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二○○五年县级以上行政区划变更情况

4月28日一、关于广东省调整广州市部分行政区划的批复(国函[2005]35号) 1、撤销广州市东山区、芳村区,设立广州市南沙区、萝岗区。 2、将原东山区的行政区域,白云区的矿泉街道,天河区的登峰街道、天河南街道的杨箕和中山一2个居委会、沙东街道部分区域划归越秀区管辖。越秀区人民政府驻越华路。 3、将原芳村区的行政区域划归荔湾区管辖。荔湾区人民政府驻中山七路。     

广州市产业生态化时空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从产业效率和生态效率两个维度构建广州市产业生态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与耦合评价模型,探究2005-2015年广州市产业生态化总体水平的时空演变特征、剖析了产业与生态效率协调关系的演变,并就其驱动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从时间演变特征看,广州市产业生态化发展总体水平在波动中持续提升,其中生态效率较产业效率的提升幅度更大;从空间分布特征看,总体呈现由核心区向主城区和外围区递减的分布格局;从空间演化看,区域间的总体水平差异变小,分布格局保持相对稳定;广州市产业与生态效率的总体协调程度稳步上升,协调类型的层次在空间上总体呈现从外围向核心区逐步提升趋势,协调类型的演变可分为协调深化发展、协调发展和专业化发展三种模式。产业发展策略、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环境监管、技术创新与应用以及企业节能减排的意识是广州市产业生态化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基于分形理论与GIS的城区交通路网复杂性分析——以广州市城区为例

以广州市城区为例,基于分形理论,借助GIS技术手段,测度广州市城区1957、1982和2008年交通网络的盒子维数。结果表明:①广州市城区路网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不同区域的盒子维数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城市路网覆盖度不断提高,道路密度和通达性不断增强;②根据不同时期不同行政区路网盒子维数的差异和增幅大小,把广州市城区路网发育划分为3种不同类型:成熟型(东山区、越秀区、荔湾区),发展型(黄埔区、芳村区、白云区),拓展型(海珠区、天河区);③建立不同区域盒子维数与年代的线性、指数和幂指数函数关系,经对比发现指数函数关系拟合度最好,其相关系数R2>0.8,表明广州市城区交通网络近50年来发展迅速,而且这种态势还将持续下去。     

基于地址匹配的城市行业用地调查研究与实践

选取广州市越秀区作为试点区域,利用数据库规范地名地址数据,以地址匹配为核心实现宗地数据与经济统计数据的融合,调查行业用地利用状况、用地类型、面积与分布,形成顾及地名地址数据特点的越秀区行业用地调查数据库,开展行业经济、用地、从业人员情况统计与分析。研究与实践表明:利用行业基本单位详细地址与地名地址数据匹配开展城市行业用地调查是一有效方法;持续性开展城市行业用地调查有助于政府的经济、用地宏观决策。     

广州市内环路对城市环境影响评价

对广州市内环路工程进行分析,以内环路沿线地区为重点研究区域,根据内环路高架桥的设计与内环路沿线生态景观现状,从城市整体景观与生态角度出发,对内环路对广州市城市生态景观影响作出评价。认为广州市内环路工程对广州市城市生态景观影响有：1．内环路建设塑造了广州市中心区城市新景观;2．破坏局部地段现有的视觉景观及生态环境;3．由于高架路对阳光的遮蔽作用,日照环境质量总体水平比内环路时下降,改变了沿线植物生态系统结构。     

基于遥感技术的广州市热岛效应分析

通过对广州市区TM遥感影像数据的处理,提取该区地表亮温和NDVI数据,对广州市的热岛效应进行初步研究,经过研究得到：（1）高亮温地区包括：荔湾区、越秀区和海珠区等老城区、广州火车站附近铁路沿线和白云机场一带、天河客运站附近和天源路两侧以及黄埔大道和珠江沿线附近;（2）广州市城区（包括市中心商业区、居民生活区、外围工厂区）整体上为热岛群,郊区农村则多以绿色为背景;（3）从市中心向外亮温呈降低趋势,但城市热岛内部有丰富的细部变化特征;（4）局部热岛强峰并不出现在广州市中心,而是同工厂的空间分布有关。     

广州市多类型商业中心识别与空间模式

不同职能类型商业中心识别对研究城市商业空间结构有重要意义。与传统识别方法相比,大数据的分析更为精确和便捷。本文以广州市核心区59125条城市热点(POI)数据为基础,利用核密度分析、统计分析、最邻近距离分析等方法识别广州市多类型商业中心的边界,探索其商业空间结构与模式。结果表明：①广州市商业结构呈现明显双核集聚式分布,传统的越秀分区与现代的天河分区构成当前广州市商业空间的双中心;②不同类型的商业中心在空间上呈现显著分异,其中城市生活与公共服务中心在越秀区,商务与金融中心在天河区,休闲娱乐中心呈现分散集聚式特征;③广州市商业结构的空间模式是“圈层+组团”式分布,其中,生活、公共服务、商务职能集中分布于内圈层,娱乐休闲职能呈组团状镶嵌于各圈层中。     

