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响应——以厦门市集美区为例

半城市化地区是在快速城市化进程中产生的一种过渡地域类型, 其土地利用特征表现为土地利用竞争和矛盾剧烈, 土地利用变化迅速的特征。土地利用/覆被的变化改变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 是对生态系统服务产生胁迫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本文以厦门市集美半城市化地区为例, 分析半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响应, 基于对2007 年中国陆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修正的方法, 对半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变化作出评估, 并通过土地系统和生态系统二者的耦合变化关系探讨生态系统服务对土地利用/覆被变化的响应过程。结果表明:①近20 年来, 集美半城市化地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量随着土地利用强度增加呈现波动性变化, 总体上呈现负相关关系。②调节服务和文化服务是最主要的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土地利用强度与调节服务和支持服务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③随着半城市化地区的快速城市化发展, 土地利用类型急剧转化, 城市建设用地大量增加, 预计集美半城市化地区未来ESV将继续降低, 可采取生态综合整治措施减缓ESV降低趋势。     

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核算方法与分布格局

"提高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被列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户籍人口城镇化研究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和理解中国城镇化发展规律具有重要参考。通过厘清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本地""城镇""户籍"等指标的统计口径,提出直接核算法、间接核算法两种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测算方法。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核算出中国县市尺度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并与县市尺度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半城镇化率对比分析,得出主要结论:(1)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滞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2010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50.27%,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有39.34%。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较高的单元往往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差距较大,形成较高的半城镇化率,外来流入人口对常住人口城镇化具有显著的拉动作用。(2)中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分布格局与非农就业机会呈现显著的正相关性,沿海、沿江、北部沿边等地区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显著高于内陆地区。流入人口主要在沿海城市群地区以及中西部省会或首府等大城市高度集聚,半城镇化率呈现显著的极化格局,使得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高值区相对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值区显著收缩。(3)中国三分之二的县市的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半城镇化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沿海城市群地区及省会或首府等发达城市的半城镇化水平较高,应积极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而中西部的城镇化水平普遍偏低,应积极促进就地城镇化提升户籍人口城镇化水平。     

中国沿海欠发达地区半城市化特征与机制——以福建莆田为例

基于半城市化相关理论回顾,针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所出现的半城市化现象,以我国东南沿海发展相对滞后的福建沿海城市——莆田市中心城市外围地区为例,提出中国沿海欠发达地区所呈现的半城市化现象。运用309个行政村的实地调查资料,通过人口、用地和基础设施等要素的分析,揭示了该地区半城市化的特征与机制及其与沿海发达地区的差异。     

基于异速生长方程与C-D函数的实证分析——以乌鲁木齐市为例

运用乌鲁木齐市1978 ～2010年城市建成区面积、非农业人口、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密度的数据,引入了城市地理学中的城市人口-城区面积异速生长模型,对城市人口-面积异速生长关系的标度指数、线性因子等关系进行分析讨论.然后运用C-D函数理论,分析城市化过程中人口-土地-产值结构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 1978 ～2010年不同时间序列城市人口-面积都是异速正生长关系,标度因子系数明显较高并呈下降趋势,说明土地城市化过程快于人口城市化过程,但它们之间的差距在逐渐缩小.(2)通过建立城市投入-产出模型得出:1978 ～2010年,人口和面积弹性系数均呈下降趋势,而人口弹性系数比面积弹性系数下降幅度小,表明乌鲁木齐市城市化进程在进一步加快.     

中国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区域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驱动-压力-状态-响应(DPSR)分析框架建立结构因素图,应用结构方程模型分别对中国东、中、西、东北4个区域的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影响因素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资源消耗和污染强度以及地区贫困不均等因素正成为限制东部地区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2经济稳步发展和空间逐步扩张是积极推动中、西部2个地区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的主要因素;3东北地区相对于中国其他3个地区新型城市化包容性发展形成过程有很大不同,人口增长以及调整产业结构等特征因素尤为重要。     

基于CiteSpace和VOSviewer的国内半城市化研究可视化分析

随着新型城镇化和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推进,半城市化地区的科学发展与治理已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环节。基于文献计量分析方法,运用CiteSpace和VOSviewer可视化工具,对近30年来国内半城市化研究进行知识图谱分析。结果表明：1）作者与机构研究力量分散,地域分布特征明显;2）研究热点聚焦于分析北京、广州、上海等发达城市的土地利用、景观格局、失地农民、影响因素等问题,其内容可聚类为形态特征、空间界定、驱动机制、协调发展4类主题;3）半城市化研究发展经历了3个阶段,研究区域从东南沿海向内陆转移,内容从定性理论分析向定量实证探讨转化,视角也由自然特性分析向社会发展研究转变,体现出更多人文关怀。最后,从半城市化地区空间范围界定、人居环境建设、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路径探讨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施4个方面进行展望,旨在为中国半城市化地区的发展提供参考。     

