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广州市城市居民住房产权分异研究

利用社会-人口统计学研究方法,以问卷调查结果为基础,从自置房和租赁房、资助房和商品房两个层面,分析住房产权分异影响因素,研究发现社会经济特征变量与组织变量对住房产权分异都有显著影响,尤其是组织变量对资助房与商品房产权分异的影响更显著.家庭社会经济特征,如户主年龄、婚姻状况、家庭规模和家庭收入对产权分异的影响基本与西方类似.国有单位和工龄长的职工,享受资助房的机会相对较多.目前的住房制度改革集中在住房的私有化和大规模的商品房开发建设上,应更加关注新形势下住房分配的不平等.     

广州市建成区住房空间结构及其成因

城市住房空间是城市发展历史轨迹的物质体现。广州市处于改革开放的前沿,其住房空间结构有一定的代表意义。本文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以街道为基本单位,运用因子分析和聚类分析方法,将广州市建成区的住房空间结构划分为四大类:Ⅰ解放前建成的旧房区;Ⅱ改革开放前建成的机关公房(Ⅱa)和原工业企业公房集中区(Ⅱb);Ⅲ上世纪年代开始发展的设施相对简陋的住房分布区;Ⅳ上世纪90年代快速发展的商品房(Ⅳa)和自建房(Ⅳb)集中区。并从城市发展历程、城市规划、旧城改造、住房制度、房地产业的发展等方面分析住房空间结构的形成原因,进一步推导了中国大城市的住房空间结构模式。     

2000-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及形成机制

分析2010年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布特征,并采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聚类分析方法划分老年人口社会空间地域类型,将两者叠加分析,得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可划分为8种类型区并呈圈层和扇形分布的特征。通过与2000年的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进行比较,归纳出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的变化具有历史继承性、随城市开发进程而结构趋于复杂化、出现类型更新和类型区范围变化等特征。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模式主要分为四种：老城区延续发展模式、中心城区更新转变模式、近郊区急剧转变模式、远郊区分异发展模式。最后从城市历史发展传承、城市规划建设引导、住房等制度变迁影响、房地产发展等方面探讨了广州市人口老龄化空间分异形成机制。     

2000-2010年广州市居住空间结构演变及机制分析

首先运用因子生态分析方法对广州市201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与居住人口特征进行分析,提取出6个主因子并划分为9类居住区,得出广州市居住空间具有明显的分异性。然后与2000年的居住空间结构进行比较,归纳出广州市居住空间演变具有历史延续性、市场及政策因素影响突出、空间拓展与城市发展同步、整体居住空间呈现“圈层+扇形”融合发展等特征。根据不同的空间层次特征,概括出四种演变模式：中心区稳定发展模式、近郊区商品房拓展模式、远郊区糅合发展模式和特定区保障房镶嵌模式。探讨了广州市居住空间结构的演变机制,包括历史发展惯性、房地产发展带动、住房保障影响、城市规划引导等四个方面。最后结合国内其他大城市相关研究推导出转型期中国大城市的居住空间结构。     

基于住房需求意愿的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以2014年广州市中产阶层聚居区24个街道、50个社区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资料为数据源,从住房需求意愿与区位选择方面分析了广州中产阶层住房选择,并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法对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发现：1）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表现出明显的“向中心城区”性;2）现居住现状（人均住房面积、现小区区位、现小区建成年代、现居住时间）、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子女数量）和经济水平（家庭年总收入、个人年总收入、私家车拥有量）等因素对中产阶层住房需求意愿具有显著影响;3）家庭生命周期（年龄、家庭规模）、个体因素（教育程度、户籍地）等要素对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具有显著影响。4）制度因素、区位因素和个体因素共同影响着广州市中产阶层住房区位选择。     