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综合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该文将城市化发展过程分为经济、人口、地域空间及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四个方面，选择出一整套相应的刻画指标，并以陕西省为例对其各地市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分析，作出总体水平排充充及发展类型划分。结果表明：地区间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差异首先体现为总体水平的明显差异，总体水平最主要最取于单位空间非农经济活动强度、城镇规模及基础设施水平；而更进一步的差异则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和城镇人口分布结构上，其中区域第三产业发展     

基于休闲需求的城市公园服务等级结构及空间布局特征——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为例

基于城市居民休闲需求的角度,以广州市中心城区作为实证研究地,引入公园规模、公园景观、公用休闲功能、公园门票价格、公园建园时间、公园交通便捷度、公园综合配套服务、公园服务时间等指标来衡量城市公园的休闲服务等级结构.根据广州中心城区发展历史、城区常住人口密度、城区各区经济总量等指标,将广州市中心城区划分为旧城核心区、新城中心区、新城边缘区,城市常住人口高密集带、城市常住人口密集带、城市常住人口稀疏带,经济实力强区(萝岗区)、经济实力较强区(黄埔区、天河区、越秀区)、经济实力弱区(荔湾区、海珠区、白云区)等空间     

区域城市化发展水平的综合分析——以陕西省为例

该文将城市化发展过程分为经济、人口、地域空间及生活方式的城市化四个方面，选择出一整套相应的刻画指标，并以陕西省为例对其各地市城市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分析，作出总体水平排序及发展类型划分。结果表明：地区间城市化发展进程的差异首先体现为总体水平的明显差异，总体水平最主要取决于单位空间非农经济活动强度、城镇规模及基础设施水平；而更进一步的差异则主要表现在产业结构和城镇人口分布结构上，其中区域第三产业发展状况、城镇体系完善程度及小城镇发育水平是关键因素     

民国时期广州市建成区主体建筑立体形态的恢复及其特征

基于1928年1﹕10 000的地形图,解译土地利用类型,确定建成区边界与建筑用地的空间范围。将建筑用地分为单体建筑、线状道路两侧的骑楼和面状同类建筑区3类。根据史料与现场调查,分别为点、线、面3类建筑的高度赋值,恢复不考虑海拔的建成区主体建筑立体形态。基于所建模型,从平面形态、平均高度、空间格局、宽高比、高度轴、天际线以及形态组合几方面对民国时期建成区立体形态特征进行分析归纳,得出如下结论：１）民国时期广州城市沿珠江发展使得城区轮廓呈狭长的带状;２）城市平均高度仅为6.07 ｍ,建筑物普遍低矮;３）建筑物在平面上为多级的棋盘网组合,而骑楼街构成的宽浅网格,成为当时空间尺度最大的建筑单元组合形态;４）道路宽度与两侧建筑物高度形成的宽高比大,城市具有较好的通透性;５）沿江西路与当时的城市中轴线中山纪念堂―市府合署大楼构成了倒“T”型城市空间高度轴,并在单体建筑高度空间分布与天际线的变化上得到很好的反映;６）城市立体形态主要由盆地、格网、谷地、台地等4种宽浅的单元组成。立体形态深层次上反映了当时生产力技术条件下政府与市场力量的综合作用,以及城市功能区分化在立体形态上的表现,从而也成为该时期华南地区依山傍水城市立体形态的重要标志。     

广州市白云区的发展与空间控制研究

广州市提出取消北部发展大组团,实施“东进西连、南拓北优”的规划发展战略具有“生态城市”和景观生态控制的科学内涵,其科学价值集中体现在白云区的功能定位上,即构筑大都市区及大尺度背景中经济发展的生态支撑系统,体现“生态经济”的实践意义和广州建设山水型生态城市的发展理念。然而,白云区经济相对落后,城市化水平较低,与其作为经济发达的广州市的一个区的地位不相符。广州发展重心的转移,又削弱了白云区原有的优势,人才、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将向东南部流动,使白云区面临着发展与控制的双重挑战。根据白云区的地域特征、面临的困境和所担负的功能,通过构筑三个片区、形成高效的工业组团、建设生态住宅区和廊道,解决控制与发展的矛盾冲突。     

