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计风险及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基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入户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计风险及生活满意度特征的基础上,探明生计风险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自然灾害、家人患病和子女学费开支,其对农户的冲击最为严重且持续时间较长;②农户大多遭受多重风险的冲击,其生计风险多样化指数为4.12,面临家人患病与自然灾害、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家人患病与建房开支等风险组合冲击的家庭较多;③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且经济示范区高于重点保护区和恢复治理区;④农户生活满意度除受子女学费开支、草场/耕地质量下降、人畜饮水困难、家人去世开支、生态政策等风险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家人患病风险的持续时间以及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生计方式多样化程度的影响外,受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自然灾害与子女就业困难及生计风险的综合严重性程度与综合持续性程度交互作用的影响更加显著。最后,提出防范生计风险、提高生活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多重压力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

重点生态功能区主要承担着提供持续、稳定生态服务的功能,农户作为维护其主体功能的最基础单元和该区最主要的经济活动主体,面临着自然、社会、政策等多重压力,其交互作用不仅加剧了农户的生计脆弱性,更影响到该区主体功能的发挥,当前急需辨明多重压力对农户生计的影响,以便寻求有效的生计脆弱性减缓对策。本文以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为例,运用入户调查数据与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等方法在识别农户遭受关键压力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生计压力的交互作用对生计资产可得性的影响。结果显示：①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大多数农户遭受自然+经济型多重压力,其中,重点保护区、恢复治理区及经济示范区农户遭受的多重压力分别以自然+经济型、自然+经济型、经济+社会型为主。② 在多重压力的冲击下,重点保护区与恢复治理区农户除了社会资产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几乎处于降低态势,而经济示范区农户的金融资产与社会资产的可得性变化处于稳定状态,其余各类资产可得性变化均处于降低态势。③ 婚嫁支出高与农牧产品价格下降、牲畜患病与人畜饮用水困难、子女学费支出高+婚嫁支出高+农牧产品价格下降+养老无保障、建房开支高与生态政策、子女就业困难与农业病虫害等压力的交互作用分别对自然资产、物质资产、金融资产、社会资产、人力资产等的可得性变化影响最强烈。     

生计风险及其对重点生态功能区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基于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入户调查数据,在分析农户生计风险及生活满意度特征的基础上,探明生计风险对农户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结果发现：① 甘南黄河水源补给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为自然灾害、家人患病和子女学费开支,其对农户的冲击最为严重且持续时间较长;② 农户大多遭受多重风险的冲击,其生计风险多样化指数为4.12,面临家人患病与自然灾害、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家人患病与建房开支等风险组合冲击的家庭较多;③ 农户的生活满意度处于中等水平,且经济示范区高于重点保护区和恢复治理区;④ 农户生活满意度除受子女学费开支、草场/耕地质量下降、人畜饮水困难、家人去世开支、生态政策等风险的严重程度和持续时间、家人患病风险的持续时间以及金融资本、自然资本、社会资本、心理资本、生计方式多样化程度的影响外,受家人患病与子女学费开支、自然灾害与子女就业困难及生计风险的综合严重性程度与综合持续性程度交互作用的影响更加显著。最后,提出防范生计风险、提高生活满意度的政策建议。     

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红线划定研究

在分析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生态环境特征的基础上,从生态弹性力、生态敏感性和社会经济影响力三方面构建了生态红线划定评价体系,运用GIS空间分析技术构建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的空间属性数据库,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了各指标权重,运用空间分析、叠加分析技术将黄河水源补给区分为生态红线区、生态黄线区和生态绿线区,最终确定了各区的生态保护重点及管护对策。研究结果表明：生态红线区占整个区域的38.4%,主要分布在玛曲境内的黄河及其支流的源头、甘南临夏两州农牧交错带和白龙江沿岸地区。生态红线区应该实行最严格的管控措施,严禁各种开发活动。生态黄线区占整个区域的39.1%,主要分布在临夏州南部,甘南州西北部和南部,因其生态战略地位重要,以生态修复和治理为重点,严禁有损主导生态功能的开发建设活动。生态绿线区占整个区域的22.5%,主要分布在临夏州的北部和甘南州的中部,这些地区可进行适度开发,通过生态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转型升级和环境保护的良性互动。     

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可持续生计影响分析

对长汀县2000年以来的生态补偿措施进行分类,总结出各生态补偿方式的具体形式和补偿客体;并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系统阐述了各生态补偿方式对农户生计资本、生计策略和生计结果的影响．结果表明,现金补偿部分缓解了因封山育林等措施对农户生计造成的不利影响;实物补偿增强了主要参与农户的物质资本,并确定了以农业为主的生计策略和相对稳定的纯收入;政策补偿主要使主要参与农户获得具有稳定产权的山地资源;技术补偿和产业补偿的作用相对较弱．最后,为增强今后各类农户可持续生计,提出技术补偿、政策补偿和产业补偿方式方面的具体对策．     