半城市化地区形成的动力机制与发展前景初探--以浙江省绍兴县为例

本文分析了长江三角洲南翼绍兴县的区域条件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归纳了其城市化的特征,说明该县也具有典型的半城市化地区特征。作者认为,在后发展国家,人口稠密地区的发展,必然会形成半城市化现象;这类地区的小城镇还将经历“自下而上”逐步逐级的集聚发展;分散状态的半城市化的行政区需要加强其中心城市建设,但需与上级区域的城镇体系发展相协调,不宜构造超越其服务区域的大型城市。     

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从人口城市化质量与土地城市化质量两方面,构建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以2007~2016年相关数据为支撑,定量计算云南省多年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耦合度、综合发展指数和协调发展度,并根据协调发展类型划分标准对研究时段内云南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的协调发展类型和对比类型进行划分,并在此基础上对二者的协调状态进行评估;同时在GIS技术支持下,分别以2007年和2016年为时间节点,揭示不同时段云南省各市（州）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特征与空间格局的变化特征。研究表明：从时间序列特征看,云南自2010年起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土地规模扩展过快,存在造成空城的风险;城市化水平总体发展趋势良好,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高;人口城市化与土地城市化协调发展趋势良好,逐步进入协调阶段;从空间格局特征看,呈现以昆明为中心,从中部“协调型”逐步转变为边缘“失调型”的空间格局;土地城市化滞后型数量少,且集中分布于滇中和滇西北地区;人口城市化滞后型数量多,广泛分布于滇东、滇西、滇南和滇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各市（州）协调发展状态分属协调阶段、磨合阶段和失调阶段,协调发展对比类型空间差异显著。     

中国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协调性研究

基于城市建成区面积和城区人口数据,构建城市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关系模型,对2000年和2010年中国657个城市的土地扩张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①中国城市用地扩张和人口增长之间的协调性较弱,土地显著扩张是中国城市发展的主要类型,数量占城市总量的1/3;其次是人口显著增长类型,占城市数量的1/4,两极分化明显。②在空间分布上,土地显著扩张的城市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沿江、沿线等经济相对发达地区;人口显著增长的城市分布重心则相对西移,主要处于胡焕庸线以东的中西部地区。③从不同规模城市用地扩张与人口增长的协调性来看,特大城市、大城市发展以土地快速扩张为主,且土地显著扩张所占比例最大;中、小城市发展以人口快速增长为主,并以人口显著增长占优。④由城市规模变动来看,小城市规模晋升多以人口快速增长实现,大、中城市规模晋升则更多通过土地快速扩张推进,特别是以房地产、新城建设等带动的用地驱动型城市化来完成。     

东北地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协调性研究

城市化是一个"人口-经济-空间"三维一体的过程,其内在协调与否是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为此,首先通过构建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内在表征指标,运用均方差赋权法,以东北地区(指的是东北三省)34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来综合测度其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其次运用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其协调程度进行评价;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类。研究结果表明:①东北地区经济城市化主导人口、空间城市化,但整体水平不高,平均水平基本处于加速发展阶段(0.25~0.35);②人口、经济、空间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分异明显,其中人口城市化整体呈现出由北往南递减的趋势,而经济城市化则成由南往北递减的趋势,两者"内在互补(互异)"趋势非常明显;③三者城市化协调度低,且区域差异明显,由南往北递减趋势非常明显;④依据彼此间协调度主宰程度,将其划分为综合协调导向型,人口-经济、人口-空间、经济-空间协调导向型4种类型。     

杭州市半城市化地区空间分布变化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在许多大城市周边发育和形成了大量的半城市化地区,其社会经济结构变化剧烈、城乡职能与土地利用混杂交错,是乡村向城市转变过程中的新型地域类型。选取杭州市开展案例研究,探讨我国半城市化地区判别指标的选择与判别标准的确定,实证分析1990年和2000年杭州市半城市化地区的空间分布及其在1990~2000年期间的变化,进一步辨识出半城市化地区的不同类型,并以萧山区和富阳市为例,对持续半城市化地区和新增半城市化地区在发展程度、工业与建设用地规模、动力机制等方面进行比较分析,旨在推进对半城市化地区动态变化及其内部差异性的认识。     

