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成本对区域综合运输成本空间格局的影响——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

交通运输的外部成本日益成为相关学者与政府关注的热点。立足宏观尺度与区域视角,鉴于交通运输成本仍未包含外部成本的现实和理论层面对于外部成本研究的需求,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实证,在分析外部成本及其空间格局的基础上,对比分析了考虑外部成本与否对区域综合运输成本空间格局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长江三角洲地区外部成本巨大,其空间格局具有明显的极化特征,上海地位突出,中心城市及苏锡常、环杭州湾地区节点外部成本普遍较高,此外大部分节点外部成本较低,差异亦不明显;②考虑外部成本与否对长江三角洲地区综合运输成本的总体格局影响不大,"中心-外围"格局特征没有明显变动,上海综合运输成本优势明显,江苏板块略优于浙江板块;③考虑了外部成本,运输周转量较大的中心城市综合运输成本相对上升,而县级节点则相对下降,从区域整体看,外部成本的引入减少了中心城市之间及其与县级节点之间在综合运输成本上的差距,促进了其区域均衡化。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

采用中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据,建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影响,主要有以下研究结论：① 劳动力成本提升已成为推动中国制造业空间转移的重要影响因素。2004年以前发达地区相对较高的工资水平并未影响到产业集聚,但是2004年以后较高的工资水平开始推动制造业企业向工资水平较低的地区迁移,但出口型企业与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体现出了不同的转移路线。② 2004年以前中国制造业总体上不断向长三角、珠三角以及山东半岛等地区集中,2004年以后制造业开始向沿海相对较为落后的江苏北部、山东中西部以及中国中西部地区迁移,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是向中西部地区迁移的主体,出口型企业由长三角和珠三角向东部地区的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等交通条件较好的地区迁移。③ 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缓慢。尽管产业向外转移,但东部沿海地区的产业尤其是满足国内市场需求的制造业企业仍然以劳动力驱动为主,资本驱动的特征并不明显。但出口型企业的发展率先表现出了资本驱动的特征。     

论知识经济与企业组织结构的革新

分析知识经济对现代企业组织结构的影响。作者认为,在知识经济社会,随着企业生产方式的信息化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小型化,企业的组织结构正在发生下列变革：一是中层管理机构大规模削减,二是公司总部规模不断缩减,三是企业规模正在向适度或精干方向调整。这些变革正在孕育着一种新的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网络型”企业组织。     

第三方物流企业的区位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企业内部管理的日益完善,生产和销售领域以外的运输、储存、配送等物流环节中蕴藏着巨大潜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对物流各环节的功能进行扩充和整合,物流活动逐步从生产、交易和消费过程中分化出来,成为一种专业化的、由独立的经济组织承担的新型经济活动,该独立的经济组织即为"第三方物流"企业.第三方物流企业的正确选址可有效地降低物流成本,提高物流运作效率和服务水平.文章在对第三方物流企业的特点和地位进行阐述的基础上,对第三方物流企业进行区位影响因素分析,并运用层次分析法来确定其主要影响因素,最后应用实例加以论证说明.     

澳大利亚天然气或将成下一个对华出口“铁矿”

<正>研究公司Morningstar日前在一份报告中指出,铁矿价格大幅下挫(跌落90美元),暗示着澳大利亚资源产品主要进口方中国的需求重点正在发生变化。分析指出,中国经济正从固定资产投资驱动向消费需求驱动,而这将影响到澳对华出口产品结构的变化,天然气或将成为澳下一个对华出口的"铁矿"。报告指出,人口增长、富裕程度提升、人均可耕种土地减少(尤其是在亚洲)将会驱动初级能源需求,尤其是天然气的需求。澳大利亚大型液化天然气公司及     

集聚经济、外资溢出效应与中国汽车企业效率

随着中国汽车产业的迅速发展,目前已经形成东北、长三角、湖北十堰—武汉、重庆市、珠三角和京津地区六大汽车企业集聚区,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影响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本文以2004年中国2160个汽车企业为研究对象,分别考察集聚经济和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汽车企业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内部规模经济、城市化经济和地方化经济能显著提升汽车企业效率,汽车企业规模越大、相同产业或相近产业的集聚越能有效促进汽车企业共享基础设施、劳动力市场和信息资源,增进企业的上下游联系,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外商直接投资对汽车企业的影响较为复杂,一方面,城市实际利用外资总额对我国汽车企业效率没有显著影响,另一方面城市汽车业外资对本地汽车企业没有显著的溢出效应,但对本地汽车生产企业有较明显的溢出。     

