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旅游支付方程、支付等级与旅游偏好

利用90年代截面数据，分析国际旅游支付与人均GNP的关系，建立一个回归模型反映国际旅游支付；据此方程将国际旅游支付能力划分为高、中、低三个等级，揭示各等级旅游支付与人均GNP的对应关系；又依据实际旅游支出与模型计算值之偏差，将国际旅游偏好划分为强、中、弱三种类型；阐述一个包括支付等级和旅游偏好双指标的国际旅游综合分类方案，为分析和预测国际旅游支付市场提供新根据。     

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及区域差异研究

依据2005年中国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和2005年<中国国内旅游抽样调查资料的相关数据,建立统计模型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表明: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有其复杂性,经济收入的高低,对游客人均花费和旅游购买力有一定影响,对出游率影响不大.依据各地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把中国2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划分为三个等级,加权平均求得各地农村居民出游率、游客人均花费、旅游购买力的平均值.各地分布特征显示,三个层次农村居民出游率无显著差别;旅游中消费和旅游低消费地区三项旅游消费指标均无显著差别;旅游高消费地区与其它两个地区在游客人均花费、旅游购买力方面有显著差别.     

旅游客源市场等级划分理论的应用及比较

基于旅游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对目前用于客源市场等级划分的3种基础理论——引力模型、空间距离递减规律及旅游竞争态模型理论的内涵和优缺点进行分析和评述;以神农架旅游客源市场等级划分为案例,从模型变量、数据要求、科学程度、应用难度、应用程度等方面对上述3种理论的应用价值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从应用价值和科学程度而言,引力模型在市场域较大的旅游目的地或旅游景区(点)客源市场等级划分中具有显著优势;空间距离递减规律可作为市场域较小的旅游目的地或旅游景区(点)客源市场等级划分的主要依据;与引力模型、空间距离递减规律相比,旅游竞争态模型对数据要求较高,其应用较少。同时,任何一种理论都有其应用条件,实践中应根据实际情况和经验对理论划分结果进行必要的修正。     

年长者旅游行为的心理学分析

中国年长者旅游市场潜力巨大,把握并了饵年长者旅游行为是开发年长者旅游市场的前提与基础,研究年长者旅游行为必须研究年长者的旅游心理。根据年长者旅游行为产生的心理过程模型,主要探究分析了年长者的个性、旅游感知、旅游动机、旅游态度、旅游偏好、旅游者满意度与旅游行为之间的关系。提出年长者旅游市场的工作者应帮助年长者形成正确的旅游自我知觉;促使年长者的旅游态度变消极为积极,形成旅游偏好;应根据年长者的个性心理特征准确提供满足年长者要求的旅游组合产品;采取措施提高年长者旅游满意度,这对相关旅游企业未来的发展极其重要。     

基于市场的西安城市家庭旅游决策研究

家庭是社会群体中最基本的单元,家庭旅游市场已发展成为世界旅游业的一个重要细分市场。在详细的市场调查基础上,以西安市为例,分析了单身家庭、夫妻二人家庭、核心家庭和延续式家庭4种不同家庭结构旅游者的出游方式、出游动机、出游时间和频率等出游总体特征以及出游信息获取偏好、停留天数与旅游消费偏好、旅游住宿偏好、旅游目的地类型偏好、旅游活动项目偏好等出游认知偏好,从中发现不同类型家庭旅游者的决策行为特征及规律,为家庭旅游市场开拓和营销实践提供依据。     

我国“三生空间”演变特征及其旅游效应研究

基于2010年、2019年我国285个城市“三生空间”与旅游发展的面板数据,运用旅游效应模型、地理探测器解析“三生空间”与旅游发展水平的演变特征,定量分析我国城市旅游效应及其影响因素与作用强度。结果表明：工业生产空间、居民生活空间、建设生活空间与其他生态空间4种类型呈增加趋势;我国城市旅游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东部地区旅游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各城市“三生空间”演变对旅游发展水平产生较强的旅游效应,根据旅游发展水平及旅游效应划分为双优型、偏发展型、偏效应型、双低型;居民生活空间、建设生活空间、其他生态空间、旅游总收入密度、人均可支配收入密度对于旅游效应的影响较大,且交互作用较强。我国区域旅游发展应充分考虑旅游效应及其主导影响因素,提升“三生空间”的旅游功能,促进新时期国土空间开发优化和新型城镇化。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的黑龙江省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耦合协调发展

