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游客感知差异与旅游需求分析

采用问卷调查和交叉表格分析法,分析了不同属性游客对桂林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感知的差异及旅游需求。游客对桂林市非遗项目的整体感知度低,对绝大部分的非遗项目不熟悉,但普遍对知名度较高的"刘三姐歌谣"和"桂林山水传说"有较高的感知度。对非遗项目感兴趣的游客比例较低,最感兴趣的是"刘三姐歌谣"和"桂林山水传说"。不同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程度、职业、居住地和收入水平的游客对桂林非遗的感知度存在很大的差异。电视广播是游客了解非遗的最主要途径,网络成为游客了解非遗的重要途径。游客期望了解非遗的途径主要包括网络、电视广播、报纸杂志及政府宣传活动。游客对桂林非遗旅游体验的潜在需求很大。     

试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国家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世代相传的精神财富。目前,我国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还存在一些观念、内容、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为了提高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科学性和有效性,本文试图提出一些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对策。     

文化旅游视野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旅游及其关系 1．非物质文化遗产及文化旅游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定义如下：“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以及有关的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文化空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以下方面：①口头传统和表达,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民俗、礼仪、节庆;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     

关于旅游产品知识产权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对策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日益面临威胁的形势下,本文提出利用旅游业和知识产权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通过借鉴国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开发经验,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开发形式,针对不同形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提出相应的知识产权保护模式,最后从制度、财政、科技三个方面提出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旅游产品的保护与开发的对策。     

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理论研究

金融危机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主题,因而文化产业化也开始备受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在一定的理论指导下,通过合理的路径选择和结合相应的分类开发、产业链扩展开发、区域开发等模式可以促进中国文化产业化发展进程。     

古村落游客忠诚模型研究——基于游客感知价值及其维度视角

古村落旅游发展离不开游客的感知评价,探讨在古村落情境下的游客感知规律对古村落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基于游客感知价值及其维度视角,本文构建了古村落游客忠诚概念模型,并以湖南岳阳县张谷英村为例进行实证;通过探索性因子分析以及结构方程模型检验和修正,得到了古村落游客忠诚修正模型.修正模型表明,古村落游客感知价值作为单维...     

辽宁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策浅析

（一）全力挖掘,抢救性推进。一些人对非物质性文化遗产的价值认识不清,破坏文化遗产的事不断发生。如有人认为,只要传承具有象征性的几样民族特色,一般民族文化不要也罢;有人觉得有些传统民族文化可有可无,不需小题大做,提倡顺其自然发展;有人把许多有重要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的东西完全看成是封建迷信;有人面对文化的多样性选择,面对一些强势文化的包围,存有盲目自卑感,更丧失了文化自信心……我们必须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积极探索市场经济条件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开发和利用工作。     

中国游客赴马来西亚的安全感知研究

本研究以马蜂窝和TripAdvisor（猫途鹰）两大旅游网站上的网络游记为研究样本,结合内容分析法和扎根理论分析方法对中国出境游客对马来西亚安全感知的内容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1）结合高频词及其语义网络分析发现游客对马来西亚的安全感知主要表现为地点、人员、行为、心理四个方面。（2）影响游客安全感知的因素从高到低依次为管-人-环-机,其中管理因素是影响中国游客对马来西亚安全感知最为主要的因素,集中表现为环境氛围差、人文氛围体验不佳、治安混乱、监管不到位。个人因素、环境因素和设施因素分别表现为个人疏忽、天气异常、设施设备不完善。最后从马来西亚政府应联合整治旅游市场秩序,马来西亚旅游企业需加大旅游安全投入和游客要提高个人安全防范意识及应急技能三个方面提出了塑造马来西亚旅游安全形象和降低中国公民出境旅游风险的建议。     

