城市网络的扩张有显著的影响,金融业比重、人均GDP和行政边界则并无显著作用。     

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的2000-2015年中国省会城市高精度扩张监测与分析

21世纪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迅速提高,城市扩张监测成为地学应用研究的热点,但同时存在着城市区域概念不统一,城市边界提取精度较粗等问题。选取全国31个省会级城市为监测对象,利用高分辨率遥感影像进行统一标准、高精度的扩张监测及分析。基于高分辨率遥感影像数据进行2000年、2005年、2010年、2015年4期城市区域边界提取,与利用中低分辨率影像提取的成果进行比较,并开展城市规模分布和城市扩张分析。结果表明,与其他研究成果相比,本文拥有更高的精度和可靠性;2000-2015年,中国省会城市保持了高速增长趋势,总面积增加了90.15%;省会城市体系接近捷夫模式的等级规模分布;城市扩展情况地区差异显著,东部扩展速度逐步放缓,西部、东北地区加速扩张,中部地区稳步扩张;2010年确定建设的5个国家中心城市（北京、天津、上海、广州、重庆）在2015年城市区域面积位序中排名前5,15年间扩展了82.45%,单个城市年均扩展30.66 km²,其中北京扩展了三成以上,天津、上海扩展了一倍左右,广州扩展了近六成,重庆扩展了两倍以上。本研究成果为中国城镇体系的发展和规划提供了直观准确的数据,对国家全面认知城市扩张状况,掌握城镇建设方针政策实行效果,进行城市体系科学规划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东中部地区城市人口、经济与城市建设用地的非均衡与协调性分析

基于2000、2015年中国东中部地区261个地级市统计与土地利用数据,运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变异系数和三元协调度模型分析其城市人口、GDP和城市建设用地的空间集聚态势和非均衡变化过程,揭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程度。结果显示：（1）城市人口、GDP和建设用地的Moran’s I指数均为正值且2015年的值大于2000年的值,显示出明显的空间集聚特征,且在2000—2015年集聚特征不断加强;（2）城市人口密度和人均GDP的变异系数分别从2000年的1.38和0.91下降到2015年的0.96和0.70,地均GDP从1.32上升到1.77,表明城市人口密度和地均GDP的差异在逐步减小,但地均GDP的不均衡性却在增大;（3）2015年,共有171个地级市城市用地规模增长弹性系数小于1.12且人均城市用地小于115m²,但有104个地级市地均GDP在1000元/m²以下,表明虽然绝大部分地级市城市化规模和速率都在可控范围之内,城市用地经济产出仍然相对较低;（4）90%以上地级市的城市人口、GDP和城市建设用地三者在两个研究时间段内处于协调发展状态。     

中国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撤县（市）设区是通过打破行政区经济,减少行政区边界,实现以地级市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采用政策评估的常用工具——倍差法,对中国1990-2007年的撤县（市）设区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约5年的短期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等方面,对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公共汽车数量的增长率则是先抑后扬,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则具有约2年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以佛山撤县（市）设区为案例,分析了短期促进作用的来源和长期激励消失的原因,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在撤县（市）设区后的主要行为,以此带动产业转移和房地产消费,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于撤县（市）设区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限,向上级政府集中了资源的控制权,使得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激励消失。     

金融联系视角下沿海发达地区城镇网络空间结构研究——以浙江为例

基于世界城市网络研究路径和沿海湾区经济发展背景,以浙江省县市(区)级行政单位为研究对象,将19家国内银行在各行政单元的数量和级别分布作为基础数据,使用链锁模型、社会网络分析等研究方法,对浙江省城镇网络空间的结构特征进行分析。研究表明:一是浙江省金融机构分布层级明显,与城市行政等级及经济地位密切相关;二是除杭州金融中心作用凸显之外,宁波、台州和温州等沿海城市也成为金融机构网络中的重要空间节点;三是研究区域内的政府干预、金融需求、经济协作关系以及文化差异对金融联系下的城市网络的扩张有显著的影响,金融业比重、人均GDP和行政边界则并无显著作用。     

基于城市尺度的中国区域经济 增长差异及其因素分解

区域经济差异一直是地理学与经济学的重要研究领域。文章以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区域分析单元对1999~2004年间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及其差异进行了考察。首先基于GDP及其变化与人均GDP水平,对各城市区域经济增长类型进行划分并分析了不同类型城市的区域差异性;其次,对中国各城市GDP增长进行了空间和因素分解。研究发现,一些经济相对衰落的省区中仍然存在经济相对崛起的城市,且一个城市的经济规模在所属省区的序位变化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其在全国的经济规模序位的变化;资本要素对于中国各城市第二产业GDP增长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但是城市在实现资本拉动驱动下的经济增长的同时,资本的产出效率并没有提高。我国十五期间,各城市第二产业专业化程度的普遍降低,表明劳动力要素对第二产业经济增长的作用是有限的。     

