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海外研发机构的区位研究

研究与开发能力作为跨国公司最基本的财富,它构成跨国公司全球竞争优势的源泉。长期以来跨国公司普遍将其研究与开发职能高度集中在国内,在空间上则具有的国内指向型。但最近世界著名跨国公司纷纷在海外区位特征,对我们研究各国各地区在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中的位置以及在跨国公司技术转移轨迹中所处的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跨国公司的组织模式与区位选择

本文在讨论价值链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用于解释跨国公司组织结构和区位模式的理论框架。根据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战略，将跨国公司的投资动机划分为三类：资源导向型、降低成本导向型、市场驱使型。然后，分析了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并按跨国公司业务国际化的特点将跨国公司管理结构划分为七种类型：国际分工型、世界区域化型、国家子公司、世界范围生产型、世界范围功能型、母质型和母质复合型、混合型。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职能与亚洲地区总部的区位研究

跨国公司建立地区总部制度是跨国公司应对经营“全球化”和“本地化”的要求而进行的一项组织变革。由于跨国公司地区总部承担着制定区域性经营战略和协调区域内众多子公司生产、销售、物流、研究与开发、资金筹供、人力资源培养等经营活动的职能，它的区位对东道国及其所在城市经济带来广泛影响。本文从跨国公司和地区总部职能特点入手，分析了该职能的区位因素，并探讨了跨国公司亚洲地区总部的区位特点，最后对中国大陆的国际商务职能建设提出了若干建议。     

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区位研究

本文运用大量数据和资料对日本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结构和部门结构的变化、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以及跨国公司海外生产基地的产品、市场结构特征进行详细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了日本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区位类型以及在不同区位类型下形成的企业内国际分工性质。     

一部研发地理的力作——评《跨国公司R&D全球化的区位模式研究》

国家的繁荣、企业的发展 ,其经济活力之源来自于创新 ,技术创新是经济发展和生产率提高的基本驱动力 ,而Ｒ＆Ｄ能力日益成为国家和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关键部分。作为世界技术创新主体的跨国公司 ,近 1 0年来 ,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加剧 ,其对外投资的重点正由传统的制造、销售向研究、开发等知识型领域延伸。同时 ,跨国公司一改以往以母国为Ｒ＆Ｄ中心的传统布局 ,根据不同东道国在人才、科技实力以及科研基础设施上的比较优势 ,在全球范围内有组织地重组科研资源 ,以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工作 ,从而促使Ｒ＆Ｄ活动日益朝着国际化、全球化…     

地理区位与权力——以广州市X市场为例

从人本主义视角,以广州x市场为个案,以权力为主线,揭示地理区位和社会系统的内在关系。研究表明：（1）地方权力关系适度嵌入地理区位,地理区位具有权力依赖指向。（2）权力空间化下的地理区位具有不确定性。市场是作为客体而存在的,地理区位更多的是体现了精英的主体性,精英群体权力的空间化控制、建构或者瓦解着市场。权力空间的生产性...     

旅游业区位分析--以云南为例

通过对云南省旅游地分布和旅游业发展状况的分析,提出新的适合于解释旅游业的区位理论,其关键是区位的旅游轩边际效用分析模型。研究发现旅游地分布存在一种类似杜能环的旅游业区位结构,以旅游集散地为中心,由内向外,依次为“历史古迹带”、“奇异风景带”、“旅游业滞带”和“自然风光与民族风情带”的四条环带状分布。这种结构是廖什理论不能解释的,需要应用边际效用模型。     

近邻景区的联动与溢出效应研究——以黄山、西递、宏村为例

空间邻近性是地理学第一定律,近邻旅游地相互作用定量化研究对丰富旅游地理学理论与实践意义重大.以近邻旅游地黄山、西递和宏村作为案例地,在格兰杰因果分析的基础上,运用当前经济研究中使用极为广泛的DY溢出指数(Diebold&Yilmaz spillover index)分析近邻旅游地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宏村和黄山、西递和...     