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生计方式是影响生态环境的重要人文因素。利用参与式农村评估方法,从生活用能与生态足迹出发,研究了甘南高原不同生计方式农户的环境影响。结果发现:①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生活用能总量下降,其中生物质能比重降低,而商品性能源比重增加;②随着非农化水平的提高,农户的人均生态足迹下降,农户对草地资源的依赖程度降低,但对林地、建筑用地、水域、化石能源用地的依赖程度增强;③提高非农化水平及农户受教育程度将减缓对生态环境的影响,而扩大家庭规模、提高富裕水平具有加剧环境影响的作用,但是现有样本数据支持环境Kuznets曲线假说。     

秦巴山特困区农户生计资本及生计策略研究——以商洛市为例

基于秦巴山商洛地区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在可持续生计框架下,聚焦不同群体之间生计资本状况,并探讨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以及生计资本的耦合性。结果表明:(1)山区农户生计策略出现明显分化,依据非农收入比重分为纯务工型、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4种类型。(2)调研样本中农户生计资本有限和不均衡,呈现金融资本和社会资本相对较高,自然资本、人力资本偏低的特征。非贫困户中兼业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次之,纯农型最低;贫困户中务工主导型生计资本总值最高,纯务工型、兼业型次之,纯农型最低。(3)非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耕地质量、职业技能水平、政治资源、就业网络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转变有着积极影响,家庭人均收入、男性劳动力比例则具有负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和职业技能水平对于纯务工型向纯农型转变有负向影响。贫困户中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林地面积、政治资源对纯务工型农户向务工主导型、兼业型和纯农型转变具有正向影响,家庭人均收入、劳动力教育水平、职业技能水平、联系成本则具有负向影响。(4)非贫困农户生计资本耦合度依次为兼业型>务工主导型>纯务工型&...     

生计资本对农牧民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地处青藏高原东缘的甘南高原是典型的生态环境脆弱区,提高农牧民的生计资本成为该区消除贫困、保护环境、可持续利用自然资源的基础与关键.本文建立了生计资本评估指标,结合实地调查资料评估了甘南高原纯牧区、半农半牧区和农区农户的生计资本状况,分析了不同区域农户面临的生活压力及需要的帮助,并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生...     

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甘南高原气候变化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利用甘南高原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气候资料和生态观测资料及统计资料,分析研究区域气候变化特征及其草原湿地生态环境效应。结果表明,甘南高原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降水量年际变化呈下降趋势,降水量的年际变化存在6~7a、15a的周期振荡特征。甘南高原黄河重要水源补给区气温年际变化呈上升趋势,增温速度大于全国增温速度。1980年之后持续偏暖,草地年干燥指数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气候变化是草原生态退化的自然诱发因素,而超载过牧、滥采滥挖、人为破坏、生物链失衡等环境蠕变是造成生态退化的人为因素,二者共同作用导致黄河首曲草原湿地水资源锐减、生物多样性减少、生态环境退化。     

乡村产业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研究——以宁夏红寺堡区为例

梳理产业选择与培育的经验,分析产业发展对农户生计的影响,对于促进生态移民区的乡村产业振兴、农户生计恢复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论文以中国最大单体移民迁入区宁夏吴忠市红寺堡区为研究区,针对4大乡村产业各选1个样本村,采用问卷调查法和半结构访谈法获取数据,在比较不同产业投入产出效益的基础上,探究不同产业发展对移民生计产出...     

石羊河下游农户的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以民勤绿洲区为例

石羊河下游农户面临着严峻的风险冲击,使其生计脆弱性加剧。当前急需辨明农户面临的主要风险,探索阻碍农户抵御风险冲击的潜在因素,并依此找寻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措施。基于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石羊河下游民勤绿洲区农户面临的主要生计风险及应对策略,并采用多元logistic模型分析了影响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因素。结果发现:1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已成为农户面临的最主要生计风险,其中纯农户(全部劳动力均从事农业生产)与一兼户(非农收入比重50%)主要面临市场、教育及自然风险,二兼户(50%≤非农收入比重90%)为市场、健康及教育风险,非农户(非农收入比重≥90%)为教育、健康及养老风险;2减少消费、外出打工、动用储蓄、向亲友寻求帮助、向银行借贷是农户应对风险的主要策略,其中非农户的首选策略中居首位的是外出打工,其他三类农户均为减少消费;3人力资本、金融资本、社会资本是影响农户风险应对策略选择的最重要因素,物质资本次之,自然资本的影响最弱。最后,提出了提高农户风险应对能力的对策建议。     