转型期广州市生命历程与住房产权转换

作为家庭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住房产权转换与家庭特征变化、个人与工作单位的关系以及区域住房市场环境变化紧密相关。采取事件史分析方法,将住房产权转换与个体生命历程中的重要事件关联起来,分析住房产权转换的影响因素。对住房产权转换的持续期的研究发现,处于租房状态下的住户改变产权状态的愿望较强,但产权一旦进入自有状态,居民改变产权的愿望就会降低;从住房产权的生存时间来看,最终向全部产权转变的生存时间最长,其次是向资助产权的转变,最短的是向租房产权转变;通过建立COX’s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变化和组织变量对住房产权转换的影响都非常显著,说明在中国特殊背景下,住房产权的转换不仅与家庭基本特征变化密切有关,还与个人单位的基本特征密切相关,这正是转型时期计划体制和市场分配体制双重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     

2000-2010年北京城市公园空间格局变化

利用北京市城市园林绿化普查的公园数据, 基于ArcGIS、Fragstats 软件平台和景观生态学的景观指标, 采用整体格局、分区格局和梯度格局相结合的方法, 定量分析了2000-2010 年北京城市公园的空间格局变化特征, 并揭示了引起其变化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①近10 年北京城市公园的数量与面积呈现大幅度的增长, 其中专类公园和社区公园面积增长最快;综合公园和专类公园在分布规模上占绝对优势;公园的连接度由“中心高外围低”向“中心高外围也不断提高”方向发展;公园的聚集度由城市中心聚集向外围多方位多处聚集发展。②各类城市公园在各扇区和圈层的均衡比指数(ERI)差异较大、均衡比曲线变化幅度复杂, 分区间分布不均衡的现象明显。③基于45°八方位样带的梯度分析进一步表明, 北京城市公园的空间分布不很均衡、梯度变化特征显著, 大面积公园主要分布在“正北”和“西北”方向;在“西”、“东”、“西北”、“东北”方向附近的公园面积、数量较多, 且数量和面积增长较快。④北京城市重大事件、城市绿化方针政策、快速城市化和居民日益增长的环境需求是引起近10 年城市公园空间格局变化的四大主要因素;四大因素促成了公园数量和面积等总体格局的大幅增长, 也造成了公园在各分区和梯度上的分布不均衡。研究结果对于北京城市公园进一步优化布局和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近30年广州市土地覆被变化时空特征分析

以1979、1990、2002和2006年4个时相的遥感数据为主要数据源,利用遥感图像处理软件ENVI4.4对影像进行预处理,在ArcG IS 9.2软件的支持下提取城市土地利用斑块,比照广州市土地利用现状图,结合实地调查,建立土地利用数据库,揭示广州市土地覆被变化时空特征,旨在为改善城市生态环境,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广州市近30年土地覆被类型以林地、农田、建筑用地为主,农田和裸地逐年减少,人地矛盾突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林地、水域面积小有增加,生态环境保护的政策效应初步显现。土地覆被类型的变化速率呈现先快后慢趋势。1979~2002年是土地类型变化剧烈,变速较快的时期,平均变化率为36.55%。2002~2006年期间,随着民众环保意识的普遍提升,加之各项政府政策的逐步落实,可开发土地面积的逐步减少,土地变化速率趋于平缓。     

住房制度改革背景下广州市居民居住偏好研究

住房制度改革以前,国家控制着住房的供应,人们没有选择住房的自由。改革后,家庭越来越依靠市场来满足其住房需求,个人购买商品房的比例得以提高。择居自由度的增加意味着住房消费个体差异的扩大,居民住房偏好成为住房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分析住房市场化下居民住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有重要意义。采取表述性偏好正交实验设计和联合统计分析方法,对处在改革前沿的广州市居民住房偏好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在居民住房选择中,居住区位和小区特征比住房本身更重要;居住小区特征中,居民最关注住房所在区域,老城区越秀和东山和城市新中心天河区成为居民偏爱之地,但不同收入家庭区域偏好有所差异,高收入阶层明显偏好于新中心区天河区,而低收入阶层却更热衷于老城区;住房价格和居室朝向是重要影响因素,居民明显表现出对低价格住房和南向居室的偏好;除此之外,相对较重要的因素还有小区治安、交通和生活便利程度;而房屋类型、房屋布局和物业管理重要性相对较小,但高收入阶层明显比低收入阶层看重物业管理。     