陕西省韩城煤矿区居民环境污染调适行为

陕西省韩城矿区煤炭资源丰富, 但环境污染非常严重, 当地居民对此深感焦虑。本研究的目的是了解不同属性的居民对环境污染的调适行为差异以及影响因素, 供政府部门参考。通过454 份有效问卷的统计, 利用卡方检验、秩和检验和探索性路径分析方法, 得到以下结论:①大多数居民都很少或没有采取有关措施来要求改善环境。其中“给有关部门打电话”是居民最常用的要求改善环境的措施。②性别分组对大气污染、水污染和噪音污染的调适行为没有显著影响。年龄对居民的水污染、噪音污染调适行为有显著影响。文化程度对大气污染调适行为有显著影响。居住时间对调适行为没有显著影响。③“为了经济或就业愿意忍受污染的程度”对“考虑搬家”和“上诉”的调适行为有负向显著影响。“对环境污染的总体评价”的感知对“上诉”、“在家中规避”和“向同事抱怨”的调适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对居民“组织维权行动”有显著影响的是采取“上诉”和“向同事抱怨”的两种调适行为, 以及“对环境污染的总体评价”的感知。“对政府环保工作的满意度”感知则对“组织维权行动”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信息技术对企业空间组织的影响——以诺基亚北京星网工业园为例

最近通信技术的进展引发了对经济活动集聚和扩散力量的争论。本文以坐落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星网工业园为例 ,探讨在新的信息技术下地方企业集群的动力机制。过去几十年中 ,新的信息技术在经济空间变化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但是它只是一种提供可能或促成发生的介质 ,并不是决定性的。新的信息技术的应用会导致企业的“虚拟集群” ,这是运用信息技术整合和缩短供应链的必然结果 ,但是零部件厂是否选择在地理空间上与整装厂集中在一起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在这个过程中 ,时间成本正成为企业空间组织的重要影响因素     

外部知识环境与内资企业新出口市场开拓

自中国加入WTO以来,出口贸易发展迅速。从出口主体来看,内资企业的出口行为对区域经济增长和中国自身实力的提升尤为重要。建立对外联系、利用外部资源能够有效地促进内资企业拓展海外市场。论文使用中国海关库2001—2011年企业层面的进出口数据,借助条件逻辑回归模型研究地级市尺度上外部知识环境对内资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产生的溢出效应。研究区分了影响内资企业海外市场拓展的3种外部知识环境,内资企业可以：从同一区域的外资企业处获得外部知识;与邻近区域企业形成跨区域联系,获取外部知识;从国外进口获取外部知识。通过对比3种外部知识环境对于地级市尺度内资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的影响,发现：① 3种外部知识环境对内资企业开拓新出口市场均表现出积极作用;本地外资企业出口的溢出效应最大,本地企业进口的溢出效应次之,邻近城市企业出口溢出效应最小;② 中西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的邻近城市企业出口溢出贡献最大,且3种外部知识环境带来的溢出效应均明显强于东部地区;③ 本地外资企业与邻近城市企业出口溢出对高技术产品的影响明显强于低技术产品。     

宁波市港口物流企业空间格局及区位选择

以宁波市为例,基于港口物流企业空间数据,运用冷热点分析和泊松回归等方法,研究宁波市港口物流企业空间分布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① 宁波市港口物流企业呈现向心集聚性,圈层分布格局明显。中心商务区和临港工业区是集聚热点区域;②港口物流企业集聚特征明显但整体集聚程度下降,表现出在中心商务区和临港工业区持续集聚和沿主干道路向外围区域蔓延扩散两大趋势;③不同类型港口物流企业的区位选择有明显差异：货代型物流企业主要分布在中心商务区,仓储型物流企业主要临港分布,运输型企业选择临近沿交通干道布局,综合型物流企业的分布没有明显的区位倾向;④ 政策因素、土地价格、城乡差异、临近港口、经济潜力和工业结构都不同程度地影响港口物流企业的空间分布,而交通便利没有表现出相关性。     

