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县域城市潜力的空间集聚演化及影响因素简

运用因子分析、扩展的潜力模型、ESDA和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基于五个时间断面的数据,探讨了1990-2009年珠三角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格局演变特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总体上珠三角县域潜力具正空间集聚特征,但集聚程度不高且趋于减弱;大多数县域潜力的局部空间集聚特征保持相对稳定且规律性明显,高潜力县域集中在广—佛都市区并呈向深—莞—惠都市区发展态势,低潜力县域进一步向研究区西部集聚,并在西部形成面状连续分布区;局部空间集聚格局也发生了一些变化：HH和LL集聚区位有所变化,局部集聚类型间有一定的转化,县域潜力的空间集聚的不均衡性在西部与中东部地带间有进一步扩大倾向。从县域潜力集聚演化的影响因素上看,县域间相互作用、地理区位、消费者购买力、人力资本、劳动力成本、信息化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企业数量、城市化水平有显著负向影响;交通运输条件、固定资本投入和两个经济政策因素的影响不显著。     

珠三角公路通达性演化及其对城市潜力的影响

将空间句法模型与GIS结合,基于1990年、2009年公路网数据,定量分析1990年以来珠三角公路网通达性时空演变,进而探讨其对城市潜力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近20 a来,珠三角公路网拓扑连接等级差异趋于缩小、整体通达性显著提高,但核心区内部和外部路网发育差距趋于扩大;② 公路通达性总体上呈“核心-外围”结构,核心区范围不断扩大,至2009年以广-佛核心都市区、深-莞-惠都市区为最高,向外围逐渐递减,并形成了“∧”型高集成度轴线分布带及由此向外放射状延伸的态势;各等级公路轴线分布格局变化空间分异明显,公路网拓扑连接的区域不均衡性更加明显;三大地带公路通达性空间差异明显,中部最高且提高较快,东部次之但与中部差异趋于缩小,西部相对最低且与中、东部的差异进一步扩大;③ 公路网总体布局上智能性、可理解性有较大提高,但核心区外部公路智能度仍普遍较差;④ 公路通达性与城市潜力呈正相关性并得到增强,公路交通对城市潜力变化影响更加显著,但2009年仍属中度相关。     

珠三角公路通达性演化及其对城市潜力的影响

将空间句法模型与GIS结合,基于1990年、2009年公路网数据,定量分析1990年以来珠三角公路网通达性时空演变,进而探讨其对城市潜力变化的影响。结果表明:①近20 a来,珠三角公路网拓扑连接等级差异趋于缩小、整体通达性显著提高,但核心区内部和外部路网发育差距趋于扩大;②公路通达性总体上呈"核心-外围"结构,核心区范围不断扩大,至2009年以广-佛核心都市区、深-莞-惠都市区为最高,向外围逐渐递减,并形成了"∧"型高集成度轴线分布带及由此向外放射状延伸的态势;各等级公路轴线分布格局变化空间分异明显,公路网拓扑连接的区域不均衡性更加明显;三大地带公路通达性空间差异明显,中部最高且提高较快,东部次之但与中部差异趋于缩小,西部相对最低且与中、东部的差异进一步扩大;③公路网总体布局上智能性、可理解性有较大提高,但核心区外部公路智能度仍普遍较差;④公路通达性与城市潜力呈正相关性并得到增强,公路交通对城市潜力变化影响更加显著,但2009年仍属中度相关。     

珠三角县域城市潜力的时空关联结构演变

基于1990、1994、2000、2005 和2009年公路网数据和经因子分析得到的县域城市综合实力指数,采用扩展的潜力模型测度县域潜力指数,运用时空自相关方法探讨珠三角县域潜力的时空关联格局及其演变,并与空间关联格局对比及与交叉相关函数比较检验其准确性。结果表明：① 珠三角县域潜力总体上具正时空关联性,但关联程度不高,1994-2005年缓慢加强而2005-2009年趋于减弱。大多县域潜力的局部时空关联特征相对稳定,且以正相关为主,但部分县市时空关联类型发生了明显转化。② 县域潜力的局部时空关联类型分布差异及其变化明显,时空HH区分布于中部地带和东部的深圳—东莞地带,2000年后中部的时空HH区范围收缩至广—佛核心都市区;西部时空LL区连片分布格局相对稳定,中南部2005年开始出现新的时空LL区,东部时空LL区范围1994-2000年扩大而后逐步收缩,2009年零星分布于东部边缘;时空异质区变化较剧烈。③ 三大地带县域潜力的局部时空关联特征反差鲜明,东部与中部差异趋于缩小,而西部与中、东部的差异进一步扩大。④ 时空自相关方法能有效挖掘县域潜力的时空关联模式,比仅考虑空间效应的ESDA方法更能准确客观揭示县域潜力间的时空交互关系。     

