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人口迁移机制、特征与走向

８０年代以来广东省活跃的人口迁移，其主要动因是改革开放中广东省与国内其它地区以及省内珠江三角洲与其它地区之间经济的不平衡发展。广东省人口迁移有其显著特征，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产业结构特征及劳动力供求关系的发展等又影响着未来的人口迁移走向。     

广东“三普”至“四普”间人口城镇化状况分析

广东省改革开放的前沿，在第３、第４两次普查间人口城镇化的特征是：发展速度快，人口流动性增强，呈强的面上扩展态势，地区差异明显。这些特征的形成与广东省的社会经济发展特点和格局密切相关。未来２０年内广东省人口城镇化将大致保持现在的特点并持续地较快发展。     

乾隆年间天山北麓东段人口迁移研究

清朝乾隆年间，清政府对新疆实行移民实地政策，人口大量迁移到新疆。天山北麓东段是新疆主要的人口迁入地区，其人口迁移分为民户迁移、商户迁移、遣户迁移、兵眷迁移和安插户迁移等几种类型，以民户迁移为主。移民的来源地以甘肃、陕西等邻近省份为主，人口迁移的方式以官府有组织的迁移为主、以民间自流的方式为辅。民户人口迁移的高峰在乾隆三十年代，乾隆四十五以后人口迁移规模变小，整个乾隆年间天山北麓东段人口迁移的规模为16．4万人左右，迁移人口主要分布在以乌鲁木齐和巴里坤为中心的两个地区。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

基于联合国人口司国际移民存量数据,借助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1990—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及其演化特征进行研究。主要结论如下：（1）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规模扩大,增速加快,迁移路径更加多样化;（2）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空间分布呈集中性特征,迁移目的地集中于俄罗斯、印度、沙特阿拉伯等国,来源地集中于俄罗斯、印度以及亚洲大部分国家;（3）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网络具有临近效应、国际地缘政治效应和路径依赖效应;（4）沿线国家或地区间人口迁移网络具有明显的社团结构特征,可分为独联体社团、中东欧社团、中东社团、伊拉克-伊朗-阿富汗社团、北非-海湾-南亚-东南亚社团、中国内部社团。     

迁移八律与中国人口迁移

中国人口迁移具有下列八个特征：１，提高生活质量是经济目的迁移的主要原因，非经济目的迁移违反经济规律时不能巩固；２，在城市化过程中，乡村迁往城市是主要迁移方向；３，整体男性迁移多，轻工劳务和婚姻迁移突出地区女性迁移多；４，独身青年迁移多；５，短距离迁移多，高素质人口迁移距离较长；６，迁移有圈层递补现象；７，强迁移方向必然带来较弱的迁移回流，当两地经济势能接近和递转时，回流加强；８，城市化过程中大城市迁入人口比重大，吸引迁移的范围广。可见，列文斯坦提出的人口迁移规律基本上适合中国的实际，中国人口迁移的实际又丰富了列文斯坦的人口迁移规律。     

省际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空间交互响应研究

基于2000年、2005年、2010年和2015年人口普查与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以及相关年度制造业统计数据,利用重心模型和地理探测器对2000年以来的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空间格局、人口流动空间格局及其二者相互作用关系进行分析。研究发现： 2000年以来特别是2005年之后中国制造业呈现出明显转移态势,但不同类型制造业转移幅度和空间区域具有明显差异,能源密集型、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制造业由东部向中西部转移的空间区域大,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空间还十分有限,仍集中于东部地区。 虽然人口迁移的整体格局变化不大,仍是“中间低、周边高”的格局,但是人口迁移的空间特征正在趋于弱化,中西部地区分享的迁入人口份额在不断提高。 制造业重心与人口迁移重心变动轨迹呈现出“偏离-趋同”关系,人口迁移滞后于产业转移的效应已逐渐消失,人口与产业的空间匹配程度趋于提高。 地理探测器定量识别人口迁移与制造业转移之间的空间关系发现,人口迁移格局变化对制造业空间转移的响应程度较制造业转移对人口迁移格局变化的响应程度高。     

