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行政区划调整研究综述

行政区划作为上层建筑,是把国家权益和政府职能合理配置于各级地方的空间基础,是协调区域利益格局的法理路径,也是有效管理和治理地方事务的重要举措,它是关系到国家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的大政。近年,中国行政区划变动较为频繁,处于相对的波峰时期,基于行政区划战略的重要性及现实需要的紧迫性,综述有关国内外行政区划的调整,对中国行政区划体制改革与调整具有重大理论参考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     

广东省行政区划调整对城镇化的影响

以广州、佛山、惠州和汕头为例,通过主因子分析法对其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城镇化水平进行测度,指出行政区划调整使城市发展普遍存在调整振荡期,并对不同经济类型的城市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多元影响。认为城市的结构状况和城市系统发育水平直接影响行政区划调整的效果,发达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广州)适宜撤市(县)设区,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佛山)行政区划适宜有序调整,次发达地区的弱中心型城市(如惠州)和一般发展水平地区的强中心型城市(如汕头)应暂缓行政区划调整。     

关于温州市乡镇行政区划调整的思考

建国以后，温州市乡镇行政区划同全国一样，几经变动。1949年10月14日，浙江省人民政府第五专区所属县、区、乡人民政府先后建立；1958年8月，温州区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撤销原区、乡、镇建制，建立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至9月底，全区建立69个人民公社；     

边界管控中的跨境社会建构:深圳中英街的案例

在社会建构视角下,边界并非固化的界线,各种社会力量亦在持续塑造着边界的功能与特性。采用深度访谈、实地调查和文本分析研究方法,从社会建构的视角,探讨了不同主体基于日常跨境实践对中英街边界的社会建构,以及在此基础上的边境空间管控应对策略。结果发现,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背景下,中英街的边贸旅游经济发展为居民参与跨境小额贸易提供了契机,中英街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由此实现了高度的融合;而在20世纪90年代内地实行市场经济及香港回归的背景下,中英街边贸旅游经济衰落,中英街地区居民的身份与水客的身份逐渐分离。在此过程中,各主体响应边界管控政策变化,塑造了不同的边界生活空间。未来边界管控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以理解边界空间的历史和现状为前提。     

中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政治

行政区划调整是人文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议题,但目前相关理论研究仍显不足。本文借助“尺度政治”理论,尝试对行政区划调整的诸多类型进行理论化梳理。具体而言,行政区划调整主要涉及行政等级变更、领域幅员调整、区划类型更替3种类型;从尺度政治视角出发,行政区划调整可以理解为行政区划的尺度生产和权力的尺度修复两大过程,其中涉及各种形式的尺度上推、尺度下推和尺度更替。基于这些尺度特征,本文探讨了行政区划调整的尺度重构和尺度政治的综合性、动态性和辩证性。本研究对于深化行政区划及尺度政治的理论研究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国外行政区划调整的经验及对我国的启示

行政区划调整是实现行政区划科学化的重要手段,是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总结国外行政区划调整的经验,主要包括以下4点：在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国外基层行政区划的调整非常频繁;坚持城乡分治的行政管理框架,但有向城乡合治方向发展的趋势;西方城市化水平高的发达国家,城市行政等级趋同,小城镇也同样十分发达,数量非常多;重视大都市区的管理,建立有效的行政协调机构。在此基础上得出了对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启示,要加强我国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论证,进行行政管理体制的创新,理顺行政管理体制等建议。     

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发展的影响——以江苏省淮安市为例

长期以来，我国地方行政区划体系呈现为三级制(省-县-乡)与四级制(省-地级市-县-乡)并存的局面。应当肯定，现行的行政区划体制是基本适应我国现阶段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发展需要的。但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特别是部分地区行政区域边界纠纷加剧，省市区过大，层级过多，区域缺乏整体发展战略等问题均限制了地方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国家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转轨的重要时期，     

2000年以来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类型、特征及趋势分析

系统地梳理了2000—2016年中国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631个案例,归纳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类型,包括撤县（市）设区、撤县设市、行政区合并、增设行政区、边界调整、隶属变更和建制升格7类,发现各种类型变更的背后都隐含着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和特定的需求。详细分析了县级行政区划调整数量和类型的时空分布特征,发现具有时间上集中和空间上聚集相结合的特点,随着不同时期国家或区域发展的战略导向不同,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构成和指向会随之发生变化;县级行政区划变更有着明显区域差别,经济发达和城镇化发育较高的地区是调整重点,城镇化导向突出;县级行政区划较多的省份变更频繁,减少了县和县级市数量;注重了民族地区和边疆地区行政区划变革,有利于促进民族和边疆地区发展。立足于空间治理,认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和优化基本上围绕城镇化、区域发展、边疆治理和民族地区发展等战略的要求展开,代表了未来调整的趋向。     

当代全球化背景下的边界和边界景观①

随着社会的变化,相关研究的范式往往也会发生改变。本文对边界研究中概念的变化作出了解释。在边界仍然具有重要作用的今天,我们需要重新审视这些概念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政治和社会背景下体现出来的时空变化性和不确定性。本文强调了边界不仅是国家主权的分界线,还具有从地缘政治,到边界和跨边界的社会实践和文化生产的多层次复杂性。本文力求对边界研究中的相关争论作出建设性贡献,以促进对边界的过程化、去领域、分散性的本质,及其在全球化和跨国流动时期保证政权的作用的充分理解,展现边界研究作为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仍具有自身内涵的学术地位。本文以边界景观的概念为核心组织元素,提倡在边界研究中采取相关的研究方法,从互补的视角考虑政治愿景与日常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社会表现和艺术想象之间的相互作用。     

四川省建国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研究

县级行政区在中国行政区划中起着承上(省)启下(乡、镇)的作用,其行政区划调整关系到国家行政管理和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诸多方面.在统计分析四川省建国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基础上,将四川省建国以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划分为4个阶段,进而分析和探讨了调整的特点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针对县级行政区划调整中存在问题提出了对四川省未来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对策:加强县级行政区划调整的科学研究;制定县级行政区的合理分区标准;强化行政区划的行政管理职能;调整和逐步规范县级行政区边界、行政中心位置和行政区名称.     

