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富集区开发模式解析——以锡林郭勒盟为例

近年来我国煤炭资源富集区的开发力度空前加大,目前已经初步形成了煤炭—火电—煤化工一体化开发的态势。然而,煤炭资源富集区大多生态脆弱、水资源短缺,这一开发模式与区域主导生态功能存在尖锐冲突。重点剖析了内蒙古锡林郭勒盟煤、电、煤化工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认为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即现有开发模式的可持续性较差、生态和景观破坏严重、水资源供需矛盾突出、生态建设具有盲目性。要实现资源开发与生态保护的协调发展,就必须调整区域开发模式,控制资源开发范围,加大生态建设投入,并探索适用的生态建设模式。从长远来看,要实现煤炭资源富集区的可持续发展,应通过国土规划明确区域功能定位,建立规范的生态补偿机制,编制综合性区域开发规划,并加强矿区生态恢复技术研究。     

基于DEA的能源富集区经济发展效率实证研究——以陕西省榆林市为例

基于DEA模型中的生产规模报酬可变(VRS)子模型BC2,以能源富集区陕西省榆林市为例,对其2013年经济发展的综合效率、技术效率及规模效率进行测度。研究结果表明:(1)总体而言,榆林市经济发展效率在地理空间上呈南北发展效率高、中部发展效率低的分布特征,并存在南北"DEA有效"的双中心结构;(2)经济发展的规模效率是榆林市经济发展综合效率的主要制约因素;(3)榆阳区、府谷县、横山县、米脂县存在生产要素投入冗余现象,以横山县最为突出。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改善投资环境、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及专业化、提高综合能源的利用效率等来提高各区县的经济发展效率。     

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与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社会资本作为影响区域经济发展和农户收入的重要因素而备受关注。本文以甘肃省张掖市、甘南藏族自治州及临夏回族自治州为研究区,基于农户调查资料,以信任、网络及规范作为社会资本的测算指标,测算了农户的社会资本指数,并对影响农户收入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汉族地区社会资本指数高于少数民族地区;（2）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影响,其中,普遍信任、社会参与、嵌入网络中的资源及互惠规范对农户收入有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增加农户社会资本、提高农户收入的措施,以期为地区经济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基于MAS的农户土地利用模型构建与模拟——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

Multi-Agent System(简称MAS)给进行多主体参与的LUCC研究提供一个概念性框架.本文试图通过对多主体决策的模拟,来探讨MAS在微观层面土地利用变化过程中的应用,揭示农户土地利用决策变化的机制.首先,简要说明MAS在土地利用变化模拟中的研究进展和背景:然后,基于B、D、I的决策结构.建立基于MAS的农户土地利用框架;再次,以陕西省米脂县孟岔村为例进行研究:最后.探讨了MAS模型在微观层面模拟LUCC的潜力与不足.研究表明:①利用可清晰地表达决策产生过程的B、D、I决策框架,构建微观个体(农户)的土地利用决策模型:②利用连续函数,构建同类农户间的相互作用模型;③构建市场对农户决策的影响模型.定量分析市场对农户最终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厘定市场、同类农户间相互作用对其土地利用决策的影响:④构建的基于MAS的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模型为从微观视角研究土地利用变化提供了新的方法.同时.也为进一步探索宏观土地利用变化与微观土地利用决策间的互动机理积累理论与实践的经验.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包括:①决策的尺度变化问题,即单个农户决策与群体农户决策之间的转化问题;②探索在更长时间里进行农户土地利用决策研究的方法.以期在大量的土地利用资料与有限时间决策之间找到沟通的桥梁:③进一步探讨不同农户间相互作用的定量方法和模型,充实农户间相互作用的研究.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农户收入的地理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13个县(市)、273个村庄、2774户农户的微观数据集,设计了一个两水平农户收入函数模型,实证分析地理因素对农户收入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样本农户收入61.25%的总变异由农户居住村庄的外部环境导致的,农户的人均耕地面积、受过农业技术培训的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在农户之间存在差异,可以利用地理因素进行部分解释。②地理因素导致农户耕地、林木等资源禀赋差异,直接影响农户收入。平原村农户比山区村农户的人均纯收入高14.53%;5km以内村庄农户比5km以外村庄农户人均纯收入高30.63%。③在控制地理因素和劳动力负担系数后,农户的物质资本、生产经营结构和人力资本中的劳动力素质对农户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劳动力数量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④地理因素影响了农户的农业基础设施条件、外出务工等,从而间接影响了农户人均耕地、受过农业技术培训劳动力人数和生产经营结构对收入的效应。并提出了增加农户收入的政策建议。     