黄土高原退耕农户生计资本对生计策略的影响——以甘肃会宁县为例

探索贫困地区退耕农户的生计资本与生计策略关系,对实现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甘肃会宁县退耕农户调查数据,构建了具有区域特色的生计资本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生计资本,运用Logistic回归模型探讨了退耕农户生计策略选择问题。结果表明：（1）研究区退耕农户拥有的生计资本中人力资本指数最低,且各生计资本值存在差异;（2）金融资本中的现金收入可以显著增加退耕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自然资本中的平地面积、物质资本中的耐用消费品价值和金融资本中的资金获得渠道会显著降低退耕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概率;（3）对于不同退耕程度的农户,现金收入依旧可以显著增加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而抑制两类农户选择非农型生计策略的生计资本指标则存在差异。基于此,提出改善退耕农户的金融资本的多项措施,进而提高农户的非农生计意愿,更好地解决贫困问题。     

大都市郊区农户生计多样化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

以北京市大兴区为例,采用农户调查数据,设计不同资源群体农户分类评价指标体系,利用非系统聚类方法将农户划分为5类(①中等资源禀赋,中等非农收入;②高等资源禀赋,中等非农收入;③中等资源禀赋,低等非农收入;④纯农户;⑤非农户),进而分析了不同资源群体农户的生计多样化特点及对土地利用的影响。研究表明:(1)在大都市郊区,农户类型1～3、纯农户和非农户分别采取了农业和非农兼顾、留在农业和脱离农业的生计策略。(2)农户类型1～3和纯农户中,70%农户生计多样化指数分布在2～3之间,且依然呈现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较大,选择比例最高,其次是经济作物。(3)农户类型1～3和非农户中,以就地转移方式非农就业是农户家庭劳动力安排的主要选择,且非农就业劳动力年龄最轻和教育水平最高。(4)大都市郊区土地非农化的转型特点促使农户从类型1～4被动地向类型5转化,土地利用效益低下也持续推动了农户生计多样化,同时,农户生计多样化会引发粮食生产能力停滞不前、土地流转和产权调整大规模顺势而生、土壤养分富集等土地利用现象。     

黄河上游主要产流区气候变化及其对水资源的影响——以甘南高原为例

 利用黄河上游主要产流区甘南高原地面气象观测资料和水资源定位观测资料,分析气候、水资源变化特征，及其二者的关系，建立水资源气候模式。分析表明：黄河上游主要产流区甘南高原大部分区域降水量年际变化呈下降趋势，降水量变化线性拟合倾向率在-22.6～-9.6 mm/10a之间，降水量递减以秋季降水量递减为主，降水量减少突变点在1980—1990年之间，年际变化主要存在6～7 a短周期振荡和15 a的长周期振荡特征。气温年际变化趋势呈显著上升趋势，增温速度均大于全国增温速度，增温率以冬季最大，气温增高突变点在20世纪70年代。草地年干燥指数变化呈显著上升趋势，近50 a来甘南高原气候趋于暖干化。水资源呈显著下降趋势，水资源存在2～3 a、7～8 a、20～23 a的年际周期变化。水资源与降水量呈显著正相关，与干燥指数呈显著负相关，降水量减少，草地干燥指数上升，导致水资源减少。     

Simulation and prediction of multi-scenario evolution of ecological space based on FLUS model: A case study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China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Sciences - Building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YREB) is one of China’s three national development policies in the new era.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the...     

COVID-19风险冲击对疫区农户生计资本的影响及其抵御效应——以湖北、安徽、重庆为例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给农户生计发展带来了重大风险,而生计资本是抵御疫情冲击、阻断返贫危机的关键。论文以重点疫区湖北省及周边地区为研究区域,基于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从生计资本“结构—存量”多维视角出发,采用内生转换回归模型分析疫区465户农户生计资本对疫情风险的抵御作用。研究发现：① 重点疫区农户生计资本总量不高,疫情可能诱发生计脆弱性但不是唯一要素,基层公共卫生建设也极为重要;② 生计资本对疫情风险有显著抵御效应,人力资本维度作用更为凸显,物质资本占比过高反而会削弱疫情应对能力;③ 农户生计资本结构与存量分布不均,家庭劳动力、健康投入、财富积累、居住环境、社会阅历等是核心要素;④ 疫后生计恢复主要依赖于人力与金融资本的积累,而帮扶关键在于应急和兜底保障,要根据区域农户生计特征拟定差异化的疫情常态防控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