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与区位选择

珠三角的跨境资本因其文化多元性、地缘特殊性而受到国际经济地理学家的广泛关注,“多元资本主义”等多种理论框架被提出以解释其特殊性。然而,由于数据、方法的限制,相关研究多停留于理论及定性探讨层面,基于微观企业样点的研究较为欠缺,特别是纳入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的定量模型研究更为缺乏。论文基于微观企业样点数据,综合考虑传统一般经济因素与制度、集聚、创新、企业异质性等新经济因素,采用核密度分析方法以及空间回归分析,研究了2005—2009、2009—2013年2个时段的珠三角新晋跨境制造业企业(new-born cross-border manufacturing firms, NCMF)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差异,并重点关注金融危机前后(2005—2009年)这一特殊的经济转型时期,珠三角NCMF区位选择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①珠三角NCMF的空间集聚程度较以往有所降低,2005—2009年与2009—2013年2个时段的NCMF在结构与分布特征上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热点区位在2005年后开始由珠三角东岸地区向西岸拓展,2009年后则再次呈现以东岸为主的集聚特征;②金融危机前后,珠三角的发展动力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以往吸引跨境制造业企业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与开发区政策优势逐步弱化,而集聚因素、创新因素以及企业异质性成为影响跨境制造业企业空间集聚与区位选择的关键影响因素;③处于动力转换期的珠三角,需要通过构建完善的制度环境、建立创新网络、增强要素集聚、根据企业偏好制定多元化引资政策来重新获得发展的新优势。论文旨在从企业微观层面揭示经济区域内部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同时也为理解转型时期中国以珠三角为代表的外向型经济区域的动力转换与空间重构提供实证参考。     

旅游活动对九华山风景区大型土壤动物群落影响

土壤动物是旅游活动对风景区生态系统影响最敏感的环境因素之一,也是旅游生态环境影响研究的重点。在九华山风景区6条主要游道附近选取了8条取样样带,样带设置与游道相垂直。每条样带按照距游道距离的不同设置4个取样样方,每个样方取枯枝落叶层并以5cm为一个层垂直向下取4层土样,用手拣法和网筛法拾取大型土壤动物。共捕获大型土壤动物2076头,隶属于3门8纲27个类群。运用多样性H′指数、集聚度等指标对不同样带和样方的不同土层中捕获的大型土壤动物类群和数量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1)九华山风景区大型土壤动物受到旅游活动的影响明显,旅游活动量越大土壤动物捕获量越少;(2)由近游道向远离游道的水平方向上大型土壤动物的类群和数量呈现递增规律;(3)在垂直分布上土壤动物向表层集聚明显,游憩活动的影响导致大型土壤动物类群和数量的表层聚集度由近游道样方向远离游道样方逐渐增大;(4)旅游活动量与各游道不同样方的捕获量呈现出不同的相关性。     

城市土地低碳利用中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演化博弈分析

为了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实现城市土地低碳利用,运用演化博弈复制动态分析方法,建立政府、企业和消费者的三方博弈模型,考察城市土地低碳利用中三者的互动机制。在假定三方不同策略组合下各自成本与收益的基础上,分析演化博弈稳定性策略。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合理设置对企业、消费者的补贴或罚金,能有效调动企业和消费者的积极性,同时,企业与消费者的行为也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     

旅游开发的居民满意度驱动因素——以广西阳朔县为例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构建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假设模型,对旅游开发居民满意度的关键驱动因素(居民期望、居民社区归属感、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正面旅游影响感知、负面旅游影响感知)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居民期望、居民社区归属感、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正面旅游影响感知、负面旅游影响感知是影响居民满意度的5个重要驱动因素。(2)居民社区归属感、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正面旅游影响感知等变量与居民满意度之间呈正相关关系;而居民期望、负面旅游影响感知则与居民满意度呈负相关。(3)在5个驱动因素中,正面旅游影响感知对居民满意度的直接影响最大,而旅游获益和利益分配对居民满意度的总效应最大。     

信息技术对中国服装企业空间组织的影响

近年来,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在对传统的企业组织模式产生深刻影响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些新的企业组织模式.信息技术导致的市场透明化和竞争激烈化正在促使企业进行不断的变革和发展,比如生产链的变革及其在不同环节上的体现.这些变化对企业空间组织产生着重要影响.信息技术的角色和作用、企业的变革方向以及可能产生的空间组织变化,都需要深入的研究.结合统计数据、企业访谈和问卷调查等数据,回顾了中国企业信息技术应用的概况和主要类型,并在此基础上以上虞市服装企业集群和PPG为案例进行对比分析,在地方层面上探讨信息技术对企业空间组织的影响.案例研究结果显示信息技术促进企业生产活动的空间集聚以及企业销售活动的空间扩散,时间成本正成为信息时代企业空间组织的重要影响因素.     