广州市社会空间景观形态演化初探

相对于形体空间而言 ,社会空间是一个更深层面的城市空间领域 ,在城市形体空间日新月异的嬗变中 ,社会空间内涵的演化显得更为缓慢和深刻。以广州市为例 ,探讨这种景观形态演化的特性及其对现代城市形象建设和个性塑造的意义。     

广州租赁住房的空间分布格局及其成因

采用开放数据,并借助K-means聚类等空间计量方法,解析广州租赁住房空间的格局特征,结果发现：1）租赁住房空间与商品住房空间在中心城区具有明显的东西分离的分布特征,同时租赁住房空间沿交通线分布的趋势更为明显,并在中心城区外围形成几处集中分布的地区;2）广州租赁住房空间分为核心租赁地区、核心自住地区、次级租赁地区、外围租赁地区、低容量自住地区和其他地区6种类型;3）投资性购房热潮、城市发展战略导向与轨道交通建设、郊区化与同城化的共同影响促成了广州租赁住房的空间分布格局。     

广州市及周边地区商品房的开发与分布

利用调查及统计资料，对广州市20世纪90年代商品房的开发，空间分布特征以及周边地区的房地产开发作了全面分析，并对商品房开发对城市地域结构的影响作了研究，广州商品房是以商品住宅为主的多样化类型，市区商品房可以分为5个地域类型，郊区的商品房以低层别墅，多层住宅为主，沿交通线分布为主；周边地区的商品房开发量大，以住宅为主，以广州为主要客源市场，商品房的开发促使城市面积扩大，城市功能转换以及居住型卫星城镇的形成，同时也带来一些问题。     

广州住房与保障房的建设与评价

以广州12个保障房社区的问卷抽样调查为基础,从住房建设与住房结构、保障房建设、保障性住房社区3个层面探究了城市住房与保障房的关系,对当前广州保障房社区现状进行定量分析,并从社区层面检验当前保障房建设模式下的实际效果。研究发现,总体上,20世纪90年代后广州住房质量提升明显,配套设施不断完善,但住房拥有率低,租赁住房是城市居民的重要选择;且住房市场的发展并未较好地解决居民的住房需求,保障性住房缺口较大,城市住房保障职能部分转嫁于城中村等“非正规”居住空间,住房保障体系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在保障房社区层面,存在部分配套设施可达性低、居民社区参与程度低等问题,但居民的满意度较高,居住意愿达到了89.2%,这表明当前大规模保障房建设具有其合理性。但当前保障房建设模式忽视了保障房社区的后续发展,已出现社区居民社会融合度低、发展机会少等问题,并可能向新的贫困集聚区演化。     

广州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住房困境与策略研究

采用恩格尔系数法界定广州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产生、发展,利用统计方法计算出各年份广州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具体收入区间,进而深入分析广州城市中等收入群体的住房困境,并借鉴国外经验,将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纳入住房保障范围,实行税收优惠政策、控制规划与土地出让确保普通商品住房为市场供应主体,完善限价房制度,政府加大中等收入群体聚居区配套支出,限制高收入群体和外国人士投机、改革公积金制度、发展合作建房等方面提出解决城市中等收入群体住房问题的策略。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的空间格局变动

以广州市1984年第三产业普查数据和1996年、2001年基本单位普查数据为主要数据源,结合其他社会经济统计数据和实地调查资料,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对比、评估和解释方法,对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过程及原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① 转型期广州市金融服务业向城市新区扩散和向城市中心区集聚并存,“集中于越秀”的初始空间格局变为“中心区多点集聚”的现状空间格局,金融服务业集聚地段的生成表现为一个“由南而北、由西往东”的时空运动过程。② 社会经济体制和金融管理体制转型、金融机构行为变化以及城市空间扩张分别是金融服务业空间格局变动的前提条件、微观基础和空间张力;城市化集聚经济效应促进各区金融服务业差异化增长,递次集中兴建的城市办公活动空间吸引金融机构在城市特定地段集聚。③ 研究时段内广州市金融服务业缺少西方国家城市那样的高端金融服务总部集聚中心,也没有观察到西方大都市CBD衰退现象和金融服务“废弃型”城市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