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新农村与城镇化的关系初探

如何正确处理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中国城市化进程应是以区域一体化为中心的城市化道路，乡村发展也是城镇化的内容。从中国的实情出发，要重新认识“二元经济”理论，“二元经济”的模型是以粮食代表整个农业生产。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在组织形式上存在差异区别，但不存在严重的资金竞争，并且在服务对象、功能、产业结构方面是互补的，城镇化和建设新农村是并行不悖的，城镇化与建设新农村可以在很长时间内共同发展。     

中国新型城镇化在“十九大”后发展的新态势

新型城镇化建设,关系到城镇化质量提升,关系到中国向高质量发展转型,关系到新时代“两阶段目标”的实现。“十九大”后,中国新型城镇化表现出4个方面新态势：一是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成为广泛共识,从城镇化严重滞后转向新型城镇化,从盲目赶超发达国家转向符合中国实际,从土地城镇化转向人的城镇化;二是新型城镇化是破解新时代不平衡不充分主要矛盾的重要抓手,新型城镇化具有高度综合性,与乡村振兴、“一带一路”等加强协同推进;三是新型城镇化在新时代背景下需要细化和深化,重点是人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生态文明与可持续城镇化、社会治理与制度创新、空间治理与空间规划;四是城市群发展的重要性不断增强,京津冀协同、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城市群、中西部地区重点城市群以及国家级新区等空间载体在新型城镇化中引领作用更加凸显。加强新型城镇化的基础研究,提升地理学服务国家新型城镇化能力。     

广州市外来人口弹性城镇化水平研究

流动人口的城市化问题历来是学界关注的焦点,经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获取广州市天河区外来人员异地城市化和弹性城镇化水平,发现其异地城市化水平低,城市化进程并没有一帆风顺,但弹性城镇化高,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没有出现贫民窟现象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分析发现,较高的经济门槛将广大外来人员拒在大城市门外,而较低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完善的设施、发展越来越迅速的城镇则向他们敞开大门:在现阶段,到沿海等大城市工作,而家人等安置在家乡城镇的弹性城镇化道路是收入不高的外来人员的理性选择和未来重要的归宿。     

发达国家城镇化形式的演变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对发达国家城镇化阶段性特征及发展趋势的全面分析发现,城镇化的本质在于社会整体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发达国家城镇化从中心集中型城市化、郊区城市化、去城市化到再城镇化的进程及其伴生的社会和环境问题,是由于政府职能的缺位和过分依赖市场的力量所致,是一种历史的偶然或错误而非客观规律。城市区域作为一种新的城镇化模式在提高区域可持续发展方面的优势正在被发达国家近年来的实践所证明。在经济增长方式、社会以及环境条件均已发生了显著变化的前提下,中国的城镇化应当在全面研究和充分汲取发达国家城镇化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通过积极主动和科学合理的政策干预城市区域的发展。     

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影响评价——以中国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例

为了从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的双维度解释中国城镇化效率增进的实现机制,运用2003—2017年中国城市数据和动态空间面板模型实证检验了城市级别和市场分割对城镇化效率的影响效应。结果显示,城市行政级别和市场分割程度是阻碍中国城镇化效率提升的两大制度壁垒,从而陷入“高级别?高分割?低效率”的发展困境。“高级别?低效率”的原因在于,高级别城市倾向于利用行政级别优势,以牺牲生态城镇化来过度追求人口城镇化、经济城镇化和土地城镇化,而“高分割?低效率”则源于户籍制度、地方保护及环境治理方式的差异。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在东部地区设置高级别城市将有利于改善“高级别?低效率”的发展困境,而且高强度的环境约束、更先进的基础设施、更高效的公共服务与更开放的投资环境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城市行政级别对城镇化效率的抑制效应。     

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机理及其科学问题

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空间格局,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对提升城镇化质量和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统计数据和地理信息技术,深刻揭示了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及其造成的突出矛盾,从理论视角综合考察了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形成机理,并简要探讨了优化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政策建议。研究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集聚态势十分明显,人口、资源、要素和产业大规模向东部沿海地区集聚,并在空间上形成了若干个城市和人口密集区。造成这种空间集聚态势的因素是多方面的,自然本底条件和资源禀赋的地带性差异起到基础性作用,国家发展战略的东部偏向及资源要素的空间集聚效应是外部条件,而更深层次的基本动力源于区域之间日益拉大的发展差距。应该看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口与产业向东部地区集聚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但二者的空间集聚未能协同一致,由此导致两个“不协调”,即人口分布与产业及就业岗位分布的不协调及人口、经济分布与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的不协调。这两个“不协调”造成了数以亿计的“两栖”农民工跨区域迁移、能源与大宗商品的跨区域流动、局部地区资源环境面临巨大压力、不稳定因素和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等突出问题。要构建高效、均衡、安全的城镇化空间格局,其本质就是要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即不单纯要强调人的繁荣,还要强调地域的繁荣。“产业西进”和“人口东移”是优化中国城镇化空间格局和形态的战略重点。     