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研究——以河南省45个村为例

回流已成为中国农民工流动的重要趋势,未来将重塑农村人口流动的空间格局。论文基于901份田野调查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多元Logistic回归方法,对农民工回流务工区位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工回流后务工区位选择主要以县城为主,其次为村庄,中心城区和集镇较少。省外回流和省内回流是农民工回流的基本形式,但二者在务工区位选择上存在一定差异。回流务工区位以本属区位为主,但也存在少量非本属区位。影响回流农民工务工区位选择的显著性因子主要包括年龄、居住区位、村人均收入、村务工比、村地形、前务工地类和回流源地等。农民工回流后,虽然整体上解决了跨区域的长距离奔波问题,但仍在更小的空间尺度上继续存在务工和务家的平衡问题,距离在回流务工区位选择中具有重要作用。居住区位与务工区位具有对等性,社区内部的信息交流影响着回流者对务工收益的评价,成为务工区位决策的重要机制。在回流务工区位选择上,存在路径依赖现象。县城应成为农区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和主要载体。     

区位进入理论与企业集团的国际化扩张——以海尔集团为例

中国企业集团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大型企业组织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 ,研究其国际化扩张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在详细介绍Hayter的国际企业区位进入理论的基础上 ,以海尔集团为例 ,分析了企业集团的国际化扩张过程 ;其次 ,分析了海尔集团所具有的进入优势以及所面临的空间进入壁垒。海尔集团所具有的进入优势有管理与文化优势、技术创新优势、产品质量优势、营销优势 ,但还面临着心理距离、企业规模小以及东道国政策的限制等空间壁垒。最后 ,提出了有关企业集团国际化扩张的一些对策。     

多尺度知识溢出研究——以进出口互动效应为例

知识溢出是地理学探究的重点话题。知识可以在不同的地理尺度上溢出,其效应具有差异化的表现。本文选择进出口互动效应作为知识溢出成果的表征,并基于2002—2015年中国海关进出口贸易数据,实证测度了企业从进口侧所导入的知识在企业内部、区域内部以及区域之间三个地理尺度上的溢出对企业出口所造成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全国范围内,企业自身和企业所在的区域进口新品种的产品,能显著促进企业出口新品种的产品,且前者的促进效应更强。同时,企业邻近区域进口新产品,对本地企业出口新产品存在负向影响。然而,该影响在发达地区中表现为负,在欠发达地区表现为正。文章结果反映了不同地理尺度上的知识溢出具有差异化的表现,溢出效应存在距离衰减特征。本文丰富了地理学对于知识溢出话题的认知,具有一定的理论和现实指导意义。     

基于地理区位的区域发展分析——以重庆市为例

文章在对比分析区位与地理区位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域地理区位分析的双层次模式,认为区域发展所需分析的地理区位可分为一级,二级地理区位两个层次,对区域地理区位的总体认识可以通过对二级地理区位的具体分析来实现,其中,自然地理区位,人文地理区位和经济地理区位构成一级地理区位,农业,工业,商贸,交通通信,工程,资源,环境,旅游,城市和政治等地理区位共同构成二级地理区位,同时,以该双层次模式对重庆市的地理区位进行个案研究,具体分析了重庆市二级地理区位的优劣势,并据此提出重庆市在“西部大开发”中,基于地理区位条件的若干区域发展对策建议。     

区位、制度与我国西部工业空间集聚机制研究——以兰州市为例

区位分析是理解区域工业集聚和发展的一个重要视角,近年来在克鲁格曼的"新经济地理学"、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和"新区域主义"等学说的推动下,区位分析重新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重视.基于企业调研和统计资料,分析了建国后各个阶段兰州工业企业的建立与区位条件的关系.研究表明,区位条件与兰州工业企业的建立紧密关联,但影响工业企业建立的主要区位要素是变化的,且区位要素同其他社会经济要素特别是与政策要素共同决定了兰州工业发展.区位分析是理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工具,但区位分析应置于"特定背景"之中,把地方特征、外部联系和宏观结构性力量结合起来.     

中国中部平原村庄农业生产区位研究——以河南南阳黄庄为例

通过对河南南阳黄庄村农户和农业生产调查以及遥感数据分析,发现人口高密度地区的平原村庄,在耕作半径极小的情况下,存在以住宅和村庄为中心的带状农业区位。从村边向外,可分为蔬菜带、蔬菜粮食混作带和粮食带。相应地,作物的劳动密集度逐渐降低,村地块的蔬菜种植面积比例以及农户微地块单位面积的投入和收益随距村庄距离距离的增加而减少,距离对农户农业生产区位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该结果验证了杜能环在耕作半径较小的中国中部农村的存在,但是造成这种空间分异的根本原因并不是物理交通费用的不同,而是作物劳动密集度和地块肥力的差异,基于一定技术条件下的劳动力耕作能力也有一定影响。     

