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丘陵山区农村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

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前提。丘陵山区是中国农村贫困人口的聚集区,开展丘陵山区贫困时空格局及其演变机制研究对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与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论文以江西省于都县为例,以村域为研究单元,采用空间自相关、核密度估计、地理探测器等模型方法刻画了于都县农村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特征,识别了丘陵山区驱动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揭示了农村贫困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特征,且聚集效应随减贫力度加大有所减弱;② 坡度、行政村到县城中心的可达度、路网密度和公共服务点数量是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子,且随时间推移,资源禀赋不足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有所减弱,区位条件对农村贫困化的驱动作用逐渐增强;③ 不同时期丘陵山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的主导因素有所不同。农村贫困化有其自然和人文根源,科学减贫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以深化贫困发生机制理论认知为基础,协同推进区域性贫困和个体性贫困的减轻,从而实现贫困地区转型发展和乡村振兴。     

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

农村贫困化是长期以来备受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问题,消除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任务,科学揭示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成为实施国家精准扶贫战略的重要课题。论文以河北省阜平县为典型案例,运用地理探测器、多元线性回归等模型方法,诊断出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揭示了农村贫困化分异的动力机制,提出了不同贫困化地域类型的扶贫政策与模式。结果表明：① 影响农村贫困化分异的主导因素包括地面坡度、人均耕地资源、到主要干道距离、到县城中心距离等,各因素对贫困发生率分异的决定力分别为0.14、0.15、0.15、0.17;② 不同类型区域农村贫困化的分异机制存在明显差异,可归纳为自然环境约束型、资源丰度约束型、交通区位约束型、经济区位约束型等四大类型;③ 根据阜平县各乡镇核心主导因素,进一步划分出单因素、双因素和多因素影响区域,县域整体呈现出以横向中心为双因素影响区,两侧为单因素与多因素并存的多极核心主导因素影响的农村贫困发生分异区;④ 不同驱动机制下的县域扶贫开发亟需因地制宜、尊重科学、讲求实效,有序推进精准扶贫与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     

平原农区贫困地理格局及其分异机制——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

以安徽省利辛县为例,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模型,验证了平原农区是否存在空间贫困陷阱,定量探测了平原农区农村贫困化主导因子,揭示了平原农区贫困化地域分异机制。结果表明：①平原农区农村贫困化存在明显的地域分异规律和空间集聚性,张庄村、贾桥村、徐田村、刘染村、陆楼村长期处于贫困发生率的“高高集聚”区,空间上存在贫困陷阱现象;②区位条件、公共服务等第二地理要素对平原农区贫困化分异起主导作用,自然环境、资源禀赋等第一地理要素的影响作用较弱,到县城中心距离、到主干道距离、公共服务点数量和人均耕地面积是利辛县农村贫困化的主导因子;③交互探测的结果显示,主导因素交互作用的驱动力呈非线性增强。平原农区在精准扶贫的实践中,应重视第二地理要素对贫困分异的增强作用,加强交通设施投入,合理布局公共服务点,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平原农区减贫提供基础保障。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亟待强化贫困地理学的贫困发生机制、贫困地理格局和减贫路径研究。     

扩张压力下的城市组团:发展中国家未来城市结构演变

1.全球形势 目前,第三世界正面临着城市扩张造成的十分严峻的冲击。1960年世界上10个最大城市中只有3个(上海、北京、布宜若斯艾利斯)在第三世界,而到2000年会超过8个。即使这样,在大洲和大区之间也存在着显著差异,如拉丁美洲和非洲。虽然在变化程度和所起的作用上有所不同,但城市增长共同的原因和特征是:①这些国家总体上讲出生率明显高于死亡率,城镇和大城市群亦然;②人口增长、出口导向政策、农业结构调整以及生态退化也造成农村的贫困化;③城市对农村人口吸引力的增加。     

近年来新疆城镇空间集聚变化研究

传统绿洲城镇的显著特点之一为相对孤立,封闭性强。但改革开放以来绿洲城镇的快速发展使集聚能力显著增强,相互作用日益密切。1990~2002年新疆87个城镇集聚能力的度量及其评析表明,新疆城镇集聚能力呈现进一步极化的趋势,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突现,城市经济区实体开始形成,而处于中心城市集聚阴影区的城镇集聚能力相对弱化,并且表现出明显的南北疆地域差异。新疆城镇的集聚变化受绿洲扩展、资源开发和政治因素的深刻影响,集聚发展态势为今后新疆城镇化道路和城镇体系变化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县域农村贫困化空间分异及其影响因素——以陕西山阳县为例