全球视角下中国城镇化进程及其碳排放效应的比较研究

高质量的城镇化发展模式是中国实现现代化和低碳绿色发展转型的关键。本文利用1990―2020年世界195个国家（地区）的面板数据,从人口、空间、经济、社会4个维度测度各个国家（地区）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并基于STIRPAT模型和EKC理论对比分析中国及不同收入群体国家城镇化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世界各国（地区）的综合城镇化水平整体呈现出增长的趋势,其中亚洲和欧洲地区的提升最为明显,中国的综合城镇化水平则呈现出起步低、速度快的发展趋势。(2)世界各国（地区）的城镇化发展质量正在稳步提升,综合城镇化的发展质量与区域的发展阶段具有密切的相关性,高收入国家（地区）的城镇化发展主要是由经济城镇化和社会城镇化主导的,而低收入国家（地区）城镇化的主导类型则是人口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中国的城镇化进程逐渐从以城镇人口带动的“量”转变为协调发展的“质”,但仍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距。(3)高收入、高城镇化和低收入国家（地区）综合城镇化与人均碳排放上存在“倒U型”曲线关系,中低收入、中高城镇化和低城镇化国家（地区）存在“U型”曲线关系,目前中国还处于人均碳排放随着综合城镇化水平的提升而上升的阶段...     

西部省会城市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研究

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社会健康、稳定、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也是消除中国城乡社会经 济“二元结构”的根本出路。根据新型城镇化的内涵,从人口、经济发展、生活质量、基础设施、资源 环境、城乡统筹 6 个方面,构建了包含 24 项指标的新型城镇化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运用熵值 法,对西部 11 个省会城市 2005—2015 年的城镇化发展水平进行综合测度。研究表明：西部省会城 市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存在显著差异,总体上可分为“高等水平”、“中等水平”、“低等水平”3 个 级别,基础设施建设是造成差异的主要驱动力。各城市不同年间的城镇化单项水平影响因素呈现 多元化,在今后的发展中应有所侧重,同时兼顾城镇化质量,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对全球变化背景下长三角地区城镇化发展科学问题的思考

城镇化是中国现代化必由之路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期国策。在全球变化背景下,如何科学评估并预测气候变化对城镇化发展的影响,阐释快速城镇化进程中应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机制和适应模式,进而提出适应全球变化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策略,是中国城镇化发展亟待解决的科学问题。长三角位于中国地势第三级阶梯的海岸带,海陆交互作用显著,是全球变化和人类活动剧烈相互作用的典型区域。长三角地区的城市化气候效应最强,水旱灾害、地面沉降、海面上升、极端气候事件对长三角城镇化发展的影响目前尚未作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相互作用制约长三角的发展,长三角地区的城镇格局将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的影响?对该问题的回答是中国城镇化发展必须解决的难题,将直接决定中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事业的成败。因此,开展长三角城镇化发展对全球变化的响应和适应对策研究,可为国家制定快速城镇化策略应对气候变化提供理论方法和科学决策依据。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规律性与重点方向

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一种人地和谐、高效低碳、生态环保、节约创新、智慧平安的质量提升型城镇化,是高质量的城市建设、高质量的基础设施、高质量的公共服务、高质量的人居环境、高质量的城市管理和高质量的市民化的有机统一。高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需要遵循城镇化发展的四阶段性规律和渐进式规律,实现新型城镇化由数量型向质量型、由“一步到位”向“分步到位”、由激进式向渐进式、由诱发“负效应”向释放“正能量”、由被动性向主动型、由“地为本”向“人为本”的战略转型。考虑到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的地域差异显著,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客观上要因地制宜、因类指导,可将全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区域划分为城市群地区（Ⅰ）、粮食主产区（Ⅱ）、农林牧地区（Ⅲ）、连片扶贫区（Ⅳ）、民族自治区（Ⅴ）共5大高质量发展类型区和47个亚区。未来推进中国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重点路径包括：增强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整体协同性,提高城市群发展质量;推动产城深度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提升城市发展品质与质量;推动城乡深度融合发展,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突出因地制宜,明确不同类型地区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主体功能;创新体制机制,全过程推进城镇化高质量发展;量力而行,以特取胜,规范建设特色小镇,夯实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基石;把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与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及高质量保护有机结合起来。     

