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治理整顿中开创乡镇企业的新局面——对镇平县坚持四个转变的调查(摘要)

一、“坚持四个转变”的基本内容。(一)由过去以外延扩大再生产为主转向以内涵扩大再生产为主。(二)由过去的粗放经营转向科学的经营管理。(二)由过去着重眼前利益转向重视企业的长远利益。(四)由过去以内销为主转变为内外销并举,加快外向型乡镇企业的发展。 二、对“坚持四个转变”的评价。1.坚持四个转变”符合国家治理整顿的大局。国家要压缩投资规模,不可能拿出较多的资金用于企业的外延扩大再生产。同时,在收紧银根的情况下,企业的流动资金普遍紧张,乡镇企业缺口更大。所以,镇平县     

上海郊区城市化模式探讨

郊区城市化就是城市郊区乡村型社会地域组织向城市型社会地域组织演变的过程。20世纪90年代以来,上海郊区进入了快速城市化阶段,大片农村景观迅速演变为城市景观,但是“均衡发展”模式引导下,上海郊区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水平,并出现“大城市,小郊区”的状况,笔者提出,欲加快郊区城市化速度与提高城市化质量,必须实现由“均衡发展”到“重点建设”的转变,并提出新城建设、中心镇建设与中心村建设等三种重要模式。     

产业集群与传统制造业竞争力提升——以天津自行车产业为例

与技术、资本相比,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和创新日益成为全球经济条件下企业、产业和区域国际竞争力提升的重要决定因素。对于传统制造业来说,通过集群生产方式构建地方性生产网络对国家或区域制造业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天津自行车产业的发展表现为生产组织方式的创新和演进过程,即、由计划经济时代的“大而全”和“小而全”的高度纵向一体化的生产组织向“专业化＋网络化”的集群式生产组织方式转变,产业竞争力的提升得益于地方生产网络的构建。文章通过这一案例研究,探讨如何利用这次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和演进中隐藏的潜在后发优势,提升我国传统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     

全球和地方力量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增长的影响

企业动态是中国制造业空间重构的微观基础。采用中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根据新企业成立和就业净增长的关系,把中国城市划分为创业型、旋转门型、惯例型和缓增型4类增长模式,描述其在2003—2008年和2008—2013年的时空变化。发现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东部外向型制造业核心区的城市新企业成立不足,现有企业增长乏力,制造业就业增长率下降,由惯例型转变为缓增型;在国内市场潜力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东部的相对欠发达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城市持续吸引了大量新企业成立,并推动制造业就业快速增长,由旋转门型转变为创业型。论文建立“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的分析框架,采用多项Logit模型揭示全球力量和地方力量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增长模式在2个时期的不同影响。研究发现：全球力量中的出口导向和地方力量中的集聚经济对中国城市制造业增长的影响经历了从向心力到离心力的转变;全球力量中的出口导向和地方力量中的小企业比重和产业结构的影响此消彼长,体现了“全球-地方”联系。     

市场转向与产业升级路径分析——以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型家具产业为例

近年来,特别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出口导向型制造业出现了由以出口为主转向出口和内销并进的发展趋势。然而现有文献较少关注市场转向对制造业企业产业升级的影响。基于全球生产网络的视角,以珠江三角洲出口导向型家具产业为例,通过以深度访谈为主的定性研究方法,探讨出口导向型制造业企业在出口转内销过程中的产业升级路径。结果显示：在与中国国内市场进行战略耦合（strategic coupling）的过程中,家具制造业企业分别通过网络式、企业内部协调式及市场型方式嵌入国内市场导向型的生产网络,并呈现出产业升级（upgrading）和降级（downgrading）等多元化路径。中国市场为家具制造业企业提供了产业升级特别是功能升级的机会,但小部分制造业企业也经历着产品降级的过程。研究市场转向中的产业升级对理解后危机时代新兴市场的崛起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同时对理解在全球经济背景下中国出口导向型加工制造业转型具有实践意义。     