不同类型农户家庭能源消费差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重庆市“两翼”地区为例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农户生计出现分化。不同生计类型农户家庭用能差异越来越明显,而已有文献对此研究较少。选取了重庆市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和生态脆弱性较强的"两翼"地区为案例,基于1015份调查问卷,对比分析了不同类型农户家庭能源消费数量、结构及环境、经济成本的差异。基于山区生态环境的角度及农户家庭用能现状,使用Tobit模型,分析了农户家庭薪柴(最主要的能源)消费比例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1四类农户中,以非农为主的III-2(人力资产型农户)的人均薪柴消费量及其占总能的比例均最低。由于生计策略差异及年龄等条件限制,其他三类农户仍大量使用薪柴。2农户人均薪柴消费成本较高,尤其在环境成本方面,替代能源能有效降低农户人均能源消费的环境成本。III-2通过减少薪柴消费量,降低了人均家庭能源消费总成本,其他三类农户人均家庭能源消费总成本较高。3替代能源可获取性及人均牲畜量是影响四类农户薪柴消费比例的共同原因;此外,家庭健康状况对II(基本型农户)薪柴消费比例有促进作用,对III-2起抑制作用;在家人数比例对III-1(自然资产型农户)和III-2薪柴消费比例均有促进作用,其他收入不利于降低II薪柴消费比例。     

农户活动空间选择的影响因素及其收入效应——河南省农户调查与实证

在实地农户调查的基础上,通过把农户活动空间划分为局部(L)、村庄(V)、区域(R)和国家(N)4个尺度空间,分析农户活动空间策略;并构建多元逻辑回归模型,从农户特征、地理因素分析农户活动空间策略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在活动空间选择方面,农户往往以局部空间为基础,向其他活动空间拓展,采取空间组合策略。各活动空间对农户收入的贡献程度不同,国家活动空间对农户收入贡献最大。影响因素方面,农户所处的区位、拥有的劳动力数量显著的影响农户活动空间策略选择;初中教育水平对农户在区域、国家尺度上的活动影响显著;较少的耕地与农户活动空间策略选择具有相关性;通达性主要影响区域尺度活动空间选择。镇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活动空间策略选择整体上不显著。     

扶贫资源配置对低收入农户收入影响——以青海省18村为例

防止致贫返贫、建立脱贫长效机制是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落脚点。探究低收入农户收入情况及其影响因素可为建立预防致贫返贫机制提供思路和借鉴。基于青海省3县18个行政村农户调查数据,从农户角度将所访低收入农户收入特征进行分析。借助地理探测器模型和Tobit模型研究影响农户收入和收入结构的影响因子,确定因子的解释力和显著性,并结合分析结果提出政策建议。结果表明：（1）低收入农户的家庭总收入增长明显,增收效果明显,脱贫攻坚成效显著。（2）通过扶贫资源配置,农户增收意愿与内生动力明显提升,工资性收入成为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3）收入影响单因子解释力有很大差异,且双因子交互作用驱动力均高于单一因子。其中劳动力人数和建档立卡人数交互后影响力最大。（4）公共性扶贫资源配置对农户的收入结构影响显著,不同的收入渠道影响因子各不相同。在收入提升阶段应重点关注贡献程度较高的影响因子。     

农户气候变化感知与实测数据对比及影响因素——以陕北黄土高原农户为例

基于陕北黄土高原农户气候感知数据和气象实测数据,将科学观测获得的定距数据（冬夏气温）和定比数据（降水）降维与农户感知气候变化得出的定类数据对比,以衡量农户对气候变化感知的准确性。从人口属性、社会经济属性、气候信息获取渠道和对全球变暖的信念入手,使用二元Logistic回归探究影响农户气候变化感知的因素。结果表明：（1）农户对夏季气温变化感知基本与气象实测数据相吻合,但多数农户对冬季气温变化和降水变化的感知结果与气象实测数据相悖。（2）影响农户夏季气温变化感知的因素有农户年龄、文化程度、家庭规模、土地种植面积、通过手机获取气候信息和对全球变暖的信念;农户冬季气温变化感知受种植作物种类的影响;性别、本地居住时间以及通过手机获取气候信息渠道影响了农户的降水变化感知。提出引导农户正确感知和科学应对气候变化的对策建议。     