草原旅游发展中社区居民的感知与态度分析

社区居民是旅游地最核心的利益相关者,其对旅游发展的感知和态度是旅游发展状况的“晴雨表”。研究以希拉穆仁和辉腾锡勒草原旅游区为例,运用问卷调查和借助社会统计软件工具,分别就社区居民对草原旅游发展影响的感知和态度、旅游业发展的态度、参与旅游发展能力的感知和态度、参与旅游发展行为的感知和态度等方面进行调查与分析。通过因子分析可知：（1）草原社区居民参与旅游发展的意愿比较强烈;（2）对旅游发展影响的正效应持积极态度;（3）对旅游发展促进居民素质提高比较认同;（4）对旅游业总体持欢迎态度,但对旅游业发展现状还不太满意;（5）对旅游发展影响的负效应持中立态度。最后希望政府能够为社区居民提供旅游相关的教育培训,以培养其参与旅游发展和利益分享的技能。     

地理要素在传统无形文化传承中的空间印迹——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传统无形文化传承受到地理环境的影响。基于山西1519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位置信息和DEM、气象、河流、人口、经济、古道等基础数据,以ArcGIS 10.3地形分析、缓冲区分析、时间成本距离等获取山西自然、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环境的多维属性,并提取非遗点地理信息,采用非遗密度、区位商和地理探测器分析非遗分布对地理环境响应的差异。研究结论：① 自然地理环境对非遗分布起基础作用。非遗偏好低中海拔、坡度<5°、平原盆地台地、临河、10℃以上积温≥ 3000 ℃、年均降水量≥ 500 mm地区。② 在人文地理环境中,非遗对交通环境的响应最高。非遗集中分布在县级行政中心2 h、市级行政中心4 h公路通行圈。县/区人口越多,非遗越多;五成多非遗位于乡村。在人口超过50万的区县,非遗主要集聚于建成区;在人口小于20万的区县,大部分非遗则分散在乡村。非遗分布与地区经济相关性不明显,非遗高度集聚区位于古代高级政、商中心。③ 非遗对地理环境的响应具有要素综合性、尺度差异性和空间异质性。     

地理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跨地方实践

非物质文化遗产不仅是来源于过去的特定区域的传统实践,更是生成于全球化体系中面向未来的现代文化政治和文化经济过程。因此,本文尝试以跨地方性理论为切入点,架构非遗的形成、运作和认同的社会—空间过程,在此基础上使用跨地方聚合的思想重新概念化非遗实践,将其解读为多元主体权力关系中介下,由跨地方异质性要素聚合而成的不稳定的开放系统,以区别于固有对非遗实践“稳定”“以人为中心”和“边界化”的认知。通过分析云南鹤庆银器锻制技艺和摩梭纺织技艺两个案例来呈现非遗实践作为跨地方聚合的过程及特性,以及非遗传承和保护由此所面对的机遇和挑战,呼吁在重视非遗服务于乡村振兴等发展战略的潜力时,要进一步认识非遗实践的跨地方性对本土社区的影响,反思遗产原真性和文化价值与当前非遗实践的关系,强调在非遗全球化生产和消费中保持其与本土认同和本土生计之间的关联。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分布特征及旅游活化机制研究

以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为研究对象,基于实地调研与文献史料,系统分析了新疆非遗旅游活化发展现状、模式及存在的问题,并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探索新疆非遗的空间分布特征,借助SPSS软件探析了非遗与旅游发展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而归纳了非遗旅游活化发展的机制与模式。结果表明：（1） 新疆非遗资源类型结构、数量分布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化特征。新疆非遗旅游活化发展态势良好,且活化模式逐渐多元化。（2） 国家级非遗与自治区级非遗在省域空间层面以极核区、高度密集区、次级密集区和面状区域为主要分布特征,呈现出不均衡的集聚特征格局。（3） 不同地区的非遗资源丰裕度对旅游业发展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非遗资源密集地区的旅游业发展水平相对较好,而非遗资源稀缺地区的旅游发展相对缓慢。依据上述分析结果,提出新疆非遗旅游活化发展机制,以旅游为载体对文化遗产进行活化,推动非遗与旅游的良性互动发展。     

