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发展功能区格局下区域经济增长空间差异及其协调发展

在对我国人口发展功能区提出的背景、意义、分布区域和政策取向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析影响我国四类人口功能区经济增长差异的五大因素,并结合新增长理论对影响因素进行模型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四类功能区主要通过影响长期工人的产出增长率、资本的增长率进而影响区域空间增长率的长期差异,四类人口发展功能区经济增长率展现了永久的增加而非收敛于一条平衡增长路径的特征。最后提出四大人口功能区区域协调发展的对策和机制。     

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的县域规划创新研究

县域是我国主体功能区划分和规划落实的基本空间单元。主体功能区理念促进了县域规划思路的转型、创新,实现了县域规划由经济导向型、上级指令型、政府主导型、部门分割型和社会经济发展管治型向多目标综合协调型、刚性与弹性兼容并蓄型、双向互动互求协商型、主体功能定位导向型和空间协调管治型的转变。进而依据主体功能定位不同,从空间模式、产业导向、城镇体系、基础设施、生态支撑和规划考核等方面重构了县域规划内容体系,并以新沂市为例对限制型开发县域规划相关理论进行了进一步论证,最后依据主体功能区的分类特征有针对性地提出了实施县域规划的保障措施。     

主体功能区视角下的县域城镇化发展路径探析

主体功能区建设是区域开发的新思维,将对县域城镇化的发展思路、空间布局、产业发展、制度创新、公共服务等方面带来重大影响。文中运用空间结构理论、城镇化理论和制度经济学方法,在分析县域城镇化存在问题的基础上,结合主体功能区规划建设,对县域城镇化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探索。认为推进县域城镇化过程中要明确主体功能区定位,并在规划布局、城镇建设、产业发展、教育培训和制度创新等方面有所突破,以实现县域城镇化的科学发展。     

人口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人口集聚是新经济地理学关注的焦点,由于连续年份城市建设用地数据难以获取等原因,目前仍无法明确人口集聚是否促进了中国城市经济增长。采用消除连续年份时空异质性的DMSP/OLS夜间灯光数据方法所提取的建设用地等数据,通过构建人口密度影响地均收入水平的理论模型,分析2005-2013年间人口集聚对中国35个大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集聚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影响程度沿东、中、西部依次递减;在解释机制上,人口集聚主要通过知识和人力资本促进中国城市经济的增长,而知识密集行业占比和高校师生比的空间分布及两者对城市收入的影响是沿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是解释人口集聚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存在空间差异的主要原因。     

中国城市密集区空间识别及其与国家主体功能区的对接关系

城市密集区是城市化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一种地域空间组织形式,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主体。对城市密集区进行空间划分与识别,有助于明确国家开发格局和促进区域的一体化发展。本文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水平和阶段,从中心城市、标准市、其他中小城市和城镇、边界识别等方面界定了中国城市密集区的识别标准,并通过基于交通可达性测算的城市密集区边界划分,将中国城市划分为15个典型城市密集区和8个准城市密集区,形成“三纵两横”的城市密集区空间格局。通过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对比发现,本文提出的城市密集区划分方案与国家主体功能区规划提出的城市化战略格局基本相符,城市密集区的发展应在国家主体功能区战略指导下,参照规划设定的定位和目标,选择适合的路径和方向。     

基于多源数据的主体功能区划分方法——以广州市为例

以广州市为例,基于城市感知数据、遥感影像等多源数据,采用卷积神经网络对遥感影像进行了语义提取,将提取结果与兴趣点（Points of Interest）样方密度的功能用地识别结果进行补充校验,根据政策和规划文件建立功能用地与主体功能区之间的关联,利用信息熵分析广州市功能用地混合程度,以辅助判别主体功能区,最终得到广州市主体功能区划分结果。将划分结果与《广州市主体功能区规划（2008—2020年）》和《广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年）》草案对比验证,结果表明文章所提出的方法精准度较高,并能体现广州市空间格局形态,反映主体功能区实际分布情况。     