空气质量对中国人口迁移的影响

随着中国流动人口群体构成和迁移模式的持续变化,空气质量等舒适性要素逐渐成为塑造人口迁移空间格局的重要因素。基于2000年以来的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本文探讨了空气质量对人口迁移影响的总体特征、变动趋势和作用模式。研究发现,空气质量已逐渐成为影响中国人口迁移格局的重要因素,且主要表现为推力作用。空气质量直接关系到人口迁出决策,污染严重的地区更难留住人;而在迁入地选择过程中,收入水平和就业机会则更为重要,但其影响近年来有所弱化,城市吸引力更加综合多元。此外,研究还验证了教育资源对人口迁移的导向性作用,并从人口迁移的角度发现了城市群作为城镇化主体形态的地位在持续强化。     

2000—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格局的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

准确认识和把握21世纪前20年中国人口迁移的地理格局和影响因素,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及区域均衡发展的关键科学问题。借助特征向量空间滤波泊松伪最大似然估计（ESF PPML）引力模型,基于第六次和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2005年和201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研究了2000—202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化特征及影响因素。主要结论为：① 2000—2020年间人口迁移格局总体稳定,具有较强的不平衡性和网络溢出效应,大量人口从中部、西部、东北地区迁移至东部地区;② 人口迁移格局稳中有变,不平衡程度和空间集聚程度逐渐减弱,人口迁移和人口分布显现出南北分异趋势,东北地区人口迁出强度不断增强; ③ 传统引力模型因素（人口规模、地理距离）、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工资差异、科技教育投入占比、医疗水平）、社会网络因素、环境舒适度（PM_2.5浓度）以及生活成本（住宅价格占比）共同影响人口迁移格局;④ 区域经济差异对省际人口迁移的影响作用逐步弱化,人口迁移逐渐转变为对工资收入、高质量公共服务、环境舒适度等多因素考虑的决策过程,生活成本逐渐对人口迁移产生显著影响。     

边境省区县域城镇化与人口迁移的时空演变及机制分析——以广西为例

基于中国第四、五、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和经济计量方法,以县域为尺度对边境省份广西的城镇化和人口迁移时空演变和动因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1)在县域人口城镇化水平提高且与全国均值差距缩小的同时,边境省份大部分地区城镇化率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空间上看,县域城镇化呈非均衡发展趋势,中心市辖区水平高、具有一定的辐射作用但分布零散。开放较早的北部湾地区和毗邻发达省份广东的桂东、桂东南城镇化水平高于桂西、桂北地区。2)县域人口迁移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效应,且2000―2010年其空间自相关程度集聚增强,但格局基本保持稳定,县域尺度人口迁移的高值区与城镇化发展较快地区基本同步,集中于桂东南及北部湾地区。3)对于兼有国界、海岸和省界等三类影响人口迁移的边界的广西而言,后两类边界较明显地"吸引"人口向其邻近地区活跃迁移与城镇化集聚,而国界目前对人口流动仍有一定的阻碍作用。4)从影响人口流入地选择的角度看迁移的空间格局与动因,服务业的发展正成为吸纳人口迁入的主要力量,自由贸易、商贸服务、沿边通道与口岸建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是当今重塑中国西南边境地理的主要动力。     

中国古代北人南迁高潮的成因变化——基于推拉理论的分析

人口迁移是人口移动的一种形式,是指人口分布在空间位置上的变动。一般指的是人口在两个地区之间的空间移动,这种移动通常涉及人口居住地由迁出地到迁入地的永久性或长期性的改变。人口迁移又分国际人口迁移和国内人口迁移。国际人口迁移是指人口跨国界并改变住所达到一定时间(通常为1年)的迁移活动。国内人口迁移是指在一国范围内,人口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移居的现象。国际上关于人口迁     