不同城市化水平地区农户农地收入分析——基于浙江省农户的问卷调查

用SPSS13.0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均值比较方法,对浙江省不同城市化地区的农户农地收入比重进行比较分析。认为城市化不同,农户农地收入比重不同,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农户农地利用经济收入比值的平均值低于城市化程度低的地区,但城市化程度高的地区农户农地收入比值标准差大于城市化低的地区,其中主要原因是城市化不同导致农户兼业时间不同。提出要创造条件促进资源集中型农户兼业化,使农户农地利用经济效率得到提高,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影响因素——以河南省郸城县为例

基于“推—拉”理论、新经济学劳动力流动理论,剖析了农民进城落户意愿的城乡作用力、农民进城落户的内部影响因素,并结合郸城县169 份农户有效问卷和村干部调查数据,采用Logistic 回归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民进城落户意愿可用“推力—拉力”范式解释,包括生活便捷程度、子女的受教育环境、养老医疗等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家庭收入和非农就业、消费和生活成本,其中,便捷的生活环境和良好的子女受教育环境是最大的城镇拉力,没有稳定的非农工作是最大的城镇推力.②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影响因素涉及个人因素、家庭因素和村庄因素三个层面.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生活水平、亲朋好友是否进城落户、村庄医疗卫生条件是影响郸城县农民进城落户决策的主要因素,其中文化程度、亲朋好友是否迁户的影响效应为正,年龄、家庭生活水平及村医疗卫生条件的影响效应为负.     

风沙过渡区土地生态价值及生态风险动态研究——以陕北神木县为例

以数字高程、遥感影像资料为依据,运用地学信息图谱研究方法,在RS和GIS的支持下分析了神木县1985—2000年土地利用、生态服务价值及土地生态风险指数变化的坡度分异特征。结果表明:①神木县草地、耕地、建设用地面积增加,其增幅最大值分别在0°~3°、3°~8°、0°~3°段,增量最大的是草地,增长最快的是建设用地;未利用地及林地面积减少,其减幅最大值分别在0°~3°、>25°段。②研究区土地利用类型变动面积占总面积的8.95%,未利用地向草地转化占总变动量83.92%,0°~15°段又包含了该变化量的96.32%;全区总变化量的92.66%集中在0°~15°段。③研究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增加了122.31×106元,增幅为7.17%;其中,草地服务价值增量占总增量的90.65%,0°~15°段集中了其价值增量的94.89%。④生态服务价值与生态风险的研究结果相互印证,环境改善的结论可信。     

河北省休闲农业的空间分布及影响机制

以河北省436家休闲农业品牌主体为研究样本,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估算、近邻分析等方法,对其空间分布类型、空间结构演化、空间分布特征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利用地理探测器量化分析了不同因素对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河北休闲农业品牌总体呈显著的聚集型空间分布,并逐步演化为南部聚集连片、北部环绕京津、局部组团化聚集的高密度空间分布格局;休闲农业品牌呈现“沿路”“傍水”“环城”“近景”“依产”分布特征;休闲农业品牌的空间分布受到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影响,旅游市场条件是影响休闲农业空间分布的最主要的影响因素,其次为交通条件和自然资源。针对河北省休闲农业提出发展建议。     

基于CR-BDI模型的农户作物种植行为模拟——以陕西省米脂县姜兴庄为例

运用模拟平台模拟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对揭示农户土地利用变化机制和调整土地利用决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选择生态脆弱区一乡一业、一村一品典型村陕西省米脂县姜兴庄为例,以信念—愿望—意图模型(BDI)为基础,构建有限理性能力与资源(CR-BDI)模型。基于NetLogo平台对CR-BDI模型和传统BDI模型的模拟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①CR-BDI模型更适于微观尺度农户土地利用决策研究。2014年该模型面积失误率为6.78%,比传统BDI模型低8.48%,空间准确率比传统BDI模型高10.10%,2015年CR-BDI模型和传统BDI模型的整体空间正确率分别为78.8%和69.2%;②CR指数有利于体现农户的有限理性,与实际种植决策较为符合;③利用NetLogo平台有利于直观再现农户土地利用行为,揭示土地利用变化的微观机理,可作为研究土地利用变化互动机理的良好平台。     

煤矿区居民对环境污染感知的空间分异研究——以陕西省韩城矿区为例

选择陕西省韩城矿区下属的下峪口矿和燎原矿为研究区域,通过454份有效问卷的统计,探讨了居民环境污染感知的空间分异。研究结论表明:环境污染感知的空间分异是客观存在的,居民点周围采矿活动强度大,污染企业多,消极感知强,积极感知弱,若居民点周围的企业能带来就业和经济收益,则居民的消极感知就会减弱。进一步分析了居民点周围的采矿活动强度及企业的污染程度、居民点对矿区经济发展的响应程度、自然背景和个体心理等因素对环境污染感知空间分异的影响。     