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依据耦合协调原理与模型,构建旅游供需评价指标体系,对黑龙江省旅游供需发展水平和耦合协调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① 旅游需求和供给系统综合发展指数波动上升,发展态势良好;② 旅游供需耦合协调度平稳增长,耦合协调等级经历轻度失调-濒临失调-勉强协调-初步协调;旅游供给滞后为历史特征,旅游需求滞后渐显扩大;③ 旅游需求和旅游供给各子系统耦合协调等级介于勉强协调与初级协调阶段;旅游供给子系统相对滞后,且交通供给滞后更为凸显。     

山东省旅游化水平与旅游经济贡献率协调关系研究

利用变异系数法构建旅游化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同时构建旅游经济贡献率模型、旅游化水平与旅游经济贡献率错位指数模型,对山东省17个地级市市域旅游化水平、旅游经济贡献率及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进行测度.研究表明:山东省17个地级市旅游化水平、旅游经济贡献率市际之间均存在明显差异;旅游化水平与资源禀赋条件密切相关,山东省旅游化水平较高的城市在沿海地区和陆域腹地数量分布较为均衡;沿海地区旅游经济贡献率市际差异明显高于内陆腹地,少数高旅游经济贡献率的城市带动提升了山东省整体旅游经济贡献率;山东省各地级市旅游化水平与旅游经济贡献率之间均存在错位关系,依据错位方向和错位程度的不同可划分为正向强错位、正向弱错位、负向弱错位和负向强错位4种类型,分析每种错位类型产生的原因并提出促进旅游化水平和城市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基于三要素的张家界旅游城镇化响应测度及影响机制

在分析城镇化对旅游业成长响应与机理基础上,从人口、产业和就业3个要素入手,重构“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构建响应测度模型,将旅游城镇化响应划分为4个阶段,利用张家界1989~2015年统计数据,剖析旅游城镇化的总体特征、阶段性特征以及空间特征,并从静态和动态分析其影响机制。结果显示： 自张家界建市以来,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稳步上升趋势,并呈现出阶段性变化特征。 张家界两个市辖区的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有所差异,总的来说两者的响应强度都处于增长态势,但武陵源的响应强度大于永定区,而永定区的增长速度快于武陵源区。 从静态看,旅游城镇化响应强度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交通通达度、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第三产业增加值以及区域投资强度;其中,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旅游产业集聚程度、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以及交通通达度与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正相关;人均GDP和第三产业增加值与旅游城镇化响应系数呈现负相关。 从动态看,各因素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程度不同,排序为：旅游产业集聚>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人均GDP>人均年末通车里程>第三产业增加值>人均固定资产投资额。     

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

提升旅游竞争力是智慧旅游城市建设的核心目标。在借鉴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建立包括5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和33个三级指标的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北京、南京、武汉、成都、大连、厦门等12个首批国家智慧旅游试点城市,通过模拟仿真运算构建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BP神经网络模型,并运用该模型对上述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进行评价和分析。结果表明：① 旅游科技创新竞争力是影响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最关键的一级指标,其他一级指标按重要性排序依次为旅游经济发展竞争力、旅游发展保障竞争力、旅游发展潜力竞争力和旅游环境支撑竞争力;② 中国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整体水平不高且极不均衡,根据评价等级和竞争态势分为5类。第一类北京市是中国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标杆,5项一级指标评价值均领先于其他城市,总评价值高达0.887,评价等级AA、竞争态势“优势”;第二类南京市旅游环境支撑竞争力评价值与北京市并列第1,旅游经济发展竞争力、旅游科技创新竞争力和旅游发展保障竞争力评价值均位列第2,总评价值0.536,明显高于除北京市外的其他智慧旅游城市,评价等级BB、竞争态势“较强”;第三类武汉、大连、成都、厦门、镇江、温州、烟台7市代表目前中国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的普遍水平,5项一级指标评价值偏低且差距不明显,总评价值在0.3~0.4之间,评价等级B、竞争态势“一般”;第四类福州、洛阳2市绝大多数一级指标评价值较低,总评价值在0.2~0.3之间,评价等级CC、竞争态势“较弱”;第五类黄山市总评价值仅0.176,评价等级C、竞争态势“弱势”;③ 构建的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评价BP神经网络模型具有较好的科学性、普适性和可操作性,根据评价值的大小判断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的优劣,比照指标体系寻找差距并加以完善,同时对评价指标进行动态监测,将是智慧旅游城市旅游竞争力研究的重要发展方向。     