近20年珠三角城市群城市空间相互作用时空演变

利用改进的引力模型和潜力模型,结合GIS空间分析方法,从地级市和县域两个空间尺度分析了近20 a珠三角地区城市间相互作用的时空演变。结果表明:珠三角地级城市空间联系总体逐步加强,并充分体现出广州的中心城市地位;县域尺度上,空间联系强度较大的主要是各地市市区之间及广-佛都市区的县市间和各地市市区与其所辖县市之间,其它县市间联系强度则较小;珠三角核心区内大部分县市之间联系总体呈逐渐增强趋势,核心区外的县市之间及其与核心区内的县市间联系强度有升有降,规律性不明显。广-佛都市区和深圳-东莞-惠州都市区的城市潜力较大且变动较大,对外辐射带动作用强,其它城市潜力相对较小且变化不明显;珠三角城市潜力的区域不平衡态势明显,城市潜力的空间分异和空间辐射的特征与演变规律明显。     

基于ESDA方法与空间计量模型的旅游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ESDA）发现,中国省域之间的旅游发展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聚集状态。进一步建立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空间滞后模型的极大似然估计结果表明,旅游总收入模型和国内收入模型的参数ρ显著为正,说明邻近区域之间旅游收入空间联系十分密切,且国内旅游的溢出效应大于总体旅游的溢出效应。经济发展水平是总体旅游、国内旅游和入境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旅游上层设施、人力资源、旅游基础设施在统计上十分显著,是总体旅游和国内旅游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入境旅游模型则整体拟合较差。     

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及社会网络——基于“流空间”的分析

基于A股上市公司对外投资行为所构拟的资本流、人口迁徙大数据所构拟的交通流和搜索引擎指数所构拟的信息流构建“流空间”网络,对珠三角城市空间联系特征与演进趋势进行定性描述与定量分析,并对城市群内流空间网络结构进行探讨。研究表明,珠三角城市群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紧紧围绕广、佛、莞、深这一南北纵深的区域发展走廊,在信息流上呈现广州、深圳双核,交通流上呈现广州、深圳与东莞三核,资本流上呈现深圳单核发展的态势;城市网络呈现显著的核心—半边缘—边缘的非均衡结构,珠江东岸成为珠三角地区功能集聚、要素流动与城镇联系的高地,在城市网络中具有较高的资源配置能力;发展要素在湾区城市间自由流动仍存阻碍,城市间呈梯度发展差异,广州、深圳不论在流要素的吸引还是输出上均大幅超出其他城市。要实现珠三角地区城市群物理层面真正的同城、协同或融合,一方面需要打通阻碍要素自由流通的壁垒,另一方面需要打造城市核心竞争力。     

北京城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及影响因素

教育资源分布的空间均衡关乎社会公平。现有研究主要关注中小学等正规教育设施,对儿童教育辅导机构关注较少。随着教育培训现象越来越普遍,对城市空间功能和社会公平的影响日渐突出,有必要进一步分析其空间集聚特征及影响因素。本文基于2018年北京儿童教育辅导机构POI数据,综合使用核密度、Moran's I指数等空间分析方法,分析北京城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特征,并构建格网,采用多元回归方法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北京城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集聚分布在二环至五环内向北延伸的半环状集聚带上;学科类辅导机构在海淀区更集聚分布,艺体类则集聚分布在朝阳区;不同规模儿童教育辅导机构具有不同的空间集聚特征。北京城市儿童教育辅导机构的空间集聚分布是学区、同业集聚程度、房价、交通便捷程度、人口状况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不同学科、不同规模辅导机构集聚的主导因素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课外教育资源存在向重点学区、高级社区空间集聚的倾向,从而可能加剧教育资源的空间不均衡。     

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影响（英文）

构建城市生产率评价指数,运用Moran指数和LISA集群图对2008–2018年期间我国286个地级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与城市生产率水平的空间集群效应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和城市生产率在空间上高度相关,城市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高值区同样是生产率的高值集聚区,而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水平较低的城市其生产率也较低。进一步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我国城市生产率的作用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集聚能有效提高我国城市生产率,但不同板块城市的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对东部地区的城市生产率影响效应更大,对中部、东北、西部的影响系数相对较小,生产性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对城市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在西部、中部和东北部地区较为明显,但对东部城市的促进作用较小。     