国家级非遗项目空间分布及谱系年代研究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见证。从历时发展、空间关系、地理环境的角度考察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客观了解其空间分布格局形成的原因、流传的路径具有重要意义,有助于提高对中华文化整体性和历史连续性的认识。本文试图从地理学视角出发,基于国家级非遗项目的流布范围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空间解构,同时采用时空演化树模型将非遗空间分布及谱系年代以一种简单清晰可视化的形式表达出来,并对此进行影响因素的探析。结果表明：① 国家级非遗主要聚集在发展水平较高、民族特色突出、文化积淀深厚、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华北平原和长江中下游平原是非遗的聚集中心;② 北京和西藏的内部一致性与文化认同感较高,江浙地区呈现大分散小聚集的特征;③ 中国源于各历史时期的非遗项目的分布重心总体上呈现自西向东、自北向南的变化路径;④ 生态环境的变化、人口的迁移、经济发展格局的变动和战乱灾害是促使非遗分布重心转移的关键因素。由此得出加大非遗项目保护资金投入、重视非遗历史发展演化研究、深入挖掘地方非遗特质、推动非遗的整体性保护等启示。     

新疆文化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及成因分析 ——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例

非物质文化遗产根植于特定的生存环境,见证了人类历史的发展,其空间分布与人类迁徙、文明的传播与扩散有着紧密的联系.新疆是古代陆路丝绸之路重要节点,古代中西文化、经济交流的交汇地,非遗丰富多样,但对自然与人文因素与其空间分布关联却鲜有学者研究.通过借助ArcGIS空间分析功能,对新疆(含生产建设兵团)国家级、自治区级484...     

身体地理学视角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实践

以人为本体、主体、载体、活体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际上是一种“身体遗产”,身体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形塑中发挥着根基性作用。本文选取展演型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广州沙涌村鳌鱼舞及其传承人为研究对象,引入身体地理学的理论分析视角,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训练与展演的时空过程进行历时性考察,剖析传承人身体技术的形成过程和展演时空中的具身体验,探讨传承人在此过程中身体与感情相互影响的机制。研究发现：① 在训练时空中,传承人利用身体知识衍生出的权力关系主导了特定空间中的规训关系,不同级别的传承人具有不同的知识权力,一定的规训关系由此形成。青少年传承人与成年传承人间的情绪体验均受到规训关系和自身生物特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地方特定的社会文化是规训关系顺利运作的主要原因。② 在展演时空中,身体是传承人多感官体验的核心。传承人通过身体感知特定的展演环境,基于“凝视”与“被凝视”的视觉关系,辅以声音的节奏韵律,与观众建立起了有效的感情交流途径,从而达到主体和客体间的有效互动。传承人的身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得以成功传承和顺利展演的前提与保证,承载了丰厚的地方历史文化,在多主体和多层次的复杂时空网络中占据着中心地位。     

戏曲文化的空间扩散及其文化区演变——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淮剧为例

基于文化地理学理论,运用传统定性与定量互补的研究方法,以淮剧为例进行了分析。首先,淮剧的传播和发展大致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二阶段以扩展扩散为主,第三阶段以迁移扩散为主,第四阶段主要体现出传染扩散的效应;淮剧扩散的空间结构表现为由文化源地沿着多条交通线扩散,并逐渐形成了苏北和上海的双中心结构。其次,基于现有的研究提出了淮剧空间扩散模型,揭示了灾变事件导致的大规模移民是扩散的主要因素。第三,以县、区为基本空间单元,将淮剧文化区划分为核心区、外围区和过渡区,总结出淮剧文化区存在着南、北两大文化亚区和北亚区内又分化出东、中、西三片子文化亚区的空间分异特征。最后,通过选取典型年份下专业淮剧团的数量变化来考察淮剧文化区的演变轨迹,发现核心文化区十分稳定地集中在盐城和淮安两市,外围区和过渡区呈现先扩张后收缩的空间趋势。     