城镇化中后期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及政策应对

人口迁移流动形式是构成人口迁移流动特征的一个关键要素。在中国进入人口城镇化中后期后,准确判断和把握人口迁移流动形式的转变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论文基于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的相关理论与国际经验,考察现阶段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的进程和特点及由此产生的问题与挑战。研究发现,中国人口迁移流动形式已发生转变,并突出表现为人口回流现象不断增多、省际和省内人口迁移流动此消彼长的趋势日益明显;城—城流动显著增加,人口的城-城间流动将渐成常态化;流动人口户籍城镇化进程开始加快,其城乡两栖生计的重心向城镇转移;住房驱动下的流动人口就地、异地城镇化渐成趋势等。同时,人口迁移流动形式转变过程中面临着人口回流推动的就近就地城镇化发展可持续性不足;城—城流动向东部少数省市聚集的态势明显;以户籍城镇化主导的农业流动人口市民化面临多重障碍等问题与挑战。最后,从流动人口城镇化的空间载体构建、城市治理方式转变、中西部小城镇自我可持续发展能力提升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建议。     

1985-2010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时空格局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快速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以及20世纪80年代户籍制度出现松动,大规模跨区域的人口迁移流动已呈现不可阻挡之势,人口迁移时空格局亦发生着剧烈的变化。目前大多数相关研究只关注某一特定时期的人口迁移,故而人口迁移的时空格局分析显得尤其重要。使用双组分趋势制图法和1985-1990年、199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5年以及2005-2010年五个时期的人口迁移数据,分析人口迁入、迁出和净迁移的强度及其变化特征。在研究时期内,中国省际人口迁移表现出强烈的空间差异,迁移强度也有大幅的增加。八个主要人口迁入地全部位于东部三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发展区域(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京津冀都市圈)内,而主要的人口来源地都是相对欠发达的中西部省份,这和全国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完全吻合。双组分趋势地图结果显示南方省份的人口迁移强度及变化趋势都强于北方省份,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在1985-2010年间,南方省份的人口迁移较北方省份更活跃,这可能主要受到南北方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差异的影响。人口迁移时空格局分析结果表明,中国的人口迁移规律正在逐渐形成新特色,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人口流动主要是受到经济因素和区域发展差异的影响,而南方和北方地区的人口迁移活跃程度则主要是由自然地理环境以及文化差异所致。     

1985-2015年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特征

随着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以及城镇化的快速推进,人口迁移的空间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基于1985-2015年全国省际人口迁移矩阵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探讨中国省际人口迁移网络的整体特征以及每个节点在网络中的地位作用。研究结论为：①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密度经历了1985-2000年的缓慢下降、2000-2015年持续上升的过程,与西北、西南和中部主要人口迁出地向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集中性迁移成为发展主流密切相关。②人口迁移网络的内向中心势明显大于外向中心势,说明人口迁入地相对集中,人口迁出地相对分散。③省际人口迁移网络可分为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西南人口联动区、西北人口联动区5个子群。其中,中原—长三角人口联动区是群内和群间联系最紧密的区域;中南—华南人口联动区是全国人口累计迁移量最高的区域;东北—华北人口联动区内部联系较强,对外仅与西北人口联动区联系较强。④基于中心性分析以及核心—边缘结构划分,各省(市、区)对于人口迁移网络的贡献意义不同,广东、北京具有全局控制意义,江苏、陕西、四川、浙江基本处于核心节点序列,上海、天津、内蒙古、福建核心作用逐渐增强,河南、湖北、河北、新疆核心作用出现下降,全国人口迁移路径总体向北偏移。     

广东省人口城镇化变动趋势

本文分析了８０年代以来广东省人口城镇化的变化特征，认为以工业化为核心的经济快速发展是广东省城镇化的主要动力。指出今后庆充分发挥地区优势，以产业结构的深入高速为动力，引导劳动力的合理流劝，促进各区域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广东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与对策