1988—2018年中国城市实体地域与行政地域用地扩张对比

城市边界是城市演化认知和城市规划决策的空间依据。中国不少研究实践将地级市等行政地域范围视为城市,与物理上主要由连续人造不透水面构成的城市实体地域相比,存在较大的空间边界差异。然而,鲜有研究定量分析“实体”视角下长时间序列的城市用地演化,特别是对实体和行政两种统计单元视角下的城市扩张差异缺乏系统认识。本文基于30 m空间分辨率的多源遥感产品识别了1988—2018年8期的城市实体地域边界,分析其用地扩张过程,进一步与行政地域相对比,系统识别了两种统计视角下城市用地扩张的认知差异和空间模式。主要结论为：① 1988—2018年间,中国面积5 km²以上的城市实体地域单元数量增长了378%,以华东和华中地区的增长最为显著;城市实体地域中,88%为独立增长型,分布广泛但面积大都小于50 km²;12%为空间聚合型,主要分布在发达地区,面积普遍较大。② 相比行政地域,城市实体地域的位序规模更符合幂律分布,其Zipf指数30年来逐渐上升趋向于1,城镇体系发展愈发均衡;相比城市实体地域,行政地域单元在平原地区的城市扩张面积普遍偏高,在沿海地区的城市扩张强度普遍偏低。③ 和城市实体地域单元在拓扑关系上无法一一匹配的1327个行政单元大多分布在人口密集或发达的平原地区;结合实体和行政边界识别了“跨政区同城化”和“政区内集群化”两种扩张模式,前者多发生在省会区域,后者主要分布在华北平原,两者反映了城市化的空间重构。本文研究结果有助于深化中国土地城镇化时空过程的认识,并可对土地资源的科学配置、统一协调及行政区划的优化整合提供空间依据。     

基于遥感影像的甘达基流域博卡拉和巴拉普尔的土地利用变化及其驱动力研究（英文）

城市扩张是反映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但随意的城市扩张也带来了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环境问题以及城市土地管理问题。在这个背景下,理解城市扩张的过程对于指导城市的可持续增长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采用基于遥感影像的监督分类方法,分析了甘达基流域内的两个大城市—博卡拉和巴拉普尔1990–2018年的城市用地变化。结果表明:在过去的28年,博卡拉和巴拉普尔的城市面积分别显著扩张了300%和近500%。人口增长、城市基础设施和便利的生活方式引起周边地区向城市的人口迁移,是造成本研究区城市扩张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不断变化的城市定义和城市边界的扩张是造成城市快速扩张的关键因素。由于上述两个城市拥有高水平的商业活动以及现代化的设施,未来城市规模可能继续扩大。应当通过城市规划和政策减少随意的城市扩张,从而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发展是否缩小区域间基本医疗卫生资源供给差距？

通过分析2000—2016年中国欠发达城市与发达城市之间的基本医疗卫生资源供给差异与人均GDP差异之间的关系,在使用滞后调整的面板数据模型基础上,对全国287个地级市的人均GDP收敛性及其基本医疗卫生资源供给水平随人均GDP变化的收敛性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如下结论：（1）2000—2016年,中国城市间人均GDP存在绝对β收敛,2008年后城市间经济收敛速度开始下降;（2）欠发达城市与发达城市之间总体的基本医疗卫生资源供给差异是显著收敛的。新医改之后其收敛速度呈加速趋势,但其收敛的速度仍远慢于人均GDP的收敛速度;（3）按照城市规模测算,大中小三类城市经济发展均存在绝对β收敛,新医改之前中等城市的欠发达与发达城市间基本医疗卫生资源供给差异随经济收敛呈现分散趋势,新医改之后,三类城市基本医疗卫生资源供给差异均呈现收敛状态,但大城市收敛速度呈下降趋势;（4）按照区域分类,四大区域的城市经济发展均存在绝对β收敛,东、中部地区欠发达城市与发达城市之间基本医疗卫生资源供给差异存在显著收敛,并且在新医改之后表现出加速趋势,西部及东北地区基本医疗卫生资源供给差异呈现分散趋势,但新医改之后其分散速度有所下降。     