流动人口居留时长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基于2018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根据流动人口愿意在流入地居留时间的长短将居留意愿划分为短期居留意愿、长期居留意愿、永久居留意愿3种类型,运用空间分析技术和分层模型对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流动人口不同类型居留意愿的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研究发现：具有短期和长期居留意愿的流动人口比例合计超过60%,表明两栖和多栖生计仍是流动人口的主导生计策略;短期和永久居留意愿在空间上存在明显的“一高一低”分布差异,短期居留意愿在东部地区最高,东北地区最低,永久居留意愿则呈完全相反的分布格局;中西部地区流动人口长期居留意愿最高。模型结果显示,流入地特征和流动人口个体特征共同影响着不同类型的居留意愿：在东部和中部、经济发达以及职工平均工资高的地区,流动人口短期和长期居留意愿较高,永久居留意愿较低;男性、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均收入低、在外流动时间短、跨省流动的流动人口倾向于短期和长期居留;而女性、非农业户口、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月均收入高、在省内流动、在外流动时间长的流动人口更愿意在流入地永久定居。     

地方政府企业化视角下的半城市化地区社区转型——以东莞市厚街镇赤岭社区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央―地方政府之间的分权化和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在推动城市与经济的发展中通常表现为企业主义行为,并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但是,经过30 多年的发展,地方政府企业主义是否仍然行之有效？文章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东莞厚街镇的赤岭社区为例,对中国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发生的源头--半城市化地区社区发展与转型进行研究,解析新时期地方政府企业化的特征、作用机制及应对危机的方式。结论认为：1）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推动了改革开放以来半城市化地区社区（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但是在外部环境变化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在社区尺度不再行之有效;2）社区（村级）体制改革也是一种城市管治方式,半城市化地区的社区发展适时需要管治的进入;3）全球化是影响地方政府企业主义行为的直接动力;4）在中国的城市管治中,社会力量还相对较弱。在未来地方政府企业主义的研究中,应更多关注来自基层的制度创新。     

产权视角下中国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增长与收缩 ——以珠江三角洲东莞市为例

伴随全球化的蔓延,快速城镇化地区的增长与收缩已成为地区发展转型研究中的国际性话题。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在外来资本和廉价劳动力的双重推动下实现了农村城镇化发展,随之出现了大量的“城乡一体化（Desakota）”混杂空间。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机对城市发展造成了巨大冲击,地区产权结构的不同导致了更新政策的差异,城市中出现增长与收缩并存的新空间现象。基于此,文章从区域农村城镇化的特殊条件出发,结合城乡二元土地产权结构的制度背景,探索珠江三角洲“Desakota”形成的内在因素,并提出理解城镇增长与收缩的分析框架。后危机时代,城市国有土地和集体土地与国家产业政策的匹配程度存在巨大差异,为不同地区带来了截然不同的发展机会。实证分析部分以东莞市为例,通过夜间灯光数据探索城市增长与收缩的空间分布特征,同时结合典型地区的案例分析,从产权视角切入分析地区出现差异化发展的机制。土地是决定地区发展方向的本质性因素,城市中产权明确且结构单一的国有土地有利于更新置换并实现再增长,而产权零散、用地混杂的集体土地往往因改造成本高而难以推动更新发展,地区出现“穿孔式”收缩。     

轨道交通沿线土地溢价归公的政策与实践——以东莞市为例

轨道交通周边土地开发和溢价归公有助于缓解城市财政压力,推动公交都市建设。结合国外实施溢价归公的政策和实践模式,以东莞市为例,在资料收集、政策分析、文本和案例解读的基础上,探讨了中国城市政府在规划和建设轨道交通中,以土地溢价归公反哺轨道交通融资的政策安排和实施效果。结果表明:1)溢价归公的本质是以特定方式实现正外部效应的内部化,由于土地制度和税收体系的差异,欧美地区溢价归公主要依赖多样化的土地税收体系,而中国城市的实践主要借鉴了“轨道+物业”的联合开发模式;2)东莞市溢价归公策略的形成是综合开发规划编制和审批、沿线土地控制和储备、土地发展权转移、土地增值分配等核心环节有效协调的结果;3)东莞轨道交通沿线土地开发能形成可观的财政收益,潜在土地收益占轨道资金总需求的比例超过20%,但在实施过程中仍面临较大困难。东莞市案例能为其他城市轨道交通融资、土地开发和溢价归公的政策体系编制和有效实施提供一定的参考。     