以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山阳县为研究区,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和分组分析方法探究山阳县农村贫困化的空间格局和类型;利用逐步回归、地理加权回归和地理探测器模型对山阳县农村贫困化影响因素进行分析,讨论影响因素效应水平的空间异质性及其交互作用。研究表明：① 山阳县农村贫困发生率具有较强的空间集聚性,形成6个热点集聚区和4个冷点集聚区;综合考虑农村贫困程度和空间连接性,将山阳县划分为低度贫困区、中度贫困区和高度贫困区。② 水网密度、到最近公路的距离、危房比例、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外出务工人数比例、农户入社比例6个因素是山阳县农村贫困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各因素的影响效应具有空间异质性。③ 两因素交互作用要比单因素作用于贫困发生率时影响力更显著,各主要影响因素的交互作用类型有双因子增强型和非线性增强型两种。     

伊春市城镇体系的演变及对策--一个"边缘化"地区的实例

伊春市位于黑龙江省北部边陲，小兴安岭腹地，社会经济和城镇系统是伴随小兴安岭森林资源的大规模开发而形成的，在1990年代的区域发展中，与主流和核心地区相比，在先进生产力和生态方式发展方面的差距在拉大，表现出日益“边缘化”的特征，此间，市域城镇体系特征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主要特征表现为作为支撑各城镇发展的新的基本经济部门成长缓慢，各城镇的成长已经走向分化，而且这中分化在市域内部印证了“边缘化”现象的存在，作为地广人稀，生态条件优越的地区，伊春也存在摆脱边缘化趋势的机遇。     

苏南沿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及其测度

定义了城镇边界的划分规则, 通过卫星遥感影像获取了苏南沿江地区1984 年、1991 年、2000 年和2005 年的城镇边界, 利用分形维数(半径维数、网格维数、相关维数、边界维数)、紧凑度指数以及空间自相关指数(Global Moran I、Local Moran I), 定量揭示了区域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结果表明: 分形度量可以定量揭示区域城镇的空间分布特征以及空间组织 结构, 空间自相关可以定量揭示城镇的空间扩展过程、聚簇模式, 二者相互结合, 可以测度区域内城镇扩展的空间模式, 揭示城市群/ 城市连绵区的形成过程; 苏南沿江地区城镇扩展从改革开放初期自发的以大城市为中心的点状扩展模式, 经历了由政策驱动下以融合填充为主导的点- 轴延伸模式, 发展到以经济辐射联系为策动力基于区域产业空间组织的城镇连绵集聚模式, 一个大的城市群正在形成。特别自2000 年以来, 城市群的空间结构特征日益显现。区域内城市的多中心现象始终存在, 但空间极化作用逐渐削弱。     

基于GIS和人工神经网络的区域贫困化空间模拟分析--以贵州省猫跳河流域为例

我国西南喀斯特地区山高坡陡, 地形破碎, 生境脆弱, 水土流失严重, 是我国典型的极贫困 代表区域之一。本文选择贵州省猫跳河流域作为研究区, 以乡镇为基本单元, 应用GIS 和ANN 技 术, 模拟区域自然致贫因子和消贫因子的空间分布, 计算各乡镇的贫困度, 揭示区域贫困的空间 分布格局, 以期为指导研究区早日脱贫及生态重建提供科学依据。结果表明, 地形、土壤侵蚀等自 然要素是主要的致贫因子, 而社会经济要素是缓解贫困的因子。贫困度较小的乡镇主要分布在研 究区的中部和东部, 贫困度较大的乡镇主要分布在研究区的南部和北部边缘。可见, 应用人工神 经网络模拟区域贫困化简便、实用, 避免了传统的单纯依靠统计数据进行贫困化研究的做法, 是 一种可行的方法与技术途径。     