基于引力模型的经济空间结构时空演变分析——以河南省为例

基于经济引力模型与空间自相关理论,运用空间—时间热点分析方法,系统收集2001年至2014年间人均GDP、进出口总额和外商在豫直接投资实际利用额等经济指标,对位处中原地带的河南省经济空间结构时空演变路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全省各市经济发展具有内在相关性,以郑州市为中心形成了经济发展核心带动区,并对其辐射范围内相邻城市经济,表现出明显正向带动效应。而东南部地区城市间,经济发展较为落后且经济联系强度较弱,城市经济彼此之间带动作用不显著,因此,在全省范围内最终形成了较为典型的"中心—外围"模式经济空间结构。(2)人均GDP以市为单位呈现出较强的空间自相关性,全省中西部为高水平经济发展集聚区,而东部经济发展水平则普遍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准。(3)在该研究区域内,各市经济在空间上的集聚过程随时间的变化整体上呈现出较为稳定的演变状态,且与人均GDP的演化趋势、外商和港澳台商在豫直接投资情况,均表现出较好的一致性。全省经济发展的地域演变方向与国家出台的经济政策具有紧密的联系。     

基于ESDA-GIS的青海省区域经济差异研究

以青海省43个县(市、区)及3个行政委员会和一个乡(格尔木市的飞地)为基本空间单元,以2006年青海省县域人均GDP等经济数据及人口数据为属性数据,在AreView、ARCGIS等GIS软件和GeoDA空间统计分析软件的支持下,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理论,对青海省县域经济之间空间差异进行了实证分析.表明:(1)青海省2006年经济重心与人口重心及几何中心均有较大偏移,GDP及人均GDP重心也有较大偏移;(2)总体上青海省2006年经济空间差异较大,Moran'sⅠ指数为0.5 138,空间自相关特性明显,经济发展水平相似的地区在空间上集中分布;(3)目前,青海省城市与区域相互作用类型属离散型和聚集型,而扩散型及均衡型尚未出现.青南广大地区属离散型,海西地区主要是由资源要素禀赋导致集聚型,海东地区特别是西宁市由于较好的自然条件、优越的空间区位、便利的交通及较完善的基础设施而产生较强的集聚效应,海东其它广大地区Moran's Ⅰ指数均较低(包括西宁市的两个市辖县),充分说明海东地区城市的扩散作用尚未显现,特别是省会城市西宁市对周围县域经济的拉动作用也不明显.     

京津冀都市圈人口增长特征及其解释

根据1990年和2000年相关资料,对京津冀都市圈人口数量增长和密度增长的特征加以分析,利用人口初始规模、区位条件、经济因素3类变量建立计量回归模型,对都市圈133个区县人1:3增长及其差异进行解释.计量回归结果发现自然条件和经济因素的共同作用是造成都市圈内人口增长差异的重要原因.一个地区如果平均高程较低,人均GDP增长较快,第三产业发展较好、增长较快,接近中心城市、市场潜力较大,则人口相应增长较快.模型同样推导出,区位条件和经济因素都为影响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但后者的影响作用更大.     

上海城市废弃物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特征研究

对上海1978～2000年人均GDP与城市废弃物增长数据的拟合计算表明,上海城区废弃物增长与人均GDP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环境库兹涅茨二次曲线特征。理论计算显示:上海城市废弃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转折点为人均GDP约33441元,对应的城市废弃物达到相应的理论计算峰值约779万吨。上海的人均GDP在2000年已经达到34547元,相应的城市废弃物清运量为741万吨,略为低于理论拟合计算峰值;说明上海城市废弃物增长的演变在2000年前后的一段时期,总体已经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理论峰值转折点附近。可以认为,随着上海人均GDP的持续增长,今后一段时期内上海城市废弃物的总量增长会逐步减缓,而建立体现生产者责任的市场调控废弃物管理公共政策,将有利于加快这一趋势。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转型阶段及其空间格局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不断改变着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形态,并在不同区域表现出非均衡的空间差异。基于中国1981—2015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和人口数据,综合运用滑动T检验、K密度估计（KDE）和基尼系数等方法,识别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转型的关键节点,并揭示其时空特征。结果表明：①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形态经历了“面积低速扩张—人均用地收缩”（1981—1990年）、“面积中速扩张—人均用地低速上升”（1990—2000年）、“面积快速扩张—人均用地快速上升”（2000—2015年）3个转型阶段。② 1990—2000年和2000—2015年两个转型阶段,面积转型的空间格局演变缓慢,表现出以东部长三角、珠三角为核心的大聚集和中西部以省会城市为中心的小分散格局,而人均用地转型空间格局呈由东部聚集向全国蔓延的演变趋势。③ 1990—2015年,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的空间非均衡性表现为先逐渐缩小后逐渐扩大的动态演变特征,人均用地的空间非均衡性表现为先逐渐缩小后趋于稳定的演变特征。④ 中国城市建设用地转型符合区域土地利用转型的理论模式,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转变相对应,空间格局演变揭示了国家发展战略由东部优先向区域协调发展转变的现实情况。研究在内容上弥补了土地利用转型阶段定量识别的不足,可为新时代社会经济转型背景下城市建设用地管控工作提供理论和数据依据。     