中国西部生态经济走廊综合开发的战略转变

河西走廊是一条事关国家和地区生态安全及经济安全的具有战略意义的生态经济走廊和旅游走廊，是我国西部大开发战略重点区域“两带一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西部建设的唯一一个实体型生态经济走廊。建设好这条生态经济走廊，需要实现经济综合开发的10大战略转变。即：由“古丝绸之路走廊”转变为“新欧亚大陆桥走廊”，由开发移民走廊转变为生态移民走廊，由粮食走廊转变为肉食走廊、制种走廊和草业走廊，由单一工矿走廊转变为综合型生态工业走廊，由串珠状城镇走廊转变为生态城市走廊，由缺水走廊转变为生态节水走廊，由生态脆弱走廊转变为“生态重建走廊”，由战争要道走廊转变为战略要冲走廊，由“多病的生存经济走廊”转变为“健康的生态经济走廊”。通过上述战略转变，重振丝路雄风，把河西走廊建设成科技型、节水型、外向型、加工型和生态型的健康生态经济长廊。     

转型期中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及其形成机制研究

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与社会经济背景紧密相关,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经济体制转型促使我国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发生变革,其供给主体结构由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一化政府垄断转向政府公共部门、市场企业组织及社会非营利组织多元参与;在供给主体的制度设计上,供给决策由政治主导转向利益驱动,生产与提供机制由一体化转向垂直分离,垂直层级式管理机制也逐步转型为政府主导下的全方位监督。多元化供给主体及多样化机制组合驱动城市公共服务设施供给模式综合变革,是转型期制度政策因素、市场因素和社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出结构—能动性互动机制。     

深圳高新电子信息企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其影响因素

基于深圳市2007—2017年电子信息类高新技术企业名录数据,通过全局墨兰指数、核密度分析与热点分析研究深圳市高新电子信息企业的空间集聚与演化特征,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及变化。结果表明：在研究时段内,高新电子信息企业全局集聚强度进一步升高,其分布经历了“集聚-分散-集聚”的变化过程;企业空间集聚由“双核共振”转变为“三足鼎立”格局,并形成“高新园区型”、“老工业区型”和“龙头企业型”三种集聚模式;园区政策、产业集聚一直是深圳电子信息技企业分布的关键影响因子,交通和区位等基础因素影响相对偏弱;影响因素的变化显示出产业集聚、对外交通因子的影响显著提升,知识技术因子的影响开始显现。     

论上海汽车产业集群的现状及发展

产业集群是产业空间组织革命的结果?从组织结构变革的角度看，由于以使用柔性技术及复杂的生产网络为特点的柔性化生产方式逐渐取代了刚性生产方式，产业集聚的空问状态也相应从区域内大企业组织的垂直层级结构逐渐向本地化的企业网络结构转变。目前，上海汽车产业内组织结构仍以垂直一体化的层级结构为主．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以及上海通用的进入及发展，更加推动了区域内的供货商体系的变革，地方性供货网络得到进一步发展，与区域外汽车企业的联系更加紧密且形式也从单纯的引进技术、资金转向信息交流、人才培训等。     

我国煤矿企业的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循环经济

1.循环经济概述 “循环经济”一词,是由美国经 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 出,是指在人、自然资源和科学技术 的大系统内,在资源投入、企业生 产、产品消费及其废弃的全过程中, 把传统的依赖资源消耗的线型增长学的 经济,转变为依靠生态型资源循环来 发展经济。其理论基础是工业生态 学。它是一种以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     

关于加快抚松新城建设的几点建议

（一）加强城市整体功能建设。新型城市化要求城市发展从注重规模扩张、形态建设转向注重功能提升、内涵发展,由城市要由外延型向提升城市整体功能的质量内涵型转变。在抚松新城建设中,要坚持以人为本,把满足市民的需要放在第一位,把关注民生作为目标,致力于完善城市公共服务、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努力创造舒适的城市环境。教育、卫生、     