河南乡村城市化的村镇问题初探

“城市化”的含义有三:一是城镇数量和城镇人口逐步增加,乡村居民和农业人口相应减少:是城镇的形态相分布。由一个个相对独立的状况,转为互相联系日益密切的状态;三是人们的生活方式逐步城市化。城市化,是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可避免相逾越的一个阶段。在城市化过程中,较长时期内客观存在着大城市人中集聚和农村崩溃的模式。对此,恩格斯曾及时指出:“乡村农业人口的分散和大城市工业人口的集聚只是工农业发展水     

西安市贫困空间结构特征与发生机理

以中国西部综合型大城市、老工业基地西安市为例,基于大规模调研数据,采用相对贫困概念和FGT指数研究城市内部微观单元贫困特征的空间分异与形成机理。结果表明,西安市整体的贫困状况较为缓和,贫困覆盖面广,但深度和强度较弱;随着城市圈层扩展,贫困属性呈现出“U”型演化曲线,表现出“高贫困、破碎、混杂—低贫困或非贫困、弱连续、较弱混杂—较低贫困、连续、内部分化、相对均一—较高贫困、相对连续、较强混杂”的演化规律,成熟建成区和新兴扩展区内侧分化区的贫困状况最弱;城市内部已基本发育成熟了旧城衰退型、发展剥夺型、传统工业衰退型、“城中村”型和新增长中心邻近型等5种表征不同贫困主体及户籍、住房等特征的贫困极核。西安城市贫困空间的结构特征是其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和区域性的集中体现,是在城市宏观社会经济和整体地域结构背景下,各收入阶层在生活成本、就业机会、公共资源、政策导向和社会心理亚文化圈等因素的作用下,通过接替、过滤、自主集聚、排斥隔离和强化等机制重塑城市社会空间的综合表现。     

三峡库区二元经济结构特征及其消除途径

以重庆库区为例 ,首先从静态和动态两个方面分析了三峡库区经济的二元化特征。静态特征表现在城乡之间资本存量、生产率和收入水平三个方面的差异。动态特征主要表现为投资结构变化中工业投资比重远远高于农业 ;比较劳动生产率演变中工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远远高于农业部门 ;城乡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变动中非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远远高于农业生产者的收入和消费水平 ;产业演进过程中 ,产业内部的产业分工和技术等级上的二元性。其次 ,探讨形成三峡库区二元经济结构的成因。最后 ,提出改变库区二元经济结构的具体途径是加强库区中心城市与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 ,发挥中心城市对库区的带动作用 ,实现城市工业与乡村工业互动和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     

经济功能演替下的城市空间结构演化--以深圳市为例

文章首先研究从早期城邑到现代城市的经济功能演替、产业结构调整与空间结构演化的一般规律。然后应用实证的方法，以我国经济功能结构和空间结构变化最快的深圳为例，研究其改革开放后经济功能演替、产业结构调整和人口密度的变化对外部空间形态演化及内部空间结构重组的影响。以期探求现代城市经济功能演替与空间结构之间的相互演变规律。     

南京城市贫困空间调查与分析

从城市社会地理学的角度,运用城市社会保障资料和典型社区问卷调查和访谈,对南京市城市贫困阶层进行了空间分析,并探讨了产生这一格局的原因和机制。从南京的实例不难看出,中国当代的城市贫困空间,既不同于国外城市的棚户区和边缘化特点,也不同于中国农村贫困户相对集中分布,具有较明显的分散性特征。形成这种城市贫困空间结构的动力机制主要在于中国城市近50年的城市住房分配制度造成了以单位制为基础的社会阶层混合居住的局面。随着城市住房体制改革的逐步完成和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进程,中国城市的贫困空间也将呈现相对集中分布的趋势,即贫困家庭向地价低廉的城郊结合带集中,而在城市中心区的外围也将由于房地产开发无法获利而造成旧区的衰退,从而形成贫民区。     

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分形特征研究

城市体系的空间结构具有分形特征,分维是反映空间结构优化与否的重要参量。基于分形理论,通过计算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体系的集聚维数和关联维数,探讨分析了该经济区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的特征,得出关中-天水经济区存在着核心城市不强、城市空间分布集聚不明显、城市体系等级缺失、城市之间关联较弱等制约经济区健康快速发展的因素。最后指出应进一步优化关中-天水经济区城市空间结构以便为促进经济区发展以及西咸国际大都市建设发挥持续性的积极作用。     