河北省市辖区行政区划调整的数量控制和类型模式

市辖区是由市管辖的一级行政区域单位，是指城市中以管辖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城区。它是城市政治、经济、文化、人口规模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整个城市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政地位一般相当于县。长期以来，我国市辖区设置和调整工作的随意性较大，缺乏科学、统一的规范与标准，导致日前的市辖区制存在诸多问题，影响了各个区本身及整个城市的优化、协调发展。调整市辖区，是加快现代化大城市建设的迫切要求，是理顺城市管理体制的有效途径，是顺应城市化发展趋势和广大人民群众意愿的重大举措。     

建构与批判：二战后西方边界研究进展及启示

论文通过梳理西方边界研究的发展阶段、不同学科下的边界研究进展、边界研究的主要术语及具体实践,探讨西方边界研究的一般理论和边界实践之间的逻辑关系,从而启示中国的边界研究和调整下一步的改进方向。研究表明：西方边界研究在发展阶段上最终以边界的社会建构为主要范式,这与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密切相关,也是多学科交融的结果;多学科交融的西方边界研究并没有形成统一的边界理论,但形成了一般性的边界术语,包括复杂的边界、关系的边界、过程的边界、过渡区的边界及建构的边界5个方面;边界的一般性术语来源于边界的具体实践,也推动了边界实践研究的多样化,具体涉及批判性地缘政治、社会建构的边界及尺度化的边界等议题。西方的边界研究启示在国内的边界研究过程中需要强化多学科交融与合作,关注批判性地缘政治研究方法,重视文化在边界中的作用,深化社会建构的研究范式,厘清和平衡一般理论与边界实践之间的互补、互促关系。     

我国调整行政区划意在拆除藩篱，为经济让路

在中国行政版图上,正发生的一场罕见大范围高层级行政区划调整引人注目。此轮行政区划的调整涉及四座直辖市和深圳、厦门两个经济特区等核心城市群,目标则直指行政为经济让路。     

基于行政区划调整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

行政区划的调整导致城市地域的空间结构发生变化, 对整个区域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2011年7月, 国务院批准了安徽省撤销巢湖市, 将其一分为三, 分别划归合肥、芜湖、马鞍山三市管辖, 合肥、芜湖两个核心城市从此相互毗邻, 合肥-芜湖双核结构是安徽省具有代表性的地域空间结构形式, 其空间整合面临着新的机遇、模式与路径。运用城市空间相互作用理论和方法, 以及双核结构原理对行政区划调整后的合肥-芜湖双核空间整合进行分析。提出在不同时期可以分别采用轴线模式、双核模式、“T”型模式和扇面模式, 采取打破行政区界限的刚性约束、加强双核轴线整体规划、扩大产业整合力度、发挥双核中间城市的比较优势、整体推进合肥-芜湖发展轴建设等措施。     

基于功能区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以绍兴城市群为例

本文构建了基于功能区的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框架。首先,运用功能区思想,以大城市地区的街道或乡镇为空间单元,采集相关的自然、历史、文化、产业、客流和信息流数据,进行要素功能区的分析,准确获取不同层次相互依赖的功能空间单元,使城市在空间上充分适应和支撑多变的社会经济环境,为城市的多样性提供充分的弹性空间依据。其次,在城市基层单元的要素功能区的基础上,进一步采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进行城市功能区的划分,可以为行政区划调整提供基于城市功能区有机的空间组织科学依据。在上述行政区划调整研究框架的基础上,以绍兴市为例进行了案例研究,结果表明,绍兴市域内自然、文化功能区清晰,块状经济特征明显,基层区之间的经济、文化、通勤和信息联系已经突破现在的市县行政区边界,按照综合功能区的思想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总体上说,基于功能区的行政区划调整,对大城市地区或城市群地区,保证其物质环境和社会空间的快速和谐发展,有效利用资源,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实用价值。     

行政区划调整对政区位势的影响与定量化测度

行政区划是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行政区划调整是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在全球化与区域化背景下,适时推进行政区划调整是重构区域发展格局,改变区域政区位势的基本途径。本文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视角,构建基于区域相互作用理论、空间场能模型和幂指数函数的政区位势模型,以合肥—芜湖地区为例,测算2011年原巢湖地级市拆分后其政区位势的变化情况以及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影响效能。研究表明:① 政区位势与政区的行政管辖能力、行政资源和区域协调发展潜力密切相关。② 2005—2015年期间研究区整体政区位势和协调发展潜力增幅分别由地级巢湖市撤销前的61.79%和0.21%提高到116.51%和3.05%;且行政区划调整后政区位势增速明显快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速。③ 运用政区位势模型能对行政区划调整进行测度和空间化表达,其测度结果既能与社会发展等复杂影响相区别,又能与真实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相符合,既重视个体发展又兼顾区域协调发展。行政区划调整能显著提高研究区的政区位势,促进社会经济进步,且有利于破除空间障碍和行政壁垒,推进区域协调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