Modelling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Mainland China-born migrants in Australia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migration from Mainland China (MC) to Australia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significant. In contrast to previous migrant waves, post-2000 MC-born migrants in Australia are more likely to be highly skilled and/or financially independent, and often migrate under skilled, business and investment visa programs. Though scholarship has explored various facets of MC-born migrants’ settlement in Australian cities, the spatial dynamics of settlement, and change over time associated with these shifts in socio-economic profile, have remained unexplored. This paper draws on three census periods, and employs a local indicator of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together with a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We conclude that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of MC-born migrants in Australia do not follow the ‘straight-line’ assumptions of spatial assimilation theory, nor are they tied explicitly to socio-economic factors in the majority of capital cities. Instead, the settlement patterns of MC-born migrants vary by city: Sydney and Melbourne display the most spatially segmented settlement patterns; while Adelaide and Perth exhibit increasing levels of concentration as the number of MC-born migrants grows. Results indicate that while MC-born migrants are somewhat likely to cluster at the early stage of group formation, within-group spatial patterns are articulated by social attributes as the group grows in size and significance in a metropolitan context.     

中国人口户籍迁移与非户籍迁移的比较

现阶段中国的人口迁移分为户籍迁移和非户籍迁移两类,对二者的比较和整合分析有助于深化对国内人口迁移的理论认识,也便于与国际同类研究相衔接。本文估算了2011—2017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户籍与非户籍净迁移人口数量,分析和比较了二者的基本空间格局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户籍和非户籍迁移具有总体相似的空间正相关和内陆分异的局部聚类特征,东部沿海三大城市群间具有明显的差异性,两类迁移人口在城市间的分布特征不同且非户籍迁移数量的极差比户籍迁移更大,两类迁移的新增数量均与已有流动人口存量正相关;新增户籍迁移受经济机会差异影响明显,一些经济水平较高的大城市凭借人才政策吸引人口户籍迁入,非户籍迁移主要响应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差异;户籍迁移的市场化特征随落户限制的放松而不断强化,但存在城市和人口的双向选择性,非户籍迁移出现从经济性迁移转向舒适性迁移的趋势。最后从理论和政策角度探讨了中国人口迁移转型与户籍制度改革方向。     

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机制

基于广州、东莞、沈阳、成都、杭州、郑州市所获问卷数据,采用描述性统计和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中国城市新移民的定居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城市新移民总体上呈现较强的定居意愿,其中投资型新移民的定居意愿最强,智力型新移民次之,劳力型新移民最弱。影响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包括户籍因素、社会网络、社会认同、生活满意度和地域差异。与本地人交往和社会认同是影响智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决定性因素;职业、产权、本地社会资本、社会认同和地域差异是影响劳力型新移民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就投资型新移民而言,影响其定居意愿的主要因素为人力资本、本地社会资本、户籍状况及其所在的城市。地方政府应根据新移民所属的类型,有针对性地制定社会与空间政策,为新移民提供更为多元化的城市融合路径。     

基于创新的城市化——中国2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传统城市化概念已难以解释全球范围内出现的新兴城市化模式,而“创新”是解读城市化新变化的重要概念。从“流的空间”视角,提出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在此基础上,选取中国地级及以上270个城市作为研究的空间单元,依据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分析了中国高技能迁移人口和城市文化多元性的空间分布特征,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方法,构建城市创新空间回归模型,测度了中国高技能迁移人口规模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对城市创新产出的影响,验证了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研究表明：① 基于创新的城市化概念顺应知识经济发展的背景,强调高技能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过程,促进城市职能与景观发生变化,城市知识活动与行为的扩展,可以很好的解释城市发展的新动力、新机制和新的创新景观。② 基于高技能劳动力迁移的创新的城市化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对中国的沿海及省会城市的城市化发展有重要作用。③ 中国国内高技能劳动力迁移规模和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均对城市创新产出具有正效应。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形下,城市高技能迁移人口数量每增加10%,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3%;城市文化多元性水平每提高10%,直接带来的城市创新产出增加2%。研究在理论上加深了对区域创新系统开放性和动态性的理解与认识,为知识经济下城市化和城市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