发展乡镇企业的六大问题

十年来,乡镇企业在改革开放的强国之路上异军突起,成为振兴农村经济的一支主力军。但在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笔者认为有六大问题。 一、调整产业结构,处理好与国营大中型企业争原材料、争能源的问题 原材料、能源紧缺,基础工业薄弱,是我国、我省经济40年来的一个痼疾。就企业生产来说,产品成本中原材料和能源消耗一般都占60％以上,与国营大中型企业相比,一般乡镇企业的水平、质量效益更低。在当前原材料、能源紧缺的情况下,我们更应认真贯彻执行“调整、整顿、改造、提高”的方针,使乡镇企业由外延发展为主转向内涵发展为主,由眼睛向上转向眼睛向内挖掘潜力,由产值     

“问题探究式课堂教学模式”研究

新的地理教育观认为，接受地理知识是一个终身的过程。因此，地理学除了向学生传授基本的地理事实、概念、原理等知识外，更重要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具备地理能力，培养学生的地理科学观念。把提出地理问题到解决地理问题所必须的地理技能作为地理能力培养的核心。这就要求教师要以人本主义的学习观，转变教学策略，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体现“以学生为中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指导思想。“学会学习”能使人终身受益，高中教育阶段是培养学生学习能力的最佳时机。     

我国新一轮国土规划编制的基本构想

作者回顾了 2 0世纪 80年代以来中国国土规划发展的简要过程 ,针对当前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提出了编制新一轮国土规划必须实现以下四个转变 :由计划型转向市场型和引导型 ;从资源开发利用转向开发、利用与保护相结合 ;由主要追求经济发展转向经济社会同人口、资源、环境多目标持续协调发展 ;规划重点从产业规划转向协调地区经济社会建设的空间布局规划。在此基础上 ,进而提出完善和提高新一轮国土规划的途径为 :重视编制跨省区和省内跨地市国土规划 ,基层国土规划应以土地利用规划为重点 ,加强与国土规划配套的空间政策研究 ,规划手段与方法朝着信息化和决策科学化方向发展 ,尽快制定国土规划法 ,在编制规划过程中广泛吸收公众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模式研究——基于制度与文化视角

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对学术界提出了新命题,需要对已有建设模式和建设项目进行深入剖析,总结经验和教训,提出对“一带一路”建设具有指导意义的理论知识。以往地理学主要关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而“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涉及的范畴要大得多,既包括中国的直接投资,也包括中国提供融资并承建的项目,还包括一些新兴的混合项目。已经进行的“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表明,中国企业“走出去”比较容易忽视的因素是中国与东道国之间在制度和文化上的差异。利用“制度和文化转向”研究思路来剖析“一带一路”建设项目,总结其建设模式,对于经济地理学的发展以及指导“一带一路”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首先简要回顾了“制度和文化转向”出现的背景以及主要研究脉络;而后总结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主要形式,提出了基于工程总承包（EPC）、基于特许经营和企业直接投资三大类建设模式;最后借鉴“制度和文化转向”的研究技巧,从“地域嵌入的广度和深度”和“技术及项目的‘破坏性’”两个维度,将“一带一路”建设项目分为变革性项目、支撑性项目、一般性项目和海外经贸合作园区4种类型,用以识别它们的制度和文化敏感性,并举例进行了说明。本文提出的分析框架为进行“一带一路”建设案例研究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     