基于多源数据的城市功能区精细化研究——以北京为例

城市功能分区研究在时空尺度上不断细化,多源数据融合有利于推动城市功能分区研究的精细化发展。本文对比国内外城市功能区研究中对多种新型地理数据的内涵挖掘和应用,通过融合北京市2017年14400个栅格区域的手机信令数据和2016年高德地 图380975条兴趣点（POI）数据,量化区域功能使用强度的日夜差异和内部功能混杂程度,完成区域主导功能类型判定及功能混合度评价,并对北京城市功能区划分结果进行分析与验证,主要结论：① 北京的日间活跃区域面积是夜间活跃区域面积的3倍,其中餐饮、生活等服务设施的夜间使用强度更高,金融、旅游、公共服务设施的日间使用强度更高;② 北京市面积占比最大的三类功能区是旅游（28.2%）、居住（12.1%）、交通（11.4%）,面积占比最小为金融功能区（2.8%）,在空间上呈现出旅游、金融、公共功能区聚集,其他功能区具有离散分布的特征;③ 居住、餐饮、生活等功能服务存在较强的依赖性,而旅游、企业功能服务存在较强的排他性,北京中心城区内除旅游功能区外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复合功能特征,高度功能混合区约占研究区域的24.6%。功能区划分结果对于北京城市规划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也为今后深入研究城市功能区提供了有效方法和新的视角。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失衡水平评价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分析

构建包括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和国际收支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失衡测度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和ArcGIS 空间分析法对2003~2015年东北地区经济结构失衡水平、空间格局及集聚模式进行探究,并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考察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东北地区经济结构普遍处于失衡状态,但失衡水平在不断降低。② 经济结构失衡水平高值区被低值区包围,在空间上形成典型中心-外围分布模式。③ SDM模型估计结果表明,经济结构失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阶段性,2003~2008年,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并表现出负空间溢出效应,而2009~2015年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出现“失衡并增长”。     

基于主体功能区视角下新疆民生质量的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

主体功能区定位决定区域的发展方向和重点,各类型区逐步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民生质量发展表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本文基于新疆主体功能区规划和民生发展实际状况构建民生质量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计算2005 年和2014 年各主体功能类型区的民生质量,并结合差异贡献率动态分析各类型区民生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各类型区民生质量存在显著差异,重点开发区最优,重点生态功能区最低;尤其是收入与消费、文化与教育和生态与环境方面水平差距日益拉大。（2）各类型区民生质量发展侧重点各有不同,在文化与教育方面呈现水平共同下滑趋势。（3）各因素对于影响类型区民生质量差异的作用效果不同,收入、消费、交通设施、信息化、医疗卫生和生态平衡水平等成为拉大民生差距的主要因素。（4）收入消费水平和交通设施水平对拉大类型区民生质量差距的强度最为突出,生态平衡水平和信息化水平对拉大差距的程度逐渐加强,社会保障水平和教育水平对缩小差距的作用最强。基于上述分析,对缩小新疆主体功能区民生发展差距,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企业异地投资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经济增长的网络外部性研究

基于企业异地投资数据构建2003—2018年全球、全国及区域3个空间尺度的长三角城市网络,利用空间面板计量模型从分尺度、分时段、分区域等角度分析城市网络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揭示长三角存在的城市网络外部性特征。结果表明：(1)长三角各尺度城市网络均在持续扩张,且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特征。(2)各尺度城市网络对城市经济增长均产生积极的影响,但影响程度呈现出全球>全国>区域的尺度差异。(3)随着时间的推移,嵌入全国和区域城市网络所带来的经济效益逐渐超过全球城市网络的影响,这从城市网络的角度证实了长三角地区转向内循环为主,既是现实表现,也是必然选择。(4)城市网络外部性存在明显的区域异质性,位于核心区域的城市在网络中获益较多,但城市网络对位于外围区域的城市影响逐渐增强。(5)与集聚外部性相比,网络外部性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城市发展愈发依赖于建立和维持与其他城市之间联系的能力。     