行政边界对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基于京津冀城市群的实证研究

作为静态的抽象地理要素,行政边界如何影响城市用地的空间扩张过程?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从理论的角度出发,构造符合中国城市群发展历程的行政边界效应阶段模型,并根据城市群发育过程中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将其分为四个阶段：隐形阶段、异化阶段、疏导阶段和消融阶段,分析不同阶段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空间特征和动力机制。研究以京津冀城市群为实证案例,采用趋同分析和β回归方程测度不同类型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边界效应。研究表明：行政级别跨度越大,边界效应越大,城市间城市用地扩张规模的差距也越大;行政边界对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的影响具有长期性和累积性的特点,时间越长,边界对城市用地扩张的影响效应越显著。为突破行政边界制约、合理划定城市开发边界、实现城市群城市用地理性扩张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建议。     

环渤海地区城市规模扩张与质量增长的时空演变及耦合特征

城市规模扩张与质量增长是当前中国城镇化发展所面临的重要矛盾,如何推动两者的协同演进成为区域城市系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命题.本文以中国经济第三个增长极——环渤海地区为研究区,在城市系统理论认识的基础上,构建多维度融合的城市规模与质量测度体系,利用泰尔指数和脱钩模型对城市规模扩张与质量增长的时空演变过程及其耦合关系进行深入分...     

权衡城市扩张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以武汉市为例

城市增长边界划定是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力的有力手段。然而,由于城市周边的耕地质量较高,城市增长边界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在空间上存在显著的冲突。已有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研究大多忽略了城市扩张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冲突,不利于城市周边优质耕地的保护。针对这一问题,该文利用土地系统模拟与优化模型(LANDSCAPE),以武汉市为例,开展了权衡城市扩张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研究。结果表明:LANDSCAPE模型在城市增长边界划定过程中能够权衡城市扩张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既能满足城市增长的需求,又有效避让了城市周边的优质耕地和重要生态用地,实现了城市扩张与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空间协调;该文提出的城市增长边界划定方法可以为快速城市化地区合理划定城市增长边界、实现区域土地资源的合理有效利用提供方法支撑。建议相关部门应同步划定城市增长边界与永久基本农田边界;同时在城市扩张与耕地保护冲突激烈区域设置耕地保护弹性区,并在该弹性区权衡城市扩张与优质耕地保护。     

2006―2016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不透水面 时空变化与驱动力分析

以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为支撑,从城市地理学视角对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不透水面的时空变化状况进行分析,并探讨了不透水面变化的驱动力。结果表明：1）湾区内城市不透水面扩张现象明显,面积从2006年的12 127.69 km2增加到2016年的20 188.87 km2,年均增长速度高达6.65%;2）区域内城市不透水面空间分布越来越集中,呈现高密度区域聚集;3）交通道路（省道及以上级别）与城市不透水面扩张的速度和方向关系密切,其中与国道的关系最为紧密;4）国民生产总值（GDP）和常住人口的增长都对城市不透水面的扩张产生深刻的正向影响,相关系数分别为0.840 7和0.834 1;5）近10年来,粤港澳大湾区城市不透水面的空间格局变化显著,湾区各城市的发展阶段存在差异性,在未来城市发展中应该协调好各城市不透水面的扩张范围和速度,避免过高不透水面带来生态环境问题。     

环渤海地区县域经济发展时空分异研究

以县域为基本研究单元,应用统计分析法和空间分析法,以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为指标,分析1996—2009年间环渤海地区县域经济的时空分异特征。结果表明,环渤海地区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产业结构呈现高级化趋势;县际经济发展水平差距大,部分县域人均GDP处于极端高水平;1996—2009年间,县域人均GDP的绝对差异增大而相对差异波动性缩小,省间差异是区域差异的主要组成部分;人均GDP空间自相关显著,经济发展热点区和冷点区的空间集聚特征增强。基于1996年各县人均GDP及1996—2009年间人均GDP增长差异,将环渤海地区划分为基础好增长较快型、基础中等增长较快型等6种类型。     

中国城市空间拓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以261个地级市为例

近年来,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各地普遍出现了以低价出让农业用地,盲目投资房地产及城市基础设施,大规模兴建新城区为主要特征的城市蔓延现象。造成这种城市建成区低密度无序扩张的原因,除了不规范的城市用地转化机制外,很大程度上是源于对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不当认识。以全国261个地级市为例,基于1990~2010年城市社会经济发展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客观分析了中国城市土地蔓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住城市固定资产投资、外商投资（FDI）、房地产泡沫效应等因素后,城市现有建成区面积及其扩展幅度与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没有显著相关关系。也就是说,单纯追求城市建成区规模扩张并不能直接促进城市经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