南京城市户籍贫困人口的时空分异格局

以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统计数据为基础,运用ESDA的方法,探讨2000—2017年南京城市户籍贫困人口的时空分异格局,并从居住空间分异的视角出发,归纳总结出南京城市户籍贫困空间格局的演化过程与机制。研究表明：① 贫困人口的空间分布沿袭了2000年“大分散,小集中”的特点,且分布状态进一步趋于分散,空间集聚则呈现出“核心-边缘”结构,“核心”即热点区域基本都位于绕城公路以内;② 未成年、无业、有就业能力（尚未正式就业）和刑释解教的贫困群体,尤其是刑释解教且无业的贫困群体,是当下城市贫困空间治理重点关注对象;③ 相比于2000年,目前南京城市户籍人口的贫困地域产生了明显分异,可划分为隐蔽型、安置型和复合型三种类型贫困人口聚居区;④ 在政府职能、市场机制和社会行为的交织作用下,南京城市户籍贫困空间重构的同时,也经历了从显性到隐性的转向。     

POVERTY SEGREGATION IN WEST GERMAN CITIES - THE "AMERICANIZATION" HYPOTHESIS AND ITS EMPIRICAL EVIDENCE

It is generally assumed that the segregation of the poor in German cities is increasing as a result of cumulative polarization processes in a capitalist economy. This has led to the assumption that German cities are increasingly becoming similar to American cities. The idea of an "Americanization" specifically includ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ner-city "poverty ghettos" and their adverse implications for urban social development in general, which is the focus of this paper. Empirical findings based on analyses in five major German cities do not support these assumptions. In particular there is evidence that local businesses can function as a stabilizing factor in high-poverty neighborhoods, which counteracts developments that are associated with American "poverty ghettos." Thes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he significance of poverty segregation is overestimated in the debate on urban social development in Germany. Rather, a conceptualization of urban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to integrate the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of both population and local business at the neighborhood level. [Key words: poverty, segregation, ghetto, local business, Germany.]     

转型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利用普查数据、民政数据和问卷调查资料,从城市宏观空间与个体微观层面,系统检测了转型时期中国城市贫困和城市剥夺的空间模式及形成原因.研究发现:城市贫困和剥夺具有在内城区重合、外围区分离的特点.内城居住区的户籍贫困人口在住房、教育、设施等多方面处于被剥夺状况,外围的企业配套区户籍贫困人口则没有很明显的被剥夺状况,外来人口聚居区的低收入和贫困农民工处于被剥夺状况.究其原因,计划经济时代和转型时期的城市住房、建设和更新等空间政策的共同作用,直接导致了户籍贫困人口和农民工生活状况的差异,进而产生了迥异于西方城市特征的中国城市贫困和剥夺的空间模式.     

经济聚集与产业结构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

<中作者单位三>=河南大学 环境与规划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4从经济集聚、产业结构两方面构建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影响因素分析框架,并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定量考察经济集聚、产业结构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现阶段中国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处于随集聚程度的提高而增加的阶段,拥挤效应还不明显.同时,集聚程度的不同方面对土地利用效率的贡献大小存在差异,资本密度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大于就业密度和人口规模,这表明现阶段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主要由资本投入推动的.② 城市产业结构优化能够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意味着资本对劳动的替代作用增强,其进一步加大了资本对城市土地产出的推动作用,有利于土地利用效率的提升,但不利于城市就业水平的提升.     

转型时期广州城市户籍人口新贫困的地域类型和分异机制

本文把新城市贫困度量指标从经济领域拓展到社会文化等领域,利用广州市2005年最低保障统计和五普数据,采用因子分析法计算街道层面贫困主因子和综合贫困得分,并对得分大于全市平均水平的街道进行聚类,划分出"外围工人相对集中的贫困区、邻近核心就业不理想的贫困区和内城核心住房设施匮乏的贫困区"三种类型。结合三类代表社区的问卷访谈、综合调研和社区发展分析,发现计划和转型两个时期,体制和市场的双重因素共同作用,深刻改变或影响了社区的物质和社会特征,最终导致贫困地域产生明显的特征分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