环境约束下中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演变——效率分析视角

将工业化视为投入,城镇化视为产出,基于中国各省份2001~2012年的工业化、城镇化和污染物排放数据,测算了传统效率值、环境效率值及效率指数,据此分析各省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系及其演变。研究发现：全国总体层面的城镇化传统效率值和环境效率值均在下降。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通过工业化来推进城镇化的实施空间有限,中部地区需要调整发展方式,西部地区尚有一定余地。在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化存在前期“负向规律机制”和后期“正向反馈机制”两种作用。为实现城镇化低碳发展,需要转变工业和经济发展方式,改善对外贸易结构,同时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效果。     

我国发达地区新型城市化的内涵及测度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城市化是推动我国建设和发展的强大动力机制,是衡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城乡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在我国"十二五"规划建议中,明确指出要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解读新型城市化的内涵,确立其测评体系,是研究新型城市化的核心。以我国发达地区——江苏省为研究对象,在分析其内涵的基础上,对江苏省的新型城市化进行了测评,并明确了未来的发展思路,以期对我国其他地区走新型城市化道路提供借鉴。     

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地理学贡献与责任使命

城镇化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城镇化不仅决定着中国的未来,而且决定着世界城镇化的进程。近35 a来中国地理学家对中国城镇化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主要表现在：首次提出了城镇化的概念,推动城镇化上升为国家战略;率先将Northam提出的城镇化发展三阶段论修正为四阶段论;提出了中国城镇化发展合理进程并被《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采用;研制了中国新型城镇化综合区划,构建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合理格局;率先研制了城镇化发展质量定量测度方法与系统,为提升城镇化发展质量提供了技术支撑;较早发布了《中国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提出了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通用模式和差异模式;首次提出了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圈理论与技术图谱。中国地理学家在城镇化这一多学科研究的重大领域中经常扮演着组织者角色,并担当重任,主要是：综合分析城镇化发展面临的问题及国际经验,探索城镇化发展的驱动机制与基本规律,辨析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和差异模式,揭示城镇化发展与资源环境的耦合关系,模拟预警城镇化发展的多种情景与风险,选择城镇化发展质量提升的可持续之路。今后一段时间内,创新国家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理论,优化“一带一路”背景下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空间格局,揭示中国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交互耦合机理及规律,研制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智能决策支持系统与引导政策,是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地理学使命。     

新常态下中国新型城镇化的若干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发展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特别是城市现代化建设与重大基础设施建设方面进步惊人,但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城镇化冒进、土地流失、资源环境破坏的问题。为此,"十八大"之后,中国领导人多次提出在新常态化下健康稳定地发展新型城镇化。通过分析全球化的背景,提出了对中国城镇化4个特征的认识,并在中国国情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走创新发展模式、逐步加强认识中国城市化规律性的问题,比较全面地论述了中国新型城镇化重大策略的新思路,确定了中国应实施以人为本、改善环境、和谐城市、资源节约型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在新常态化下,应结合资源环境条件,因地制宜,适度发展,合理规划,提升质量,走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城镇化发展的健康之路。     

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与建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快速城镇化既推动经济社会大发展,也面临巨大挑战。跨学科视野下,围绕城镇化问题的争论和持续研究对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产生重要影响,也标志着中国城镇化方向的重大调整。但对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的科学认知和理论挖掘仍不充分。本文归纳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简要历程,指出半城镇化、特殊国情、复杂因素及治理体系交织的中国城镇化特征,阐明了中国城镇化对世界的巨大贡献,论述作为最显著的人文空间过程的城镇化对人文与经济地理学的学科意义,并解读了新型城镇化认知与建构的4个方面理论内涵：人本性、协同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伴随结构主义向人本主义发展理念的转变,新型城镇化应逐步实现从“人口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的转变,其中有6个关键议题：人的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镇化城乡综合过程与协同研究、资源环境承载与气候变化适应下的城镇化、多样化区域模式、城镇化人文社会空间效应及机制、大数据与技术方法创新。本文尝试构建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理论内涵的认知框架,以期为新型城镇化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提供借鉴。     

