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文化多样性与相似性测度及其投资效应研究

文化是影响地缘经济合作的重要因素,对文化进行测度并佐证文化的经济效应,对于地缘经济合作的有效开展具有重要意义。以中国—东盟地缘经济区为例,基于语言、族群、宗教等多维度对中国和东盟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及相似性进行测度,发现:①东盟国家存在较高的文化多样性,但在整体文化多元中又存在显著的单一类别文化极化现象;②相对而言,中国与新加坡、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的文化相似性较高,与菲律宾、文莱的文化相似性较低。进一步,基于文化多样性与文化相似性的测算结果实证研究二者对中国—东盟投资合作的效应,发现:①东盟国家的文化多样性对中国企业投资东盟国家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而中国与东盟国家存在的文化差异对中国投资东盟国家同样具有负向作用;②中国与东盟国家开展文化外交活动有利于促进双方的文化认同并增信释疑,对中国与东盟国家的投资合作有正向的直接和间接溢出效应。     

缅甸的地缘环境演化及中缅地缘合作启示

缅甸是"一带一路"沿线的重要国家,分析和研究缅甸的地缘环境对推进中缅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建构了多尺度的地缘环境分析框架,系统地分析了缅甸的地缘环境特征,并在对缅甸地缘环境、政体及战略演化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分析了中缅合作面临的困难和机遇,探讨了"人"字形中缅经济走廊建设背景下中缅合作的主要领域。缅甸是大国角力的地缘破碎地带、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战略边缘区、山地与平原切割的多民族割据地缘空间。由于复杂的地缘环境,缅甸在史前及封建王朝、近代殖民时期、内战及军政府时期,以及后民主化改革时期分别采取了不同的地缘战略。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中缅合作具有广阔的潜力,促进双方互联互通,互利共赢,能够为两国的发展注入新鲜活力。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经济发展影响研究

大湄公河次区域(GMS)国家以其重要的地缘政治属性、逐步开放的经济政策、丰富的自然资源、廉价的劳动力日益受到国际资本的关注。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进程加快,中国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经济合作不断推进。近年来中国对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的直接投资稳步增长,呈现出:直接投资流量稳步上涨;投资主体多元化,中央企业居于主导地位;直接投资领域不断扩大等特征。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弥补了大湄公河次区域国家建设资金的不足,完善了GMS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促进了GMS国家经济的持续增长,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与GMS国家双边贸易的发展。未来中国对GMS国家投资不仅要关注东道国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保护以及社会经济的长远发展,更要加大高新科技产业投资力度,注重投资的质量提升。     

国家地缘脆弱性探索——缅甸案例及对中国地缘战略启示

当今国际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处于剧烈变动中,并对缅甸地缘环境的复杂性及地缘脆弱性产生深刻影响。缅甸所在的大湄公河次区域日益成为世界重要地缘政治力量博弈前沿和焦点。系统研究缅甸国家地缘脆弱性,对于中国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及周边地缘环境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本文基于地缘政治及人地关系地域系统等学科理论,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从暴露性、敏感性和适应性等方面构建了国家地缘脆弱性研究框架,系统探索了缅甸典型的国家地缘脆弱性特征。资源环境禀赋、内部地域结构等引致的经济政治体系、社会文化传承等方面是缅甸脆弱性的本底特征,而缅甸与中国的地缘关系及决策则从根本上影响其地缘战略位态。缅甸地缘政治脆弱性及其与中国的相互依赖使之成为西方“U型封堵大陆战略”的薄弱点和今后角逐的着力点,也是中国解围破局重要的地缘战略出口。近期中国应通过“一带一路”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大力加强中缅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友好关系。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征与若干经济地理研究议题——基于中国对全球与东盟的投资分析

中国已经步入以"走出去"为鲜明特征的经济全球化新阶段。针对国内经济地理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尚较少或刚起步的现状,从全球和东盟区域尺度分析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类型、区位分布、行业领域和投资来源地等特征。据此围绕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的一个争论,结合地理学关注空间差异、地方、嵌入等因素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若干研究议题,包括:1)东道国和母国之间的制度距离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2)中国境外企业在东道国的地方嵌入机制——或者说企业克服母国和东道国制度差距的模式;3)不同类型(国有/非国有)、不同投资动机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决策的差异;4)中国各地区对外直接投资的差异及其形成的原因和产生的影响。简言之,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地理研究需要同时关注投资"流入地"和"流出地"的地理分异现象及其形成机制。     