长三角制造业空间格局演化及影响因素

基于长三角制造业企业数据和空间计量统计方法,探讨了长三角地区2000年以来制造业的空间格局变化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三角制造业空间分布呈现出典型的以上海为中心的沿重要交通轴线集聚的特征,且在2000年以后经历了明显的产业扩散,这种扩散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别,技术密集度越高,行业的扩散半径越小。尽管出现制造业扩散趋势,上海市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地位却有所增强。空间计量的回归结果表明,制造业分布存在典型的空间溢出效应;控制空间溢出效应以后,这一地区的制造业集聚主要受制于区位条件因素,包括到上海市区和到机场的距离以及市辖区区位是影响制造业分布的重要因素,且前两个因素的影响逐渐增强,尚未发现政策因素对制造业分布的显著影响。同时发现制造业集聚影响因素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格局、形态特征及影响因素

GIS空间分析技术为空间形态的精准判别提供了新的路径和研究视角。本文通过高分辨率Google Earth影像提取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分布信息,运用分形模型、形态紧凑度、空间离散度、密度指数定量分析珠三角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特征,采用GIS空间分析并结合社会经济统计分析进一步探讨了影响其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表明：①2013年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共有2604.71 km2,其空间分布呈现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并且形成了交错式、零散式和集中式3种分布模式。②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具有很强的分形特征,核心区的分形维数整体小于外围地区,而空间结构的稳定性高于外围地区;珠三角各市中,工业生产空间形态紧凑度最高的为珠海、最低的为广州,而空间离散度最高的为惠州、最低的为中山;珠三角各市工业生产空间的规模差异显著,与经济规模、人口规模、工业企业数等呈较强的正相关关系,而东莞、深圳、中山、佛山的密度指数过高,需加强工业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③自然因素与交通条件、城镇化与开发区的发展、政策的引导和调控以及经济全球化是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分布的主要影响因素。     

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分异特征及关联性因素

生态游憩空间是居民放松身心、亲近自然的主要活动场所,是提升居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的重要开放空间。随着城市群的一体化发展,以及城市群居民对居住环境和休闲品质要求的提高,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的区域组织成为了新的理论课题。本文在界定生态游憩空间并对其进行空间解译的基础上,运用GIS空间分析方法,对珠三角城市群生态游憩空间分布的集聚和分异特征进行了刻画,并分析了其与人文、自然生态要素的空间关系,揭示生态游憩空间分布存在的问题与成因。结果显示：① 各城市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率的空间分异明显,反映了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缺少有效的区域统筹。② 生态游憩空间数量、规模、等级以及生态空间游憩利用率分布具有空间集聚特征,但四者的集聚导向存在差异。③ 生态游憩空间分布与地形、交通具有空间依存关系,但与水系、旅游要素以及文化资源分布的关联性不明显。④ 生态游憩空间面积分布与人口密度分布相反,说明珠三角城市群生态空间游憩服务存在供需空间错位矛盾。     

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

有序推进不同类型制造业集疏与产业空间格局变动是优化区域空间组织、提升地区竞争力的重要过程。论文基于区县层面的制造业企业汇总数据,在刻画珠三角城市群制造业集疏及其产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基础上,建立统计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解析。结果表明,空间集聚程度最高的是技术密集型产业,其次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最低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不同类型制造业空间集疏差异促使城市群“核心—边缘”结构进一步强化,核心城市更加专业化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而边缘城市则承接劳动密集型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显著影响了制造业空间格局变动,核心城市土地资源紧缺促使制造业总体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土地资源更加丰富的地区转移,环境压力促使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向环境容量更大的地方扩散,但资源环境承载力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影响不明显。另外,区位与交通条件、经济技术水平、制度与政策等对不同类型产业的作用强度和方向也存在显著差异,共同推动珠三角城市群产业转型与制造业空间重构。     

基于多元要素流的珠三角城市群功能联系与空间格局分析

以珠三角城市群9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结合当前热点网络开放大数据,对珠三角城市群内各城市的经济流、交通流、人口流和信息流的联系强度和作用方向进行测算与评价。借助赋值法分别对四种要素流的总量进行打分,以各城市的综合得分作为空间层级划分依据,提出关于“点—线—面”的空间互动格局,进而探索珠三角城市群未来的发展规划。研究结果表明：①从各要素流的联系强度上看,城市间的等级划分具有较高的重合度,说明四种要素流彼此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各要素流的作用方向上看,广州和深圳多作为区域内其它城市的首位空间联系城市,说明各要素流通常指向经济发展水平较高、通达性较好的城市。②从整体来看,珠三角城市群内部功能互动表现极度不平衡,一是中心城市占据了要素流强度的绝大部分,其余城市仅占据极小部分流量,两极分化严重;二是东西两岸发展不平衡,东岸发展水平明显要强于西岸发展水平。③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等城市虽然在区域内起到了一定的辐射和带动作用,但是针对江门、肇庆等周边城市的辐射和带动强度仍有待提升,说明还需进一步优化珠三角城市群功能分工与产业布局,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区域绿道与生态游憩空间的连接度与分布模式