新时代面向美好生活的日常生活地理与城乡休闲——“生活地理与城乡休闲”专栏解读

随着西方学界“日常生活”的兴起与转向,“回归生活世界”与生活本体论成为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新视角。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催生地理学人地关系的转变,由静止的、同质的人地关系转变为动态的、异质的人地互动关系,“人”与“地”被赋予日常生活的内涵与外延,“闲暇处才是生活”。在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时代,地理学需要回答日常生活地理以及休闲具有哪些地理特征,不同主体如何通过日常生活及休闲展演人与地、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动态关系,从而建构不同空间尺度的生活实践与地方意义等问题。本专栏主要探讨日常生活及休闲中所展演的主体能动性、空间异质性以及人地互动的复杂性,涉及城市居民的生活休闲与主观幸福感、城市公共空间活力评价以及休闲方式、日常生活中的地方情感与定居意愿等内容,以期尝试用中国本土的实证来回应西方日常生活地理学的研究。期待未来的相关研究能够更加关注边缘群体的日常生活及其休闲,能够弥补城乡休闲中“乡”尺度的不足,能够全面系统地阐述日常生活与休闲在时间演变过程中的变化规律及其机制。专栏旨在推动中国情境的日常生活地理学的理论建构,在实践上以期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具体践行贡献地理智慧。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以湖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在快速城市化与乡村旅游开发背景下,从“三生”空间视角探索乡村人居环境演变特征和发展机理,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传统村落发展的一般规律。本文以湖南省江永县兰溪村为例,基于参与性农村调查与评估(PRA)、GIS空间分析等方法,研究了其“三生”空间演变的过程、格局与机制,结果如下：①从“三生”空间视角,分析了传统村落人居环境与“三生”空间的系统耦合特征。认为传统村落人居环境在空间上要实现生活空间宜居、生产功能协调和生态空间优美,这与“三生”空间系统目标和特征非常契合;②从“三生”空间演变特征来看,兰溪村生活空间由血缘集聚向外围扩散转换,生产空间由农业功能向旅游功能转型,生态空间由外部整体收缩向内部斑块化发展。“三生”空间演变过程是一个相互交织、相互渗透的过程,“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③传统村落“三生”空间格局的演变过程,是在旅游市场需求、政府政策引导、空间行为转变和自组织反应力的内外双重驱动作用下的结果,内力驱动主要集中在农户生活空间结构特征上的延续与转化,外力驱动主要体现在生产和生态空间结构的转型与更替。     

东北三省企业空间格局演化与区位选择因素

企业作为产业空间的核心载体和组织主体,其区位特征和影响因素识别对优化区域产业空间布局、合理配置资源具有重要意义。以东北三省115 852条有效规模以上企业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空间分析方法总结2000年、2010年和2019年东北三省企业空间格局特征,并运用OLS模型和GWR模型解析影响企业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结果表明：① 东北三省企业以“T”字形铁路沿线为轴线逐渐向两端扩展;② 沈阳市区始终保持东北三省企业资本规模领先地位,哈尔滨、长春、大连市区资本规模增长迅速,并与沈阳市区之间的差距逐渐缩小;③ 东北三省企业空间分布可以分为单核心热点型、中心城市集聚型和“大集聚-小分散”型3种类型;④ 市场规模、城市等级是影响东北三省企业空间分异格局的两大核心因素,外商投资水平次之;⑤ 不同区位影响企业空间布局的核心因素存在一定空间差异。     

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与区位选择

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为典型案例,以2016—2019年新疆资源型企业数据为基础,采用核密度估计、多距离空间聚类分析和条件Logit模型等方法,刻画了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格局与演化特征,分析了其在不同距离尺度上的集聚强度与发展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究了新疆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新疆资源型企业总体表现为“一心两带”的空间分布格局,并呈现出由“乌市一心”向“南北双核”的演化趋势。（2）新疆资源型企业表现为显著的集聚分布特征,集聚强度逐年提高,并由“单峰”结构向“双峰”结构发展。（3）资源型企业的区位选择受到社会、经济和自然环境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其中区位经济发展程度、劳动力水平和水资源分布的影响最大。（4）对于不同类型和所有制的资源型企业,其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研究结果对于理解新疆资源型企业的空间分布格局,厘清资源型企业区位选择的影响因素,探明资源型企业空间分异的微观机理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互联网影响下的“网剧”与传统“台剧”生产网络的结构差异

选取2016—2017年最具代表性的“网剧”和“台剧”各318部,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探讨互联网影响下的“网剧”与传统“台剧”生产网络的结构差异。研究表明：① 空间分布上看,相对于“台剧”生产网络,“网剧”生产网络中的企业区位、核心城市节点和城市间强联系更加集聚,尤其是向京津冀和长三角两大城市群集聚。② 网络结构上看,相对于“台剧”生产网络,“网剧”生产网络的规模小、联系数量少、分工粗略、中心势低,核心企业节点多为民营互联网影视企业,最强凝聚子群更为开放。最后,从互联网发展的地理格局、互联网带来的消费习惯改变、互联网引发的自由竞争,以及互联网视频平台企业的崛起四个方面分析了产生上述网络结构差异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