湄公河流域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评估与影响研究

湄公河流域国家是中国周边重要的合作伙伴,是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地区,开展地缘政治风险评估对于中国在该流域国家开展投资和经济合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文运用层次分析(AHP)方法构建地缘政治风险指标和数学模型,基于多源数据对2011-2019年湄公河流域国家地缘政治风险进行定量评估。研究表明：1)湄公河流域国家的地缘政治风险空间差异明显,由西向东呈递减趋势,其中缅甸为高风险等级,泰国、老挝、柬埔寨为中风险等级,越南为低风险等级;2)2011-2019年湄公河流域国家整体地缘政治风险基本呈下降趋势,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3)湄公河流域国家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边境安全和对外直接投资等均有影响,且不同类型地缘政治风险的影响不同。     

基于国别地缘环境视角解析缅甸民主化改革进程

2021年2月缅甸军方再度接管国家政权后,其国内民主化改革进程戛然而止,再次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然而,已有学者大多从政治、经济等单一性要素,或从多行为体间利益斗争的视角入手,缺乏多要素、多主体、多时空维度的综合分析视角对民主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和未来前景的研究。随着地缘环境研究日益体现出跨尺度耦合、多元地缘体博弈和跨领域间互动等分析理念,本文将国别地缘环境分析理解为一个视角,构建其解读民主化改革的一般思路和框架;以缅甸为例,探讨不同时期缅甸地缘环境的情景特征及其对民主化改革进程的影响并预测其未来态势。研究得出：① 国别地缘环境视角可以被界定为跨尺度耦合下国内外多元地缘体利用跨领域间互动进行综合作用的情景分析。② 自1980年代以来,由于缅甸地缘环境从内乱外压、外压内稳到外稳内乱的演变,其民主化改革进程依次经历民主开启、转型过渡期、民主转型、民主巩固和民主倒退。③ 缅甸民主化改革的未来走向极为可能是在军方控制下民选政府与军方合作推进的适度改革。解析缅甸民主化改革进程不仅有利于帮助中国理解缅甸的政局变化进而构建和谐稳定的中缅关系,同时也能推动地缘环境的理论与应用研究,促进学术界对“应该推行怎样的民主化进程”这一问题的进一步思考。     

缅孟边境罗兴亚难民的人口学特征及其对区域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

基于联合国难民署的动态监测数据,对2018年1月至2020年9月期间的缅孟边境罗兴亚难民人口规模、人口结构及其对区域地缘政治关系的影响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缅孟边境罗兴亚难民规模大且呈不断增长的态势;女性难民多于男性,难民年龄结构趋于年轻型,以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为主,青壮年难民占总人口比重次之且增长快速;在空间分布上表现出典型的“距缅孟边境的距离衰变规律”,即难民营地向西部扩张,难民规模呈现自东向西递减的分布规律。2）罗兴亚难民的人口规模及结构对区域地缘政治关系产生了显著影响。一是深刻影响着缅甸的民主化进程;二是对缅孟边境安全形成挑战,导致缅孟关系趋于紧张;三是引发了多地缘行为体的介入与关注,进而引发了围绕难民问题的地缘政治博弈,导致东盟内部的分化及其地缘政治的外溢效应。3）相较于部分西方国家及国际组织,中国提出的“三步走”解决方案符合缅孟两国的实际情况,在中缅孟联合工作组机制下,罗兴亚难民问题正朝着合作共商的道路积极推进解决。     

基于行为主体的缅甸排华思潮产生及其原因解析

2011年密松水电站事件之后,缅甸排华思潮不断攀升。这一思潮伴随着缅甸民主改革的进程不断发展,成为影响中缅关系转折和思考中国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触发点,文章结合缅甸各阶层的情感和不同行为体行为、利用情感地缘政治和国际关系的建构主义理论,从缅甸排华思潮产生的国内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出发,从宏微观两个层面构建缅甸排华思潮产生的分析框架。利用框架从缅甸殖民时期以来形成的"羞辱"文化、民主改革之后缅甸局势变动、长期形成的文化心理等宏观背景,以及缅甸民众的排华记忆、民族主义盛行、对中国支持军政府的误解、华企在缅甸投资的产业结构、未能更好融入当地、对投资地各阶层利益的忽视、非政府组织对民众的错误诱导、媒体过分关注华企和华人以及过分夸大华企的影响等微观主体剖析缅甸排华思潮主要原因。结合其产生的过程和形成的机制,从国家外交政策调整、华企和华人行为的转变、加强与缅甸非政府组织联系、正确引导媒体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     