试论城市发展中的工业波

工业“波”是借用波的形象来研究城市工业向市区外部逐步扩展的现象。即,某一大中城市工业不断向城市周围扩展,这种扩展往往呈波状布局;或者某一大中企业配置在一个地区后,就会在其周围相应地发展一个个工厂;或者一个大型矿产资源被开采利用时,周围逐渐建立起一连串的工业企业。这些现象,我们称它为工业“波”。在工厂布局密集的工业区带为波峰。波峰与波峰之间无工厂或很少有工厂的地带为波     

国际贸易壁垒对全球生产网络的影响——以中加自行车贸易为例

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模式和空间特征具有复杂性。国际贸易壁垒作为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重要因素,对全球生产网络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本文以中加自行车贸易为例,结合对我国5 个地区23 家企业的调研资料,探讨了国际贸易壁垒如何影响了全球生产网络的组织模式和空间特征。研究结果显示,近年来关税、反倾销等壁垒对国际贸易影响显著。在国际贸易壁垒的作用下,第三方机构成为全球生产网络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其介入为国际贸易提供了良好的平台和保障。全球生产网络各要素间的流动性也随着第三方机构的介入而不断增强,制造商的关注点逐渐由低成本控制向产品质量管理和劳动力管理等新方向转变。全球生产网络的空间组织形态呈现了新的特点。     

基于空间马尔可夫链的江苏区域趋同时空演变

以江苏省77个县域1978~2000年人均GDP数据为资料,基于空间马尔可夫链方法,研究江苏省区域趋同的时空动态演变特征。首先按照全省人均GDP平均水平,将所有县域划分为低、中低、中高和高4种类型,计算其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然后将区域类型转移的空间分布格局加以可视化;最后,以每个区域在初始年份的空间滞后类型为条件,构造空间马尔可夫转移概率矩阵。结果表明：(1) 自改革开放以来江苏省一直存在"俱乐部趋同"现象,在1990~2000年期间更为显著。(2) 那些区域自身及其邻居同时向上转移的地区全部集中在苏南,而区域自身或邻居有一方或双方均向下转移的区域绝大多数位于苏北。(3) 江苏省区域人均GDP类型转移显著受到地理背景的制约。在1978~1990年和1990~2000年期间,一个落后区域以落后地区为邻时,其向上转移的概率分别为0.148和0.025,低于平均概率0.2和0.042;一个富裕区域以富裕区域为邻时,其向上转移的概率分别为1.0和0.991,高于平均概率0.987和0.984。这表明,发达的区域背景对区域转移起到了正面影响,而欠发达的区域背景则产生了负面影响,进一步为江苏省"俱乐部趋同"现象的存在提供了空间上的解释。     

资源禀赋、外部效应与中国油气资源产业的空间地理分布(英文)

本文首先利用空间统计分析工具对我国油气资源产业的空间分布状况和规律进行了考察,然后运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对导致油气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我国油气资源产业发展呈现出产异化的空间分布状况,油气资源产业的上游集中于环鄂尔多斯区域,油气资源产业的下游没有出现空间集聚。而在影响我国油气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因素中,外部效应是促使油气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关键。同时,政府经济政策则是油气资源产业空间集聚的重要影响因素。     

信息时代的企业区位研究

信息化对传统经济地理学的许多理论和概念提出了新的挑战.其中,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信息化对传统区位理论提出的挑战以及赋予其的新活力.本文首先分析信息技术广泛应用对企业区位因子的影响,然后深入探讨信息技术对企业区位产生影响的机制,最后通过美特斯邦威案例进行验证.研究表明,信息化逐渐成为企业区位选择的核心因素之一;同时,信息化也对其他区位因子产生重要影响,主要表现为促进传统物质区位因子的弱化以及带来新区位因子作用的不断突显.在信息技术驱动的企业区位再选择的过程中,“时间成本”是决定新区位的核心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