旅游与碳排放：全球视角与区域比较

文章基于全球88个国家1995到2018年的数据,运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估计了旅游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表明：① 从全球范围来看,旅游者人次对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有显著的增加效应。随着旅游者人次的进一步增加,旅游和人均碳排放、碳强度之间存在倒U型和N型曲线关系。旅游收入对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有显著的降低效应。旅游收入和人均碳排放之间存在倒U型和N型曲线关系,旅游收入和碳强度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则与之相反。② 旅游者人次增加了发达国家的人均碳排放但是降低了其碳强度,在发展中国家则相反。在发达国家,旅游收入对人均碳排放和碳强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发展中国家则为显著的正向影响。③ 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增加了旅游对人均碳排放的正向影响,可再生能源利用和技术进步强化了旅游收入对碳强度的负向影响。本研究成果有助于全面、深入地理解旅游对碳排放的影响及其区域异质性特征。     

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特征与影响因素分析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水平的增强是扩大内需、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有助于促进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分析中国农村居民旅游消费的发展阶段、消费特征及其变动趋势与影响因素,研究表明:① 农村居民旅游消费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9 年以前,旅游消费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人均消费水平较低;1999-2003 年,消费水平基本处于停滞状态;2003 年以后,旅游消费发展主要因出游人次增加而带来的规模扩张,人均消费增长迟缓。② 农村居民平均旅游消费倾向呈现波动性下降趋势,消费水平以滞后性消费为主,交通、住宿、餐饮和游览等消费比重持续下降,消费结构变动程度较强,消费层次较低,消费产品结构不合理。③ 农村居民收入、传统消费习惯和消费不确定性是影响旅游消费的主要因素,其中收入、消费习惯与旅游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居民收入的积极效应更强;消费不确定性与旅游消费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是影响旅游消费的消极因素;城镇居民旅游消费的示范效应不显著,但城乡旅游交流日益密切,其示范效应也不容忽视。     

中国典型旅游上市公司业绩与区域经济的关系

从市场构成的角度来研究中国典型旅游上市公司的不同层次市场域中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对其业绩的影响,我们发现典型旅游上市公司属地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会对其业绩有显著的影响,相邻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程度要小于景点属地省份,而次相邻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对典型旅游上市公司业绩没有显著的影响。这个结论与旅游系统距离衰减规律是相一致的。当保持经济发展水平等其他控制变量不变的情况下,在不同层次市场域中,单纯的人口增加并不会对典型旅游上市公司的业绩有显著影响。     

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库兹涅茨效应分析——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旅游废弃物的资源消耗性与环境吸纳性, 是其产生环境与生态影响的根本原因。文章以黄山风景区为例, 利用1979-2010 年的固态、液态、气态3 类6 种旅游废弃物的排放量指标的时间序列数据, 进行旅游废弃物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拟合检验及其效应分析。结果表明:(1) 固态与液态旅游废弃物的排放量与旅游发展之间具有环境库兹涅茨倒U型曲线关系, 而气态废弃物则不具有。(2) 固体废弃物排放量的倒U型曲线的转折点为4596.01 t, 液态的污水与粪便的转折点分别为731491.46 t, 15866.43 t, 转折点时间在2015 年。(3) 科技应用对改善景区空气质量的作用较大, 万元旅游收入的能耗每下降1%, SO₂、NO₂、PM₁₀ 值分别下降3.38%、4.25%、0.78%;环保规制对景区水体的质量控制作用明显, 污水达标排放率每提高1%, 地表水的COD值下降3.41%。(4) 旅游废弃物的排放不一定必然造成风景区环境质量的下降, 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科技应用与强化环保规制, 是控制旅游废弃物环境污染与生态影响的关键手段。     

基于EKC框架的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分析——基于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