中国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

撤县（市）设区是通过打破行政区经济,减少行政区边界,实现以地级市为基础的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手段,采用政策评估的常用工具——倍差法,对中国1990-2007年的撤县（市）设区的样本进行了分析,发现撤县（市）设区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约5年的短期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人均GDP增长率、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人均消费增长率等方面,对人均道路面积和人均公共汽车数量的增长率则是先抑后扬,对相邻城市的经济增长则具有约2年的短期促进作用;并以佛山撤县（市）设区为案例,分析了短期促进作用的来源和长期激励消失的原因,认为基础设施投资是政府在撤县（市）设区后的主要行为,以此带动产业转移和房地产消费,进而促进了经济增长;但由于撤县（市）设区削弱了地方政府的发展权限,向上级政府集中了资源的控制权,使得地方长期经济发展的激励消失。     

“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

科学评估“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效果与中介路径,对理解国际合作模式、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向高质量发展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3—2017年“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的相关数据,采用固定效应面板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实证检验了“一带一路”建设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的总体性影响效果,并分析对外直接投资、进出口贸易、交通运输、就业等中介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研究结果表明：2013—2017年间“一带一路”建设能够显著地促进沿线国家的经济增长,但新建交通基础设施线路长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等对沿线国家GDP增长的直接促进作用并不显著。它主要通过推动中国与沿线国家之间的贸易增长,对沿线国家内部的货物资源流动、人口就业率、就业结构等产生积极影响,进而促进沿线国家的GDP增长。     

1978~2014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基于省域面板数据

利用省域面板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和协整检验,对1978~2014年中国(不包括港澳台地区)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关系,以及不同省域经济增长与城市化作用程度进行研究,同时运用Mann-Kendall方法将中国城市化增长分成1978~1995年和1996~2014年两个阶段,并对不同阶段中国省域经济增长和城市化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① 1978~2014年中国经济增长对城市化具有促进作用,从各省域的相互作用程度来看呈现中东部较低,西南和东北部较高的区域格局,同时此阶段城市化对于经济增长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证实。② 1978~1995年中国城市化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没有得到证实。③ 1996~2014年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增长相互促进,从各省域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度来看呈现出中东部低,而周边内陆省区高的区域格局,而经济增长对城市化作用的区域格局与之相反。     

中国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特征与影响因素——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的作用

以中国116个资源型城市为分析对象,从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三个方面分析资源型城市经济演化的特点与路径分异,引入计量模型考察其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与转型的作用,并分析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① 资源型城市的路径依赖水平北方较高,北方和内陆的脆弱性整体更高,路径创造水平由沿海向内陆递减。黑、晋、陕、甘和云、贵、川等地资源型城市的脆弱性较高,路径创造水平较低。② 中国资源型城市的演化路径可以划分为趋向锁定、趋向解锁、随机变化三种类型。③ 路径依赖、脆弱性和路径创造在不同宏观经济环境下对资源型城市经济增长和转型的作用不同,在宏观经济高速扩张时期,脆弱性有利于增长,路径创造能力强的城市反而增速较慢;而进入经济新常态阶段,路径依赖和脆弱性对增长的阻碍作用显现。④ 路径依赖和路径创造水平深受人口规模、国有企业比例的影响,脆弱性水平主要和人口规模有关。采矿业比例会影响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而对外开放水平则影响非资源类产业的路径创造。北方、内陆和煤炭型城市更易于形成高路径依赖。⑤ 提高人口集聚规模,降低国有企业比例,是降低路径依赖、提高路径创造水平的关键,人口集聚和扩大对外开放则分别有利于脆弱性的下降和路径创造能力的提升,应针对不同区域、资源类型和演化路径的资源型城市,制定差异化和精准的政策措施。     

上市公司500强企业网络嵌入对中国城市经济增长的影响

近些年来城市网络的快速发展深刻改变了中国城市经济的发展环境,城市网络外部性及其传导机制的研究已经成为新时期城市地理学的重要课题,也将为中国城镇化政策的优化调整提供直接参考.本文以产品价值链生产分割为主线,利用2017年中国上市公司500强企业和隶属联系模型建立城市网络,定量测度了网络链接强度和合作伙伴经济绩效对城市经济...     