广东外向型经济发展迅速，但地区发展很不平衡。文章分析了广东省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特征及形成原因，并对全省21个市外向型经济总量规模和发展水平进行比较和分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类型地区外向型经济发展的对策。     

广东省惠州市石坝——黄沙洞地区岩浆岩特征

惠州市位于广东省东南部,属珠江三角洲东北、东江中下游地区,属于我国人口较为稠密地区,在国家提倡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前提下,文章通过对广东省惠州市水工环地质特征进行分析,总结归纳该地区水工环特征,希望对该地区今后生态维护及保护等方面提供依据,真正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主题。     

1990—2015年亚洲内部人口迁移格局及影响因素

把握亚洲内部跨国/地区人口迁移规律,有助于新时期中国制定合理的国际移民政策,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迈向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1990—2015年国际双边移民流量数据,运用社会网络分析和空间滤波面板负二项引力模型,阐明亚洲内部跨国/地区人口迁移的时空格局与驱动因素。研究发现：① 1990—2000年亚洲主要迁移流集中在西亚、南亚和东南亚各区域内部,且大多发生在邻国之间,2000—2015年出现多条横跨上述三大区域的大规模迁移流;② 人口迁移网络强度相对较低,联系紧密程度先升后降;③ 政治不稳定与战乱冲突是人口迁移的重要推动力,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和国民收入差异是重要驱动力,多维邻近因素（经济邻近和文化邻近）也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④ 25年间,经济差异的影响先增后减;政治不稳定一直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影响因素,且对人口迁出的影响更大;进出口贸易发展在部分时期积极促进人口流动,留学吸引力影响呈波动趋势;⑤ 非经济和结构性力量在亚洲内部跨国/地区人口迁移过程中起到决定性作用。     

乡村振兴背景下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随着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中国已经进入乡村转型发展的快速转型阶段,人口迁移出现了新的分化与趋势。科学认知国内外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调整城乡人口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系统梳理国内外城乡人口迁移研究的主要内容与研究视角基础上,从农村劳动力迁出与回流、逆城市化视角阐述了人口迁移对乡村转型发展影响的研究进展,最后基于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需求,提出了人口迁移与乡村转型发展关系的研究展望。     

中国人口的迁移和流动

人口迁移和流动的适度发展．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实现各种生产要素在空间上的最佳配置．在调节劳动力需求,促进人口、资源和经济协调发展“及缩小地区差异上发挥杠杆作用。此外．人口迁移和流动对增强人口活力、改善人口素质也具有积极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发展是社会经济生活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     

藏北高原重点生态功能区人口迁移趋势及对城镇化格局影响

近10年来藏北高原人口规模不断扩大,由36.58万增长至46.24万,年均增长率为2.37%,而理论承载量仅为38.12万人。城镇化率增长缓慢,仅由7.65%增长至16.28%,二者发展不均衡。除城镇人口内生增长规模不足和乡城人口结构转变乏力外,人口迁移是重要影响因素。基于该区域主体功能定位和发展方向,计算城镇化空间变异系数、人口迁移活跃程度、人口迁移与城镇化的弹性系数。结果表明:1.2000—2012年藏北高原县域城镇化差异度由29.63%扩大至46.75%,城镇化发展的不均衡性增强,那曲、安多的重点小城镇城镇化发展水平要快于其他地区。2.总迁移率由6.64%提高到8.49%,人口迁移总体活跃程度增强,由非活跃区转变为活跃区的县域明显增多。3.人口迁入率每提高1%,可支撑城镇化率提高4.21%,人口迁移对城镇化影响显著。4.该区域主体功能定位要求将过载人口逐步转移,当前人口迁移以净流入为主的趋势与之不符,需要调整人口发展政策,引导过载人口向重点城镇和重点开发区转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