跨国零售企业在华区位研究——以沃尔玛和家乐福为例

与制造业外资高度集聚在沿海地区不同,服务业外资则沿着中国城市体系布局,消费者外资服务业在渗透大城市市场的同时,以等级式扩散方式向内陆地区城市扩张,以蔓延式扩散方式在都市圈内扩张。本文以沃尔玛和家乐福为例,研究跨国零售企业在中国的空间扩张。截止到2009年,沃尔玛超市已经渗透到许多中等城市,主要以等级式扩散方式进行空间扩张。家乐福超市则主要集中在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都市圈,在各都市圈内部蔓延式扩张。二项式逻辑模型分析表明,家乐福更重视本地化零售业市场规模与潜力,偏好零售业开放时间较长的城市,同时也关注竞争对手沃尔玛新开门店的城市选择。沃尔玛则重视利用零售业集聚经济和规模经济以及家乐福门店城市选择策略,但不在意本地零售业市场规模及其开放政策制度的影响。综合其空间扩散模式、物流配送以及区位选择行为,本文认为两个企业在中国采取了全球化与本土化兼顾的战略,从而得以在中国实现快速扩张。     

北京城市居民消费区位偏好与决策行为分析——以西城区和海淀中心地区为例

以居民消费行为与商业区位选择为研究目的,从消费者属性和商业环境双重视角,构建计量经济模型分析居民消费区位偏好和区位决策行为。研究表明,教育程度、职业类型、收入水平、交通出行方式和购物出发点等居民属性特征显著影响着居民消费区位的偏好,居民对区位、商品价格、服务质量、休息场所、配套设施、停车场等商业环境满意度的评价水平明显影响着居民的消费区位决策,但居民对交通条件、商业规模和商业氛围等满意度的评价水平对消费者区位选择决策的影响并不显著。因此,针对不同消费者要开发和建设不同类别的商业区,以满足不同层次居民的消费需求;另外,良好的商业区位、多元化商品价格、高质量服务水平、完善的休息场所和配套设施、充足的停车场设施等是吸引居民消费的重要条件,也应该是商业区环境建设的重点内容。     

城市行政中心区位选择与迁移类型 ——以深莞惠都市区为例

行政中心迁移作为重要行政决策,对城市发展战略和近期建设重心有显著影响作用。本文采用层次演进分析法,对珠三角东岸中心城市深圳、东莞和惠州进行行政中心的分布规律与影响要素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行政中心概念出现演化,形成服务中心与配套设施逐步分离的需求;行政中心迁移可分为区域一体化发展、空间管治的驱动和新增长极的创造等类型。对珠三角深莞惠都市区城市行政中心迁移模式进行研究,结果显示：深圳选择行政中心跨区迁移,其迁移核心体现在与珠三角合作的区域一体化和深港同城化2个层面;东莞行政中心迁移源于空间管治驱动,以达成新旧中心城市功能的置换;惠州行政中心跨江迁移,为的是促进新城市增长极的形成。3种迁移模式的成功实现有助于探索都市区行政中心与经济中心的耦合互动发展路径,对我国都市区发展有借鉴和启示作用。     

集聚经济、制度约束与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

基于全球500强在华投资数据,研究了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区位。随着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功能不断拓展,不同功能的空间分离已非常明显;服务功能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而生产功能则对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等城市具有更强的偏好。条件逻辑模型的研究结果表明,集聚经济和制度约束是影响汽车产业跨国公司在华不同功能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     

异质性“通道”与跨国公司地方化结网——以苏州工业园为例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跨国公司是开发区形成、发展和演进的关键驱动力量。在多种异质性行为主体交互作用所形成的＂学习场＂中,跨国公司要实现其全球化和本土化战略,就必须与开发区政府和本土企业之间建立有效的地方化结网＂通道＂。其中,＂政策通道＂首先为其提供了最基本的＂通道＂保障,成为跨国公司进驻开发区的初始动因。通过技术、市场等各...     

区位与城市中央商务区产业定位的相关性研究--以西安南郊小寨地区为例

依据城市中央商务区(CBD)和城市副中心商务区(Sub_CBD)理论,分析了西安南郊区域中心地———小寨Sub_CBD形成的区位背景条件,对Sub_CBD产业定位的区位优势与劣势条件进行了对比研究,依据区位条件和小寨Sub_CBD产业定位的相关性,提出小寨应当建成一个“文化-商业型”的城市Sub_CBD。论证了依托西安特有的文化产业发展而形成的城市Sub_CBD的功能,在分析了小寨Sub_CBD存在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关规划建设的构想,为知名度很高的历史文化古城西安市的文化产业经济的开发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