跨界道路交通对同城化地区时空联系影响研究：广佛案例

同城化是区域内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而交通是同城化时空联系产生的重要基础。利用空间句法以及时间地图方法,分析广佛时空结构特征,多方面探讨跨界道路建设对广州与佛山时空联系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广佛时空结构特征方面,5 km、10 km句法整合度模型呈现以广州内环高速范围内地区为中心的极化格局特征,佛山中心城区位于节点位置;20 km、100 km整合度模型中广佛中心集聚特征明显;广佛时间地图呈东西方向收缩。② 跨界道路影响方面,通行后越接近交界区域,时间距离偏移越大,广州南部地区与南海、顺德时间成本改善明显。③ 跨界道路通行有利于不同尺度下路网可达性整体水平的提高,能为广佛路、陈村大桥、禺山西等道路分流部分交通流。空间句法与时间地图方法的使用识别了不同尺度上广佛等级差异与交通潜力,且对地理空间进行了时空转换,结论能为今后城市功能整合提供参照,并为相关研究提供新的分析维度和视角。     

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及其可达性特征

基于休闲旅游资源POI数据,采用最邻近指数、核密度及栅格分析等方法,探讨广州市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空间特征及其可达性空间格局,并解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形成机制。结果表明：1）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总体上呈现“中心城区密集、边缘区稀疏”的分布特征,随着与市中心距离的增加,空间集聚度不断下降。2）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空间分布特征差异明显,文化类集聚程度最高,康娱类呈单核集聚,自然类呈板块式集聚,专项类最接近随机分布。3）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空间格局的交通指向性明显,呈现以中心城区为核心,沿交通干线向外渐降,至从化区北部达到最低的特点。4）不同类型休闲旅游资源的可达性空间格局存在差异,整体可达性最高的是康娱类,可达性最低的是专项类。5）广州市休闲旅游资源可达性格局在“资源-交通-人口-行政”体系综合作用下逐渐形成的。     

论广州市建设国际大都市大气环境质量控制

建设国际大都市要求有优美的环境和清新的空气，广州市与国际大都市比较还有较大差距。本文分析了影响广州市大气质量的重要因素和主要大气污染物的发展趋势，提出了控制广州市大气环境质量的对策。     

2000―2010年广州人口空间分布变动与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演化测度

基于广州市第五次和第六次人口普查中的常住人口数据,运用空间分析法、单中心密度模型和多中心密度模型分析法对广州市人口空间分布和多中心城市空间结构进行研究。结果表明,研究时段内广州人口空间动态变化表现为“内圈层（近郊区）快速增长、外圈层慢速增长、核心圈层（核心区）和外圈低速增长”,核心圈层的人口继续增长并向四周扩散,表明广州人口变动的郊区化现象明显,已呈现多中心特征,由2000年的“1个中心（人民公园）2个次中心（白云区的新景街和海珠区的凤阳街）”演变至2010年的“1个中心（人民公园）4个次中心（白云区的同德街、海珠区的凤阳街、天河区的棠下街和沙河街）”,次中心的人口集聚功能逐渐增强,对城市人口分布影响逐渐增大。     

明清时期广州城图研究

分析明清时期有关地方文献中的广州城图认为:1.清初广州城扩筑鸡翼城后,其形制基本定型,由明初"三城合一"后的长方形演化为向北凸的不规则形状.2.广州古城在明清时期主要有3次扩城之举,城区分别向北、向南扩展,清道光年间城区范围已突破城墙界限向外发展,其扩展动力是经济功能的增强、人口的增加.3.城内的布局表现为内城北部为历朝的政治活动中心,经济活动则随城区的扩展作相应的调整,由内城扩展至新城、鸡翼城乃至城外西关一带;城市主要街道由明初的各成体系发展至清初已互相贯通,基本定型,其影响延续至今.最后,建议借鉴古代     

Patterns and dynamics of urban forests in relation to land use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in Guangzhou City, China

Trees in cities display a varied pattern that is often moulded by a city's physical fabric and its evolution through time. The town plan expressed in spatial dimension as land use, and in temporal sense as development history, furnishes a framework to evaluate the intricate association between city and trees. Guangzhou city, the premier metropolis of south China, has been established for 2800 years, and has a long history of urban greening and heterogeneous land use. Five urban districts, which represent old, middle-aged and young stages of development and cover the bulk of the city's built-up zones, form the study area. Interpretation of aerial photographs is used as a basis to classify the urban forest into three types, and to design a sampling scheme for studying trees in urban parks, institutional grounds and roadsides. District history has bequeathed a plethora of configurations in terms of buildings, roads and land uses, accompanied by plantable spaces of dissimilar dimensions, geometry and quality. The districts display diverse tree attributes such as frequency, density and species diversity. Young districts, with lower density, more institutional uses and wider roads, present more opportunities for greening. Recent shifts in landscape fashion have introduced a significantly different treescape. A few exceptionally large parks and institutional sites play a pivotal role in the city's tree assets. Parks, roadsides and institutional forests have different tree-stocking rates and species assemblages. Implications for future planting and management of urban trees in different situations, and for the greening of other cities in China, and other developing countries, are explo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