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分布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国家级和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资源空间数据,集成相关自然地理环境和社会经济文化数据,采用最邻近分析、核密度估计和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研究新疆非遗的空间分布规律和集聚特征,采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探究影响新疆非遗空间分布的自然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因素。结果表明：新疆非遗空间分布呈现北多南少的特征,主要集中在喀什、伊犁、塔城、巴州和乌鲁木齐等地（市、州）;新疆非遗在空间上具有明显的集聚特征,不同类型非遗的集聚程度也有差异,在空间上形成了乌鲁木齐-吐鲁番-库尔勒为核心的一级组团、伊宁和喀什为核心的二级组团以及以塔城、哈密和阿克苏为中心的若干三级组团。新疆非遗空间分布受自然因素、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综合影响：社会文化因素（0.5494）>经济因素（0.4597）>自然因素（0.2285）。自然因素和经济因素、社会文化因素的协同效应对非遗空间分布的影响更明显。     

制造地理视角下乡村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产实践

随着西方第三次工艺复兴浪潮的兴起,“制造文化”成为西方地理学者关注的新兴话题,而传统工艺制造的具身和物质层面的生产形式也得到关注。论文以传统工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贵州安顺石头寨布依族蜡染技艺为例,基于制造地理的理论视角剖析了布依族蜡染的生产实践。研究发现：蜡染生产是一种具身性、物质性、地方性和关系性的实践。在身体、家庭、工坊、社区和线上等不同空间,手工艺人的身体是蜡染生产实践的主体,通过具身练习提升蜡染技能,并充分发挥能动性对产品进行创新,同时制造实践也引发了手工艺人正面或负面的身体体验;蜡染生产流程具有鲜明的物质性特征,物质的活力和能动性引导着手工艺人进行“人与物质”的合作生产;地方自然环境、传统文化等地方要素是蜡染生产的基础和条件,同时蜡染的生产实践又塑造地方的身份和特性;蜡染生产不仅是手工艺人表达自我的创造性实践,同时建构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关系。研究有助于加强对经济生产实践中的文化维度的关注,为文化经济的理论研究提供了重要实证,同时通过对手工艺人的身体技能、具身体验等方面的关注,也有助于在非遗保护实践中提供更具关怀性的保障措施。     

基于大数据的文化遗产认知分析方法——以北京旧城中轴线为例

以北京旧城中轴文化遗产为例,利用2012、2015年的相关微博、报刊新闻、学术文献数据,通过提取关键词,抽取词频、tf-idf权重、互信息、后验概率等特征,从群体、时间、空间多个维度分析文化遗产的认知。在人群维度上,通过具有特征性人群的传媒信息,发现不同人群对文化遗产的认识存在异同：对于中轴文化遗产核心单元故宫、天安门、天坛的认知相对一致,而对于钟楼鼓楼、太庙、地安门的认识,官方偏向于行政管理,学者偏向于历史价值,大众则偏向于生活化。在时间维度上,提取文化遗产关注程度和认知变化。如相对于2015年,大众对故宫、天安门的关注程度相对提高,对太庙的历史价值认识更为丰富。大众相对于官方和学者对文化遗产的认知更容易发生变化,且对热点事件敏感。在空间维度上,挖掘文化遗产单元之间的认知转移和关联模式,一方面,空间上相连的天安门—正阳门—正阳门大街具有较高的双向认知;另一方面,中轴文化遗产中,故宫、天安门、天坛的后验概率较高,表现出跨空间的认知汇聚模式。基于大数据的认知分析方法,是问卷调查、文献调研、访谈分析等传统方法的重要补充方式,能够降低数据收集者的主观影响,增加分析维度和效率,有助于发现隐含的知识和模式。本文结论可为文化遗产价值挖掘、保护提供决策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