当前缅北冲突与中缅边界管控研究

大国地缘政治博弈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亚太地区,缅甸因其特殊的地缘区位而成为大国地缘政治战略的交汇区。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缅"人字形"经济走廊等在缅甸不断推进,同时域外大国势力介入缅北地区,缅甸国内局势更加复杂,致使缅北冲突不断激化升级。2015年2月之前,缅甸政府军主动进攻缅北各民族武装组织,现阶段,缅北冲突发生了重大逆转,"缅北联军"开始主动突袭政府军。通过实地调研法、文献分析法等方法分析缅北冲突原因以及中国扮演的角色,进一步提出缅北冲突对中缅双边关系、跨境贸易、边境安全以及边界管控带来新的挑战,并发现缅北冲突暂时不会对中缅边境地区带来较大的安全影响,但随着冲突的加剧,毒品、走私、跨境犯罪、恐怖袭击等问题将是影响中缅边境安全的潜在影响因素。最后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边界管控措施,为国家和边境地方政府做好边界管控提供借鉴。     

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与产业特征

开展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研究，对于进一步吸引东南亚华人资本，正确引导华人资本的流向，加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之间的经贸合作，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的方法，在探讨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空间分布与转移规律的基础上，构建了其区位选择模型，进而深入剖析东南亚华人企业集团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特征。     

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企业所有权差异的视角

以中国企业2005~2015年对东南亚直接投资的项目作为研究样本,分析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在东南亚直接投资的国家选择和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国有企业不回避政治风险较高的国家,倾向于开拓新的国家市场;相反,民营企业倾向投资政治风险低的国家,投资与中国贸易联系紧密、相对市场规模较大以及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国家。基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对东南亚直接投资影响因素的差异,为中国对东南亚直接投资提出政策建议。     

冷战后东南亚地缘政治变化中的大国战略调整述评

冷战后,东南亚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在冷战时期展开地缘战略博弈的两大阵营势力的淡化与退出,缓和了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环境;二是东南亚国家实现了“大东盟”的内部联合,并强化了自身应对安全风险的能力。而世界大国发展对资源的需求,对航道安全的关注,也凸显了东南亚的地缘战略地位;三是中国的崛起效应。这些变化引起了新一轮的大国战略考量,并在美国的推力下,其它几个大国借着新时期南海问题、缅甸民主化等地缘环境的变化,调整了对东南亚的战略布局,进一步实现了平衡和遏制中国的深层次战略目标,从而也加剧了东南亚地区大国互动关系的复杂化和大国战略博弈的炽热化。     

中国对美国州层面直接投资时空演变与驱动因素探究——以得克萨斯州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经历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发展历程。2016与2017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COFDI）流量与存量先后跃升至全球第二位,由外商直接投资吸收国转变为世界主要对外直接投资国之一。在中美双方经贸合作伙伴关系持续深入背景下,美国已成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首位东道国。投资是落于具体地域的,不同尺度地域投资环境的差异性是导致中国对美直接投资时空分异的重要原因。立足于中国（投资母国）视角,以美国州内各选区为研究地域尺度,利用空间自相关等方法,对美国典型州——得克萨斯州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时空格局与演变特征进行了探讨,同时引入面板数据计量模型对COFDI在得州内各选区间投资驱动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得州内COFDI存量持续增长,但阶段性特征明显;(2)得州内COFDI以国有企业并购为主,且主要集中在能源产业;(3)COFDI州内集聚程度较弱,局部选区间多呈现出相异属性集聚特征;(4)市场规模、劳工人数、交通通达性、华人移民数对COFDI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劳动成本、教育水平、税率、经济密度对COFDI具有不同程度的负向作用。研究结果可为中国政府、跨国企业在...     

中国-老挝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发展模式与启示——以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为例

境外经贸合作区已经成为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和建设“一带一路”的重要平台和空间策略。文章在总结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发展特点基础上,采用实地调研与深度访谈的方法分析了中国-老挝万象赛色塔综合开发区的开发模式,并基于企业视角分析了该开发区的优劣势。结果发现：1）园区是采取“项目建设+土地抵偿”的形式进行开发的典型项目,以符合东道国国情与需要为发展定位,主要通过土地增值、为跨国企业提供厂地的方式获取收益;2）园区发展优势表现在：受到双边政府的大力支持,税收优惠力度大,区位优势明显;园区发展劣势表现在：产业链体系不完整、企业境外融资难度大、企业在当地的根植性弱、企业间凝聚力不足、劳动力资源匮乏、劳动技能与效率尚待提高、投资汇回利润存在一定风险、市场开发尚且不足。在此基础上,提出未来研究应重点关注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区位选择与产业布局、本地嵌入机制、经济地理影响等方面,并探讨了本案例对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建设的政策启示,即,加强政府间磋商、契合东道国发展需要,加强对本地劳动力的职业培训是保障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顺利发展的关键。     