哈大高铁对东北城市旅游供需市场的空间效应研究——基于景点可达性的分析

本文基于GIS技术,以景点可达性为切入点,从市场供需的视角,依据市场供需的影响因素将潜力模型进行分解,得到旅游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潜力模型。研究发现：①哈大高铁使东北各地到区域内各旅游景点平均时间压缩2.5 h左右,填补了东北一日游市场区的空白,拓展了两日游市场区的范围,形成以高铁为轴,以中心城市为核心,以一日游、两日游及七日游为主要形式,向高铁两侧和中心城市周边依次扩散的圈层+轴带状区域旅游空间形态。②东北城市旅游供需潜力变化均呈现随到高铁距离增加而衰减的现象,促使供需市场向高铁沿线集聚,带动了高铁旅游经济带的形成,并导致东北旅游空间集散特征更加明显。③高铁对短期游(一日游、两日游)供需市场的带动明显好于七日游市场。④基于旅游可达性,以城市为基本单元,根据核心—边缘理论,结合旅游供需潜力发展状况,将东北城市旅游市场区划分为核心区、外围区、过渡区、边缘区4类。本文认为,应以高铁等快速交通方式和旅游枢纽城市为依托,进一步完善旅游景点的交通网络,促进区域旅游供需空间网络的优化与对接。     

区域能源消费与经济和环境绩效——基于14个能源输出和输入大省的实证研究

本文对中国的能源输出大省和能源输入大省进行了界定,运用DEA方法测度了2000-2010年能源输出和输入大省的能源消费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及节能潜力,对能源输出和输入大省的能源消费经济绩效、环境绩效特征进行系统归纳和比较,分析能源消费绩效形成原因,并利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2000-2010年能源输出和输入大省的能源消费经济绩效、环境绩效变化趋势进行了深入研究,探讨提高能源输出和输入大省能源消费绩效的对策措施。研究结果表明：① 能源输出大省的能源消费绩效未达最优主要受规模效率制约,规模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对能源输入大省能源消费绩效未达最优的共同制约比较明显;② 能源输出大省的整体能源消费经济绩效改善落后于能源输入大省,但在环境绩效改善方面能源输出大省整体上强于能源输入大省;③ 技术进步是决定能源输出和输入大省能源消费绩效变化趋势的关键;④ 半数能源输出大省和大部分能源输入大省存在投入冗余现象,基于环境产出投入冗余远高于基于经济产出投入冗余,尤其是能源输入大省。     

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基于中国278个城市数据的实证分析

产业集聚有利于发挥集聚经济外部性,是加快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本文基于2005—2018年中国278个城市面板数据,采用SBM-DEA模型对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通过运用GIS空间分析和空间杜宾模型,深入分析产业集聚空间格局演变及其与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① 在考虑不同空间权重矩阵情况下,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具有显著正向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且高铁开通引致的时空压缩使得两种效应的促进作用更大。② 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不同,前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多地体现在直接效应;而后者更多地表现为空间溢出效应。生产性服务业经营范围更大,不仅有利于本地区制造业转型升级,也可通过产业关联和空间溢出带动临近城市经济质量提升。③ 东部城市更多依赖于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而中西部城市更依赖制造业,且受产业发展层次影响,其空间溢出效应较低。④ 大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带来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高于直接效应;中等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在调节制造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时起到的作用有限;小城市产业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整体较弱,而对政府财政科技支出依赖性更大。     

2000-2013年中国城市群经济绩效动态实证分析——基于DEA和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

在全球化和新型城镇化大背景下,城市群是辐射面最广、潜力最大、活力最强的核心增长极,但其高速成长背后是各类要素的大量投入,客观评估城市群经济绩效对于推动中国城镇化持续健康发展意义深远。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选取中国13个典型城市群为样本,以2000-2013年为研究时段,采用资本、土地、劳动、科技和经济五大要素长时间序列数据,在全要素生产率(TFP)分析框架下,通过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静态评价时间截面的城市群投入产出效率,进而运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动态分析城市群TFP年际变化,探讨其时空格局和内在演化机制。研究发现：城市群经济绩效进步明显,但空间分布仍不均衡;科技进步贡献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通过规模扩张和资源配置优化带来的正效应,只有长三角、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初步实现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发展,表明各城市群所处发展阶段和动力机制差异显著。据此,提出针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阶段城市群的发展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