2010—2020年中国城镇化的时空分异及影响因素

伴随中国城镇化进入中后期发展阶段,增进居民福祉成为核心目标,从“自上而下”的供给侧系统目标优化向“自下而上”的需求侧多维目标协同转变,为理解城镇化内涵提供新视角。本文从人居生活、人文环境、人城关系等维度界定了城镇化内涵框架与指标体系,并运用泰尔指数、方差分解及地理探测器等方法,解析2010—2020年中国城镇化的时空分异规律与影响因素变化。结果发现：2014年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以来,中国城镇化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人居生活与人城关系稳步提升,人文环境有较大改善空间。城镇化高水平区域逐步向沿长江流域、黄河流域的内陆地区扩展,区域差异明显缩小,地区内差异贡献率呈现扩大趋势。人居生活差异、人城关系差异是城镇化分异的主要原因,2014年以来人文环境差异的贡献率显著增大。对外开放和科技创新始终是人居生活差异的主要作用因子。随着新型城镇化战略实施,政府财政对人文环境差异的作用力逐渐降低。资源禀赋对人城关系差异影响相对较大。本文可为促进中国城镇化发展提供理论和经验支撑。     

快速城镇化背景下“中国传统村落”命名手段的效果分析——以江西省的空间制图分析为例

快速城镇化是古村落消失的主要原因。为阻止这种趋势,保护、利用古村落遗产,自然资源部、文化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四部门联合公布“中国传统村落”名单。论文的研究目标是用地理学的空间分析方法,分析这种行政手段的有效性。选择江西省作为案例地的原因是江西“中国传统村落”数量超过中国各省平均值,相关数据容易获得。论文提出2个先验命题：一是在城镇化辐射强的地带古村落保护受到的挑战最大;二是“中国传统村落”命名的行政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村落建筑遗产的消失。采用夜晚灯光遥感数据、GDP和人口的栅格数据、交通路网数据确定6个城镇化辐射等级地带,而后与“中国传统村落”密度、文物数据、新村数据对比。经过分析,支持了上述2个命题,从而表明“中国传统村落”命名手段虽然不能挽回消失的古村落,但是在一定程度阻止了消失的趋势。     

中国县域城镇化的道路交通影响因素识别及空间协同性解析

本文基于人口普查数据和路网数据,利用空间滞后回归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对中国县域城镇化率的道路交通影响及其空间耦合协同性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中国县域低城镇化水平的县(区)主要集中在传统农区、集中连片贫困山区、高寒经济欠发达区。经济发展水平与人力资源空间上的错位,致使经济欠发达地区的人口倒挂,异地城市化特征显著;②中国县(区)道路交通优势度宏观上呈现出东西部区域差异和交通枢纽与外围区域的差异,“点—轴”地域结构特征显著,县域道路交通优势度数值呈现偏正态分布;③道路交通是城镇间和城镇与区域间联系的核心纽带和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传输廊道,开放式的道路系统增强了农村生产要素非农化转型的市场可介入性,对县域城镇化发展有积极作用。高速公路出口、火车站的布局对城镇化影响和带动农村要素非农化作用较为明显;④中国县域交通优势度与城镇化率耦合协调度分级分布为偏正态分布,城镇化发展与交通优势度相互影响显著,呈一定的双向耦合性。     

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压力时空耦合过程研究

“新型城镇化”战略要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绿色低碳、高效集约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构建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压力的评价指标体系,并应用灰色关联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辽宁省城市化进程与资源环境压力的时空耦合过程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996—2017年辽宁省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资源环境压力呈下降趋势;两者的耦合作用一直处于颉颃阶段,耦合协调关系经历了低度协调向中度协调再向高度协调转变的过程;建成区面积是最典型的城市化限制因素,土地资源占用是最典型的资源环境限制因素。辽宁省14地市城市化水平的空间差异较大,沈阳、大连始终居于省内城市化发展前列,而朝阳和铁岭较为落后;城市化与资源环境压力的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呈现出东南高、西北低的特点,这与城市化发展水平呈现一定的空间对应关系。     

中国城镇化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基于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微观数据和夜间灯光数据等,运用多层级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中国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联,分析城镇化健康效应在不同老年人群体间的差异,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自选择”机制对分析结果的干扰。结果表明：1）中国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居住于城镇化水平中等和城镇化速度较快县区的老年人更可能自评为健康;2）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系在不同受教育程度和户口状态的老年人群体间存在显著差异,城镇化水平和速度对受教育程度较低、持有本地户口老年人健康水平的提升效益更大;3）控制了老年人居住“自选择”的干扰后,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正向关联依然稳健,表明“自选择偏误”对中国县区城镇化水平和速度与老年人自评健康的关系没有显著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