绿道对城市群构建连续的生态开放空间网络具有重要作用。基于珠三角城市群现有区域绿道网络,采用拓扑网络和社会网络分析评估生态游憩空间的连接度,揭示生态游憩空间联系的空间分布模式,结果表明：“生态游憩空间-区域绿道”拓扑网络的α、β、γ指数分别为0、0.386、0.129,说明网络中点和边较少,网络为树状形,环通性不高,总体连接度较低;绿道对生态游憩空间的连接度呈集群式分布,且处在边缘的凝聚子群连接度高于中心地区的子群;各集群之间的连接度呈现出东部-北部区域大于西部、东西部之间空间分割性比较明显的格局;连接度分布模式的形成主要受绿道政策与布局、绿道建设机制、生态游憩空间规模集聚格局、地理阻隔与空间邻近性的影响。最后,论文提出了优化“生态游憩空间-绿道”分布模式、构建连接度更高的生态开放空间系统的路径,给中国城市群规划和发展提供参考。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时空演化及驱动机制

基于多时相卫星遥感影像和GIS技术,对珠三角城市群不同时期的工业生产空间信息进行精准提取,利用多种模型定量分析了其空间扩展格局与特征,并进一步揭示了影响其时空演化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① 1990年以来,珠三角城市群的工业生产空间总体上呈现由核心向边缘扩散的特征,且扩展热点格局不断变动,热点区的中心极化作用逐渐减弱;② 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形态变化呈现明显的阶段性和异质性,2007年以前工业生产空间的破碎化程度增加而紧凑性降低,其面积的增加以外部扩展为主,而2007年以后的变化与此相反;③ 在工业生产空间扩展的不同阶段,驱动机制有所不同,政策因素、经济全球化、区域城镇化以及技术的进步与创新等,推动着珠三角城市群工业生产空间的演化与重构。     

珠三角城市群地区都市农业功能演变及其协同-权衡关系

以珠三角城市群地区的县（区）为研究单元,从生产供给、经济发展、社会保障和生态保育四个维度构建都市农业功能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时空差异诊断模型、Spearman秩相关系数法和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模型等对2005年、2012年和2019年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多维功能演变及协同-权衡关系进行测度。结果表明：① 2005—2019年,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的生产供给、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均值先下降后上升而生态保育功能反之;生产供给和生态保育功能总体呈现稳定的外部较强而中心偏弱的空间格局,经济发展和社会保障功能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较大。② 时间上,2005年珠三角都市农业经济发展功能较其他功能相对独立发展,2012年功能之间权衡关系显现,2019年各功能之间以协同关系为主;空间上,珠三角地区都市农业生态保育功能与其他三项功能的协同-权衡关系较为稳定,社会保障功能与生产供给、经济发展功能的协同-权衡关系较为稳定。③ 都市农业功能演变及协同-权衡关系发展具有阶段性特征,大致呈现“相互独立/低位协同-相互权衡-高位协同”的演化规律。     

基于新经济地理学的长三角城市群空间格局及发展因素

城市群空间格局发展并非均匀的发展,而是密度(Density)更为集中、距离(Distance)逐渐缩短、整合(Division)更为强烈的过程。基于200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在劳动生产率基础上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空间发展状态。结果表明:1城市化的推进取决于密度的增加,区域发展取决于距离约束的克服,而区域一体化则取决于减少分割并增强整合,因此3D对于认识城市群区域发展及其一体化进程是非常合适的框架。2上海、苏州和无锡表现为3D类型,常州和南京表现为"密度—距离"2D类型,杭州表现为"距离—整合"2D类型,南通等表现为"距离"1D类型,绍兴等表现为"整合"1D类型,扬州等表现出0D类型;3长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密度、心理距离、制造业专业化指数和外商直接投资均与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性,弹性系数分别为1.727、0.218、0.102和0.237,而交通综合可达性作用不再显著,说明现阶段提升城市群内部经济密度和整合内外部资源比缩短各城市间距离更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