基于扩展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利用1995-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探讨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同时分析了经济增长、贸易开放程度、失业率、受教育程度和城市化水平等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作用。研究表明：① 传统经济增长与碳排放之间的倒“U”型EKC假说成立,受教育程度（-0.061）、失业率（-0.062）和贸易开放程度（-0.170）的提升有利于降低人均CO₂排放量,其中,贸易开放程度的减排作用最为明显;城市化水平（2.113）的提高会增加人均CO₂排放量。② 旅游发展对区域碳排放的影响显著,具体表现为：旅游接待人次与人均CO₂排放量拟合曲线呈正“U”型,而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CO₂排放量则呈现典型的倒“U”型曲线良性发展状态。③ 旅游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会使得EKC向下方移动,经济发展的环境压力得到减轻,且高旅游专业化区域旅游接待人次与人均CO₂排放量之间关系的转折点相对较高,而其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CO₂排放量之间关系的转折点则相对较低。     

区域旅游生态效率实证分析——以海南省为例

基于旅游碳足迹、生态效率、旅游经济效应等理论,构建了旅游生态效率模型,在定量计算海南省2012年旅游生态效率值的基础上,对旅游生态效率区域差异进行了成因机制分析。主要结论有：① 海南省2012年旅游交通生态效率为0.898元/kg,旅游住宿生态效率为7.13元/kg,旅游活动生态效率为16.32元/kg,旅游综合生态效率为1.787元/kg,旅游活动和旅游住宿的生态效率值大于旅游交通生态效率值。② 在出行距离既定的情况下,优化旅游生态效率的措施在于：提高人均消费水平、延长平均停留时间、增加平均参与活动频次,即“短距离、长停留、高消费”的市场模式有利于优化旅游生态效率,反之,“长距离、短停留、低消费”的市场模式则拉低了旅游生态效率值。③ 海南省旅游者外部交通平均距离较大、乘坐飞机旅游者比例较高、旅游收入统计值低于实际值等原因叠加起来使其旅游生态效率水平略次于部分旅游地。     

旅游规划中资源调查与评价的层次性

旅游规划具有很强的层次性。该文从旅游规划的内容、空间、时间等方面讨论了层次性问题,阐述旅游资源调查的概查和普查,以及整体评价和单体评价的层次性问题,并与规划的层次性相对应。层次性为旅游规划的实际应用提供了可操作的方案。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及影响因素

揭示区域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特征并探究其影响因素有助于丰富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理论,也可为京津冀地区旅游协同发展政策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在初步构建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时空演化研究框架及多因素分析模型的基础上,运用基尼系数、核密度曲线、双变量局域自相关等方法,从旅游空间的规模、等级和形态变化等方面考察京津冀地区2001—2019年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及演化过程,并基于面板多元回归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其影响因素进行深入剖析。结果表明：①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空间格局从双核心逐渐转为多核心,旅游区域中心城市和部分旅游节点城市逐步成为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载体,京津冀旅游协同发展初见成效。② 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时空演化过程大体可分为3个阶段：高速增长下的双核心极化缓解阶段;中速增长下的双核心向多核心转变阶段;快速增长下的多核心形成阶段。③ 影响京津冀地区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有人均GDP、星级饭店的数量、到北京/天津高速公路距离、旅游发展政策和旅游大事件等,其中人均GDP对旅游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④ 影响核心枢纽城市、旅游区域中心城市和节点城市的旅游经济增长因素有一定差异,星级饭店数量、旅游大事件和PM_2.5浓度对核心枢纽城市和旅游区域中心城市旅游经济增长有较大影响,城市道路面积、到北京/天津高速公路距离、旅游发展政策、旅游大事件、年末实有出租车数量、PM_2.5浓度等则是影响旅游节点城市旅游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     

中国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关系分析

出境旅游是国际服务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响应。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关系分析是制定出境旅游政策的基础之一。根据1985~2011年中国出境旅游和国际服务贸易时间序列的相关数据,采用计量经济学分析方法,系统探讨了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的关系。得出结论:①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②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存在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③出境旅游与国际服务贸易存在短期波动回归长期均衡关系;④出境旅游是国际服务贸易出口的Granger原因,但不是国际服务贸易进口的Granger原因,国际服务贸易进出口均是出境旅游的Granger原因。