Rural Poverty Pattern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in Yunnan Province,China: Based on County Level Dataset

The identification of poverty at the county level is the precondition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by formulating accurate strategies that are targeted for a certain area. Yunnan Province has the largest number of poverty counties in China. The vast number of people living under the poverty-line, and the deep degree of poverty across a wide distribution range, pose major challenges. Based on the rural poverty incidence data, 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rural poverty patterns in Yunnan Province in 2010 and 2015, and then it explores the main factors which influence the incidence and changes in rural poverty at the county level in Yunnan Province using a stepwise regression analysis method. This study found that the rural poverty in counties of Yunnan Province was deeply affected by natural conditions and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In 2010 and 2015, the rural poverty situation in the middle region of Yunnan Province was relatively light, while it was more serious in the northwest, northeast and south regions. The pattern of county poverty is in good agreement with the topography and landforms of Yunnan Province and the poverty-stricken areas. There are strong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incidence of rural poverty in Yunnan Province with both the annual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degre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hese factors are related to the living standards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necessary for the peasantry to sustain their livelihood. The change in the incidence of rural poverty at the county level in Yunnan Province from 2010 to 2015 is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with changes in the value-added of the primary industries and the degre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These correlations indicate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industry plays a key role in the process of lifting rural residents in Yunnan Province out of poverty so they can achieve prosperity. Therefore, improving the annual per capita net income of rural residents and the degree of agricultural mechanization for rural areas in Yunnan Province are still the main points for focused efforts. In the current pha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Yunnan Province should emphasize increasing rural residents' income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and management in order to formulate effective policies and measures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黄土高原沟壑区传统村落的空间特征及其影响要素 ——以陕西省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

以地处黄土高原沟壑地区的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利用GIS空间分析、形态指数、空间句法等空间分析方法,从宏观空间分布到个体形态特征,揭示地域环境与村落选址、形态生成及空间组织的内在关联性。结果表明:榆林市国家级传统村落呈现“西北稀疏、东南密集”的总体空间格局,纵观历史发展格局从东到西呈轴向集聚形态,存在沿山腰等高线、支流流向的分布特征;在地理环境限制下,传统村落外部边界形态主要为块状集聚、指状离散形态发展,空间集聚中心出现村落内部与村落边缘交通的差异化分布;通过地理、生态、气候和风水对村落空间组织的内在关联性进行分析,发现村落形态演化从生存适应性转向主动寻求发展,揭示了传统村落空间形成、组织、生长的内在逻辑。     

农村居民点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宁波市象山县为例

分析农村居民点时空变迁及其影响因素,有利于了解农村居民点变化的内在机理,加快新农村建设、改造和乡村振兴的步伐。本文基于象山县1990—2015年6期土地利用数据,利用土地利用动态度、景观格局指数、平均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分析等模型方法,探析象山县农村居民点的时空变化特征和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农村居民点面积不断增长,其速度先下降后增加,农村居民点扩展以块状扩展为主,其次为分散扩展、条带状扩展。(2)农村居民点向耕地和其他建设用地转移,耕地作为主要补充来源。农村居民点形态趋于规则,其平均斑块形状指数和分维数值呈波动下降趋势,聚集度值增加了2.62%。(3)农村居民点集聚趋势明显,其核密度最高值上升,高值区域靠近城镇。核密度空间分布随时间变化较小,都呈现中部高南北低的特征,且南部地区核密度略高于北部地区。(4)农村居民点趋向于布局在高程和坡度较小、靠近城镇中心,并有相应道路联系的区域,其他影响农村居民点布局的因素还包括农村人口和农村政策等。     

农户土地用途变更空间决策行为分析——以江苏省常熟市、如东县和铜山县为例

在理解农户土地利用决策机制的基础上,利用江苏省的铜山县、如东县和常熟市329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以及方差分析方法探讨了影响农户土地用途变更空间决策的影响因素。研究表明:自主经营人数比重越高,农户选择改变用途地块的距离就越远,而打工导致的劳动力转移对于农户土地用途变更空间决策则没有显著影响;农户的存款越多资金越充足,农户改变用途地块的距离可能就越远;相对于铜山县,如东县和常熟市两地农户改变土地用途的地块距离相对较远;变更后地块的用途不同对于改变用途地块的选择也有影响,变更为渔业养殖用地则通常会选择离家较近的地块,而在种植业内改变用途,通常会选择离家较远的地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