东南亚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关系研究

随着“走出去”战略的实施和“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中国在全球化经济中逐渐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力量之一。海外华人华侨网络曾经积极促进外商对华的直接投资,是否在这个过程中再次扮演积极的作用,是当前经济地理领域尚未充分探究的问题。因此,本文从经典的区位选择问题切入,探究海外华人华侨网络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区位选择的关系,利用2001-2016年中国企业投资东南亚国家的数据,通过混合逻辑模型回归分析海外华人华侨对中国企业投资区位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整体上看,东南亚各国的华人华侨规模和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② 从投资时间上看,海外华人华侨规模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之间的关系显著性呈现扩大趋势,说明华人华侨在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存在较大潜力;③ 从投资的行业和环节上看,不同行业和不同职能部门的企业在东南亚投资中海外华人华侨在其投资区位选择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及其影响因素

利用拓展贸易引力模型,借助Eviews等工具分析了影响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因素,以及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滞后性对双边贸易的影响。结果表明：1）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受到经济发展水平、市场规模、政治制度、贸易畅通性、便利性、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民间文化交流紧密度的影响;2）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间的贸易规模具有正向作用,但其效应具有一定滞后性;3）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于带动中国与不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规模的引力大小不同,可分为投资带动力巨大型、投资带动型、投资一般型、投资带动力不足型4种类型,中国与东南亚、西亚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贸易规模受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带动作用较强。     

社会变革和制度文化制约下的“多尺度嵌入”——以缅甸莱比塘铜矿项目为例

“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加速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而对于这些“走出去”的企业而言,往往面临着东道国社会环境及治理结构变革、制度制约、文化冲突等多重挑战。此前经济地理学提出的“主动嵌入”和“被动嵌入”,并不能完全解释“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中国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所呈现的“外资”与东道国治理结构、地方制度文化环境之间的复杂相互作用关系。本研究构建了“全球-国家-地方”多尺度嵌入的分析框架,以缅甸莱比塘铜矿为例,阐释企业如何通过多样化制度创新,顺应东道国的社会变革,突破制度和文化的制约,从而取得政府、企业、当地社区“多赢”局面的合作模式,从而从新的视角理解制度的多尺度性和尺度之间的相互作用。研究发现：尺度要素之间存在耦合关联作用,且作用模式有不同的组合,同时多个尺度要素的嵌入和影响过程也存在时序效应。最后,结合莱比塘案例,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企业R&D国际化:时空格局与区位选择影响因素

基于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数据和零断尾负二项回归分析方法,探讨了1998—2015年中国企业R&D国际化的时空格局特征,并从东道国角度分析影响其区位选择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研究期内中国新建海外R&D机构数量快速扩张;海外R&D投资区域分布广泛,呈现分散和集聚并存的特征;以华为为例分析了典型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的空间布局特征,认为目前华为海外R&D投资呈现集中布局在欧洲,零散分布在亚洲、美洲、非洲的空间特征,主要是由其以全球技术升级和满足多样化的市场需求等R&D国际化的战略动机所决定。回归分析结果表明,中国企业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影响因素有共同点但也存在一定的差异：① 现阶段东道国的R&D需求不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② 代表中国与东道国经济往来密切程度的关联要素是影响中国企业R&D投资的重要决策因素;③ 发达国家吸引中国企业对其进行R&D投资主要是因其创新能力强、R&D资源数量多,而政策及制度供给是影响中国企业对发展中国家进行R&D投资的主要因素;④ 地理距离对中国企业R&D“走出去”的阻碍作用主要体现在对发展中国家的R&D投资中。     

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研究进展与展望

基于关系视角梳理了国内外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进展,认为已有的传统理论在解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方面虽仍起作用,但难以解释中国跨国企业缺乏所有权优势、快速的国际化步伐和依赖社会关系网络等显著特征,因此必须用中国特有的变量加以补充解释;一方面,文章重点综述了基于合同和契约建立的正式关系网络,强调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另一方面,深入探讨基于情感和血缘建立的非正式关系网络对企业跨国投资的影响,认为华人华侨网络是影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具有中国特色的关键变量,能帮助企业有效地了解当地制度与文化,实现地方嵌入。最后,提出针对中国特点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方向：1）建构基于中国特色的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框架;2）基于关系视角的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需要进一步探讨;3）基于族裔网络关系视角的对外直接投资研究有待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